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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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永远的怀念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日本帝国主义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事隔一月余，又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役”，妄图实现其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

黄浦江怒吼了，中华民族怒吼了！

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

这时，黄浦江畔出现了许多支援前线的抗日团体，其中以中国第一个女将军胡兰畦为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时间最长久，战绩最辉煌，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９３９年７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提到：

“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

　　奋斗在嘉定前线

　　抗战爆发后，革命元老何香凝担任全国妇女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

这时，胡兰畦是她的秘书。

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胡兰畦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１０个女青年（其中一个是地下党员，其余均是共青团员），组成“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得到何香凝的支持。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５日服务团正式成立，上海各革命妇女团体领袖史良、沈兹九、李秋君等都到蜀腴川菜馆为他们饯行，热情地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女画家李秋君还专门为服务团每人缝了一套米色咔叽布的衬衫和西装裤。

团员们脱下旗袍，换上整齐的服装，一起照了像。

　　当天下午，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何香凝亲切地接见她们，并问大家：

“上前线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怕不怕？

”团员们齐声回答：

“不怕！

”何香凝见大家决心这样大，非常高兴，她勉励女兵们到军中要好好工作，为抗日的士兵和民众服务。

　　第二天清晨，团员们就到达十八军军部，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接见了她们（十八军后改为十八集团军），罗卓英满面笑容地对大家说：

“古时候有个花木兰代父从军，今天你们是成群的花木兰为国从军，我热烈欢迎你们！

”他还对服务团的女兵们的工作提出要求：

“在这样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你们的工作嘛，第一，要好好慰问受难的百姓；第二，要把我们抗日的意义，普遍深入地向民众宣传，让每家每户每个人，都能同仇敌忾，协力抗日；第三，要组织民众，发动他们协助抗战，军队离开了民众就打不了胜仗；第四，要调查军队风纪，军队风纪不好，就说不上军民合作了，军民不合作就保证不了胜利。

”后来，服务团的工作实践证明，对于罗卓英提出的要求，她们不但全部做到，而且还大大超过了，这使罗卓英非常高兴。

　　到十八军军部的第二天，服务团就开始做群众工作。

开始，住地附近找不到人，年轻人和妇女都逃避或躲起来了。

好在服务团员都是上海或上海附近的人，能讲上海方言，于是挨家挨户上门做抗日的宣传工作，给群众讲述只有同抗日的军队合作，才能将日本鬼子赶出去的道理。

服务团还热情地给患病的群众看病，送药、送饭，使人们非常感动，认为这些穿“老虎皮”的女兵和男兵不一样。

获得群众的信任后，服务团就动员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抗日前线，把支前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对于部队中违反军队风纪，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服务团也写成报告，转呈军长罗卓英处理。

服务团员认为，参加反帝抗日的士兵，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心，只要讲清道理，士兵们是会遵守纪律的。

于是，服务团又开始对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时间出现了军不扰民，人民拥军的可喜场面。

为此，罗卓英又和胡兰畦商量，能否再招募一些女兵，扩大服务团的工作范围。

于是，胡兰畦又回到上海，招募了８名新团员。

　　服务团到嘉定前线不久，救国会“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和郭沫若、陶行之、田汉、夏衍等著名人士共同组成的慰劳团也来到十八军军部。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前线慰问，使前方将士非常感动。

军长罗卓英热情地欢迎他们，并设宴款待。

宴会上，罗卓英盛赞服务团在战地工作的成绩。

因此，宴会后沈君儒一行特别到服务团的住地慰劳服务团。

服务团１０个成员就在竹林内开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欢迎会。

会上，团员们唱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铁啼下的歌女》，还演唱了陶行知作词的《锄头歌》。

　　田汉和陶行知听了这些歌曲，都非常高兴，也很激动。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歌曲不仅传遍了繁华的城市和遥远的乡村，而且传到了抗战前线。

