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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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南北朝前期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
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
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
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
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
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①。
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
《晋书·王述传》：
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
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
《南史·谢方明传》：
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
“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
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
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
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
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
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②。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
《宋书·宗越传》：
“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
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
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
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
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
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
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
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①《宋书·范泰传》。
又《晋书·桓玄传》：
“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
②《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①，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②。
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
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
③《魏书·公孙表传》：
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
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
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
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
《魏书·韩显宗传》：
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
“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
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
此外，《南史·玉球传》：
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
“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
球辞曰：
‘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
’上改容谢焉”。
又说明士庶之际，私下绝不交往。
以上特点，也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确立、鼎盛的标志。
下面再就几个有关重要问题，作些说明、考证或推测。
高门、次门形成的原因
按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其高门、次门的形成、固定，大概和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有极大关系。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便极大程度决定于几代人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官品一至五品这一因素。
上节已讲，“二品系资”之资，一般指的是五品以上官品，按制度德、才仍为当时定品极重要标准。
虽有资，如无德、才，仍无法评为人品二品以上，从而也就无法最后升至官品五至一品。
当然，刘毅、段灼所说的中正官对“势族”的逢迎、照顾，正在逐渐瓦解这种制度，但如果皇权伸张，这种瓦解过程必然较慢，或者说门阀制度不可能很快确立，因为从整个封建皇朝统治着想，迅速抛弃才德标准是十分不利的。
可是东晋以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环境，加速了上述制度的瓦解过程。
即由于种种机缘，东晋王朝君弱臣强，以北方一批“势族”为主，联合江南一批大族，把持了统治大权。
如果说西晋“二品系资”尽管对“势族”作了很大让步，着重考虑的仍是整个皇朝利益，所以定品不放弃德、才标准的话，那么东晋制度很大程度上考虑的便是各“势族”利益，皇朝利益必要时得服从这些“势族”利益。
于是定品注意德、才，拔擢寒素，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合潮流。
相反，在君权不张情况下，“势族”子弟定品，要比刘毅上书之时受到更多的照顾。
估计东晋初期“下品无势族”现象一定更加突出，从而使“势族”子弟除早卒者外，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的或然率更高。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条及胡注。
②见《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诏。
③《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王源”。
试看以下几个“势族”所达到最高官位的材料（均见《晋书》各传①。
每个“势族”只举显赫的一、两支。
1、2、3..各代表一代人，但不一定是父子关系）：
太原王氏：
1.王昶：
曹魏司空，一品（指官品，下同）。
2.王浑：
西晋司徒，一品。
3.王济：
西晋太仆，三品。
4.王述：
东晋尚书令，三品。
5.王坦之：
东晋中书令，三品。
6.王愉：
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琅邪王氏：
1.王祥：
西晋太保，一品。
2.王裁：
西晋抚军长史，五品。
3.王导：
东晋丞相，一品。
4.王洽：
东晋中书令，三品。
5.王珣：
东晋卫将军、都督，二品。
6.王弘：
刘宋太保，一品。
颍川庾氏：
1.庾峻：
西晋侍中，三品。
2.庾琛：
东晋会稽太守，五品。
3.庾亮：
东晋司空，一品。
4.庾龢：
东晋中领军，三品。
5.庾恒：
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谯国桓氏：
1.桓颢：
西晋郎中，六品。
2.桓彝：
东晋散骑常侍，三品。
3.桓温，东晋大司马，一品。
4.桓玄：
东晋太尉，一品。
陈郡谢氏：
1.谢衡：
西晋国子祭酒，三品。
2.谢裒：
东晋吏部尚书，三品。
3.谢安：
东晋太保，一品。
4.谢玄：
东晋前将军、都督，二品。
5.谢混：
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6.谢弘微：
宋侍中，三品。
泰山羊氏：
1.羊忱：
晋徐州刺史，四品。
2.羊权：
东晋黄门郎，五品。
3.羊不疑：
东晋桂阳太守，五品。
4.羊欣：
宋中散大夫，四品。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
第一，这些家族除个别人外，全都取得五品以上官品。
这种官品和人品二品的结合，并在这些家族中不断重复，不知不觉提高了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于是同时逐渐出现一个显著变化：
取得高官要职，不再仅看作个人德才杰出和资历深、功劳大的结果，而首先是看作家族血统高贵，秉赋异常的外在表现。
上引刘穆之评谢方明为“名家驹”，与蔡廓“直置并台鼎人”，便是反映这种观念之一例。
与这种观念上变化紧密相联系，大概也是同步形成的，则是制度上的人品演化为门品。
“门地二品”出现了。
自负“门地高华”、“膏腴之族”①的风气流行了。
就这样，高档次官品与人品的结合和反复取得，导致了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
第二，同是五品以上官品，由于也有高下之分，这些家族又区别为第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
如泰山羊氏，四代人的官位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所以只是一般高门。
据《世说新语·方正》，泰山羊氏与名族琅邪诸葛氏为“世婚”。
《世说新语·文学》，羊氏子还与琅邪王氏联姻。
这些都是羊氏为高门之证。
可是羊欣得罪司马元显，元显竟以他为“本用寒人”的后军将军府舍人以示侮辱，这又表明羊氏并非第一流高门，否则司马元显决不敢如此毫无顾忌。
①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①分别见《建康实录》卷十隆安二年九月、及《晋书·王国宝传》。
上举除羊氏以外的五大家族则不同。
他们多数达到官品三品以上，而且每个家族全有人取得官品一品，或主持国政，或立下辉煌功勋。
太原王浑在西晋有平吴之功。
琅邪王导为东晋开国元勋。
颍川庾亮及弟庾冰（中书监，三品；车骑将军，二品），先后与王导、何充分主国政。
谯国桓温不但很长时间（十九年）掌握“内外大权”，官居一、二品，而且西灭成汉，北伐中原。
陈郡谢安、谢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阻遏了北方胡族之南下，立下不世功绩。
这些便大大提高了这些家族的声望，标志了其血统之高贵，使之成为第一流高门。
第三，同是第一流高门，由于达到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时间有早晚，门阀形成时间也就不同。
太原王氏、琅邪王氏、颍川庚氏，都是在西晋或东晋初期使有人升至官品一品，并建立功勋，主持国政的家族，所以确立第一流高门地位也早。
而谯国桓温建立功勋，取得官品一品稍晚，陈郡谢安更晚，因而家族开始遭到一些轻视。
