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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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

【副标题】

【英文标题】

【作者】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作者简介】

【发表日期】

【原文出处】列宁全集第34卷1918.3-1918.7/列宁全集(第2版)

【分类】列宁全集第34卷

【提要】

【关键词】列宁/列宁全集

【英文提要】

【原文刊期】

【文章来源】

【序号】008

【制作者】

【编者按题解】

【中图法】

【出版社】

【注释】

    [45]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草案。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

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讨论了和约问题,列宁在会上讲了话。

党团会议以453票赞成、36票反对、8票弃权赞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

由于代表还没有全部到达,党团的人数不齐。

    3月14日,代表大会开幕。

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名。

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

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

    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

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

“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决定以及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出的党员不得反对党的决定的规定,投了弃权票。

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85。

    [46]这个决议草案是为答复美国总统伍·威尔逊致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声明而起草的。

威尔逊在声明中就德国人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向俄国人民表示“同情”,并说“合众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证俄国在其内部事务中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完全恢复其在欧洲和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

威尔逊企图用这个声明对代表大会的决定施加影响,阻挠批准对德和约。

    决议草案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后通过。

——85。

    [47]这里是指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

这两个政党当时都有代表参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很快就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道路。

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6月14日通过决议,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孟什维克党的代表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

决议于6月18日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3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30—431页)。

——86。

    [48]看来,列宁把革命发展中的转折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破裂和德国发动进攻联系在一起。

他在这个报告和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507页)中把这个日子定为2月11日,即和谈破裂的第二天,而在另一个文件即《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见本卷第83—84页)中则把这个日子定为2月17日,即德军全线进攻开始的前一天。

——87。

    [49]指来自前线的军官杜巴索夫在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

杜巴索夫在发言中说:

“现在士兵们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土地。

他们要的只是一样,那就是结束战争。

不管你们在这里怎么说,士兵们不会再打下去了。

”——96。

    [50]1918年1月14日(27日)芬兰发生革命,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

2月,根据芬兰工人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倡议,开始了关于缔结俄罗斯和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的谈判。

俄芬协商委员会草拟的条约草案在人民委员会2月25、27、28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3月1日,缔约双方代表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条约。

    列宁直接参加了条约的制定工作,同受权签订条约的芬兰工人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审订了条约草案。

——98。

    [51]指波·达·卡姆柯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就批准对德和约问题所作的副报告。

——104。

    [52]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据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他在发言中说: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对签署政治文件承担责任……就象农民在乡会里那样,不知道手脚麻利的地方长官强迫他们签名的是什么字据,就在上面签了名,结果受了30年的盘剥。

俄国的领导者们想对你们做的就是这个。

我们至今没有条约的文本(会场喧哗,纷纷向发言人抛掷条约文本),至少我到现在还未收到,我的同志们也未收到。

    乡会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设立的地方农民管理机关,由乡长、村长等地方公职人员和农民代表(每10户选一人)组成,每年开会两三次。

乡会选举乡长等地方公职人员,解决本乡的一些行政和经济问题。

乡会掌握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实际是乡公所的谘询机关。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21日颁布法令,撤销乡会,在乡一级设地方自治机关。

——104。

    [53]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告全世界人民书》。

这个文件发表于1917年3月15日(28日)俄国中央各报。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的讲话对这个不彻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文告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50—264页)。

——107。

    [54]第一个呼吁书是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告各交战国士兵书》,载于1917年4月21日(5月4日)《真理报》第37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92—294页)。

——107。

    [55]这里说的是1918年3月13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表决的票数,赞成批准和约的票数为453张,占9/10。

参看注45。

——112。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45]

    (1918年3月)

    1

    关于威尔逊的声明的决议草案[46]

    (3月14日)

    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受严重考验的日子里,威尔逊总统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表达了他对俄国人民的同情,为此,代表大会向美国人民,首先是北美合众国的被剥削劳动者阶级表示谢意。

    作为中立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愿借威尔逊总统向它发表声明的机会,向遭受帝国主义战争惨祸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各国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它坚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群众摆脱资本的枷锁,建立起唯一能提供持久而公正的和平、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文化和福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幸福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载于1918年3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91页

    2

    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

    (3月14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标志着俄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不仅是俄国革命,同时也是国际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即苏维埃政权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苏维埃政权提交大会批准的极其苛刻的和约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我们所面临的转折的历史意义,必须懂得到现在为止革命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所以遭受严重失败,经历严峻考验,其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我觉得,参加苏维埃的政党[47]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就是有些人因为苏维埃共和国被帝国主义打败而过于感情用事,被理所当然的愤怒心情所支配,他们有时过于悲观失望。

