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上教参智取生辰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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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上教参智取生辰纲
九年级上教参：
智取生辰纲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节选自中国古典名著《水浒》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与此相关的章节分别是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第十三回“青面兽北京斗武急先锋东郭争功”、第十四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第十五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前面说到“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命运多舛，先是失陷了“花石纲”，又在盛气之下杀了泼皮牛二，吃了官司，被发配充军。
后得梁中书抬举，收在门下，“早晚殷勤听候使唤”，并把押运生辰纲的任务交托给他。
谁知生辰纲还未启运，风声早已传出，由刘唐开始，串珠子一般牵出晁盖、吴用等七条好汉，欲齐心协力夺取这批贵重的财宝，并由吴用定了一条智取之策。
至于是什么计策，作者留下一个悬念，并不着墨，而是宕开一笔，写杨志如何接受任务，如何押送等情状。
杨志久在江湖，知道此行的凶险，他多次推托，推辞不掉时，才做了精心的安排：
首先要求扮做普通的行商客人，悄悄赶路，避免大张旗鼓，引人注意；后又要求梁中书给自己提调众人的权力，防止内部不和，被“贼人”钻了空子。
这也“特写出杨志英雄精细”，事实也证明他的顾虑和准备都是必要的。
课文所选的这一部分就是从杨志上路开始写起的，这也是整个故事的高潮部分。
虽然是节选，但有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富有戏剧性。
课文可以分为两部分。
前一部分主要写杨志与老都管、虞候及众军士的矛盾，为以后生辰纲的被劫埋下了伏笔。
杨志为了应付不测可以说是处处小心，事事留意。
开始还是趁凉行路，后来到了“人家渐少，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带，为安全起见，改为天正热时赶路。
这本是顺应地势的防范之策，怎耐天气酷热、担子沉重、山路难行，他又不讲究方式方法，“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军汉们“雨汗通流”，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他与兵士矛盾的激化构成了杨志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军汉们只是些小人物，尚惧怕他的权威，不敢公开反抗，那么，他不注意协调好与老都管、虞候的关系，使得本来就对他心存鄙视的老都管公开抵制，这一矛盾的激化就是致命的了。
它直接导致了军汉们不听杨志的打骂（有人撑腰嘛），坚持在强人出没的黄泥岗松林里休息。
这样，杨志一行丧失了天时、地利、人和，终于不免失败。
后一部分是全文的高潮，主要写杨志与晁盖等人的斗智斗勇。
吴用利用酷热难耐的天气，知道赶了半天路的杨志一行会口渴，于是设计在酒中下蒙汗药。
当杨志一行在松林里歇息时，晁盖等人出现了，但他们扮做行商的客人，首先使自己处在了暗处，同时为后面证明酒中无药作铺垫。
然后，由白胜挑着满桶诱人的白酒（此时尚是好酒）走上了山岗。
果然，军汉们垂涎欲滴，但当即受到杨志的阻拦，怀疑里面有蒙汗药。
白胜欲擒故纵，立刻表示不卖了。
然后由晁盖等人过来先吃掉一桶，一则表明此酒无药，让杨志放松警惕，二则借舀酒作掩护，前一瓢装做要占便宜，后一瓢下药。
而白胜追这个，夺那个，竟和平常小贩卖酒一样，毫不露破绽。
这样一做戏，杨志也不由得有点相信这是好酒了，于是同意买。
但白胜又一次欲擒故纵，一个劲儿不卖，这就彻底麻痹了杨志的警惕心理，终于全被蒙汗药麻倒，眼睁睁看着生辰纲被劫走。
在这段文字中，杨志和晁盖等人的斗智斗勇始终在紧张地进行中，但并不是明刀明枪，自始至终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因为我们无从知道那几个贩枣子的客人就是晁盖等人，而他们之间的斗争也被表面上的“兵士买酒”和“杨志阻止喝酒”的争斗所遮盖。
杨志处在不听话的想喝酒的军汉们和一心想引诱他们喝酒的晁盖等人中间，虽然小心谨慎，却也是疲于应付。
更重要的是，晁盖等人“计”高一筹，无论杨志怎么猜测，怎么提防，他们都好像全然了解杨志的心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而且事事走在了前边。
二、问题探究
1．这篇小说在结构安排上有什么特点？
课文题为“智取生辰纲”，但如何智取、晁盖等人做了哪些准备，作者都没有点明，而是着力描写杨志与众军汉如何闹别扭、如何鞭打众军汉，老都管如何掣肘，虞候如何进谗言，以及军汉们如何埋怨，读者的目光完全被作者引向杨志一行的矛盾上。
杨志千方百计提防别人暗算，虽然有内部不和，由于他的小心谨慎，似乎万无一失了，但吴用的妙计却一直在按计划实施着；等杨志一行被蒙汗药麻翻在地，眼睁睁看着生辰纲被推走，读者也如坠五云雾里，弄不明白到底在哪一步酒里被下了蒙汗药。
最后作者才补叙出其中的种种情状。
这样一边明写杨志如何防范和保护，一边抢夺的计划却在读者的眼皮底下偷偷实施着，最后全盘端出，造成一种意外的效果，使读者不得不佩服吴用“果然赛过诸葛亮”。
如果这个故事换一种写法，把晁盖等人的用计和行动明写出来，把他们的行动和面貌直接展示在观众面前，那故事就平淡无奇了。
可见，同一个故事，从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效果会大不一样。
2．这篇小说是如何刻画人物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课文无论是对杨志精明、谨慎、蛮横的性格特征的刻画，还是对晁盖等七人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团结应战的群体描写，都是把他们放在故事情节中，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来展现的。
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特色，这与重视心理描写的现代小说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从最初重故事叙述，轻视人物描写，到后来人物和故事并重，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水浒》是这方面的代表。
《水浒》里，每一个英雄逼上梁山的过程，都有生动曲折的故事，而这情节又恰恰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不同的情节安排又与不同的性格刻画相适应。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一心希望凭借浑身本领“博个封妻荫子”，所以一抓到机会就想拼命表现，于是就有点急功近利，再加上暴躁的性格，终于导致自己与众军士矛盾的激化，饶是精明能干，却也不由自己，最终不免失败。
而集中笔墨描写杨志的精明，不仅增加了这个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同时也反衬了吴用等人的智慧。
3．杨志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生辰纲最终被夺，这是否说明杨志是个很愚蠢的人？
其实结合《水浒》中其他描写杨志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出，杨志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
杨志久在江湖，知道押运生辰纲的凶险，刚一接受任务，就多次推托，推辞不掉时，才做了精心的安排：
首先要求扮做普通的行商客人，悄悄赶路，避免大张旗鼓，引人注意；后又要求梁中书给自己提调众人的权力，防止内部不和，被“贼人”钻了空子。
后来在路上，也是根据不同的地形，更改行路的时间。
开始是趁凉行路，后来到了“人家渐少，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带，为安全起见，改为“辰牌起身，申时便歇”，天正热时赶路，而且不允许大家在黄泥岗的松林里休息。
