《社会批评》读书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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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评》读书报告
《社会批评》读书报告
“社会批评”是个新兴短语，它的意义比较狭窄、精确。
但是事实上，这一概念源来已久，它和两种运动密切相关：
一种是新兴的社会科学运动，另一种是对相互依存的社会文化现实的思索。
确实，通过生产、接受、消费文学以及文学事实的社会来对这两者进行“解释”，这一想法在19世纪初的法国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
当时的人们认为，通过法国大革命这一模式，他们已经找到了不同社会的运作以及运动的奥秘。
但是，法国大革命虽然解释了往昔，但是也混淆了现在与未来，不得不面对新出现的矛盾。
许多人要的是一场完整和真正的大革命，一场忠实于自身的大革命。
一些新生或者潜在的力量成为或即将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文学告诉或即将告诉人们一切：
不管是昨日的斗争与意义，还是明天的斗争与意义。
她在检阅着一切，同时也在昭告着一切。
既然人们认为自己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了清楚的了解，那么他们认为对文学这个社会的产物也有了足够的把握。
斯达尔夫人说，文学不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工具：
用于行动和理解的工具。
司汤达也宣称，任何形式的古典主义都首先是浪漫主义，因为它为当时的人描绘出了当时的人。
将来有一天会被称为社会批评的事物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一种简单和抽象的知识态度。
正因于此，当时的人们号召在一种全新的、不同的历史范畴内来理解社会批评，在社会的发展与运行这一点上，该范畴也许有着不同于往日的理解。
文学/社会/历史：
人和人的意识在文化环境中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
人们被引导着用新的术语来思考写作以及阅读事实的“美”、“真”和“有效”。
社会批评的概念
出于简便，人们使用了社会批评这个词语，虽然多年以来，该术语指的是另外一种方法，而不是指把作品当作整体和特殊的产物来进行“历史”与“社会”方面的简单阐释：
在与“上游”有关的文学社会学和与“下游”有关的接受和消费社会学之间，克洛德·杜歇所定义的社会批评针对的是作品本身，在作品这一场所中，某种社会性得到了发展和实现。
社会批评似乎可以勉强地将文学社会学与接受社会学纳入自身的体系，哪怕只是就被使用的语言层面而言。
但是人们不会忘记，社会批评工作是一种精确和有迹可循的计划，从它的定义而言，它也是一种开放的计划，直到今天亦是如此。
而关于“上游”的社会学和关于“下游”的社会学却总是受到缩减主义的威胁。
“社会批评”还有这样一个长处：
让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敏感和特殊的领域得到变化和发展。
社会批评的所指将会是一种对文学作品这种奇特形式所体现的历史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文化性等等的阅读。
社会批评阅读的准则
社会批评阅读不是将准则应用到作品中去，更不是对已经存在于资料库中的各种方法的应用。
理由有三：
——因为在今日，这些资料库已经过时，因此并不包含所有通往真实的钥匙，而这一真实在我们看来已经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
——因为，正是在作品本身以及作品所引发的思索中，一种新形的、强大的社会批评才得以形成。
——因为任何形式的阅读都是创造和研究，在其自身层面上，它为社会历史意识的充实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因此，社会批评阅读是一种运动，它并不仅仅从基本的作品和档案出发来进行操作，而是从一种研究、一种探索和发现的努力出发，这种努力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语言，揭露出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疑问。
社会批评和社会历史阅读在掌握已经存在的、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学科知识的同时，使历史和社会得到了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它并不能够成为一种通往最终意义、最后援引和简化式的“总而言之”的应用模式。
社会批评是对共同点和矛盾的研究，因此，它永远不会画上句号，不会让作品成为一个成品，它既是终点也是起点，是某种并不“预先”存在的事物。
虽然社会批评阅读总是具有政治维度，但是它也总是具有存在主义维度。
