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教授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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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年教授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黄安年教授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8-07-2417:

14黄安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退休教授，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了不少揭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存在一些问题的文章，我从中选择了5篇文章，汇集成《黄安年教授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一文：

1.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简介》

尽管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我还是很少上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网，原因是这类网站为行政服务的色彩过重，真正反应师生实情的少之又少。

例如6月28日（北京时间）上午北师大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文力坠楼事件，北师大校园网就没有反映，在官方的新华网倒成了网民热议话题。

打开校园网更少有批评学校当局管理弊端的信息和文章，从这里很难看到一个知名高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盛况和学校当局欢迎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的气度。

至于历史系的网站我就更少看了，昨天偶尔看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简介》，发现在短短的《简介》里就有明显的问题，看来系（我还是习惯称系，尽管已经改成学院）领导并没有认真管理好自己的网站。

　　　　下面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简介》全文：

“历史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

1912年称北京高师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

　　　　　　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方国瑜、朱希祖、张星烺、杨秀峰、楚图南、陈恒、侯外庐、白寿彝、赵光贤、柴德赓、刘启戈、陈正飞、张鸿翔等在此辛勤耕耘过，奠定了北师大历史学科坚实的基础。

2006年3月，我校作出决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史学研究所合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合并后的历史学院，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

现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个博士点，8个硕士点。

在职教授30人，博士生导师29名，在聘“985”项目教授10人；副教授19人。

其中既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郑师渠等，也有一批崭露才华的中青年学者。

现任院长为杨共乐教授。

”

　　　　现在来说，《简介》有什么问题：

　　　　第一，简介说“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方国瑜、朱希祖、张星烺、杨秀峰、楚图南、陈恒、侯外庐、白寿彝、赵光贤、柴德赓、刘启戈、陈正飞、张鸿翔等在此辛勤耕耘过”。

《简介》把陈垣老校长的名字写成了“陈恒”，实在是对老校长的大不敬。

其实辛勤工作过的还有王桐龄、齐思和、朱庆永等名师。

王桐龄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学者，又做过历史系主任，从90年代初起历史系还专门设立了的“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怎么在《简介》里提了张星烺，少了王桐龄呢？

笔者作为该奖学金设立以来的奖学金委员会委员，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是我们系最早颁发的奖学金，系主任又是该奖学金委员会的当然主席。

《简介》连陈正飞、张鸿翔都提到，怎么也得提到王桐龄。

再说，迄今我国最早开设美国史课程的是知名学者齐思和做过北师大教授，他的教材手稿现在还保存，朱庆永的知名不亚于陈正飞，在世界现代史领域也卓有成绩。

这里面既涉及“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的标准，也关系撰稿人和审稿人对于系史实在知之甚少。

　　　　第二，简介提到“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郑师渠等，”，而“请看全文”中却成了“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全文”中反而少了“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郑师渠等”的名字。

这是怎么会事呢，显然在技术处理时搞错了。

难道这样的明显错误领导也发现不了。

笔者怀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有没有经常上自己的学校网看看，如果你们自己不经常看，还能发现问题？

　　　　第三，简介提到的“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名字居然有“郑师渠”，他身为北师大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但是学术成就并不知名，怎么也成了“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了，这个知名是因为他是“北师大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而知名还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而知名，抑或学院领导为了讨好学校领导而特封他为“知名”。

如果他是知名教授，那么像赵世瑜教授等比郑师渠更知名的为何榜上无名呢？

如果说简介中“也有一批崭露才华的中青年学者”的用词，只是没有名字，因而不提中青年那也不合适，因为“一批崭露才华的中青年学者”才是学院的真正希望。

至于郑师渠难道他已经进入老教授行列？

如果真是已经老了，也该把权力让给那些年富力强的学者了。

人们有理由怀疑，这里有没有权学交易的行为？

本来人们对于龚书铎—郑师渠—杨共乐这条关系线早有议论，现在岂非不打自招么？

历史系曾经流失了不少有造诣的教授，他们是否知名，自有公论。

要说“在此辛勤耕耘过，奠定了北师大历史学科坚实的基础”，还有不少已经退休、已经离开历史系或者已经去世的教授，如在世界史领域的有李雅书、张文淳（已故）、刘宗绪（已故）、刘北成（现任清华大学教授）、郭小凌（现任首都博物馆馆长）、杨玉圣（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等；在中国史领域的有顾诚（已故，名副其实的国际知名教授）、王桧林（中国现代史权威）、张守常（中国近代史权威）、房德邻（现任北京大学教授）等。