后来兵士要买酒喝，他又千方百计阻拦。
这都体现了杨志的精明。
那么，既然杨志如此小心，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一方面固然是要突出吴用计策的高妙和无懈可击，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他性格的另一面：
急功近利、粗暴蛮横。
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对手下的兵士“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这就激化了运送队伍的内部矛盾。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了内讧，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从《水浒》对杨志的整体描写来看，杨志的性格经历了“失意──得志──幻灭”的发展历程。
杨志本是“三代将门之后”，原“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应该说最初也是满怀抱负。
不想命运多舛，先是失陷了“花石纲”，又在盛气之下杀了泼皮牛二，吃了官司，被发配充军。
这是其人生的一个失意时期。
但岂料却因祸得福，得到梁中书赏识，收在门下，“早晚殷勤听候使唤”，并把押运生辰纲的重要任务交托给他。
只要他完成这个任务，前途就会一片光明，他的命运也似乎是“柳暗花明了”，离志得意满的日子也不远了。
可是“福兮祸之所伏”，他太在乎这趟任务了，唯恐辜负了梁中书的厚爱（这也有点“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所以处处小心，时时在意，因此就有点急功近利，有点急躁。
而且太过小心时，脑筋就死板了，他一心怀疑蒙汗药已经下在酒里了，所以一直等到别人先喝过才允许兵士买，却忘了酒里可能本来就没有蒙汗药，而别的人虽能证明酒里没药，却未必清白。
所以丢掉了生辰纲，自己的幻想也最终幻灭，不得不上梁山落草。
4．这篇小说是否存在两条线索？
传统的分析认为这篇小说存在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明写杨志一行的矛盾冲突，暗写吴用等人智取的经过。
那么事实到底是否如此呢？
一位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该小说不存在暗线（滕伟明《〈智取生辰纲〉不存在暗线》，发表于《语文学习》1983年第6期）。
他认为：
如果说杨志一行在明处活动，吴用等人在暗处活动，因此线索也有明暗之分，那就把情节和结构混为一谈了。
如果说“智取”一节并未写明吴用等人的姓名，因此算暗线，那么暗线与补叙的运用也就没有区别。
……“不出场”“不交手”和“暗示意义”，是暗线的主要特点。
让我们检查一下《智取生辰纲》。
①吴用等人没有出场吗？
否。
他们在黄泥冈出场了，作品作了正面描写，而且是详写。
②吴用等人没有同杨志一行交手吗？
否。
他们与杨志一行进行了复杂的“斗智”，正是这个“斗智”过程构成了故事的高潮。
③小说的主题，即歌颂聚义英雄的大智大勇，是通过“暗示法”表现的吗？
否。
聚义英雄“智取”的胜利，精明强干的杨志押送的失败，直接表现了这一主题，无须去“悟”。
因此，说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这条线索，在黄泥冈上是暗线，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同意这种观点。
因为明线和暗线指的是结构的安排。
杨志一行在明处活动，吴用等人在暗处活动，这只是叙述者所描述的情节显现的样子，但从结构上看，杨志和晁盖等人的斗智斗勇始终在正面进行着，并没有拉到暗处展示。
如果我们对比鲁迅的《药》，我们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本课文并不存在暗线。
鲁迅的《药》存在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为医治儿子的病，去刑场取血馒头，暗线是革命者夏瑜的死。
这一线索存在以下特征：
夏瑜始终没有出场，至少在表面上与华老栓为代表的愚昧民众没有冲突；小说所表现的革命者的无畏和民众的愚昧都隐含在小说的情节中，并不直接表现。
这才是一条真正的暗线。
练习说明
一、从课文中找出描写杨志言行的语句，并据此分析一下杨志的性格特征。
课外阅读《水浒》中有关杨志的其他章节，进一步谈谈你对这个人物的看法。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水浒》刻画人物的手法，课外阅读有关章节，理清杨志“失意──得志──幻灭”的性格发展历程，并对人物发表自己的见解。
《水浒》中比较集中写杨志的章节分别是：
第十一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第十二回“青面兽北京斗武急先锋东郭争功”、第十五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第十六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杨志的性格特征：
精明能干、粗暴蛮横。
有关语句如：
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
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
杨志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逼赶要行。
杨志也嗔道：
“你两个好不晓事!
这干系须是俺的!
你们不替洒家打这夫子，却在背后也慢慢地挨。
这路上不是耍处!
”
杨志道：
“你这般说话，却似放屁!
前日行的须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尴尬去处，若不日里赶过去，谁敢五更半夜走？
”
杨志跳起来喝道：
“那里去!
且睡了，却理会!
”
杨志大骂道：
“你们省得甚么!
”拿了藤条要打。
……
二、这篇课文用的是元、明间的白话，还夹杂着一些方言，其中有的词语，字面上跟现代汉语完全一样，但意思却不同。
如“计较”等。
试从课文中把这类词语找出来，同现代汉语加以对照辨析。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认识词义的古今差异，认识到语言是发展变化的。
虽然白话文很早就出现了，但明清时期的白话和现在我们常用的还是有差距的。
因此阅读时，不要以今义套古文，以免造成误读。
这样的词语很多，比如：
杨志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
古：
赶。
今：
动词，拿，拿走。
这厮不值得便骂人。
古：
有必要。
今：
作某事有意义。
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
强人──古：
强盗。
今：
能独当一面，坚忍不拔，有所作为的人，如女强人。
去处──古：
地方。
今：
去的地方，也有地方的意思。
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
古：
遮蔽，躲藏。
今：
影子，名词。
你理会得甚么!
古：
懂，知道。
今：
理睬。
你左右将到村里去卖，一般还你钱，便卖些与我们，打甚么不紧？
还──古：
付给。
今：
借了钱归还别人。
五贯便依你五贯，只饶我们一瓢吃。
古：
（买卖场合）多给，让人占点便宜。
今：
宽恕，饶恕。
我们胡乱也买他这桶吃。
古：
索性，干脆。
今：
任意；马虎、随便。
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
古：
被。
今：
吃东西。
那计较都是吴用主张。
古：
计策。
今：
计算比较；争论；算计、筹划。
三、这篇课文是从杨志等人的角度来叙述故事的，课文标题却是“智取生辰纲”，试从晁盖等人的视角来改写这个故事。
此题意在让学生体会不同叙述角度的不同表达效果。
答案略。
教学建议
一、是节选，有必要对小说相关的情节进行必要的交待，这样有助于了解杨志“失意──得志──幻灭”的性格发展历程。
可安排学生课下阅读有关章节，在课堂上复述有关内容。
二、注意从分析情节入手，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以及情节的结构安排把握人物性格，了解《水浒》刻画人物的技巧。
三、可以根据学生学过的内容，选取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人物，比较他们与杨志性格的不同以及逼上梁山道路的不同。
有关资料
一、《水浒》评介（章培恒、骆玉明）
1．施耐庵与《水浒传》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
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
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
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
”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头有的人物相符。
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
《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
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
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
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
《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
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
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
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
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
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
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
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
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
《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
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
简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
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
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
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
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
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
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
……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
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
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2．《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
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
《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
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
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
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
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
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
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
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
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
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
“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
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
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
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
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
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
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
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
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
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
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逼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
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
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
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
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
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
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
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
“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
”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
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
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
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
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
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
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
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
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
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
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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