1．历史坐标
“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方式”（伯纳尔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专属于写作艺术。
“纯粹地”写作或者另类地写作一直是作家最主要的着力点，人们的注意力还没有放到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上来。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动摇了这些观念。
而且，整个文学市场也发生了变化。
于是，文学的讲授并不真正存在，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阅读也不是一种教学筹码，更广泛的来说，它不是解释学专家的方法论筹码。
这种变化的产生，是因为报刊和最初大学里的讲授代替了批评的权威。
对作品的讨论将在作家和文学实践家之间展开，他们寻找着新的写作理由，质询着自己的写作活动。
这种对文学的思考建立在对政治和历史的整体思索之上，被大革命和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上升到一个激昂的高度，它使创作活动本身重新活跃起来，同时，它为社会批评这种职业划出了第一块领土，虽然该职业还没拥有所有的专家。
1800年起，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和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开启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伯纳尔德在法国水星出版社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句名言：
“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方式”。
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目的确实各不相同，但它们所造成的影响却被证实是一致的：
一切事物都具有历史性质，文学也不例外。
小说应该以及能够变成什么，这告诉我们，我们所研究的并不是某种已经死亡和已经结束的事物，而是一种正在摸索自身和正在形成的事物。
在19世纪初开启并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这个领域，是一种写作和文学的领域，这种文学不断询问自己：
它所做的究竟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所意味的又是什么。
夏多布里昂
世俗文学与天主教文学之间的共存关系是由夏多布里昂首先提出的，在此之前，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被考虑过。
夏多布里昂指出，Phèdre和Andromaque（拉辛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并不是用希腊语讲话，而是用法语和天主教语言说话的。
对巴斯卡尔和柏拉图的积极重读并没有指向某种新的过分虔诚，而是指向了一种新的宗教感，它凭借缺失和无限的感觉而将“本原”（arché）这个与变革密不可分的概念纳入自身之中。
至于卢梭始终出现在夏多布里昂的思想中，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
通过对自我的询问，才能过渡到对世界以及历史的询问。
从此以后，形式和语言的多样性得到了证实，它反对的是“古典的”同一性，因为后者其实是一种统治和一种社会-人类中心论的外衣。
夏多布里昂用他对Phèdre和Andromaque的分析给出了最初的、用语言和历史来解释文学作品的范例。
至于新兴力量，夏多布里昂描绘出了日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写作计划：
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视角不是一种教学和批评练习，而是一种新意识的起源。
斯达尔夫人
1.历时性阅读
对斯达尔夫人来说，文学随着社会以及“自由”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它和科学、思想、社会力量的演变结合在一起。
随着新的感觉的出现，新的文学形式也出现了：
从此以后，“写什么”这个问题侵占了“怎么写”这个问题的位置，并使之发生了变化。
2．空间阅读
在斯达尔夫人看来，变化与进步同样被记录在空间之中：
文学和思想有着不同的领地。
文学也是在他处所发生的事物：
戏剧、英国和德国小说、德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
法国模式已接近尾声，文学人类学开始了。
3．“必要文学-事实文学”的矛盾
这种从历史和社会方面建立文学理论的行为似乎从逻辑上导致了这样一种文学前景：
新法国需要一种伟大的爱国和社会文学，它能激发新的、与个人愿望相结合的集体价值。