如太原王述不愿与桓氏联姻；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①。
可是终究因为桓氏、谢氏官高功著，其第一流高门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太原王氏最后仍不得不与桓氏通婚。
陈郡谢氏进入南朝，更是后劲十足，与琅邪王氏一起，发展成两支并秀的甲族之甲族。
相反，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因在东晋稍晚和末年的激烈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族灭，后人在南朝官位较低，很少取得三品官品，无一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已从第一流宝座上跌了下来。
总之，在东晋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以上几个“势族”，由于种种机缘，几代人中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五品以上官品，于是逐渐形成、固定为高门甲族。
其中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的“势族”，又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
这样，由于个人官位显赫而形成的“势族”，通过家族几代人中的官位显赫，便起了质的变化，而发展成以家族血统高贵为标志的高门甲族、膏腴之族了。
《新唐书·柳冲传》：
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
制：
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虽然其中“四姓”之说，可能有些问题①；是否主要以北魏官爵为标准重定门阀高下，也值得怀疑（见后）；但祖上如无魏晋官爵，便依三代人在北魏反复取得官位上下，确定门第高低，这恐不会是孝文帝创造，应该承袭有自，可作为前述东晋高门甲族形成、固定原因的一个侧证。
以上是高门。
次门大概是由刘毅所说的“寒门”中经常评为人品三品至九品，反复充任一般最高达官品六品的家族固定而成。
可举彭城刘氏家族为例。
据《宋书》纪、传，刘裕父系、母系、妻系三代官位可查者十三人①。
①分别见《晋书·王述传》、《世说新语·简傲》。
①据《资治通鉴》卷一四○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条，及胡注，“四姓”指卢、崔、郑、王，而不是甲、乙、丙、丁。
依柳芳说，“四姓”位在膏梁、华腴之下，亦与该条所载太和十九年诏（又见《魏书·官氏志》）推崇“四姓”而不及其他的精神不合。
①因为刘裕父亲可考者人数太少，所以把母系、妻系也一并统计。
好在当时婚姻论门第，官位高下应接近。
参见祝总斌：
《刘裕门第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
除一人于制度尚疏的东晋初位至五品清官散骑侍郎，三人位至清浊不分、官品五品的郡太守外，其余多数（七人）均位在官品六、七品之间（如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县令等）；还有两人则是东晋后期高门所不屑为的郡功曹。
试将这些官位和上述泰山羊氏相比，虽然两者有的是交错的，如都有郡太守，可是就整体看，则有明显区别。
泰山羊氏这支可考者十八人②，一人早卒，其余十七人，官品五品以上者十二人。
十二人中五人为刺史、太守，七人为清望美官（如黄门郎、中书郎），包括三品、四品各一人。
剩下五人，也全为六、七品清望官（尚书郎二人；车骑掾、卫军功曹、州别驾各一人）。
对比之下，刘裕家族包括婚姻家族，主体官位在官品六、七品，且杂有低微官职。
而泰山羊氏这支主体官位在官品五品，且除不计清浊之刺史、太守外，均清望官。
所以一个当为次门，一个则是高门，界限是清楚的。
刘裕家族在次门中品第又是比较高的。
据《宋书·武帝纪》：
“初为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
冠军将军为位次很后的三品军号，其司马官品大约在七、八品官品之间。
如所周知，刘氏家族到刘裕时已破落得很厉害，“盛流皆不与相知”。
可是起家仍为司马，这只能用门品在次门中还较高来解释。
类似情况还有刘牢之、刘毅、刘迈、何无忌、檀凭之等人。
如刘牢之虽“世以将显”，但第一流高门玉恭曾当众拜他为兄，自亦次门。
他的起家是谢玄建武将军参军。
建武将军虽为四品军号，但谢玄还“监江北诸军事”，独当一面，所以刘牢之的参军，当与刘裕的司马官品相仿①。
估计他们的门品（原为人品）当在三品。
次门中品第比较低的大概由经常评为人品四品以下，反复充任一般是官品八、九品的家族固定而成。
它们就是后来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②。
宗越可能本来就是类似门第，所以比较容易降为“役门”。
东晋末，刘宋初的鲍照，虽起家宋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官品八品），可是如考虑他“家世贫贱”，因刘义庆“爱其才”，给予优待，实际上与“人士之未”巢尚之因得君主赏识而“补东海国侍郎”情况略同，应该也是“人士之末”，原来起家官恐只能是官品九品，而与刘牢之、刘裕有别③。
出身这种门第，一般情况下如要充任供士人铨选的官位，恐终身只能徘徊在八、九品官品之间④。
可是鲍照因为有才干，所以除历清浊不分的、官品达六、七品的海虞令、秣陵令、永嘉令外，还升至一般供士人铨选的太学博士（七品）和前军刑狱参军（七品），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
不过也正因原来门品太低，官位也就到此为止，五十多岁死去，迄未再升进。
至于役门，本魏晋以来之庶人，亦称寒人，当由无人品、无任何官位，或即便入仕，也只能反复充任不入流寒官的家族固定而成。
因为史书中这方面记载极少，所以只能作此推测。
②参见王伊同：
《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1参《晋书·刘牢之传》、《世说新语·文学》“桓玄下都”条注引《续晋阳秋》。
2②分别见《隋书·百官志上》、《宋书·恩倖传》。
