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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笔记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 论
明代文学呈现波浪形态势，大致可分成2个阶段：
一.前期作为元文学馀波和明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视为中古文学最后阶段； 二.嘉靖（1522～1566）后，文学变革迅猛异常，步入近古新时代。
（一）明中叶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第一段。
（二）元明际社会动荡，形成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一批精神上较解放且富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浸透忧患意识，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游传》；南戏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
（三）明初经济复苏，士人忧患意识消蚀；思想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平添不安全感，知识分子转而欣赏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美：
小说、戏曲创作受限，“台阁体”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倾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低谷。
（四）明中叶，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统治集团腐朽、思想控制松动、王阳明心学流行，嘉靖后文学复苏：
1.文学创作随接受对象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高扬，突出个性和人欲的表露。
2.叙事文学全面成熟，向近代化变革：
（1）《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问世；
（2）戏曲：
从《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等三大传奇问世，传奇定型和昆腔改革，到汤显祖写“临川四梦”，戏曲创作推向继元杂剧后的又一高峰；
（3）诗文：
继前七子在弘治年间（1488～1505）以“复古”开展文学革新运动后，相继出现唐家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
（4）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繁荣， （5）“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
3.明末天启、崇祯（1621～1644）间，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向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清文学思潮的转变。
三.明中期后，文学向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
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一.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新读者群形成。
二.新内容与新形象：
市民生活、市民情趣、市民形象。
（一）诗文对表现商人的兴趣；小说和戏曲中，广泛表现市井生活，塑造众多商人和作坊主形象，并流露出同情、理解和赞美，透出对世俗物质利益关注的价值取向。
（二）艺术趣味趋向世俗化，基本特点：
1.题材重日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娱目。
2.明中后期，文坛大力宣扬“寄意于时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中极摹“世情”，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挂技儿•别部》）的语言，提倡文章之用即在于“供人爱玩”（郑超宗《媚幽阁文娱自序》）“足资谈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
三.文学创作商品化。
第二节 王学左派的兴起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推动
一.明初：
特务统治；力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
二.明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的重要契机—王学兴起：
（一）弘治、正德间，思想家王守仁继胡居仁、陈献章、湛若水等后，进一步发展宋陆九渊“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传习录》）。
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二）“良知”，“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文录•书朱守乾卷》）。
（三）主张知行合一；对以往“圣贤至理”都用“我的灵明”加以检验：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传习录》）
（四）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政治上不反对封建纲常，只把外在“天理”拉到内心，变为人内在自觉的“良知”，打破程朱理学僵化统治，客观上突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利于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二.心学亦称王学，嘉靖、万历间形成多种派别—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
（一）代表：
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越来越具离经叛道倾向。
（二）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概括其主要精神：
“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
”“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
……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
”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说：
“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之《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答邓石阳》），“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李贽《答耿中丞》）。
三.狂禅之风：
强调本心是道，本心即佛，其他一切都虚妄。
四.上述主张的特点：
（一）敢于用“本心”推倒偶像崇拜和教义束缚，叛逆勇气和张扬个性精神。
（二）所强调的“本心”，是远离情欲、只存天理之心。
王阳明：
“此心纯是天理”，“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
”（《传习录》）禅宗大师：
“率性之谓道，率情之谓倒”（《紫柏老人集》之《法语》）。
（三）意义：
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变革，开始用批判精神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启发新思路。
五.不顾天理而求世俗爱好、个人情欲。
（一）李贽倡“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主张“至人之治”当“因乎人”（论政篇》），即顺从人的个性和满足人的欲望。
（二）汤显祖、袁宏道等进一步将包括情欲在内的追求现世享受的“情”与“理”相对立，提出“世总为情”（汤显祖《南昌学田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寄达观》）的命题，反对“内欺己心，外拂人情”、“拂情以为理”（袁宏道《德山麈潭》），宣扬“情”的解放。
（三）“性灵”说。
1.“性灵”之说，古已有之。
如《南史•文学传叙》：
“自汉以来，辞人代有，大则宪章典诰，小则申舒性灵。
