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 动机愿景与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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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
【学者观点】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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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的提出、实施和完善，是其 21 世纪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经济层面看，采取多种形式开发、利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蕴藏着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为俄罗斯经济的复苏提供物质保障；在地缘政治层面，亚太国家飞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提高的国际地位，促使俄罗斯尝试多元化本国的外交；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加速“转向东方”，旨在改善国际政治上的被动，弥补因西方国家制裁蒙受的损失。
作为俄“转向东方”的重要目标国，中俄两国的战略对接成效成为两国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本文尝试从分析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提出的背景和决策过程出发，进而研究其战略目标和实施方略，以及该战略的前景和实施中面临的挑战，最后评估对未来中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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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转向东方”战略出台的背景与决策过程
进入21世纪后，“转向东方”开始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并且随着俄内政外交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体现出不同的目标和政策侧重。
“转向东方”（РазворотнаВосток）的提法对于俄罗斯本身有着双重含义。
一方面，“东方”一词在俄罗斯文化中很大程度上是指“莫斯科以东”，因此，“转向东方”可以解释为开发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战略；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东方国家”泛指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指代东亚和南亚次大陆地区国家，“转向东方”又意味着积极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弱化俄国内“西方中心”的外交思维。
在实施层面，2014年之前的“转向东方”，主要是基于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必须确保东部地区与欧洲部分的发展相对平衡，从长远上调整“重欧轻亚”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俄试图借力亚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其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伴随着国际油价暴跌、西方制裁和卢布贬值三重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形象遭遇了严峻挑战。
普京政府试图通过加速部署“转向东方”战略，使之成为扭转俄地缘政治被动的突破口，为经济复苏寻求新的增长点，以及扩大俄罗斯外交影响力的一种途径。
从分析“转向东方”在俄国内具体的决策方案和不同时期的实施重点，可以洞悉其在俄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变化过程。
（一）“乌克兰危机”前的“转向东方”
2010年前后，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现将外交和经济注意力投放到亚太地区的观点，意图扩大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转向东方”的提法开始频繁出现在俄战略界。
普京总统于2012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俄罗斯将在亚太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出“俄罗斯全面走向亚太地区，是确保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高速发展、赢得国家辉煌的最重要砝码”。
同年，俄罗斯利用APEC峰会在俄远东地区召开的契机，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对仅有60万人口的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改造，希望将这座城市打造成未来联通欧亚经济、交通的枢纽。
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强化了与东北亚邻国的外交互动。
当时，西方有学者分析，伴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也开始设计自己的“重返亚洲”战略。
然而，这期间俄罗斯的“转向东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面向未来、长期的战略构想，目的并不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欧亚外交平衡”。
西方有评论认为，俄对亚太国家的关注程度和资源投入远不像所宣称那样，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外交、经贸上“重欧轻亚”的本质。
但俄罗斯媒体认为，亚太地区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提出“转向东方”至少能够成为压制欧盟在欧洲政治版图上的一家独大，使之成为俄欧建立更平等关系的一种手段。
此外，考虑到俄远东地区具有战略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亚太经济圈也有助于维护俄国家利益。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达维（BhavnaDave）认为，俄罗斯此时的亚太政策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通过融入亚太经贸圈发展远东地区的经济，加强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以此使本国经济逐步多元化，以及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和战略联系。
