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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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综述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具有个人评价的主观性,认知评价及情感评价的全面性以及跨时间跨情境的相对稳定性特点。

主观幸福感可以是对生活满意感等方面所作的概括性评定或对生活某一方面的特定评定;既涉及人的主观幸福感及主观不适感,又包含从极度绝望等消极状态到幸福完美等积极状态。

1.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概况

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最多的为学生群体及教师群体,也有对城乡居民、社区老人及病残群体及医生护士等群体的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或量表等手段收集数据;研究涉及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情感因素、认知方式、应付方式、社会支持及人口统计学因素、生活行为方式、生活事件、健康状况等因素的研究。

总体来讲国内在该领域研究中调查研究居多,干预研究相对较少;横断研究居多,纵贯研究相对较少,没能注重提出中国化的主观幸福感理论。

2.国外主观幸福感理论发展

近五十年来,西方在主观幸福感领域研究较为深入,创建了许多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有些理论也遭到质疑与修正。

幸福感稳定论定值理论、动态平衡理论

、适应理论都体现了幸福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想。

定值理论认为人的主观幸福感由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或某些生物学因素所决定,个体幸福感水平在成年后基本不会变化,具有恒定的点值;动态平衡理论认为在生活事件发生后,幸福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上下波动,最终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适应理论认为个体适应生活事件后,重新生成新的幸福感或不幸感标准,幸福感处于动态的平衡。

该理论因不能解释生活事件引起的幸福感长期性改变及某些类型人幸福感水平的易变性等问题而受到质疑与批评。

认知比较论

目标取向论、社会比较论都包含通过现实状况与自定标准间的认知判断与比较,产生幸福或不幸感,笔者都将其归于判断比较论。

目标取向理论认为人有不同的目标与价值取向,痛苦与幸福源自目标达成程度与设定目标间的比较:

若向着实现自己期望、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方向进展,人们会有幸福感,否则痛苦;当外界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利于人的自我实现时,人会幸福;当问题或困难阻止目标实现时,人会痛苦。

心理学中的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避冲突等说明当理想与现实间发生矛盾,这样人不可能体验到完美幸福感。

社会比较论认为幸与不幸感来自于理想标准与现实状况间的比较,现实状况超越认定标准,与周围的人相比较有优越感时,会产生主观幸福感;现实状况达不到认定标准或与所在人群比较觉得变差时,则不会觉得幸福。

周围的人,过去的自己,自我概念所衍生出来的理想标准,别人对自己的期望等都可能成为个体拿来作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加以比较的对象。

应对方式论

社会联想论与人格特质论都涉及人们对刺激或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或采取认知应对方式,或使用特质应对方式。

社会联想论基于人的记忆、认知模式等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网络及认知模式,正如悲观者与乐观者面对半杯水,不同个体激活的积极或消极记忆网络不同,采用的认知方式及应对方式各异,由此诱发个体不同的情绪反应,产生幸福或不幸福感。

人格特质论认为人脑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人对外界应对方式的不同及幸福感体验的差异,较好的解释主观幸福感的相对稳定性及不同人格特质对幸福感高低的预测作用。

有研究发现人脑的行为抑制系统及行为激活系统各司痛苦或快乐的感知,个体人格特质不同,行为激活系统的敏感性不同,因此不同人格特质的人幸福感水平存在差异。

文化差异论

Kitayama等提出了文化常模理论假设,认为当个体遵从文化常模行动时,就会产生幸福感,背离文化常模则会紧张不安;Oishi等把人的目标与所处文化环境合起来考虑,认为幸福取决于个人现状与个体所在文化影响下的个人目标的接近程度,当个体朝自己的目标努力或逐步靠近时,就会感到幸福。

Schimmach等人整合研究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提出幸福感中介—调节模型,说明人格与文化在影响生活满意感时交互作用,人格直接作用于正负性情感的平衡,对生活质量及主观幸福感起间接作用而使人感到幸福或不幸。

2.5其他理论

此外还有活动幸福论认为活动产生幸福,幸福是进行适当复杂性活动的副产物;Tatarkiewiecz等人提出的幸与不幸相连论,认为悲喜相连,摘食快乐之人必也品味过痛苦;Solomon等人提出的幸与不幸对立论,认为幸福与痛苦在两个对立极点上,幸福痛苦互不相容,人失去所爱就会痛苦,人忘却不幸则会幸福;Ryan等在自我决定论基础上提出幸福感自我决定论,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探求成长及追求整合完美的内在动机,但这一内在动机具有脆弱性可变性。

外部社会条件既可能使人主动潜心于某事,也可能使人被动倦而待之;好的外部环境促使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独立自主需要、自我归属需要得到满足,进一步激发人的内在动机,促使人的健康及主观幸福感的产生。

3.主观幸福感研究趋向

测量手段多样化

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情感等成分构成,对情感成分的评估免不了被试的认知判断,如若被试拒绝或歪曲回答问卷,或把自己当前的情绪体验作为幸福感都影响幸福感的测定。

Marne等人对主观幸福感各结构成分的辨别效度、聚类效度及因子效度的研究发现,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可以彼此独立,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可以独自出现与发生,因此要保证量表认知成分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各成分的结构完整性以保证幸福感测定的准确性。

此外还有一周经历记录、限时记忆测量、多方信息求证、微笑频次测量、医学生物学检查等多种量方法。

通过多方式多维度的测量,确保测量结果的可靠性,测量结果的不一致使人了解幸福感不同组成因素的差异及人群间的差别,为构建幸福感理论提供有利之处。

研究方法科学化

幸福感领域的研究,大多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对人口统计学等诸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但横断设计难以辩析因果关系,使研究结果的借鉴应用大打折扣。