”把“申舒性灵”视为“小”，把事关教化，有益庙堂视之为“大”，个性、风格、特色往往淹没、融化在内容和形式的共性中。
2.明中期李梦阳、徐祯卿等始重“情”，强调诗歌情感特征和个性表现。
3.袁宏道明确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
4.徐渭、李贽、于慎行、汤显祖、屠隆等发表类似议论。
六.创作的主体意识加强，文学的个性特征随之鲜明，小说、戏曲：
（一）人格独立精神和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
（二）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扩大题材范围。
（三）通俗的语言，开掘人的心灵，特别出现一些有关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冲击封建礼教。
（四）缺乏具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使文学陷入非道德、非理性中。
第三节 俗文学的发展与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一.帝王、朝臣、文人名士爱好俗文学，为俗文学地位提高及繁荣创造条件。
二.理论上的重视：
（一）李梦阳、何景明等始，理论上较明确肯定俗文学价值：
赞扬民歌，李梦阳第一次将《西厢记》与《离骚》并列（徐渭《曲序》）。
（二）嘉靖间，王慎中、唐顺之等将《水浒》与《史记》并称（李开先《词谑》）。
（三）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
1.李贽：
一代有一代文章，《西厢记》、《水浒传》是“古今至文”（《焚书》《童心说》），将《水浒传》与《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五大部文章”（周晖《金陵琐事》）。
2.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觞政》）；《听朱生说〈水浒传〉》中从艺术角度说《六经》和《史记》不如《水浒传》：
“《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
”
3.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等详细论述戏曲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认为是“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
4.冯梦龙《古今小说序》从教化功能出发，认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不如小说“捷且深”；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整理编辑民歌时抱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的宗旨，把矛头直指封建礼教的虚伪性。
5.这些言行第一次形成为小说、戏曲、民间歌谣等俗文学争文学地位的高潮。
三.小说——特别是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甚至唯一的体裁──章回小说发展定型。
（一）章回小说：
1.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整体。
2.现存宋元平话已分卷分目，王国维“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但这时目录字数不等，未作修饬。
在宋元讲史等话本基础上发展成：
（1）明代目录文字发展。
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回标题都是单句七字；《水浒传》每回标题已是双句，大致对偶；崇祯本《金瓶梅》回目已十分工整完美。
（2）保存宋元话本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
（3）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紧要关头煞尾，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套语，中间多引诗词曲赋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
3.明代章回小说艺术表现方面，以“四大奇书”：
《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为主要标志，展示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历程：
（1）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到个人独创；
（2）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
（3）表现题材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 （4）人物从英雄怪杰到平民百姓；（5）情节结构从线性流动到网状交叉； （6）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笔触去刻画人物个性； （7）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
（二）明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更为精致； （三）文言小说在话本化道路上也有新变化。
四.明戏曲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来的传奇，戏曲新高潮：
（一）明前期传奇总体色彩较黯淡。
1.嘉靖后，《宝剑记》、《鸣凤记》及第一次用昆腔曲调写的《浣纱记》等问世，标志着以昆腔为主导的传奇繁荣。
2.昆腔——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一种最为完整的表演艺术体系：
（1）元末明初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地方声腔。
（2）嘉靖初年经魏良辅改造后，声调纡徐宛转、悠扬细腻。
（3）用笛、萧、笙、琵琶等乐器伴奏，舞蹈性强，表现风格优美。
3.弋阳腔在农村具广泛基础，特点：
（1）文人雅士少有创作，往往改编昆山腔现成剧本而成；
（2）唱词通俗，“顺口可歌”，便于群众接受；
（3）方式：
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锣鼓等打击乐器伴奏，适于通衢野外演出。
（4）在民间广泛流行，发展为众多支派。
（二）明中期以后传奇，以昆山腔、弋阳腔为主，造就了汤显祖、沈璟、屠隆、王骥德、吕天成、冯梦龙、祁彪佳、孟称舜等剧作家和曲论家：
或主才情意趣、词采奇丽；或重格律严峻、语言本色；或求文辞骈绮、堆垛典实，形成不同流派争胜局面。
（三）北曲杂剧：
1.明代前期北曲杂剧在固守元剧体制的同时，形式有所突破：
如朱有燉剧作打破了一本四折的惯例，采用对唱、合唱、接唱等形式，甚至出现南北合套体式；王九思《中山狼院本》以一折为一本，开启了短剧创作先风。
（一）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载，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生活在元末明初，约在1315至1385间。
（二）《三国志演义》约成书于明初；还是《水浒传》编写者之一。
（三）《录鬼簿续编》著录其杂剧3部，仅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以赵匡胤、赵普为中心，歌颂贤君明相，与《三国》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三.版本情况。
（一）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张尚德）《引》；以后新刊本多从此出。
（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并为120回，回目由单句变为双句。
（三）志传系统：
今存嘉靖至天启年间刊本中不少名为“三国志传”，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
1.“志传”系统与“演义”系统版本不同之处：
除一些情节、文字上有所出入外，“志传”系统穿插关羽次子关索（或花关索）一生故事。
2.有学者认为“嘉靖本”和“三国志传”本是出于同一源头，差异在传抄中产生。
（四）康熙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三国志传”本，对回目和正文进行较大修改、增删，并作详细评点；
1.毛本《三国》正统道德色彩更浓厚，艺术上有较大提高，评点文字也多精到见解。
2.近人常将它简称为《三国演义》，并与《三国志演义》混为一谈。
第二节 理想和迷惘中重塑历史
一.“依史以演义”（李渔《三国志演义序》）的文学样式。