可长期以来他们并不处于历史系主流地位的。

简介提了已故的，讲了在职的，抹去退休的“海内外”知名教授，难道他们不也是“在此辛勤耕耘过”吗？

　　　　第四，简介在谈到已故学者时用“享誉海内外”，对在职学者则用“国内外知名”，这两种用词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些学者不是“享誉”就是“知名”是等量齐观的。

所称“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中的国外知名是怎么界定的，是不是自封的，现在讲学术道德建设就是包含反对这种自我拔高，自吹自擂的歪风邪气的。

请历史学院提供他们在国外知名的具体学术评介资料，此事可以先从郑师渠做起，如果郑副校长还有点谦虚谨慎的学术态度，该主动撤消这种国外知名的冠名，或者公开发表申明才是，否则等于默认，要承担徒有虚名的压力了。

　　　　第五，简介说现有“在职教授30人，博士生导师29名”，如果副教授里没有博士生导师，那么等于说，在职教授全是博士生导师了，如果副教授里没有一位博士生导师，那又说明历史学院关于博士生导师的聘任和改革潮流还有相当差距。

　　　　作为以培养高层次历史教学和研究人材的历史学院,领导层自身的学风不严谨,对于历史史实不尊重,能够让人放心吗?

　　　　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的名下出版了一套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材，编委会主任是郑世渠，副主任是杨共乐。

　　　　但是，知道这套教材来历的教师私下都有疑问：

这套教材是由已故系主任唐赞功教授在任期间组织全系教师编写的。

所谓修订版只是对个别册的内容做了一些小改动，增添了一本中国史学史，此外就是在形式上换了个封面以及加了一点附录、图片。

为什么整个教材的编委会主任成了郑和杨?

而且在修订前言中，只字不提主持编写工作的前系主任唐赞功。

　　　　这套书是1993年开始编纂的，唐赞功主任以及房德邻副主任（主管教学，已调北大）、郭小凌副主任（主管科研，已调首都师大）多次组织教研室主任和全系教师大会布置编写工作，房德邻教授自始至终是这套书的具体负责人。

这套书各分册的确定，纲要的编写，撰写的进度，中间以及后来同出版社的联络会商，都凝聚着当时负责全系工作同志的辛勤劳动。

当时有教师提出应该建立一个编委会，由唐赞功担任主任，但厚道的老唐坚决拒绝，说要避谋私之嫌，各册是大家写的，他不要那个虚名。

他是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讨论上下册的编写过程中，同事们建议由他担任中国古代史两册的主编，唐赞功教授也拒绝了，理由仍是避免沽名钓誉，以权谋私的嫌疑。

　　　　从尊重前人的劳动、尊重实际出发，如果现在要出版改动很小的修订版，并且建立编委会，那主任也至少应该加上唐赞功教授，而不是当时只负责《中国近代史》一册编写工作的郑师渠（时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

至于杨共乐，当年还是世界上古中古史教研室的讲师，只参加了《世界上古史》册一章的编写，根本就与这套教材的策划组织无关。

此外，编委会还应该有房德邻、段柄麟（已故，时任世界现当代史教研室主任，《世界当代史》册主编）等对这套书贡献很大的同志。

即使是“修订版”，据悉主要工作也是由副系主任李帆做的，他是近几年到系里来的博士，不了解当年这套书的编写情况。

但郑师渠和杨共乐不应该忘记谁是这套书编委会的真正主任。

　　　　当年参与这套书编写的同志现在多数都健在，如果没有人说明这个真相，二三十年以后，功劳就都会记在郑和杨身上了。

所以草拟这篇小文，以对厚道的唐赞功的怀念。

2.尊重历史还原真相——再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简介》的不实之辞

2006年6月30日笔者在学术交流网上发表《如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简介”》一文，对于简介的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

文章发表后历史学院简介似乎改正了笔者指出的两处小错。

一处是改正了《简介》把陈垣老校长的名字写成了“陈恒”的错误；另一处是简介提到“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郑师渠等”，而“请看全文”中却成了“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全文”中反而少了“瞿林东、陈其泰、晁福林、郑师渠等”的名字。

现在的《简介》全文中已经补上了。

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变动，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笔者以为简介涉及到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于曾经为历史系各个的发展阶段作过贡献的教师们的尊重。

