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与现代国家公务员考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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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与现代国家公务员考试

科举制与现代国家公务员考试

　　　　　　科举制与现代国家公务员考试　　——中国科举制废除100周年祭　　今年（2005）年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的日子,1901年夏，晚清的统绐者慈禧太后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紧接着在1905年朝廷便下谕彻底废除科举.于是,在中国土地上实行了1300余年的这项国家重要的根本制度便不复存在了.　　100年后的今年4月份,第八期的上转载了两篇关于科举制度的文章:

《为科举平反》和《从考官到考学----废科举制后考试文化的变革与传承》。

两文的着眼点虽有所不同,但对科举制的合理内核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当然,平反的提法情绪化色彩太浓,似不如用“重新认识评价科举制”妥当。

在21世纪的当今,之所以人们会重新提出并讨论已经废止了100年的这项制度,无疑有着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原因----正如《从考官到考学》一文的作者所言:

“百年来,科举制虽废,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

科举文化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借鉴,对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

①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因此,拟循此思路,着重探讨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国家公务员考试选拔相关的若干问题。

　　　　一历史往往出现轮回的现象,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制度.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不是考学（即并非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而是考官（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其次,都是通过公正严格（至少在理论上）的文化考试,选优汰劣,使考试中的胜出者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手段也是完全相同的.　　　　惟一的区别只是在考试的内容方面-----科举是考八股文,而现在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则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管理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　　　　通过以上简单的比较,我们便不难明白,只要稍作理性思考,便不能将科举制全盘否定.科举制的形成和被固定为一项国家制度,并非是人为的主观设计,而是在诸种方法比较中最优选择的结果.同样,科举制能延续1300余年,也决非任何封建帝王,统绐阶级刻意维系所能得逞,而是它本身相对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自然达到的结果.　　　　作为一个文明发育成熟较早而且领土十分辽阔,人口极为众多的国度,必然需要大量的官吏来进行管理。

如何选拔这些官吏呢?

在实行科举制之前,世袭制可　　能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的阶段。

这种方式的弊病是勿庸臵疑的,在较小的原始部落或部族中或许可以维持一两代,而用之于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则万万不可能.在中国上古时代实行的“禅让”方式,就已经是对世袭制的否定了.在隋唐以前曾实行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也是对世袭制的否定,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其实质都是考察推荐选拔人才的方式.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就是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员的“中正官”,把被推荐出来的人选按一定的标准分为九个等级，最后按其品级的高低决定对其职务的任命。

这种方法自然比世袭制和一般的举荐制好得多。

但其缺陷也一目了然，那就是人才的选拔标准完全掌控在“中正官”手中，谁是人才，人才的品级高低完全他说了算。

选谁不选谁，唯一的标准就是“中正官”的好恶。

无论“中正官”的人品、才学如何，这种选拔的结果都可想而知。

其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无疑是因为“中正官”本人便出身豪门贵族，他不可能在他所不熟悉、也与他没有任何联系的圈子之外去选拔人才。

其选择面的狭窄和人际关系的因素，使这种以考察和举荐为特点的“九品中正制”最后必然变为一种变相的世袭制。

　　　　综上所述，世袭制也好，“九品中正制”也罢，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将官员的挑选建立在血统论基础之上，相信人们的品质和才能是可以遗传的，最典型不过的便是皇位的继承制——老子当皇帝、儿子、孙子……也世世代代当皇帝。

这种血统世袭的方式用之于皇室继承尚属勉强可行，而用之于挑选管理国家的文官队伍则万万不可行。

因为一则官员队伍人数庞大，二则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

管理的才能和本领是不可能遗传的。

于是，在反复思考、比较之后，自隋文帝始，出现了一种崭新的选拔方式——科举制。

科举制的最大优点有四个：

首先是它极大地拓宽了官员选拔的渠道，面向全社会公开进行选拔。

凡是有文化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从而打破豪门世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

即使最贫贱家庭出身的人，也能通过这一正常的竞争程序而进入社会管理者的队伍之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因此，它是对血统论和世袭制的彻底倾覆。

用今天的社会学话语来说，就是它启动了一种“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界限的凝固化。

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希望，缓和了因社会地位差别形成的冲突，释放了于社会不公平而产生的社会张力。

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

　　　　其次，是它将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正确的原则。

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需要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来进行管理，文官执政与　　武士专权两者相比，其优劣高下一目了然。

当然，考试的内容大可商榷，但标准的本身却无可非议。

　　　　再次，于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选拔方式，自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导向，使得全社会都重视文化教育，读书求学的风气遍及神州，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从而也保证了文明的延续和承传。

中国之所以成为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的国家，科举制的确功不可没。

　　　　以上三个优点派生出来的另一个优点，便是通过这种考试筛选，各级官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般而言，总比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管理国家事务要好得多。

当然也必须指出，虽然科举制相对于世袭制和以察荐为主要内容的“九品中正制”优越、公正，但自它诞生之时起便蕴涵着严重的缺陷和谬误。

这缺陷和谬误主要有两点：

一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全部指向了科举考试，本来是为了公平公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设计，但却演变成为全中国读书人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渠道。

