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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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奖项，它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的“王冠”。

获奖者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是角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

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正确地把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正确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正确地编写“三性合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发现问题，从老百姓利益出发研究问题，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提出解决方案，为发展中国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4-0024-05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奖项，它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的“王冠”。

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建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阿尔弗雷德?

伯恩德?

诺贝尔而拨出专项基金设立的一项国际性大奖。

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在每年的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公布。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原则是授予在经济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

到2009年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40届，涉及到14个国家，共有63位经济学家获奖。

其中，美国38名、英国7名、挪威3名、瑞典2名、法国2名、荷兰2名、俄国2名，维也纳、意大利、匈牙利、德国、加拿大、印度、以色列各1名。

他们的获奖，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是角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

客观地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理论观点，汲取他们智慧与思想的精髓，对于正确把握现代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趋势，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

　　从整体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有四个基本特点，从中使我们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1.具有广泛研究的时代性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明显存在广泛研究的时代性。

主要表现在：

一是从横向上看，它覆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学、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等学科。

二是从纵向上看，它包括了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三个层面。

三是从流派上看，它涉及到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欧美经济学众家之说，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这种广泛研究的时代性表明，当今社会属于经济学的时代，经济学几乎涵盖了一切领域，各行各业都在谈论“按经济规律办事”，想从经济学那里寻找到锦囊妙计，希望能用经济学原理来设计社会、观察国际关系、设计自己人生的道路。

　　2.具有模型研究的应用性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明显存在模型研究的应用性。

例如，弗里希、丁伯根、克莱因、哈韦尔莫、豪尔绍尼、诺思、纳什、恩格尔、奥曼等31人研究计量经济学或是运用技术方法分析微观和宏观经济变动规律。

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在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以严格的前提假设剥离人的非理性心理活动，追求艰深的数理表述和精湛的建模技术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时尚。

帕累托对“非逻辑行为”的重视，贝克尔对非理性因素的分析，西蒙对“有限理性”的研究，都反映了他们对理性基础脆弱性的担忧和焦虑。

于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会更加深入和广泛，因为数学的发展为解决经济学问题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例，虽然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Fisher）早在1906年的著作《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中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但直到内生增长理论提出后，才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体现，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受到了种种局限，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数学的原因：

当时经济学中分析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技术还没有出现。

　　3.具有学科研究的交叉性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明显存在学科研究的交叉性。

所谓学科研究的交叉性，是指在传统经济学中加进了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

如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萨缪尔森、西蒙、舒尔茨、施蒂格勒、布坎南、森、斯蒂格利茨、卡尼曼等12人，从管理学、心理学、公共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政治学、信息学、福利经济学等多科学中，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与经济学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有益见解。

在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是出现了结合人的行为和心理等因素，拓展了研究领域并使之综合化。

例如，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普林顿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史密斯。

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出理性神圣的光环，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

他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卡尼曼等人还把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经济学最成功的“预期理论”之中，研究了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行为，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应”概念，认为行为人在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不仅与不同行动方案的预期效用有关，更与这些行动方案对基准点的偏离方向有关。

　　4.具有评奖过程的倾向性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明显存在评奖过程的倾向性。

在历届6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美国为38名，占整个获奖人数的60.3％。

美国经济学家之所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独占鳌头，除了美国学者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外，最重要的是美国学者长期控制着经济学领域中的评选话语权和影响力。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为经济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大有人在，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就不能获奖?

这是有其阶级立场和价值判断标准的。

正如凯恩斯所说：

“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

……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凯恩斯这位在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公开宣布自己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利益和所处的资产阶级立场。

这与那些在经济学阶级性问题上遮遮掩掩或避而不谈的经济学者相比，当然要坦白得多和直率得多。

西方经济学者有不少人并不都讳言他们的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例如，伦敦大学教授奇克说：

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于同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同样，在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好坏做出论断时，通常也都离不开特定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豪尔绍尼所说：

“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影响着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作出的判断。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指出：

“社会科学家，跟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和各种价值判断。

但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跟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意识形态、（阶级）利益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不论社会科学家对此是否承认，也不论对此是否知道，甚至哪怕他对此表示反对，然而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话语，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索洛的这番话表明，在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中，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是客观存在，是不以社会科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还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也指出：

受经济学的训练是很有益处的，这意味着他们要学习西方经济学。

但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私有制度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充分肯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贡献时，要清醒地看到它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

所以，我们要完整地看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些特点，正确把握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这对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实践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成果这三个方面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1.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

　　以前，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以规范分析为主的研究模式，不太注重实证分析方法的应用。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自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如此。

这不仅是因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也是因为研究者的多元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告诉我们，允许不同的研究者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如果大家都规定一个研究模式，那就不需要学术，只需要政治了。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要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这就需要研究方法上防止比较盛行的两种倾向。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防止全盘否定数学工具的倾向。

有人认为，经济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纯用一些数学工具就能解决的。

此种观点比较盛行，也有一定道理。

因为，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不在于考虑了多少因素，而在于是否抓住了最根本（本质）的因素，由此概括出相关理论，并对经济社会进行预测和指导。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某些方面如果没有实证分析，是难以达到最佳效果的，在这里就需要运用数学工具。