有研究发现失业等状况与低幸福感水平存在联系,但横断设计很难说清究竟是因为失业导致不幸福感,还是原本的消极认知方式、被动应对策路、不良适应能力引起失业,或是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年龄与幸福感关系研究中,Diner及Costa等研究都发现幸福感水平不随年龄而变化,Wilson的研究发现年轻人比老年人幸福,年龄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作用;Veenhoven研究则发现随年龄增长,老年人幸福感希求水平会降低而变得更容易满足。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究竟孰是孰非,需要更加严格的研究设计深入的认识主观幸福感与其相应影响因素间的作用机制。

Headey提出通过构建统计模型的方法,找出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净效应,首先证明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的相关性,再证明发生先后顺序,以此来确定因果关系。

研究领域扩大化

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伴随着积极心理学及享乐心理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队伍日趋多元化。

人们通过社会经济等方面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国民的幸福感水平不随国家经济迅猛增长而提高,失业下岗人员即使得到与参加工作时数目相当的救助也会致使幸福水平降低,因此经济增长、失业下岗、社会管理、通货膨胀、政策调控、社会动荡、战争灾难、文化差异等与幸福感水平相关的领域引起进一步关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人也参与近来,把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把人们幸福感水平的高低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成功与否的指标,极大地拓展了幸福感研究的队伍及新领域[10]。

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员交往更加频繁,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差的幸福感研究得到发展。

理论构建严谨化

幸福感理论应建立在对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及各因素间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等的科学理解上,以往的幸福感理论因缺少严谨性及普适性而受到批评。

BruceHeadey认为一个完整的幸福感理论至少包括人格特征、生活事件及如何测量人的幸福感与不适感等几方面要素;MichaelA.Busseri等采用杂合模型,对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者间的依存或对立关系及在主观幸福感测量中的权重做了研究,为探求影响幸福感的潜在变量或将来修正幸福感概念提供新的方法。

现在人们对幸福感理论的构建,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要素上,人们认识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人格特质、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自我效能、文化差异及人口统计学因素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同的个体有决定其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因素。

人们试图从更宽广的视野,从主观幸福感水平相对稳定或变化波动与诸多因素组合的交互作用中来构建新的幸福感理论。

4.对我国幸福感研究的启示

幸福感研究需要扬弃与发展

西方等发达国家发起并引领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我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需要对主观幸福感概念及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测量量表等多方面的扬弃与发展,以构建出中国化的具有普适性的主观幸福感理论及高效信度的测验量表及测验方式。

需要基础理论研究。

目前主观幸福感概念中涉及个人认知及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主观评定,个人认知与情绪间的关系是彼此独立、部分独立还是认知主导情绪或情绪影响认知,如果认知或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在主观幸福感中所起作用不同,将其测量所得各个部分的分数简单相加是否会使结果混杂等问题都期待深化研究;经典的幸福感理论视幸福感为稳定少变,无疑否定了可以通过人为干预、公共政策、人文教育等方式加以促进的实际状况,需要构建新的理论。

需要“主观”的客观化。

既要研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素质,又要研究其外在诱因。

大脑系统结构与遗传素质,大脑行为激发及其抑制系统可谓是影响幸福感的内“硬”部分;生活环境,文化教育,人际关系,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应付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可谓其外“软”部分。

目前对幸福感的研究,大多对外在诱因的研究上,对影响幸福感的内在硬的部分知之甚少,需要通过全面研究以理解主观幸福感的本质。

需要纵贯干预研究。

选取合适人群,慎选测验方式及量表,准确记录生活事件,持续多年间隔加以测量,取得可靠纵贯研究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与遗传、自我目标、生活事件、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等因素间作用,找准引起幸福感改变的关键因素,找出幸福感水平由低到高或由高变低的重要拐点,以深入了解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及内部心理机制,为有效促进主观幸福感及健康提供支持。

幸福感研究需要更高层面的参与关注

个人主观幸福感及国民整体的平均幸福感高低,更能表明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参考指标。

国外对主管幸福感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国民经济与公众政策、大众健康与教育、社会资源分配更高的层面,研究领域广,关注程度高。

有研究发现,促进精神病人与社区间在身体、社会、心理等三个层面的融合,有利于提高病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研究认为利用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可以更高效的选择健康干预方案,优化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促进大众的健康与生活质量;Marks等人于xx年绘制出第一张全球幸福感指数地图,发现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健康间关系最为密切,与各国经济状况及基础教育的获得情况也高度关联;丹麦ChristianBjornskov等利用欧洲统计署纵贯1973-2002年的资料,对欧洲15个国家的GDP增长方式与生活满意感趋势作了研究,发现单纯GDP的增加并不能诱发人们主观幸福感趋势,与周边国家相比具有更高的GDP增长速度、国家消费更高时,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荷兰Veenhoven研究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客观证据,还要致力于精神层面的主观指标;物质方面的进步与否不能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的衡量,辅以主观方面的衡量会更好;客观指标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不大,因为政策决策不一定反映公众的愿望,政策制定者需要大众主观方面的信息,政策制定者要区分期望和必需,需要评估人的总体主观幸福感。

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与城市差距大,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农村人口居多,老龄化人口比例增大,医疗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下岗失业人员增加,毕业大学生难就业人数增多等现象,这些领域理应引起更高层的关注与更广发的研究参与,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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