综合来看，“转向东方”在当时尽管被提升到战略层面，但并没有实施的紧迫性。
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的整体构想仍然是将发展与欧美的关系优先于发展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从普京总统签署的2013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报告中可见一斑。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是一份系统地、纲领性地阐述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政府文件，反映了国际局势变化下俄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重点。
2013年版的报告明确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是发展与独联体国家（CIS）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被称为俄外交的“基础”，是“最为优先”的方向。
其次，该文件指出外交重点是发展与欧盟国家，特别是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关系。
俄罗斯与西方的文化属性类同，发展与欧美的关系是该国外交、经贸发展的“优先”方向，并且期望进一步在经济上融入欧洲，努力打造和最终建立“俄罗斯—欧盟”一体化市场。
此外，俄罗斯还希望通过与美国在贸易、投资和科技等领域开展互利互惠的合作，重新确立曾经由美俄两国共同“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的责任。
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则排在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后，该报告仅提出，亚太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正在迅速提升，俄愿意与亚洲国家合作，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
基于俄总体外交战略重心，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被放在独联体、欧美国家之后，仅仅出于俄地跨欧亚长远的地缘政治考虑，定位在以发展经贸关系为主的层面上。
根据2013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这份外交纲领性文件来分析此时的“转向东方”，首先，俄罗斯并没有详细阐明与不同亚洲国家发展关系的战略意义；其次，在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并没有设定重点国家和优先发展方向，只笼统提到应同“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性组织进行合作；第三，发展与亚洲国家外交、经贸关系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局限于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最后，俄罗斯与亚洲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偏重于推动和拓展本国的经贸，而不是将其提升到整体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谋求政治、经济、外交全方位的战略关系。
尽管报告中提到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但更多强调的是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组织中的共同合作。
总体上看，俄罗斯这份外交政策纲领性文件并没有把亚洲摆在重要位置。
因而，此时的“转向东方”的内涵，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政策转向亚洲有着明显区别。
（二）以“乌克兰危机”为转折的“转向东方”
2014年以来，俄罗斯评估并重新设计了“转向东方”，试图扭转“乌克兰危机”后国内外的诸多不利局面。
受到西方国家制裁以及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迷的双重影响，俄罗斯经济形势在“乌克兰危机”后每况愈下。
俄国内负有外债的企业向西方市场的融资几乎停滞，呈现出现金流量短缺、运转困难等局面。
资本外流的现象也有所加剧，2014年当年，俄罗斯资本流出额就达到1515亿美元，创下1994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高。
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均下调了对俄罗斯主权信用的评级，使其无法采取发行国债等措施遏制经济的进一步滑落。
俄罗斯虽然拥有超过3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1998年俄金融危机时的30倍，但其国际储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2015年为3646亿美元，降至2007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面对困局，2014年9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同时造成了货币的贬值，俄罗斯将通过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合作积极提振国内经济。
当年10月，梅德韦杰夫再次指出，美欧国家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形成了“至关重要的打击”，但同时表示俄罗斯不会以屈服来换取恢复俄美关系。
普京总统在“乌克兰危机”后也做出了类似判断，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衰退至少会持续到2016年后。
“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遭受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
在此背景下，俄国内重新思考并加速部署“转向东方”。
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状态，以及寻找新的市场和政治关系形式，俄罗斯外交政策从此前尝试培养与亚洲国家的长远合作关系，转向全面的“转向东方”。
与此同时，俄对外宣称该项举措并非试图与欧美对抗或是应对制裁的反制措施，而是针对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自身战略调整。
2014年12月，普京总统强调，选择“转向东方”是因势利导的结果，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他甚至公开将“转向东方”与美国2011年起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提并论。