③参见《鲍参军集》虞炎序；巢尚之情况见《宋书·恩倖传》。
④其所以认定“人士之末”官位徘徊在八、九品之间，是因据《隋书·百官志上》所记梁、陈“寒微士人”充任的流外七班，正好是东普、宋、齐的官品八、九品，考证见后。
又以理推测，士人出仕，这类门第官吏数量最多。
可是因他们门品低，官位又不高，很难有什么事迹，故史书极少为之列传。
偶尔有记载，也只是其中极个别因特殊机遇而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的人物。
巢尚之、鲍照即其例。
我们决不能据此便忽视“人士之末”按制度绝大多数当徘徊在八、九品官位间的事实。
以上由于一定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而形成、固定的门第，最后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由皇朝认可。
东晋以后多次进行土断和整顿户籍，主要目的是为了固定和增加剥削对象，则在这同时认可或调整高门、次门、役门等，是十分必要，完全有可能的。
前引《宋书·宗越传》，东晋末赵伦之镇襄阳，使长史范觊之整顿户籍，改定宗越为役门，其事虽然不是全国性的，却足可说明，门第之形成、固定，须经封建政权认可，后者有权整顿、调整。
《南齐书·王僧虔传》：
为会稽太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
被劾，“委州检削”，“坐免官”。
所谓旧门，乃士族之泛指。
虽然这条材料时间稍晚，但东晋南朝制度一脉相承，南齐“旧门”之固定须要地方长官批准，其制应沿袭自东晋。
以上还表明，两晋门阀制度之确立，有一个按官位高低区分的“势族”、“寒门”、庶人等，向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高门、次门、役门等发展的过程。
前者与后者虽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能等量齐观。
《晋书·石勒载记下》：
“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
复续定九品。
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
这个“士族”指的是过渡阶段的“势族”加“寒门”呢？
还是确立阶段的高门加次门呢？
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决不能把它理解为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首先，石勒所清定的“五品”、“九品”，指的是人品，而不是门品。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所载石虎诏书，对我们理解石勒这一措施大有帮助。
该诏书称：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
自尔以来，遵用无改。
先帝（石勒）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
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遏）浊，使九流咸允也”。
这就表明，石勒、石虎只不过照搬了曹魏之制，并无发展。
意谓“扬清激浊”中之“清浊”，也只是指的人伦上的清浊①，竟谓要严格按德、才定品。
这和后赵统治状况也相适应。
当时西晋原“势族”、世家大族之留中原者，多不愿与石赵合作。
为稳定统治，石赵固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争取，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即其一例；但更重要的则是把希望寄托在愿意为自己效劳的一般士人甚至庶人上。
清定五品，续定九品的对象应该就是这些社会力量。
主持选举和清定人才的张宾，当即属西晋的“寒门”②，亦其证明。
因而石勒所“典定”的“士族”，应该就相当于西晋人品九品、官品九品以上的官族。
目的是通过定为“士族”，给予荫亲属、荫客特权，进一步笼络他们，使之死心塌地忠于自己。
也就是说，石勒所典定的士族身份，失官也就失去，应大体与西晋一样，而和门阀制度确立时期的士族不同。
这是因为石勒之时还不具备形成后者的条件。
①《晋书·刘毅传》：
指责中正定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
石氏之清浊即此处之清浊，并非官分清浊之清浊。
《论衡·累害》“清浊殊操”。
《论衡·命禄》“操行清浊”，刘毅、石氏清浊之涵义与此略同。
②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张宾，赵郡人。
并非望族。
敦煌发现的唐代姓望资料，赵郡无张氏即一侧证。
参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王仲荦、唐耕耦两文所举氏族谱。
张宾父张瑶，官止中山太守。
西晋重内轻外。
祖上无显宦，仅一代官止太守，也不可能是“势族”。
从以下几条材料，也可看出石勒以及随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士族，是按官位高低区分的：
《晋书·石勒载记下》：
“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
按“公族大夫”见于《左传》。
成公十八年载：
晋荀家等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
石勒似采此制。
故第一句话当理解为朝臣凡椽属以上之家族，称士族，统被迁徒，由公族大夫领之。
此按官位定士族之一证。
《晋书·苻坚载记上》：
苻坚建太学，“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
“行礼于辟雍（太学），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
这“公卿以下子孙”、“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以前引石勒措施例之，恐即“士族”。