　　服务团还组织了火线妇女割稻队。

当时正是金秋稻熟的时候，稻田里一片金黄，棉花地里也是雪白一片。

但男人们上前线服务去了。

日寇的飞机在狂轰滥炸时，专往村庄、稻田、棉花地里丢燃烧弹，使之成为焦土。

　　眼看农民半年来的劳动成果，不是在田里被炸掉，就是被敌机烧掉，十一师政治部十分着急，要求服务团组织乡民抢收。

于是服务团团员带头组织了一个有几百妇女参加的割稻队，每天下午五点出发，连夜突击抢收。

不到一个星期，就将稻子和棉花抢收完毕。

服务团的工作受到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服务团在嘉定前线，还有一个光荣任务，就是用文艺作武器，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没有化妆品和道具，就向群众借。

为了防空，就在竹林中搭了个临时性戏台，罗卓英和一些参谋、副官、秘书等都来观看演出。

当《慰劳歌》唱到“飞机还在不断地丢炸弹，大炮还在隆隆地响，他们凭着最后的一滴血，守着他们的家乡”的时候，罗卓英和军部的那些官员都热烈地鼓掌，士兵们的掌声，拍得更是起劲。

　　在抗战前线，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血战东林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东林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谁占据了它，谁就能控制这一线的主动权。

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

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我方士兵大多伤亡，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了。

最后敌人冲进庙里来了，胡玉政的子弹也用完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玉政抓起一把铁锹，对着一个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立即倒地。

敌军官一倒，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

班长潘玉林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了几个敌兵。

就这样，他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猛攻，坚守住了东林寺阵地。

　　胡兰畦将这个英勇杀敌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十一师慰问演出。

当台上演“胡玉政”和“潘玉林”的演员出场时，台下观众把真的胡玉政和潘玉林请出来与大家见面，顿时全场沸腾起来了，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演出结束时，师长走上舞台，将一柄缴获的日本军刀和一件军大衣作为战利品亲自送给了服务团。

　　这幕戏，在士兵中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火线上下来的女兵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因整个淞沪战役失利，服务团随罗部从淞沪前线撤退，一路急行军，向太仓、常熟、无锡、宜兴、溧阳、芜湖、九江方向前进。

服务团的女青年全是大城市长大的，从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加上头上日机跟踪扫射、投弹，一个个的双脚都磨起了血泡，但没有谁叫苦和抱怨。

最艰苦的路程算芜湖到九江了。

那是水路，又是逆水逆风，他们连从上海撤退下来６个童子军、秘书处的２位秘书、４个勤务兵在内共３４人，仅有一只小木帆船，既装不下那么多人，船又走不动。

军部秘书决定由男的上岸跑滩背纤，这办法两全其美，一则船上可少坐六七个人，就显得宽松点，二则水船有人拉着走，就快得多。

可是拉纤的如一直是那几个人，怎么吃得消呢？

因此服务团员们坚决不同意。

硬是和男的一样，轮流背纤到九江。

　　在九江，服务团员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风尘仆仆地赶往南昌（十八军军部有个办事处在此）。

在南昌不到两天，服务团跋涉数百里，平安到达南昌的消息不迳而走，群众轰动一时，争相目睹“火线上下来的女兵”。

恰好１９３８年元旦快到了，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正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慰劳工作，服务团就决定参加他们的演出。

南昌是东南前线的主要城市，京、沪、杭一带的知识青年涌向南昌，女兵们的到来，无形中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鼓舞与教育。

　　特别令服务团员们高兴的是，项英、陈毅、曾山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

服务团团长胡兰畦与陈毅本是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大革命失败后，陈毅上山打游击、胡兰畦则远涉重洋，到法、德等国留学。

十年不见，久别重逢，彼此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服务团团员们见到了新四军领导人像久旱的禾苗逢甘雨、流浪的孩子遇母亲一样高兴。

她们一致向陈毅、项英提出集体加入新四军的要求，项英则明确答复说：

“这次全国一心拥护抗战，是毛主席统一战线的伟大结果。

我们的同志，能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服务，能够为国民党队伍中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就是为巩固统一战线，让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取胜出了力，做了贡献。

哪里需要哪里去嘛！

如果大家都跑回党的队伍中来，那么，统一战线的工作，又由谁去做呢！

”“你们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有革命价值的，自然也是有困难，有斗争的……要继续奋斗下去。