但是，斯达尔夫人马上就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
在三执政制社会中，新利益和新利己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个人主义和个人野心得到了上升。
敏感的个人再一次受到痛苦的煎熬。
他缩回自己的空间，但同时又寻找着和同类相交流的机会。
这种“为命运之不完整而痛苦的感情”是现代社会的极端和全新的产物。
人们从一种革命文学的逻辑过渡到一种变革过的文学的逻辑。
封建制度被废除了，革命狂欢也结束了。
轮到新兴的“浪漫主义”用发展中的历史和社会最新的变动来自我解释了。
斯达尔夫人指出，一种真正的社会批评不应该变成文字警察，而应该成为一种关于写作特性的理论，而对写作的因素、目标、动机以及结果所做的历史和社会性分析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合理性。
斯达尔夫人反对那些拥护无时间性的修辞术和写作艺术的人，她保持着自己的实用态度，将任何形式的文学都相对化，并把它变成了一种社会机构。
她同样犀利地抨击所有想要将革命时代尤其是文学囊括在一种任务中的政客简化主义。
这种矛盾的丰富内涵仍然发挥着作用。
伯纳尔德及其出人意外的影响
“文学是社会的表达方式”这句话一开始旨在挑起争议：
任何社会都有与其相称的文学。
在王朝复辟时期，这句话被所有那些意欲将文学思考刻入历史的人所广泛地应用。
为了反对保守的“古典主义者”，他们需要使自己成为多样性的捍卫者。
作为社会表达方式的文学所得到的发展大致依据三条主线：
——承认任何形式的文学，承认任何形式的社会这一行为本身便隐含了这一点。
——通过文学自身的限制和需要来解释所有的文学。
——把一种文学社会学的产生看作社会现象。
于是文学成功地在社会历史现象和实践的整体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新的文学实践者们将避免把对过去和继承物的解释与现时实践和未来的前景混淆起来：
既然当下的社会和历史一样模糊不清，那么文学也就不可能是透明的。
一种知识就这样得到了巩固：
不把对过去的解释性阅读与为现在和未来开出的药方相混淆。
最初的社会批评工作并没有将文学物化，而是使之变成了一种更丰富、更开放的自我反思活动。
不仅如此，它还催生了作品解释者争取独立的行为。
主要的决定性理论的形成
1．泰纳：
环境、种族与时代
泰纳（1828～1893），法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史学家。
很早对哲学和文学批评产生兴趣。
1853年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
1878年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
1864年开始发表多卷本《英国文学史》，该书《导言》中表述了他关于文学评论的基本原则，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决定论的学说，并运用这一理论阐述文学史的研究与社会研究的关系。
《艺术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这一文艺观点，对艺术发展过程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明确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结合他渊博的知识，对重大文艺现象进行论述。
1870年哲学著作《论智慧》问世，这是一部有关生理学、病理学、语言学的研究著作，以实证主义方法，阐明人的智力活动是生理活动的结果。
历史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对法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研究和总结。
还著有《历史和批评文集》、《历史和批评新集》。
他的论著文笔优美、流畅，善于运用形象化的叙述和富有色彩的文字。
《拉封丹和他的寓言》一书为泰纳赢得了美誉。
通过分析种族、环境、时代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泰纳认为，作家与其作品是双重产物，而不是什么偶然的奇迹。
但是泰纳的观点中缺乏当时还未得到发展的知识：
语言科学与无意识科学。
尽管如此，他还是降低了世俗的印象主义和当时风行一时的理想主义的地位。
2．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对上层建筑理论而言，用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文学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把文学和文化当作最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结果与工具来加以思考。