但也有俄高级官员坦言，“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势必会更加倚重亚洲，特别是加强与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等邻国，以及与印度的合作，来改善自身艰难的国际处境。
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希尔撰文称，虽然俄罗斯版的“重返亚洲”早前已经提出，特别是普京认为，东亚国家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可以帮助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振兴能源经济，但是真正导致俄罗斯迫切需要且加速实施“转向东方”的直接原因，是俄与美欧关系的急剧恶化。
中国国内学者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对俄“转向东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俄关系将成为该战略成败新的“风向标”，同时发展与日本、印度和越南的关系对俄也显得尤为重要。
在2016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报告中，同样体现了“转向东方”地位的提升。
在这个版本的构想中，俄罗斯提出俄联邦的外交定位是巩固其世界政治影响力中心的地位。
俄国内分析认为，未来俄罗斯将全面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和地区热点问题，以维护其国家利益。
在具体的区域外交政策方面，2016版与2013版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版文件明确提出，西方国家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正在消退，亚太区域正在成为全球化新的中心。
俄罗斯作为一个亚太国家，通过在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打造社会、经济发展项目来促进本地区的集体安全和合作，将成为有着重要战略作用的外交举措，对于加强俄联邦在亚太区域的地位和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合作都将产生重大战略意义。
此外，俄罗斯还首次提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和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将互为补充；特别提出，俄罗斯将积极参与到与东盟组织的对话和协商中来，以共同应对地区问题和共创发展机遇。
至此，“转向东方”正式上升为俄罗斯重要的外交战略。
（三）“转向东方”在俄国内的决策过程分析
通过对“转向东方”提出后俄国内政府机构的设立以及相关政策先后出台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转向东方”原本是作为俄罗斯一项长期战略目标进行设计和部署的，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加强了实施该战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升了在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
西方学者研究发现，俄政府在重大政策“战略规划”上通常遵从一定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称为“层阶模式”，也称“瀑布模式”（Cascade Model）。
该决策模式的特点是政策环环相扣，先是出台概念性的名词，随后推出纲领性文件以及就此立法，最后成立新的政府职能部门来具体规划项目和落实财政支持。
这种在国家重大战略出台过程中采用“战略规划”的形式，具体到每一步具体的设计，以及自上而下的操作模式，从苏联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了，并在普京时代得到了继承。
“转向东方”战略的决策和实施也是遵从了这一模式。
普京总统早在2013年就曾表示，俄罗斯的国家资源和商业资源必须要为国家战略服务，而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复兴是21世纪的俄国家战略重点。
学者福斯科（Stephen Fortescue）通过对“转向东方”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后指出，普京在经济上早就有发展远东地区经济、与亚太区域进行经贸融合和与该地区国家进行地缘政治融合的三重战略考量。
2012年6月30日，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正式成立，具体负责远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维克托•伊沙耶夫（Виктор Ишаев）担任首任部长，同时作为总统的远东地区代表来掌管该地区的发展事务。
伊沙耶夫上任后，制定了以对外能源输出为主的远东发展政策。
例如，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立了炼油厂，Kolmar公司参与了煤矿输出项目，以及军工制造企业Rostekh参加的乌多坎铜矿项目（UdokanCopperProject）。
总体上看，伊沙耶夫担任部长期间，试图将远东地区打造成为向亚太地区输送能源和资源的区域中心。
然而，“伊沙耶夫计划”所需要的政府投资预算就高达3.8万亿卢布，而这才占其计划全部投资的36%，剩下的部分需要通过企业投资来解决。
在2013年3月的俄内阁会议上，尽管从原则上俄联邦政府同意该项计划，但是俄财政部认为远东发展部的投资计划是政府财政能够承受的最大限度的14倍，无法马上落实。
此外，该次会议还同意增加耗资达到1万亿卢布的贝加尔—阿穆尔干线（BAM）修建计划。
遗憾的是，俄罗斯各个利益集团对于远东发展的侧重点有着不同的意见。
远东发展部设置发展议题上的权力有限，该部门又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必须依靠财政部的最终拨款，除了制定政策鼓励出口之外，远东发展部无法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鉴于实施效果欠佳，2013年8月，俄罗斯政府提升了“转向东方”的战略地位。
当年8月，尤里·特鲁特涅夫（Юрий Трутнев）接替伊沙耶夫成为远东联邦区总统特使并且担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成了新的“转向东方”战略的实施者。
作为政府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有了对各个政府部门下达指令的权力，此举体现了俄中央政府试图加强“转向东方”的整体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
远东发展部部长也改由普京总统的亲信亚历山大·加卢什卡（АлександрГалушка）担任。
另外，在2013年，俄联邦政府又成立了“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统筹处理涉及远东区域发展的事务，并由总理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
经过一系列人事调整，远东地区的发展重点，从此前的能源和资源出口，变更为“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Territories ofAccelerate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