这是革命的需要！

”后来，组织决定在服务团中建立一个党支部，原来的９个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支部由陈毅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

这样，在十八集团军内便产生了一个由陈毅直接领导的地下党支部。

　　哪里有服务团，哪里就有抗战的歌声

　　服务团每到一地，一放下背包就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抗日传单铺天盖地，大街小巷写满了抗日标语。

　　经过服务团的宣传工作，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破路、袭击、骚扰日寇、捉拿汉奸、上前线抢救伤员。

据统计，三年来，服务团在途径八省的县市召开民众大会共计２５７次，召开妇女会议９７次，组织识字班１５个，入学人数３９９人，组织儿童团、少年团４９个，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计１７３８人；帮助抗日军属耕耘、车水、割稻、打谷、采茶果等；救济难民４２９人；为民众治病３０４人。

服务团还在民众中组织了“妇女合唱队”、“儿童合唱队”、“壮丁合唱队”。

总之，凡是服务团所到之处，到处都响起了嘹亮的抗日歌声。

　　服务团还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

虽然服务团成员大部分出身女工，文化程度不高，有的只在夜校里读了几年书，从未写过文章投过稿，到了服务团后，战地生活紧张，更没有时间去补习文化，但出于对日寇兽行的无比愤怒，就大胆地拿起笔来，互帮互学，把自己在战场上和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所见所闻写出来。

由于生活气息浓厚，文字也比较生动活泼，备受读者欢迎，有的稿子还被转发到国外去。

洗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发表了许多服务团的战地文章，如《捉汉奸》、《教士兵唱救亡歌曲》等。

服务团员秦秋从、李亚芬还担任了胡愈之、范长江、陈农非等领导的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

　　战地三年，服务团出版了《战鼓周刊》１４５００本，壁报１０３期，在《国际新闻社》等１６家报馆发表通讯９２篇。

还出版图书共计２５００本，其中有妇女读本，自编剧本《大战东林寺》和反映战地生活的《战地一年》、《战地二年》、《战地三年》等书籍。

　　由于战争惨烈，前方负伤将士特多，服务团员还自觉承担了救护和慰劳伤兵的任务。

她们冒着敌人激烈的炮火去战场抢救伤员，就地包扎后，转移到后方阵地和医院。

她们还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到伤兵医院慰劳伤兵，组织妇女为伤兵洗血衣、换药、喂饭、伺候大小便，代写家信，在病房里为伤兵演出，以帮助他们减轻病痛。

　　撤离罗部开始新征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日寇对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从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对此，国民党政府心领神会。

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以政治反共为主，军事反共为辅的方针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又陆续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

在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大会上，罗卓英命令所有参加大会的２０００人，上至将校，下至士兵，包括服务团在内，均得举手宣誓集体参加国民党，又派了一名秘书来管理服务团，规定学习三民主义。

服务团的活动受到了限制。

同年９月，三青团派来一名青年妇女来团，名义是协助工作，实际上是监视服务团的活动。

１９４０年夏，罗卓英部又派了３０多名经过训练的三青团女战干团进了服务团，企图吃掉这支抗日队伍。

　　因为服务团感到已很难开展真正的抗日活动，秘密党支部遂决定将团员撤离罗部，回延安或去新四军。

经秘密请求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同意，以请探亲假名义，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下旬，在召开了服务团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后，党支部率领２０名服务团员集体离开了罗部。

至此，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完成了它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撤出的同志，历尽艰辛，有的到了皖南新四军部，有的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个别同志因工作需要，继续留在国统区坚持斗争。

　　服务团在战地忘我地服务了三年，足迹遍及沪、浙、苏、皖、赣、鄂、湘、豫８个省市，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称赞，其功绩连国民党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也不得不承认。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５日，在纪念服务团成立３周年的时候，他为姑娘们作了一首赞誉诗，诗中写道：

　　八百关山非浪迹，三年汗血可成河，

　　伫看荡寇收疆日，汝辈勋劳永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