应该从“历史辩证主义”出发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新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不同的变体，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3．对文化场和文学场的阅读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文学不仅仅是大作家们的一种阳春白雪式的实践。
它也是一个市场和一种扩展性的活动。
但是这种数量上的扩展性努力应该要为我们带来高品质的成果，比如为“被批判的”作家们平反，或者承认大众小说这样的还不为人知的形式。
4．对伟大作品的解读
伟大的文学作品道出了社会中的危机、死角和痼疾，这都是人们所不愿面对的。
不了解大作家们所表达出来的矛盾，就不会了解作家本身。
这种解读工作主要关注19世纪，这是个革命不彻底的世纪。
它成功展现了这一点：
即作家们所宣称拥护的意识形态有时是与他们的作品所造成的结果相矛盾的。
奇怪的是，作品能成功战胜那些有可能简化它们的威胁：
它生产出了自己的意义。
很多作品都带上了另一种意义。
而作家们的兴趣证明，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寻找着某种“未来的种子”。
5．一种目的化行为的开端（l’esquissed’unefinalisation）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解读，它也是一种政治，因此也是一种文学政治（politiquepourlalittérature）。
除了在主题上所做的努力之外，它还产生了关于作品本身的努力。
“伟大的现实主义”用“批评的主角”代替了“平凡的主角”，前者让各种矛盾爆发出来，作为一种典型，他以最私人化的方式经历着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普遍概念。
但是，在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学的范围之内，“批评的主角”也会被“积极的主角”所取代，后者克服危机，开创未来。
这种方法使“镜头式”自然主义（lenaturalismephotographique）得以产生，该自然主义将一切事物都推平，为一种全新的、不满足于揭露社会不足的“社会”现实主义开辟了道路。
小结
在那些最为活跃的批评家那里，社会批评自身携带着一种双重的危险：
荣誉和谴责。
其次，我们也证实了一种文学范围的缩小：
如果说戏剧尤其是小说最受青睐的话，那么诗歌则并不过多地为人关注。
再次，最初的马克思主义阅读通常缺少科学上的严密性。
为此，整整一代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一种新的、广泛的、博学的研究更新了文学史，而且，这种研究对文本的自身现实非常敏感，在分析文本时使用了文学符号学以及心理分析符号学这些相近领域的新兴武器。
克洛德·杜歇所指的“小说社会”是由作品所生产的社会，而并不仅仅为作品所反映。
它超越了天真和简单化的社会学主义，同时抓住了一种作为效果的作品（untexted’effets）和作品所产生的效果（deseffetsdetexte）。
社会批评并不蒸发作品，它推动文学的发展并为文学服务。
同所有的过程一样，社会批评显示出了“发展”（devenir）和“重复出现”（récurrent）。
“发展”是指：
同阅读艺术一样，对于写作艺术，人们有或者可以具有一种更为宽广的意识。
“重复出现”是指：
社会状况并不会产生一些完全符合事实本身的作品。
人们更加了解写作这一行为所表达、针对、以及有可能达到的事物。
但是人们并不会因此而更好地知道如何造就作家。
写作这一行为与无意识以及语言工具相关，它是一种进步行为，也是一种逃避和排斥的行为，从这一点来看，所有作品都是秘密的、虚假的，就连那些最为公开的作品也不例外。
所有作品都是秘密的话语、片断、密码文件。
现代批评就这样关注着片断和草稿、前文本（avant-texte）或者外围文本（péri-texte），而并不仅仅限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代表作。
它注重“话语”这一概念，而不管其形式如何。
和所有真正的方法一样，社会批评督促我们质询我们的消遣能力或者自我愚弄（auto-mystification）能力。
它的目的是要看清客体体系，它用更新过的术语提出了主体这个问题，并讲述了我们的生活。
它把具体的人放到社会框架之中，也放到了一种具体的人性的边缘。
2．问题与前景
显性的阅读
不管怎样，作品中总是存在着某种东西，我们不能把它排除在外，而是应当纳入思考范围。
社会批评的零度（ledegrézéro）首先在于避免将某些明显的陈述（énoncés）视为次要或可忽略不计之物。
应该用已经存在于作品中、但却被边缘化或清除的事物，重新装载作品。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一种晦涩的象征，而是某些待复归的清晰的参照物，它们可以在作品中被隐藏起来。
比如在《红与黑》中的雷纳尔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被排除之物与未阅出之物是有关经济和政治的，它们都反映了社会关系。