试图利用优厚的投资条件吸引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资本，直接为远东地区的发展助力。
然而，截止到2015年，虽然有8个“特别经济区”得到政府批准并开始招商引资，但是其核心产业并未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加入，国外投资者大多持观望态度。
此外，这也与当初设计的成立23个“特别经济区”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出入。
俄罗斯媒体分析，相比于亚太国家的国内市场，俄远东地区打造的“特别经济区”在劳动力成本和产品市场上都不具备竞争力，特别是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还难以被这些国家所接受。
而由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更加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最后，远东发展部部长特鲁特涅夫也坦白地表示，“我们唯一能赢的方式就是加大对亚洲国家资源的出口”。
“乌克兰危机”后，俄政府加大了“转向东方”战略部署的实施力度。
2014年12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区联邦法》，试图一举振兴远东地区的经济，甚至提出将东部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打造成为“俄罗斯的深圳”的构想。
此外，俄政府发表了四个“C”来概括经济上新的“转向东方”，即“消费（Consumption）、联通（Connectivity）、资本（Capital）和创新（Creativity）。
”关于这些举措，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汉德鲁耶夫指出，俄政府正在调整当前应对经济萎缩的策略，通过强化与欧美以外国家的合作、动用储备基金、扶持本国产业等三大举措来消除西方制裁的影响，逐步摆脱经济困境。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权威性和有影响力的报告指出，莫斯科与北京的紧密联系是建立“非美国化世界”的基础，在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的乌克兰冲突开始后，俄罗斯政府越来越多地谈到“转向东方”的问题。
与此同时，俄方认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无疑是“转向东方”最为重要的一环，但这将导致中国感觉到俄罗斯对其的依赖。
为了不使这种情况发生，使“转向东方”给俄联邦带来最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莫斯科应该与所有亚太地区国家发展紧密的关系，甚至是那些与中国对立的国家。
从“转向东方”战略实施过程中关于远东地区发展战略制订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俄国内在能源出口和吸引投资发展区域经济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有争议。
尽管目前不能排除两种政策同时取得成功的可能，但是有学者认为，从积极的角度看，虽然“转向东方”就俄国内的政策延续性而言是“混乱的”，但是每一个利益集团的声音都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转向东方”的政策制订过程，可以看出俄内部对远东的发展规划存在着前后不一致，以及政府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来保障各种政策落实的状况。
各种项目和规划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
例如，远东发展部必须依靠财政部拨款来落实其制订的投资计划，而财政部又有着本身的利益考量。
此外，普京总统本人对“转向东方”战略中俄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部分关注的力度并不大，无论是能源出口还是设立特别经济区，普京本人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分析认为，一方面普京总统此前认为“转向东方”在其外交战略中并不占有优先的地位，比起长远的战略规划，俄罗斯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放在其欧洲部分的发展上。
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后普京总统依然对具体的政策不持意见，可能出于其本人并不想明显地支持争议的任何一方，而刻意保持中立。
总体上看，外交政策上的调整难以掩盖政府此前对该战略的重视不足和内部争议，最后导致俄“转向东方”的主要实施路径，还是以发展传统能源出口经济为主。
正如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所分析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必将伴随着曲折和挫折。
“转向东方”的战略目标
从2010年前后俄罗斯提出“转向东方”至今，其本身经历了内涵和内容上的变化，目前成了一个有着多重战略目标的综合体。
根据已有的文献和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
“转向东方”战略到今天，主要有发展俄罗斯本国能源经济、外交多元化，缩小俄东西部差距和重新定位俄国家身份四重战略目标。
（一）“转向东方”战略的经济目标：
能源合作
迫于发展经济的压力，俄罗斯试图通过加大能源出口，与亚洲国家开展以能源出口为基础的合作，这始终是“转向东方”实施以来的一条主线。
俄罗斯70%的领土在亚洲，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
虽然能源产业只吸纳了就业人口的3%，但却占国家GDP的3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及出口总额的75%。
因此，能源经济对于整个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只对西方国家的能源技术感兴趣，而“乌克兰危机”后开始邀请中方企业入股俄罗斯石油公司，这显示俄罗斯亟须国外资金度过经济寒冬。
俄罗斯曾计划利用中日两国在修建油气管道的合同竞争上渔翁得利，但事与愿违，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拒绝投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油气管道（ESPO）；而中国则另辟蹊径，转向与中亚国家开展油气合作，削弱了俄罗斯谈判的筹码。
俄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独立承担修建输油管道的能力，加上“乌克兰危机”的冲击，最终只得与中国签署了价格相对合理的输油合同。
2014年10月，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一揽子包括能源、高铁、人民币兑换等30个项目在内的双边经贸合作协议。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中俄两国2014年以来签署了一系列能源合作协议，标志着俄罗斯“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但该分析同时指出，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公司无法获得西方的投资，俄能源产业面临资金困境，使其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中国，依靠中国企业提供现金支持，以减轻国内资本供给不足给能源产业带来的压力。