（一）描写自黄巾起义至西晋统一近百年的历史。
“依史”，即“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加工；“演义”，则渗透主观价值判断，用自认为理想的“义”，径渭分明地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
（二）主旨：
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糅合民众心理，表现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和对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二.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
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一）政治上行“仁政”。
1.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把刘备塑造成仁君典范。
2.刘备手下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诸葛亮等，寄托仁政爱民理想。
3.残暴的奸雄曹操，表现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无惜民爱民之心。
4.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表达对乱臣贼子的愤恨，反映民众对“仁政”的渴慕。
（二）人格上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
1.写人论事，以此区分善恶，评定高下，不问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
2.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倾注了全部感情，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忠义观念、道德品格属于封建性质。
3.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说明“忠”并非忠于一姓之天下，而具一定开放性、灵活性；“义”包含“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精神。
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与民间理想政治标准紧密联系，反映当时普遍社会心理：
关羽的“义”本质上强调人与人间相互帮助、回报和温情，与江湖道德息息相通。
（三）对智勇的歌颂，更突出智慧的重要性。
三.把蜀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的化身，把魏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孙吴只
是陪衬，具“拥刘反曹”倾向。
正史著作中，大致自朱熹《通鉴纲目》起，一般都奉蜀为正统。
（一）原因：
1.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正统血缘关系； 2.刘备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陈寿《三国志•先主传》）著称，易被接受。
（二）从儒家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大众对明君贤臣的渴望，把刘备、诸葛亮等作为理想的寄托。
但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将这一历史悲剧归为“天意”或“天数”，流露了作者对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的困惑和痛苦。
第三节 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一. 清章学诚“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
（一）虚实结合方面的成功，主要是在对小说与历史的“质”的差异上有较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
按照一定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
（二）主要人物形象已非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也多经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生叶等艺术处理，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史实基干和框架，另塑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二.“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的叙事。
（一）将各空间分头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
五条线：
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为终局，中间主线是魏蜀吴的兴衰；交互联络，构成完整的艺术整体。
（二）魏蜀吴三线中，尤以魏蜀矛盾斗争为主干；写魏蜀两方时，又以蜀汉故事为重点；写蜀汉时，以诸葛亮为中心；写诸葛亮时，以隆中决策为关键。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隆中决策是全书主脑，“其馀枝节，皆从此生”。
最后一卷才以三国归晋作结；使全书结构既宏伟又严整；看来头绪纷繁，却又脉络分明。
（三）兼用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时而实写、详写，时而又虚写、略写，使全书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
（三）以描写战争为主，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
1.描写战争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世界文学史中罕见。
2.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战役，各有个性，绝少雷同：
或鸟瞰全局，或特写片断……表现各异，显示战争多样性和复杂性。
3.突出智斗，特别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重大战役时，将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交织，重写统帅战略决策以及战术运用。
4.战争多数不惨烈可怕，而在激扬高昂的格调中，洋溢诗情画意：
常在激烈战争中穿插轻松场面，有张有弛，富节奏感；不仅歌颂力，更赞美智，传递美。
三.长于写人。
（一）人物形象显著特点：
1.突出甚至夸大历史人物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次要方面，创造一批具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都具鲜明个性，又具一定“类”的意义。
2.性格一般较单一稳定，具程式化、脸谱化表现，呈现出单纯、和谐、崇高的美。
（二）塑造特征化性格的手法：
1.出场定型。
2.反复皴染：
围绕人物性格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丰富性、复杂性。
3.多用传奇故事和细节突现人物性格特征：
一般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来，具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色彩，与整体艺术效果吻合。
4.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对于区别同类性格特征的人物“同而不同”重要。
5.小说这些具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冲突，缺少性格变化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造成失真之感，鲁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
四.语言。
（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
利于营造历史气氛；有时直接引用必要史料，也使读者“易观易入”，形成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
（二）从讲史而来，偏于叙述而少描写，叙述语言以粗笔勾勒见长，洋溢阳刚气。
