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研究性学习明治维新及洋务运动对比设计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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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性学习明治维新及洋务运动对比设计研究

研究性学习开题报告表

课题名称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对比研究

指导教师

课题组组长

代志鹏

班级

课题组成员

（一）选题理由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势力的巨大冲击以及本国国内的时局动荡，因此两国都作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来改变当时的现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在近代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不同命运。

然而，同样是自救运动，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洋务运动却并未是中国摆脱不幸的命运。

正如左宗棠所说，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

为什么两次运动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都有哪些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的改革举措？

研究两次运动的不同与差异，对一些关键因素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与探究，不仅能使我们剖析历史，铭记历史，而且这个分析的过程所反映的内容在当今社会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课题提出的背景

现代化是时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这与经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有关，也与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关。

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逐步向周围地区扩散，并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使“西化”或“欧化”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

面对西方的巨大冲击，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作出了强烈的回应，其中心就是进行适应性变革。

中国和日本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发端，走上了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探索现代化之路。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对中国和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因素。

到19世纪末，日本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不但没有能实现现代化，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深刻探讨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探讨日本之所以能够改革成功且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

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改革与建设的历史经验。

同时要达到一种效果，就是在历史教学中将比较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根植于学生的头脑之中，培养他们的全球史观。

该课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意义，对该课题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现代化建设少走弯路；有助于对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从而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同时有利于学生更清楚的认识这段史实。

（四）研究的目标、研究的内容

研究目标：

了解客观事实；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社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培养全球史观。

研究内容：

1、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包括领导阶级、实施措施、指导思想等等。

2、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领导阶级、实施措施、指导思想等等。

3、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异同，及其原因。

（五）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讨论探究法

（六）预期的研究成果：

1、得出社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改革提供借鉴。

2、全面且深入细致的了解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客观事实。

3、全球史观的养成，宏观分析问题的方法。

指导教师意见与建议（指导教师填写）：

研究成果展示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日本，同属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

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先后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日本出现明治维新。

到19世纪末，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基本完成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在经济结构上，日本虽仍保留了许多封建关系，但资本主义体制已占统治地位，初步建立了近代科技文明体系。

然而中国在这期间，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却越陷越深，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不仅受到西方，而且受到来自日本的压迫和侵略。

中日两国几乎从同一时期、同一种状况起步，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结果却如此不同，其原因究竟何在？

本文兹略加比较，试析其原因所在。

1、双方进行变革的主体阶级

性质不同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权的统治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统治，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势力，清朝的洋务运动始终受到顽固势力的掣肘。

从阶级上讲，清朝的洋务运动是由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群“有识之士”领导的，他们都是朝廷重臣或者军政要员，如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等。

这些人或者是满清贵族，或者是汉族地主，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成为了纲常名教的信徒。

因此，洋务派是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

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指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天皇政权，在1890年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以西方为榜样所进行的诸项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阶级联合领导的，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政权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从1871～1890年间，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的、系统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是由这一政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变革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别

众所周知，清政府之所以要办洋务，是因为面临内忧外患，不能照老样子再统治下去了。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使清王朝的声威扫地，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谈西学、办洋务成为一时之风尚。

一部分封建官僚主张效法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某些先进技艺，主要是为镇压农民起义，其次是御外侮，确保清朝统治，摆脱外来侵略的威胁。

可见在中国，洋务运动目的在于用“西学”维护封建统治之“本”，因此洋务派只是满清政权的一个略带“先进性”的派别。

中国发动洋务运动根本不是想把封建的中国改造为资本主义的中国。

其最终目的，是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已经腐朽的封建主义的躯体，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洋务运动的实质，也是导致洋务运动没有把中国引入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

而在日本，明治政府采取的是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它的目标非常明确：

使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因此，明治维新一取得成功，日本天皇就率宫廷贵族、诸藩主及官僚对天地之神起誓：

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上下一致，建立统一国家，打破封闭锁国的“旧有的陋习”，与各国友好往来，“向世界求得知识”。

虽然在明治初年，日本的守旧势力，包括武士阶层和部分政府官员，极力反对天皇政权的改革政策，在政府内部开明派与反对派双方针锋相对，但总是开明派占优势。

在1871年废藩之后，日本政府即派出一个以开明派优秀官僚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大使节团，走访欧美，目的是与各国政府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同时也实地考察、学习欧美的先进文明。

他们为西洋的议会政治和经济繁荣所感叹，1873年开明派考察团回国后，就发动政变，将西乡隆盛为首的守旧势力完全驱逐出政权。

3、两国采取了迥异的变革方式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学术、技术、文化、教育所有领域的系统性改革。

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归根结底仅是在军事和经济的某些方面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毫不触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本身。

洋务派这种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具体而言，在社会经济方面，中国的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矿业的时候，如果政府政策恰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完全具备发展起来的原料、劳动力、市场等条件，但洋务企业却受到无能腐败的封建官僚的支配，他们尽力地垄断生产，不允许其他同种企业的成立。

洋务派所谓的“求富”“求强”是为促进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还是求得自身的“富”、自身势力的“强大”?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教育文化方面，洋务派对国民教育的普及提高毫不关心，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才开办学习外语、科技知识的学院，派遣留学生。

而明治政府设置教育机关，着手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努力发展初等、中等、高等教育，规定满六周岁的男女儿童必须入学，设置学校及维持学校费用。

正是明治政府从开始就高度重视和大力普及教育，才奠定了日本所谓“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由于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的近代工业只不过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上嫁接资本主义生产力而已，这既不能挽救和改变清朝封建制度，也不能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成长。

