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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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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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

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

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

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

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

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

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

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

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

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

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

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

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

韩非子说：

“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

“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

“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

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

有败于后，不为亏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

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

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

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

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

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

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

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

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

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

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

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

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

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

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

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

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

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

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

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

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

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

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

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

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

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

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

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

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

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

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

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

　　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

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