总统普京甚至表示，“通常我们对引进外资投资能源企业的做法十分谨慎，但对于中国朋友没有这些限制”。
普京还提出设想，希望中国投资修建一条横跨西伯利亚的高速铁路，通过联通欧亚大陆来落实中国方面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提出合作修建跨域西伯利亚的欧亚铁路，主要考量是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油田已经达到产量顶峰，为了确保石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开发重点转向东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
该地区毗邻的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都需要大量进口能源以支撑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
俄罗斯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能源合作，也体现了俄多元化能源出口的无奈。
在2015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就有观察家指出，在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企业基本上只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公司进行投资贸易洽谈。
这表明，俄罗斯在能源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因“乌克兰危机”变得十分有限。
据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的分析，即便中俄油气管线得以全线贯通，达到每年680亿立方米的输送量，仍然不如俄罗斯2014年向欧洲输送1466亿立方米的用量，中国还不足以代替欧洲对于俄罗斯能源市场的重要地位。
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与亚太其他主要国家进行能源方面的双边合作，其中与越南的合作表现得尤为积极。
俄罗斯历史上就将越南视为通往广阔东南亚市场的通道。
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俄罗斯希望将越南打造成为其通往东南亚经贸市场的桥梁和跳板。
同时，越南也将同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作为本国外交的重点。
目前，俄罗斯正努力扩大与越南的贸易总量，希望在2030年以前，将两国的贸易额由目前的每年70亿美元提高到600-700亿美元。
为此，2014年5月，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自2014年至2039年每年提供6百万吨油气的合同。
鉴于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已获得在伯朝拉海（PechoraSea）（巴伦支海东南部分）开采石油的合同，俄气（Gazprom）收购了越南唯一的炼油企业DongQuat公司49%的股份。
此外，俄罗斯还与越南在2014年10月签订了《俄越新经济计划》，全面展开科技领域的合作，同意帮助越南修建首个核电站。
（二）“转向东方”战略的地缘政治目标：
外交多元化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空前恶化，为此，寻求亚太国家的政治支持成为俄“转向东方”的另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多次表示，美国永远也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的事实，并同欧盟一起采取了经济制裁等一系列孤立俄罗斯的举措。
尽管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还在形成之中，但是根据白宫高层最新的表态，美国政府将会延续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立场。
因此，加速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摆脱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被动局面，实现外交多元化，赋予了“转向东方”战略新的意义。
波波·罗教授指出，“转向东方”并非是拒绝西方国家的影响，而是要在东西方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欧洲-太平洋”大国，成为全球事务的一个中心。
基于国力，俄罗斯采取的是发展与亚太关键国家之间的关系，试图起到加强地区影响力的效果，这从其与印度、越南和朝鲜的外交互动上可见一斑。
印度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优先考虑的方向。
俄保持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既可确保通往西亚航路的安全畅通，又可通过印度洋便捷地进入东南亚地区。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有意组成“莫斯科-新德里-北京”战略三角，以制衡美国的“霸权主义”。
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任以来，似乎有意改变之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订立的“不结盟”政策。
普京2014年12月访问印度，恰逢克里米亚刚刚并入俄罗斯之时，随普京出访的代表团里就有克里米亚地区的领导人，但仍受到新当选总理莫迪的热情接待。
印度领导人表示，“印俄关系应该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而面对美方对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随行访印的关切，印方则以“不知情”搪塞。
此外，印度历来是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对象国。
普京访印期间，俄印两国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核能、燃油以及武器购买合同。
然而也有美国学者分析，正在不断融入世界的印度无论是在名义上或实际上，都不会对与俄罗斯结盟的提议感兴趣。
越南历来是俄罗斯通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两国发展双边关系不存在历史问题，因此成为俄罗斯“转向东方”，摆脱外交孤立的一个重要“抓手”。
普京2001年首次对越南进行访问时，两国就决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随后十几年里，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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