4、变革的深度不同

在日本，明治维新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利益，导致了政府执政阶层与人民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又推动了维新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由于明治维新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改革，它给社会各阶级都直接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日本，武士阶级曾为保住过去的地位和特权而反抗，农民大众也由于维新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比幕藩时代更轻的负担，反被强加上新兵役制和义务教育制而不满。

武士阶层和农民大众不断的反抗斗争，使明治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从而推动了维新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如1873年土地改革中，日本政府所定土地税与封建贡租的重税相等，这激起1873～1876年的农民斗争。

此后，日本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要社会基础的“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制定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等。

虽然斗争没能胜利，但日本天皇迫于人民压力，不得不于1889年制定了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并于第二年开设了帝国议会。

5、两国所处社会环境

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还处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

在被外国侵略者打开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分解。

虽然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种种压迫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这样就致使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依靠的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赖的物质基础。

而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处于幕落领主制的统治之下，封建制度开始趋向解体，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广泛存在，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到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400多个，在先进地区棉纺业这一主要工业生产部门已跃居统治地位。

同时，西南诸落进行落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这些经济上有一的势力而政治上无权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成了发动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6、两国内部封建统治强度

中国的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

政治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

各地总督、巡抚、提督都没有独立的权利。

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清政府的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

名义上是权力满汉平分，实际上却是均在满员之手。

汉人掌权，无论权力大小，都会令满人担心不已。

曾国落就是一个实例，清政府的这种为统治权稳固与否的担优心态导致它对任何新奇事物的出现都倍感小心翼翼，对任何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主张都敏感过度。

这就致使洋务运动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无皇权可资利用，也无地方独立力量作为有力的领导来依靠。

即使清朝封建集权专制主义有所衰败，地方汉族军官也获得某些兵权的前提下，洋务运动仍然不能改变总体上的清朝封建统治权力结构，不能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出历史舞台，开展近代化运动。

因此，洋务运动的所谓“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也就在严酷的封建君主制集权下不幸夭折了。

而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藩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

德川幕府将军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独揽大权他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

在“幕府改革”失败之时，长州、萨摩这些落的“落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并使落国的经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轨道。

因此，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容和性质。

与此同时，反幕势力也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高举民族反抗的义旗，激起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并逐渐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最终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这一现象表明，德川幕府长时期内未能使落国完全失去独立性，而“大名”的这种独立性，使日本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并运用了它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并打出了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运动指挥者的思想意识当时洋务派的主要成分包括王公贵族、地方督抚、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而其中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则是那些满汉军政要员。

如奕忻、文祥、曾国落、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

这些满汉军政要员虽然出身、阅历、权势不同，但是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上都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自幼就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

当日本人积极的向西方学习欲加以改革时，中国人却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

”‘虽然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某些优越性，但也仅主张借用“西法”来谋求清朝封建统治的“自立”、“自强”，并不曾想通过变革来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

以曾国藩为例，1864年在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前后，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川同清廷矛盾骤然激化，但他毅然采取了“远权避谤”的策略，裁兵自敛藉以消除清廷疑忌。

可见其固守的封建理念根深蒂固，而由他们指导的变革运动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不能使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而日本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眼界，热心学习传人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至于当时在日本先后兴起的“兰学”和“洋学”热。

这些不仅使日本人民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产生向往还引起了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这也导致日本武士阶级的急剧分化，一些被裁减的武士，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看到只有和城乡资产阶级以及新地主联盟，凭借暴力才能摧毁幕府的统治，获得解放。

正像董以山先生曾提到的那样“在1860年前后，日本的社会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已经到了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可能发生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

”

7、变革运动的指导理论

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的满汉军政要员均为清朝政权及其封建经济基础的捍卫者，他们从中国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指导理论，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

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认为这种制度比西方人的制度好得多。

在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指导下，中国推动洋务运动不过是因“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制度受到了西人的“坚船利炮”和“潜师洋法”的不肖之徒农民起义军的内外威胁，而中国“独火器万不能及”西人，所以他们才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取西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人之长技。

”洋务运动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只是想借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巩固原有的封建社会制度，维护和延续满清王朝的统治，这种理论的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

因此，洋务运动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而明治维新则领导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利用国家的强力，改造旧有的经济基础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他们提出“脱亚人欧”理论，主张摈弃亚洲的陈旧制度，效法欧洲的新兴制度，变革封建所有制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生产方式。

正是这一理论的指导，才使明治维新运动的上层领导和广大基层群众实行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会制度。

因此，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的两次运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封建土地制度改革上。

洋务派的领导者们就是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出身，他们推行新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护和延长清政府的腐朽封建统治，因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工业化也绝对不能在封建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并得以发展。

而德川幕藩领主制国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要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必须改变这种土地所有制。

为此，明治政府通过推行“奉还版藉”、“废落置县”革除封禄制度和地税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了自由农民和新地主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把全国农业纳人了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开拓了市场和提供了大量资金。

总之，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中国之所以在半殖民地中越陷越深，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没能尽早推翻封建统治。

而日本在美国的佩里舰队侵日的仅15年后，就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与过去完全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使日本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影响巨大，它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抓住历史机遇的日本，便是我们反思的一面镜子。

透过两国运动的种种现象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两次运动结果的不同。

然而，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不断进步，以古鉴今，以一种严谨客观的研究态度来分析历史事件中存在的差异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不仅对当今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更对今日的社会发展有着弥足珍贵的现实指导意义。

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情况一览表

高一年级班填表日期：

年月日

课题名称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对比研究

备注

课题组组长

代志鹏

指导教师

研究主导课程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