他们不是考虑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考虑这些条件在这个和约缔结以前如何形成,缔结以后又如何表现出来,而试图单凭感情来回答革命策略问题。

然而,一切革命史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进行任何一种群众运动或阶级斗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种不仅席卷了整整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且波及到各种国际关系的阶级斗争的时候,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须把估计客观情况作为自己策略的根据,必须用分析的态度来考察革命的进程迄今为止的情况,它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危险、那么急剧、那么不利于我们的变化。

    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一下我国革命的发展情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它经历了比较独立自主、在相当程度上似乎是独立自主的时期,即暂时不受国际关系影响的时期。

从1917年2月底到今年2月11日[48]德国开始进攻为止,我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总的说来,是迅速而容易地获得胜利的道路。

如果我们单从俄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一年中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俄国工人阶级得到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所有先进的、觉悟的、积极的农民一道,在几天之内就推倒了君主制度。

我们能够获得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俄国人民从1905年的经验中吸取了大量蕴积的革命战斗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国家,遭受战争的痛苦特别深重,在旧制度下特别早地达到无法再继续进行战争的程度。

    继短暂的急风暴雨的胜利(建立了新的组织——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之后,就是我国革命的长达好几个月的过渡时期。

在这一时期,被苏维埃一下子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又被那些支持过这一政权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扶持和加强起来。

这是一个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帝国主义秘密条约、用诺言来哄骗工人阶级的政权,它简直什么事情也不干,对经济破坏状态听其自然。

在这段对于我们俄国革命来说是很长的时期,苏维埃积蓄了力量;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来说是很长的,可是从国际革命来看却很短,因为在大多数主要国家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期,经历各党各派妥协的时期,不是几个月,而是长达数十年。

从4月20日起到6月克伦斯基在口袋里装着秘密的帝国主义条约恢复帝国主义战争的这一段时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在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七月的失败,经历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而只是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只是在广大工农群众从亲身经验中,而不是从说教中看清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活动徒劳无益的时候,——只是在长期的政治发展之后,在长期准备和各党各派在情绪上和观点上的变化为十月革命打下基础之后,才开始了同国际革命隔绝或者说暂时分开的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第三个时期。

    这第三个时期,十月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时期,是最困难同时也是最迅速地获得伟大胜利的时期。

从10月起我国革命把政权交给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它的专政,获得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它的支持,从10月起我国革命开始了胜利进军。

受一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即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反抗,俄国各地开始了内战。

    内战开始了。

在这场内战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力量,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这场内战中,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全面胜利,因为它的敌人——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剥削者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得不到任何支持,他们的进攻被粉碎了。

同他们作斗争与其说是采用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靠了宣传鼓动;人民一个阶层又一个阶层,一批又一批,甚至连哥萨克劳动者都离开了那些企图使他们脱离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胜利进军的时期。

苏维埃政权把俄国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无条件地、坚决地、不可逆转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

这个时期标志着似乎始终未受国际帝国主义影响的俄国革命发展的最高峰。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极其落后、同时又因1905年的经验而最有革命训练的国家,能够那样迅速、那样容易、那样有秩序地把一个又一个的阶级推到台上执政,淘汰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组合,最后建立了一种不仅是俄国革命,而且也是西欧工人革命的最新的政治组合。

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得到了巩固,并赢得了被剥削劳动者的坚决支持,因为它消灭了旧的国家政权压迫机构,因为它从根本上建立了最高类型的新型国家。

巴黎公社曾经是它的雏形,巴黎公社推翻了旧的机构,代之以群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实行除剥削者以外的劳动群众的民主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并且有步骤地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这段时期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人数不多的俄国革命先锋队中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俄国革命这种胜利的进程,这种迅速的进军可以指望继续取得胜利。

可是错也就错在这里,因为历史上所以能有这样一个时期,俄国革命得到了发展,把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了另一个阶级手里,并在俄国一国范围内结束了阶级妥协,仅仅是由于那些最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暂时停止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

革命在几天之内就推翻了君主制度,在几个月之内就消除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一切尝试,并在几星期之内就在内战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各种反抗;这样的革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所以能够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在世界强盗包围之下,在国际帝国主义野兽身旁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彼此之间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无暇进攻俄国。

    接着,又一个期开始了,我们清楚而沉重地感觉到它,这是俄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和严重考验的时期,我们无法向革命的敌人作迅速的、正面的、公开的进攻,而只能忍受严重失败,只能在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力量面前,在国际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力量面前,在具有现代技术和全套组织的整个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压迫和扼杀弱小民族,为了对付我们而集结起来的军事力量面前实行退却;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力量的悬殊,我们面临的是极困难的任务,同我们短兵相接的不是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那样微不足道的敌人,我们遇到的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军事力量,面对的是世界强盗。