因此，在作品中找出被说出的内涵之物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两个方向：
对作品的再阅读，以及对未读之物及其原因的批评。
隐性的阅读
一部作品并不仅仅由清晰的、人们不能或不愿看到的事物所组成。
一部作品也是一个奥秘，通过某些仅仅呈现为审美、思想或道德性质的事物，它说出了社会历史性。
至于作家是否“故意”为之、为何如此，这都是次要的：
唯一重要的只有作品本身。
事实上，暗含之物、可读之物、待读之物，它们有待于被发现和解读，这主要围绕着三个中心：
1．社会的阻滞（blocage）与困境（impasse）状态
在所有的作品中，都有着某些语言干扰以及/或者行为干扰，一些与相对清晰的“生活”及社会的发展形成对比的模糊之处。
某个以不同于常人的方式说话或者行动的人总是使失望和异化浮现出来，它们似乎成为了人格障碍和存在性问题，总是反映出社会历史的真实性中所出现的危机与痼疾。
疯癫者和流浪汉们的异常语言（contre-langages）和异常行为（contre-conduites）的魅力与重要性也许正来源于此。
反叛、丑闻、自杀，这些都或多或少可以成为了解社会的窗口：
因为它们事关受到质疑的价值与法则。
因此，那些过于明了的宣传和展示的形象被重新放到了它们的位置之上。
家庭、夫妻以及社会作为衰退和幻觉的场所而出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加扩展了历史-政治性的界限。
个人总是植根于公众之中，但是公众也总是只能通过某种生产语言的个人内心活动才能进入能指本身。
2．形式上的违反（transgressionsformelles）
所有作品都违反了某种诗艺，而文学上的争吵总是围绕风格而展开。
被违反的这种代表国家的语言，代表家族、社会秩序以及学术权威的语言，永远是一种代表权力的语言。
因此，作品在形式上的违反不仅仅只在学术领域和教育领域掀起风波。
以别的方式写作一直有着一种政治意味，正如1825年所发生的围绕《拉辛和莎士比亚》而展开的著名争议一样：
情节、内心独白、语言、结局等方面的变化都是反映公众主体（sujet-public）与权力机构之间紧张关系的符号。
3．真实历史-文本历史-虚构历史（HISTOIRE-Histoire-histoire）
真实历史（HISTOIRE）：
客观上能为人所了解的历史现实与历史进程。
文本历史（Histoire）：
历史性话语，它提出一种意欲成为命令和说教的解读历史现实与历史进程的方式。
虚构历史（histoire）:
寓言、叙事作品、主题及其安排，关于同样的历史进程和同样的历史现实，它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清晰的社会政治计划之外的解读方式。
不仅解读这两者与生活、思想、写作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解读它们与将要产生的大众之间的关系。
故事与野史（l’histoireetleshistoires）往往推翻同时代的文本历史，常常宣告某些即将到来的历史体系。
这里所提出的三分式书写和三分式阅读为19世纪小说的历史性意图做出了解释。
HISTOIRE-Histoire-histoire提出了意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
总是有某种官方的文本历史为真实历史做出最后结论，但是，也总是有一些虚构历史来扰乱这个游戏，来重新发牌。
此外，“histoire”可以很好地与语言学家在叙事（récit）与话语（discours）之间所作出的重要区分相重和：
叙事故事总是那种阻止作品骨化为话语、并将大写的历史物化的叙事作品。
它固然属于科学范畴，但它也具有存在性和未定性，也许只能通过碎片来抓住其本质。
文学作品于是变成了了解真实的主要片断之一，在今天，如果研究“新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如何考察文学作品，就用一种更加固定的历史代替了原先的文本历史，那将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也许，这是除了尽力发现和建立认知价值与认知力量之外，“文本愉悦”（leplaisirdutexte）的另一个方面。
社会批评的新基石
a.所有的读者都属于某个社会和某种社会性，这两者既决定了他的阅读行为，也为他开启了解读的空间，影响他并使他变得自由和富于创造性。
b.所有的读者都是一个来源于家庭关系与象征关系的自我，这两者同样决定着他的行为，为他开创研究与解读作品的空间。
历史性的自我与自我所经历过的历史，这两者总是以语言为媒介、工具和方法而组织起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自我与所有的历史都永远是根基和计划，本原和乌托邦，因此，所有的作品都同时调动起了回忆和灵感。
辨认与认同力量，研究与创新力量，这两种力量永远在作品中发挥着作用。