在简介里辛勤工作过的王桐龄、齐思和、朱庆永、王真等名师没有了。

在此辛勤耕耘过、奠定了北师大历史学科坚实的基础的顾诚、王桧林、张守常、施建中、李雅书、张文淳、马家骏、刘宗绪等的名字也没有。

至于中青年学术骨干赵世瑜、刘北成、郭小凌、房德邻、杨玉圣等也不在此列。

一份简介究竟哪些名师上，哪些不写，价值判断在院长的决策。

如果就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来说，既然有郑师渠，为何没有顾诚？

有一个客观标准没有？

顾诚的学术成果为海内外学术界的公认，怎么连顾诚的名字也不肯写上？

这样的简介合适吗？

可能历史学院简介的决策者会说，这里说的是现任的知名教授，已经退休的和去世的没有写上，这也是说不过去的。

简介提到的“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已经全部去世，而顾诚同样是“享誉海内外的学者”，为何不写上？

至于像王桧林、张守常这样的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术权威，历史学院的简介没有写上，也令人费解。

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对于北师大历史系作出杰出贡献的，前有王真，后有王桧林，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说到张守常先生，1957年一场政治运动使他蒙受巨大不幸，但他为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和学科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只是他却没有署名权，代之以教研室的集体名义，随后又成了某个红得发紫的中国近代史“权威”的领导成果，本来早就应该主动改变将他人成果归于自己名下的学术不轨行为，恢复学术成果的本来面目，而我们在职权威做了吗？

同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简介》却是这样写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中国语言文学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文系之一。

一个世纪以来，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英才，也为20世纪中文学科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先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等先贤会通开新，炳耀学界；再有启功、郭预衡、杨敏如、聂石樵、伍铁平、浦漫汀、邓魁英、匡兴、史锡尧、谭得伶、郭志刚、王宁、张俊、韩兆琦、童庆炳、程正民、王富仁等后继骞翮远翥，弘文励教。

老、中、青薪火相传，几代人开拓耕耘，稳健求实，锐意进取，既坚守学术家园，又保持现实关怀，既传承文化传统，又融汇西学新知，积极担当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大任，构筑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

请注意名单中的“郭预衡、杨敏如、聂石樵、伍铁平、浦漫汀、邓魁英、匡兴、史锡尧、谭得伶、郭志刚、王宁、张俊、韩兆琦、童庆炳、程正民、王富仁等”都还健在，其中除了王宁、童庆炳两人仍然在职外，其他全部已经退休。

而文学院的简介并没有现任较为年轻的学术带头人的名字。

文学院对于已经退休的老专家如此尊重，而历史学院却只字不提。

两相比较，我们该当如何呢？

笔者希望历史学院院长们认真反思，尊重历史、尊重已经退休或去世的对于历史系作过重大学术贡献的老师们。

近闻历史学院有了自己的院训，依笔者之见，不管院训说得如何头头是道，历史学院要以探索真实历史、维护真实历史、尊重真实历史为底线，如果连《简介》都不尊重历史真实，院训岂非成了包装。

写于2006年6月30日

3.再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排名

大学排行榜是一柄双刃剑,它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尽管教育部已经申明不鼓励排名,媒体也不像以前那样大肆炒作,多数教师对此又不感兴趣，但是想不到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院长却对此十分的热中。

今天中午在北师大实习餐厅参加历史学院全体教职员迎新聚餐会，使我对此深有感触。

首先，学院专门印制了套红的《2006年媒体报道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排名资料》人手一册，当时我没有细看，回家后细心一看，原来所谓“2006年媒体报道”，主要是“由武书连领衔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资料，充其量，只能说是武记“《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报道的排行榜。

2006年1月该榜发表的“2006年中国一流大学名单”（共15所）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第一名，历史学第一名”，同日的“中国大学历史学专业A++级学校名单”中历史学第一名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第一名北京大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第一名北京大学。

同年11月该课题组发表“2006年中国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前30名”排名第一北京师范大学，其中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第一名A++；考古学及博物馆学B+，历史地理学第7名A，历史文献学第5名，古代史第一名A++，中国近代现代史第3名A++，世界史第7名。

按照这个课题组的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优势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其他几项并非名列前茅，如果和90年代相比，北师大历史系的世界史实力不至于只排到第7名。

既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优势实际上集中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领域，其他领域并不占第一第二位，甚至在第五名之后，有什么理由大吹获得综合第一名呢？

还要提到的是即使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领域的优势也大有吃老本的味道，一旦其中几位75岁以上的老权威退出排行榜的加分领衔领域，其后继乏人的危机足以很快导致北师大排名大滑坡的。

再说现在的媒体，我们是需要慎重的对待，决不能媒云亦云，取我所需。

因为现在有些媒体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很差，除非打官司败诉，他们从来很少主动改正错误报道的。