显然,由于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我们不得不自己来抗击这些力量,不得不遭到严重失败。

    这个时期是严重失败的时期,是退却的时期,我们应该挽救哪怕是一小部分的阵地,我们应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等待整个国际条件发生变化,直到欧洲无产阶级力量前来援助我们,这支力量是存在的,而且正在成熟,可是他们不可能象我们这样容易地对付自己的敌人。

如果忘记了俄国革命开始容易,继续前进困难这一点,那就是想入非非,就是大错特错。

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从推翻最腐朽、最落后的政治制度开始的。

而欧洲革命一开头就得在艰难得多的情况下对付资产阶级,对付厉害得多的敌人。

因此欧洲革命开始将困难得多。

我们看到,欧洲革命要打开压迫它的制度的第一个缺口是困难得多的。

它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要容易得多。

由于现时国际舞台上革命阶级同反革命阶级的力量对比,情况也不能不是这样。

可是那些不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而从感情和愤慨出发来观察现状,观察革命所遇到的异常严重的形势的人,却经常忽略这一基本的转变。

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所有的革命中,每当革命发生急剧的转折,由迅速胜利转入严重失败时期的时候,就会听到总是对革命发展为害不浅的貌似革命的空谈。

同志们!

我们只有估计到使我们从迅速而轻易取得的全面胜利落入严重失败的这一转折,才能对我们的策略作出正确的评价。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严重的问题,它的产生是目前革命发展中从对内轻易取得胜利到对外遭到严重失败这一转折的结果,同时整个国际革命的转折,从俄国革命进行宣传鼓动活动,而帝国主义尚在观望的时期转为帝国主义直接进攻苏维埃政权的时期,也向整个西欧国际运动提出了特别严重、特别尖锐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打算忘掉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就要弄清在目前这个极其苛刻的、所谓难堪的和约问题上,俄国的基本利益是什么。

    在同那些否认接受这个和约的必要性的人争论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说,签订和约的主张似乎只是反映了疲惫的农民群众、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利益,等等,等等。

我听了这种话,总是感到惊奇,为什么这些同志忘掉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的阶级关系。

这些人只是牵强附会地寻找各种解释。

似乎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了政权时事先没有预计到,只有无产阶级同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即俄国农民的大多数的联盟,才能使俄国的统治权掌握在革命的苏维埃政权手中,掌握在多数人的政权,真正多数人的政权手中;否则任何建立政权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困难的历史转变关头。

似乎现在可以撇开我们大家公认的真理,可以用轻蔑的口吻来谈论所谓农民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疲惫状态。

讲到农民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疲惫状态,我们应该说,国家就算是准备抵抗,可是贫苦农民只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才会同意去抵抗。

    我们在10月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事变的进程必然会如此,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全国性的转折,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在10月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十分明确地向自己、向全国人民说,这一次是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无产阶级知道会得到农民的支持,至于支持什么,你们自己知道,就是支持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和平,支持他们决心同大金融资本继续进行斗争。

这一点我们没有错,任何人,只要还有一点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观念,那就回避不了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真理:

我们不能要求已经对欧洲革命和国际革命作了那么多贡献的一个小农国家,在目前这种艰苦的、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再进行斗争,因为尽管西欧无产阶级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罢工等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毕竟是没有及时到来。

因此我说,所谓农民群众疲惫等等这种说法无非表明那些搬出这种论据的人缺乏论据,毫无办法,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整个地、全部地把握无产阶级和多数农民的革命的阶级关系。

在每一个急剧的历史转变关头,我们要估计到各个阶级整个的阶级对比关系,而不是抽出个别例子和个别特殊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自己是稳固地立足于对可靠事实的分析之上。

我完全明白,现在俄国资产阶级是在我们完全无法作战的时候推着我们去进行革命战争。

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这样做。

    当他们叫喊这是难堪的和约,却只字不提是谁把军队弄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完全明白,这批人就是资产阶级加上人民事业派分子、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分子、切尔诺夫分子以及他们的应声虫。

(鼓掌)我完全明白,这是资产阶级在叫喊革命战争。

这样做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力图使苏维埃政权采取错误的步骤。

这些人这样做是并不奇怪的,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报纸上登满了反革命言论……(喊声:

“全都封掉了。

”)可惜还没有全都封掉,但是一定会把它们全都封掉的。

(鼓掌)我倒想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他们允许反革命分子、拥护资产阶级的分子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分子继续利用对财富的垄断,用资产阶级的鸦片来毒害人民。

这样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鼓掌)