从国外经济学说史上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

配第，在《政治算术》（1690年）中就开创了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先河，被世人称之为近代统计学之父。

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

魁奈，在《经济表》（1758年）中用数学方法说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成为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之一。

在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希和丁伯根两位经济学家，都是在经济计量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以后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30％以上是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观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看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主要有两个不同研究领域：

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同样属于规范经济学，研究与论证经济变量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数学公式表述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或分析其一般规律。

而计量经济学是以统计学为主要数学手段，属于实证经济学范畴，常常用于评价某一经济政策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学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成为其他学科不可缺少的研究分析工具。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防止滥用数学或数学模型的倾向。

数学的应用，不仅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工具，也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但对政治经济学中数学化倾向的批评，一直以来没有间断过。

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判断往往无法量化，有时只能用抽象思维加以描述，但这不等于否定数学方法的应用。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来自哪方面的批评，都没有否定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价值。

在我国高校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不难看到，有数理模型的学位论文就比较容易过关，且评分级别也很高，这是导致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数学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由于过度追求数学的表达方式，使本来可以用文字或简单数学方法说明清楚的理论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增加了他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本。

必须看到，数学是经济学者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但工具本身并不能创造理论。

它只是为理论生动直观地或需要定量地表达，提供了可能的方式。

政治经济学是对大量社会经济现象加以分析和科学抽象才能得出结论的学科。

过分强调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只会使数学成为经济学的主人，经济学家反倒成为数学的奴仆，失去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和真正的科学性。

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但又要防止走上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文精神与数理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应当都允许采用任何分析方法，不能认为运用数学分析就水平高，不运用数学工具就是水平不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判标准，不仅仅是唯数学论，而是强调学科的前沿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研究。

　　2.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的拓展性

　　以前，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其研究视野上，主要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内容，很少关注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理论的拓展性。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一定要拓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不能概括经济学的全貌，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世界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学术成就，可以在很多方面给我们以借鉴。

这些方面主要包括：

观察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法、看待问题的视角、研究问题的技巧以及解决问题的手段等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正精神，在于为经济学研究在方法上、手段上、符合现实上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思路，并且激励人们不断创新，深化人们对经济学和经济系统本身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正精神，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向自然科学靠拢，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科。

这些学科的诞生使得经济学彻底摆脱了经验描述状态，具有了科学的特征。

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领域越来越倾向于排斥“人”这一最基本的要素。

我国有的学者也在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但反思的结论是，经济学应当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纯粹的“经济学”，应当成为“资源的配置之学”。

有的学者照搬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沉浸于经济学的假定之中，建立一个又一个模型，试图在自己设计的公式中发现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规律。

还有的学者虽然关注人的行为，然而在具体分析人们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时，又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经济学的本质。

这就是说，如果脱离社会现实，仅是靠假设来建立的理论，犹如是在沙滩上堆积木，虽然精巧别致，但缺乏根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指出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西方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和精炼，但是因为西方和中国有着不同的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其他相异的元素，因此，我们更需要正确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借鉴一词的词义是“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

这样，就可以避免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的片面性。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既有因其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

对西方经济学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是片面的，因为都不符合实际。

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地吸取和继承国内外理论界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

　　3.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性

　　以前，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成果由于受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的束缚，其理论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变化，在某些方面就难以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指导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理论依据的责任，也担负着为其他应用学科提供理论基础的责任。

这就决定了体现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教材建设，必须具有“三性合一”的综合性特点，即相对独立性、科学性和兼容性。

　　从相对独立性方面看，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总是根据政治气候变化而改变。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成为国家政策的宣传品和注释，缺乏理论上的相对独立性。

这是今后教材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教材建设中的另一问题是对于资本主义部分的论述主要是依据《资本论》，没有多少新发展，造成对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现象不能做出合理解释。

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继承者中，没有那一位经济学者的著作是照搬《通论》的，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现实，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具有不竭的生命力。

要使中国政治经济学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形成一种不同理论观点、不同派别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

　　从科学性方面看，政治经济学要成为富国富民的学问，不仅仅是一门政治理论课程，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从继承的角度讲，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基本沿用了原苏联1954年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

该体系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按照《资本论》的体系简写，而社会主义部分则基本上是对苏联一个较短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

原苏联教科书的贡献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第一次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但我们对它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

从创新的角度讲，创新要以事实为基础，创新要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所以创新是一个严肃的探索过程。

因此，改革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势在必行。

一是要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进行创新。

二是要拓宽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应当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包括：

研究和表述方法的创新、理论观点的创新、分析视角的创新、理论体系的创新等等。

　　从兼容性方面看，它是指政治经济学教材应当考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综合。

在这里，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只能搬用西方经济学的倾向。

另一种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科学，而排斥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合理分析方法的倾向。

因此，在兼容过程中，要坚决反对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科学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目的就是要正确认识现代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趋势，正确认识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关系。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数理化、模型化的发展趋势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单纯把追求经济学数理化和模型化当作经济学发展的唯一内容。

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正确使用数学或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学的前提下，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发现问题，从老百姓利益出发研究问题，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出发提出解决方案。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为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