c.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批评阅读被淹没在一种决定它性质的社会历史性中、而它又是相对于这种社会历史性才进行创新和体现自身的话，那么它也同样通过某些由话语和符号组成的系统而被纳入了这些系统之中，后者存在于社会批评阅读之前，但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阅读行为同样对之进行着研究与再研究。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
——似乎社会批评阅读的首要任务在于发现明显与历史记载相抗衡的文学形式。
——但是，那些比较缺乏历史化与社会化文学话语的文学形式，那些并不直接具有“历史性”的诗歌和小说，它们并不因此而被排除在社会批评阅读之外。
——因此，社会批评面对着两个似乎自相矛盾的任务：
一方面是要将在历史性与社会性上被低估的作品历史化、社会化；另一方面是要在社会历史信息过于明显的作品中，纠正并重新鉴赏真正的历史性和社会性。
d.历史性意识和对历史的意识并不仅仅是两种清晰的意识，也不仅仅是追求明晰或者追求纯粹理智、也就是说追求目的和可靠目的性的意识：
不管是科学、政治还是政治家，它们都不能够保证制造出幸福与安宁，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所学到的经验。
因此，社会批评阅读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改革与进步目的的寻找，它也是重新发现社会困境与冲突的机会，而文学作品比意识形态体系更加强烈地说出了这些困境与冲突。
综上，社会批评阅读不是某种简单和天真的进步主义的附属品，它是清醒的形式之一。
它是冒着一切危险来对变化中的历史的诸多可能性进行阅读。
这些可能性包括：
——能带来积极变化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进步；
——新的困境；
——写作和艺术的功能，这两者是发现和表达社会历史性的方法，是展现生存和人类环境中那些反复出现和新出现的问题的领域。
e.在社会事实上，批评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是根本性和反复出现的，但是它也会根据历史记载的不同阶段而出现在不同的观点之中。
社会批评的历史学基础改变了。
它将不再是某种过了时的历史记载的助手或仆人。
如果它想要保持自身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那么它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历史和社会不再是从前那个模样。
而且，当社会批评重新转向文学的时候，它必须再一次在文学中发现和使人发现某些令人吃惊的预测。
因此，社会批评的趋势也许不在于使问题模糊化，而是使问题复杂化：
这可以从阅读文学作品出发，也可以最后回到这种阅读上来，只要该阅读不变成某种今天已过时的图式化进步主义的最后围城之一即可。
总结
总的来说，社会批评就和所有涉及我们暗含之义的阅读一样：
“自然而然地”，我们并不准备阅读我们自身的历史，也没有准备阅读我们自身的社会性，更没有准备阅读我们自身的情感和道德环境，因为所有这一切一直都被安全栅栏严密地围挡着。
尤其是学校，它在最初帮助儿童建立社会关系的时候，更加需要这些栅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像鲁热蒙、玛尔特·罗贝尔等人的著作变得重要起来，这些书籍让我们同时阅读身份、爱情以及处于某种具体历史性范围之内的亲情。
同样，在这个时候，阿里叶斯和沃维尔的研究可以指出：
生与死不是静止的实体，人类存在和历史方面的所有主要的相对性都体现着自身，并最终通过形式的创造而存在。
从那个时候起，社会批评属于一种入门程序：
我们学习着以其他的方式来阅读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那些引导人们阅读和解释的人被注入了一种新的、严肃的责任感，我们只能称之为“世俗的”责任感，也就是说在面对禁忌时仍然保持自由的责任感。
对作品的阅读永远是一所自由、自治的学校。
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的任务是无限的：
我们从来没有结束对自由的学习。
认为存在某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规则并且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并证实它，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作品中，不可怀疑和未受怀疑的事物都在寻找并建立着自身，它们属于抄写者的责任范围，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和干预才能获得意义。
如果社会批评让作品蒸发、并仅仅将之缩减成另一种知识的附录和补充的话，那么它将会是一场智力灾难。
它将变得有害、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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