    我完全明白,这样一些出版物发出一片反对难堪的和约的狂吠、呼号和叫喊。

我完全明白,这些主张这种革命战争的人,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到德军进攻时就会出门迎接,兴高采烈地说:

德国人可来了,他们并且会让自己的军官带上肩章在德帝国主义占领的地区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

当然,这样的资产者、这样的妥协分子鼓吹革命战争,我丝毫不感到惊奇。

他们想使苏维埃政权落入陷阱。

这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他们已经表演得够了。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看到过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知道温尼琴科这帮老爷就是乌克兰的克伦斯基,乌克兰的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

这帮老爷,这些乌克兰的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背着人民,同德帝国主义者缔结了和约,而现在,在德国人的刺刀的帮助下要推翻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

这就是那些资产者和妥协分子以及他们的同伙们所干的勾当。

(鼓掌)这就是这些乌克兰的资产者和妥协分子所干的勾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他们一直向人民隐瞒了自己的秘密条约,他们在德国人的刺刀的帮助下反对苏维埃政权。

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所要干的勾当,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们有意无意地想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去的道路,他们是知道现在苏维埃政权绝对没有能力同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

因此,只有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只有在这种总的阶级情况下,才能了解左派社会革命党这类人的错误多么严重,这类人陶醉于半是绝望、半是空谈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各国革命的历史上,在困难关头是屡见不鲜的。

他们不是清醒地正视现实,不是从阶级力量方面估计革命对待内外敌人的任务,而是要人们感情用事,单凭感情解决重大的和极端困难的问题。

和约的确非常苛刻,非常耻辱。

我在自己的声明和讲话中曾不止一次地称它为蒂尔西特和约,即征服者拿破仑在普鲁士和德意志人民多次遭到严重失败后强加于他们的那种和约。

是的,这个和约是一次极严重的失败,是对苏维埃政权的侮辱,可是,如果你们根据这一点,局限于这一点,感情用事,怒不可遏,企图这样来解决极其重大的历史性问题,那你们就会陷入社会革命党全党有一次陷入过的那种可笑而又可怜的境地。

(鼓掌)那是在1907年,形势同目前有某些相似,社会革命党当时也是诉诸革命者的感情。

在1906年和1907年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斯托雷平强迫我们接受关于第三届杜马的法律,在一个最丑恶的代表机关里给我们造成了最耻辱、最苛刻的工作条件,当时我们党在内部稍微犹豫了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比现在要厉害)之后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没有权利感情用事,不管我们对最可耻的第三届杜马有多大的愤慨和不满,我们应该承认,这不是偶然性,而是发展着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

继续斗争力量不足,而即使在这种强加的耻辱条件下也可以积聚起力量,结果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那些要人陶醉于革命空谈,陶醉于正义感(虽然这是一种十分正当的感情)的人,得到了一次任何善于思索和有头脑的革命者所不能忘怀的教训。

    革命的发展不会那么顺利,使我们能很快地很容易地达到高潮。

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即使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都不可能不经受失败的艰苦时期,因此,不能这样对待群众运动,对待发展着的革命这一类重大的问题,说什么和约使人难堪、蒙受屈辱,一个革命者对此不能容忍;不能光是讲一些鼓动性的话,对我们签订和约横加指责,——这是人所共知的革命常识,是人所共知的一切革命的经验。

应该学习我们从1905年以来的经验。

如果说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如果说由于某种原因,俄国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担负了开始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最艰巨而又最光荣的使命,那是因为俄国人民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在20世纪初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因此必须学习这两次革命的经验,应该善于懂得,只有注意到国与国之间的阶级对比关系的变化,才能明确地断定,我们现在无力应战。

我们应该考虑这种情况,应该心里明白:

无论喘息时机能有多长,无论和平多么不牢靠,不持久,和约多么苛刻和屈辱,它总比战争好,因为它能够让人民群众喘一口气,能够纠正资产阶级所干下的那些事,他们现在在可能叫喊的地方到处叫喊,特别是在沦陷区,在德国人的保护之下。

(鼓掌)

    资产阶级叫嚷说,布尔什维克瓦解了军队,现在没有军队,要怪布尔什维克。

可是,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首先回顾一下我国革命的发展吧。

远在革命前,早在1916年,我们的军队就开始逃跑和瓦解了,凡是当时见过军队的人,都得承认这一点,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我国资产阶级采取过任何预防措施没有呢?

很明显,当时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并且在3—4月间就有过这种机会,那时候苏维埃组织只要对资产阶级动一下手就能夺取政权。

如果当时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如果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帮助克伦斯基欺骗人民,隐瞒秘密条约,驱使军队去进攻,而是帮助军队,供给他们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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