如果说现在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古代的科举考试比之更严重千百倍。

“读书做官”至此便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一但高中，“金榜题名”，便跃升龙门，身价百倍；一但落第，“名落孙山”，便失魂落魄，无脸见人。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人们都很熟悉的形象，那绝非虚构，而是科举考试中失败者的真实写照。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全体知识分子终极的追求目标，舍此之外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这一严峻的客观条件必然扭曲他们的人格，同时也产生另一个恶果：

那就是有力地消弥了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员之间理应存在的界限——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始终依附、匐伏于官僚阶层的脚下，从而形成至今依然无法改变的“官本位”现象，根本的原因便在于此。

　　　　其次，便是考试的内容大可商榷：

考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考试内容弊病显然，通过此种考试的胜出者未必能安邦治国，经世致用，其理昭昭，不必赘论。

　　　　二历史既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也是一面明亮的镜子。

我们在今天来探讨我国重要文化遗产科举制的成败得失、优缺利弊，必须坚持两点论：

总结汲取其优点长处，批判扔弃其缺点短处。

　　　　改革开放以来，于我国社会的转型，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相应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

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便是其中之一。

现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明确规定了必须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程序，方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政策，从而结束了公务员选拔的非制度性、非程序性和随意性。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与古代的科举制相比，这种考试对应试者尚有一些预设的条件，如文化程度、身份条件……等等方面的限制。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当汲取古代科举制的优点：

即摒弃一切先决条件，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凡有志于作公务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怕他没有大专文凭、户口也不在本地、是工人农民或从事其他社会职业……都可以参与考试。

这样才能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同时扩大人才选择的范围。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做会使应试人数大大增加，不利于操作管理。

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比古代宽广得多，愿意参加考试的人决不可能很多。

而且即使参考的人很多，也必须坚持考试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原则——我认为这一条正是应当汲取的古代科举制的最大优点。

　　　　其次，科举考试考八股文的作法虽然必须摒弃，但重视文学修养这一条却应当保存并设法纳入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文学修养的高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人文素养的水平。

现代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而且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也越来越细化，但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却很难说。

在当代，我们干部队伍中理工科出身者恐怕居多数，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则相对比较欠缺，这对于他们管理公共事务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汲取科举考试重视文学修养的传统，在现代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加进文学、历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关内容，对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无疑大有裨益。

事实证明，让应试者写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和他知识面的宽窄……总而言之，写文章是一个人文化水平的综合反映。

现在各级学校的语文考试仍要考作文，其道理便在于此。

而且，作文的考试是最难作弊的。

　　　　当然，写文章的确是纸上谈兵，文章写得漂亮不一定就能当好一个“官”。

但是如果一个人连文章都写不通顺，语言不准确，逻辑混乱，说理不清，他的文化素养也就可想而知，能否当好“官”也就令人怀疑了。

　　　　目前我们的干部选拔特别是提拔，主要是上级组织部门和群众相结合的考察推荐，尽管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也力求客观公正，但跑官、要官乃至买官、卖官的丑恶现象却屡禁不绝，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之所以如此，就是这种考察推荐的方法人为因素太重，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化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可操作空间，不像考试那样客观刚性、可将人为因素降到最低程度。

　　　　此外，我们应当汲取科举制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应试者的可重复参与性。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不少考生第一年落第可以第二年、第三年……接着考，而并非“一考定终身”。

当然，这种可重复性好的一方面是为应试者提供的机遇空间更大，缺点是使应试者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考到满头白发仍乐此不疲。

因此，应规定应考者的年龄界限。

但允许应试者重复考试仍是应当遵循的原则，这样可以不致因一两次考试失手而导致人才被埋没的悲剧。

　　　　我们在充分考虑应当汲取科举制优点的同时，也应当指出这一制度的严重缺陷，并且立力求在现代国家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中避免。

　　　　科举制的最大问题已有众多学者指出，那就是它极大地强化了“读书做官”的官本位意识——这一点，

　　　　　　贿、拉关系、科场作弊……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

而另一个权威的专门考试机构专司此事，就有可能把此种弊病降到最小程度。

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实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应各级人大来组织实施。

因为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理应人民来挑选，而不应政府自己来挑选。

其次，人大组织实施，更能够保证考试的公平和公正。

三综上所述，我们在今天来讨论古代科举制与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像某些论者那样要“为科举制平反”。

因为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都使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以改革和创新的态度来应对已经变化了客观情况。

古代科举制的消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大可不必为之惋惜。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一无是处，要彻底否定。

因为科举制是我们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其中的有益部分是应当借鉴、继承的。

我赞成如下的论断：

“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度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③。

　　　　而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则关系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认同的重大问题。

这是自不待言的。

　　注释：

　　①张亚群：

《从考“官”到考“学”》、《新华文摘》2005年8期②《荀子·大略》　　③刘海峰：

《为科举制平反》、《新华文摘》2005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