（三）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个性化，但比《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有一定差距。
第四节 《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一. 列国系统。
（一）余邵鱼《列国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
1.在《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讲史话本基础上，据正史，采杂说，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叙述从商纣灭亡到秦并六国800年历史。
2.全书脉络清楚，中间穿插“穆王西游昆仑山”、“秋胡戏妻”、“卞庄刺虎”等民间故事，但叙事简略、文字粗率，缺乏艺术意味。
（二）明末冯梦龙将其增补为《新列国志》。
1.集中写春秋、战国时代故事，成为东周列国的演义小说。
2.一方面使情节在总体上更忠于历史，另一方面不完全拘泥于史实，也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并注意“敷衍”和“形容”（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使头绪纷繁之中血脉更加贯串，极大增强了作品文学性。
3.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宋襄公。
4.清乾隆时，杨庸将其删编为《列国志辑要》；蔡元放删编为《东周列国志》。
二.隋唐系统：
（一）《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以李世民为中心展开，叙述较简略。
（二）刊行于万历、天启间的《大唐秦王词话》 1.以散文为主，可视作隋唐系统的小说。
2.虽也以李世民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故事贯串始终，但有一半以上内容写开国功臣尉迟恭，刻画忠厚憨直、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
（三）《隋场帝艳史》。
1.据《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等小说并参照正史和其他史料编成。
2.以批判态度写隋炀帝风流艳事，揭示隋亡唐兴的历史原因。
3.结构谨严，文笔细腻，语言清新典雅，对宣华夫人同情，细致刻画其心理变化。
（四）《隋史遗文》。
1.专写乱世英雄，成为一部有关秦琼和瓦岗寨的英雄史。
2.创作“贵幻”、多艺术虚构，塑造秦琼及单雄信、罗成、程咬金等人物形象，有将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转化的倾向。
（五）清康熙年间，诸人获将《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及唐卢肇撰《逸史》等联缀成《隋唐演义》。
1.自隋文帝即位伐陈，至唐明皇从蜀还都而死，以隋炀帝、朱贵儿与唐明皇、杨贵妃两世姻缘的因果轮回为大框架，间插秦琼等草莽英雄及李世民、武则天等故事，细致地揭露宫廷生活的糜烂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2.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等笔法熔为一炉，故事生动，行文流畅。
（六）《说唐演义全传》等主写瓦岗寨好汉风云聚散，实质属英雄传奇小说。
三.晚明小说：
议论朝政、抨击奸佞的重要工具。
（一）揭露阉党乱政的《杌闲评》。
1.以魏忠贤一生为主要线索，描写他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乱政的故事，深切地揭露了明代厂卫制度的罪恶，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时代气息。
三.版本。
（一）嘉靖、万历间周弘祖《古今书刻》录“鲁府”、“登州府”刊《西游记》佚。
（二）现存最早：
金陵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一般认为刊于万历20年（1592）。
（三）万历、崇祯间另有三种百回本，均无专叙玄奘出身一节故事。
（四）清初汪象旭、黄周星评刻《西游证道书》，自称据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将这节故事写成“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作为第九回插入，把原来的第九、十、十一回的内容改成第十、十一两回。
第二节 寓有人生哲理的“游戏之作”
一.戏笔中存至理。
（一）“游戏中暗藏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神幻、诙谐中蕴涵哲理：
被明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的心学；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正常秩序；客观上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二）想通过孙悟空形象宣扬“三教合一”化的心学，基本思想：
“求放心”“致良知”，即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
（三）小说选用“心猿”这一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作为孙悟空的别称，表明作者把孙悟空当作人心的幻相来刻画。
（四）全书内容构架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于五行山下；西行取经成正果。
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
二.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在改造加工传统故事时，纳入心学框架，但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这和西游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积淀的民众意志结合，使《西》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
（一）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客观上赞颂自由和个性。
（二）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反复说明师徒四人在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完成人性升华，孙悟空成为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
1.不受任何管束、追求自由自在，追求自由而敢作敢为。
2.“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言论都是顺着强调自我的思路而发出的鲜明和极端的声音，希望凭借个人能力去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是明个性思潮涌动的生动反映。
3.作者不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反映了封建的等级社会还是不可动摇，维护这个社会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追求自由只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
4.桀骛不驯的个性特点。
5.取经事业是其理想的象征，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成为其明显的性格特征。
6.大智大勇的英雄精神，品格的完美性和普遍性。
（三）八十一不少模式相同，难找到内在的逻辑联系，循环往复，都是作为修心过程中障碍的象征，隐喻着明心见性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渐悟”过程。
三.作为累积型长篇小说，整体内涵丰富，有总体性的寓意，也有局部性的象征：
随机将一些小故事镶嵌在整个体系中，各自独立地折射现实。
第三节 神幻世界的奇幻美与诙谐性
一.艺术上的最大特色：
“极真”与“极幻”。
（一）“极幻”：
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生死，突破神、人、物的界限，创造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境界；将奇人、奇事、奇境熔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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