还有现在的排行依据的标准很不一致。

例如过于强调大学历史系拥有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这只是看表面现象，这和依据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多少来排名类似，也是会产生误导的。

至于历史学院师资阵容的统计更是“猫腻”不少。

记得我在2004年1月25日学术交流网上发表了《北师大历史系真的排名全国第二吗？

——评目前科研成果统计中的“猫腻”和弊端》专门谈到这个问题，现在附在文后参考。

如果从现在的历史学院在职名单看，有的老专家权威已经96岁高龄，但是否真正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大家心中有数，例如博士生还带着，但是有专人帮助的，这样的老专家还在职当然是师大的强项了。

估计有这样一位老权威压阵，在统计时的计分就会加上去了。

还有在职名单里出现6位校聘系聘985教授，这几位的成果怎么算呢？

其他学院也大聘985教授不也可以加分么？

有的已经调离的或者刚刚加盟的教师，他们的成果又怎么算，离退休教师的成果是否计算在内？

等等，其中的“猫腻”尽在不言中。

所以对待所谓排行榜，我们的头头千万要保持清醒，别当真，别受误导，大肆宣传这样的排行榜实在是轻率得多，是缺乏忧患意识的危险倾向。

现在再来说说，在聚餐会上，我门的杨共乐院长兴奋地向大家报告2006年学院的三件大喜事，第一件是今年历史系和史学所合并为历史学院，第二件是报告学院教师获得多少科研项目，居于全国大学历史系的前列。

第三件是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全部居全国第一。

其实，这三件也是很值得细加分析的。

历史学院的合并是喜是忧实在难说，因为本来史学所是包括在历史系里的，后来分开了，现在又合并了，只是将历史系改成了学院，牌子换了，和过去大同小异，又什么可以大喜的呢。

对教师来说系院是无所谓的，但对于学院的院长来说他就牛起来了，已经不是历史系主任而是“高”于系主任的历史学院院长了。

其实现在学院只有院长，下面没有系主任，不过院长、副院长的办公室真的大起来了，到过学院的人可以体会到院长们比以前阔气多了，恐怕事实上也离教师们远了。

记得还在文史楼的时候，系主任办公室是一间所有主任们在一个大屋内办公，现在可好各有学院院长们的办公室，他们没有想想这是福还是祸。

我在美国看到黄开来（我系1984年毕业的美国经济史硕士生，去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大学教授）任历史系主任的马萨诸塞州文理学院（MCLA）的办公楼，他们这个小系有11间屋子，只有一位系主任，系主任室兼接待室，还有一间职员公室，别的十间屋子全部是教师的办公室，他们突出的是教师而不是系行政官员，想来从办公用房也可以看出以教师为本还是以行政官员为本了。

至于争得的项目多，固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项目多少绝不能作为显示学术成就大小的标准，如果项目多少成为实际成果的标准，不等于谁能搞到了钱，谁就是学术成果多？

不等于钱成了成果？

这不是钱学交易的腐败现象么？

拿到项目费并不能算成果，最重要的要看实际上出了多少成果，如果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或者少花国家的钱出了成果，不是应该更加值得称道的么？

着这个学术边缘化的教师今年10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了《沉默的道订——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一书，并没有立项自然也没有项目费，按照学院领导的标准，大概是根本不算成果的。

我们需要倡导节约型科研成果。

有的人拿到了几十万的项目费，可是这个课题他本人好像自己没有什么成果，不知道是怎么一包装和利用关系网等非学术因素，通过什么渠道就搞到的。

我们真正要谨防的是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利来拦项目，如果这样，这样拦来的项目多了未必是件好事。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几个月前北师大的媒体还大肆宣传我校校友邱兴华荣升国家统计局长的消息，似乎他出任国家统计局长也是北师大的荣光，可是没有几个月邱局长成了大贪污犯，现在北师大的媒体作何感想呢？

为什么又不如实报道呢？

我们的课题项目负责人不妨认真想想，你拿着国家这么多的钱，你为国家和纳税人又做的怎样？

说到排行榜的两个第一，我是一头雾水，我明明听到敢于直言的老师说，历史学院有的老师的课是如何如何的不负责任，我也明明听到有的研究生向我抱怨导师出国了现在没有人管了，不知怎么办？

我也明明听到学校的督导们哀叹现在的课程质量下降了，我也明明看到北师大历史学院的网站和北大历史系相差一大截，在北大网上许多教师是讲课提纲和计划等在网上公开的，怎么现在北师大历史学院成了双冠军，难道名实之间有那么大的距离？