可见直到苻坚之时，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同①，而与东晋末桓玄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之制异，则在石勒之时岂能形成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我们知道，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与东晋不同，加上胡汉隔阂的存在，所以门阀制度确立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
《晋书·慕容宝载记》：
“定士族旧籍”，时在公元396年，或许这才是北方门阀制度确立的一个反映。
既称“定”，就不是沿用，而是新定。
又称“士族旧籍”，恐怕指的是后燕以前旧的户籍上的士族。
在这以前，如石勒等全都按出仕本朝的官位高低，将九品以上定为士族。
而一般不承认被推倒王朝户籍上之士族，除非他们归附了本朝。
从慕容宝开始，对旧籍上士族不再一概否定，即便未出仕新朝，根据情况，不少人仍可予以承认。
“定士族旧籍”的内容或许就是如此。
另外，从永嘉末年以来，留在北方的某些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每个胡族王朝上台，全都有人出仕，而且位居公卿，经过几代，家族声望大大提高，成为不管出仕与否，胡族王朝全得考虑依靠或拉拢的力量。
这些情况，大概就是慕容宝其所以要“定士族旧籍”的一个客观动因。
当然，南方东晋门阀制度的确立，对之也有很大影响。
役门之出仕及出仕后免徭役问题
在门阀制度确立之后，高门、次门、役门等已经固定，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以及官位高低而发生变化。
这种制度十分有利于高门甲族，而不利于次门、役门等。
许多特权，特别是出仕中升迁迅速，轻易取得美官、高官等特权，被高门甲族垄断，长期把持，次门特别役门等，很难染指。
不过，为了维护整个王朝的统治，高门甲族又不能把什么事务都包下来，特别是他们鄙薄的武事、吏事，必须依靠次门、役门以至兵户、吏家去承担。
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以下制度：
第一，虽为役门等，但如果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在职期间，本人和家族沿用西晋太康旧制，仍可免徭役（官品九品以下大概不能荫族）。
只不过去职之后仍须按“役门”等门第服徭役。
和高门、次门无论在职、去职均享有免役权相比，这种优待是很有限的，可是毕竟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第二，推行西晋已经萌芽的官分清浊之制，使之逐渐确立①。
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役门等贡献个人才能，为皇朝效力的积极性。
因为根据这种制度，高门所不愿为、不屑为的武官和吏事烦杂的文官虽不是清官，但品级并不低，有的高到三品以上，在统治人民，指挥战争上，权力很大。
另外还有不分清浊的地方官（县令、太守、刺史），取得一定官职的役门等，也可升任①。
另一方面又不影响高门甲族的优越地位。
因为役门等不得为清官，清官必须由士族铨选。
清官不但社会声望远高于官品高的浊官、武官，而且升迁迅速，易于飞黄腾达。
特别是朝廷大权掌握在高级士族手中。
他们虽鄙薄武事，但还是通过文武兼任或文武迭任方式，紧紧抓住军事长官（如各地都督）的位子。
①西晋官品五品以上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入太学；前秦只有太学，卿大夫、士以上元子入学。
两者具体规定虽不同，但按官位入学之精神是相同的。
①周一良：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一文有详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这些就使役门等官位虽高，也只能从属于高级士族，为他们服务。
《晋书·陶侃传》：
庾亮抵抗苏峻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
“将军（指庾亮，时以护军将军为征讨都督）为此，非融等所裁。
’将军王章至，曰：
‘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
’侃曰：
‘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殷融出身陈郡殷氏，是名族；所任将军府司马，也是士族常出仕的幕僚性质之武官。
王章事《晋书》仅此一见，不知详情，推定出身将门。
陶侃的意思是：
殷融本来出身名门，故是君子，王章出身将门，故是小人。
但现在殷融作为幕僚，打仗失败后，归过于府主，而王章却风格甚高，肯替庾亮承担责任，故从思想品质言，两人倒换了位置。
按王章敢于替庾亮承担全部责任，陶侃也没有斥他不够资格，可见其将军官品不低，权力不小，但他从门第言，仍是小人，和殷融存在士庶之别。
《晋书·郭默传》：
“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
以后虽逐渐升至官品颇高的后将军（三品）领屯骑校尉（四品），但仍被官品与他相等，然出身大族的平南将军刘胤视为“小人”。
这种制度和风气，正是又拉拢“小人”，又保证“君子”优越地位的手段。
第三，如果役门等因功勋能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甚至五品以上职位，子弟又能小心谨慎，将以上官位接连保持两、三代，还可以改换门庭，成为高门或次门。
如彭城到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显属役门。
但自因军功封侯，升至护军将军（四品），第二代位至州刺史（四品），第三代位至五兵尚书（官品三品），到氏便升为高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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