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了？

在分党委书记和学院院长来到我们这一桌敬酒时，我诚恳地向学院院长进言：

系领导要有忧患意识，院长似乎还沉浸在排行第一的欢乐中，含糊地回答说：

我们大都要有忧患意意识。

我再次进言道：

我说的是作为院长，你要有忧患意识，从你刚才的讲话看出，你似乎没有忧患意识，因为你只讲成绩，一点没有讲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没有讲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他这时似乎才开始注意到他今天的讲话有漏洞了。

他这才表示，我要注意，我要注意。

这才会有院长挨桌祝酒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专门来到我们桌征求意见，问大家学院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关这方面的对话也很好很意思，如果必要，笔者是会在适当时公布的。

写于2006年12月29日22时

4.“跨学科”导师聘任中的怪现象——发生在北师大历史系的故事

开展“跨学科”研究，当然是件好事。

如果某位学者学问好、人品也好，加上工作需要，“跨专业”担任研究生导师，也未尝不是好事。

问题在于，此类工作应程序公正，既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以权谋私。

但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这种程序不公、厚此薄彼、谋取私利的情况，却屡有发生。

尤其在目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这个问题正好可以成为一个检验某些人是否真正有“先进性”、是否口是心非、是否阳奉阴违的试金石。

本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北师大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的学术实力最强、发展机遇最好的时期，记得当时这两个教研室人才济济，如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有刘宗绪教授（法国史）、马家骏教授（日本史）、张文淳教授（非洲史和国际关系史）、王新副教授（俄国史）、刘北成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杨玉圣副教授（美国史）等，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有黄安年教授（美国史）、张宏毅教授（国际关系史）、杨宁一教授（日本史）、段炳麟副教授（苏联史）、金相春教授（韩国史）等，但当时三次申报博士学位点，均遭淘汰，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当时系领导消极应付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随着刘宗绪、张文淳、段炳麟教授的去世、刘北成和杨玉圣、杨宁一的调离、马家骏教授等的退休，这两个教研室虽然还有梅雪芹、张建华两位年轻教授的撑持，但总体上讲已经是支离破碎，今非昔比了。

由于当时北师大历史系尚不具备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点，世界近代和现代史由无博士点，个别行将退休、又想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人，便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

记得当时身为历史系总支书记、从事世界现代史教育与研究的某教授，即当仁不让，“跨学科”申请到中国现代史领域的博士学位导师，因为僧多粥少、一个萝卜一个坑，为此该总支书记居然向三十年前的大学同窗下手，把本应属于长期在中国现代史领域从事学术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时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的郭大钧教授挤出局，郭教授本应到手的博导资格反倒被“跨学科”到了搞世界现代史的人手中。

此一闹剧，对于某教授来讲，尽管赢得了称号，但输掉了德行。

后来，某教授以博导身份又在校内外接连得到了这样那样的荣誉和地位。

据说，某教授“跨学科”申请中国现代史博导的理由是他从事的是美中关系史研究，但如果检验他在该领域的成果，其实寥寥无几，他所参与编写各种《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和他自己编著的《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的章节，几乎也都大同小异。

但是，“有权能使鬼推磨”，又加上当时职称评定小组负责人支持、历史系主任的怂恿和利益交换，最终还是将郭大均教授排挤出局后，反客为主，做上了中国现代史博导的交椅。

对于某教授而言，无论这个博导资格是窃取来的还是抢夺来的，总归是满足了个人的虚荣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物质利益，按理说，他的中国现代史博导瘾早就该过得差不多了。

但是，这位一向不甘寂寞的某教授，在年过70岁后又再次动起“跨学科”急转弯的脑筋来，因为北师大历史学已经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故世界近代、现代史也就自然有了博士点，这位中国现代史的博导居然又变戏法地摇身一变成了“世界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据说，这同样是因为世界现代史的学科建设的需要。

人们真不明白：

这种变来变去的“跨学科”博导，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欲？

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吗？

顺便说一句，中国古代史专业的施建中教授，不仅在隋唐史等领域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而且还兼任北师大历史系新创办的文博专业负责人，为北师大文博专业的建立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虽然学校主管校长曾面谈挽留续聘施建中教授，但终究还是未能摆脱人事部门一纸宣布解聘的命运。

据了解，文博专业曾提出希望继续聘任施教授为文博硕士学位导师时，但系领导却以不宜“跨学科”担任文博专业的硕士导师为借口而拒绝。

同样是在北师大历史系，同样是教授（施建中教授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导），但上述某教授可以在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这两大二级学科间跨来跨去当博导，而施教授却不能“跨学科”做硕导。

一方面，“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