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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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
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
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
摘要:
“文景之治”乃“黄老无为而治”，这是史学界的一致共论。
本文认为，从景帝削藩起，西汉治国方略已开始发生变化，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
汉景帝之时，并不崇尚“黄老”。
鉴于当时诸侯国强大难治，诸多皇子待分封而无合适领地，景帝大胆启用晁错削藩，并在七国之乱兴起后坚决予以镇压。
随后，景帝改革王国政治，使封国郡县化，王国问题得到质的解决，为汉武帝时期顺利削藩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七国之乱也并非“吴王蓄谋”，景帝欲作有为君主，决意削藩，人为原因激化中央与吴国的矛盾所致。
关键词:
王国问题;汉景帝;削藩;七国之乱
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刘邦把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巩固皇权的政治支柱。
《史记?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
”但是，随着诸侯王实力的增长，他们逐渐产生了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如文帝即位不久，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
随着王国问题的日益凸显，“削藩”便成为西汉前中期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同时，“削藩”也是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关于景帝削藩，史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杜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同姓王对中央的离心力，除分封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外，皇帝对不法诸侯王的优容和皇位继承
[1]法的不完备也是重要的因素。
古永继《“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认为，文、景的分国与削藩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文帝，还是景帝的分国，都只是对宗室的一种例外恩典，齐王、淮南王、梁王由于与皇帝或太后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因而其子孙取得了这种特权，而
[2]楚王与皇室关系一般，则未能享受这种待遇，吴王带头谋反，索性被断绝了奉祀香火。
”谢春河、隽成军认为，汉景帝总体导演了“削藩”改革，但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因此导
[3]致改革失败、晁错被杀。
他高度评价晁错改革思想及实践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岳庆平则认为，文景时期并没有出现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现象，汉政府之所以急于“削藩”，起
[4]因于政治家的片面夸大其词和皇帝对诸侯王的猜忌心理。
他说，景帝的削藩是一大失误，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为不削不一定祸大，而由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使双方都蒙受损失。
汉武帝从中吸取了历史教训，采取温和的政策，为以后诸帝立下了常规，也为王莽
[5]代汉提供了方便。
董平均认为，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是增强皇权，“强干弱枝”政策的反映。
皇权与诸侯国二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对西汉王朝的治乱兴衰产生了深刻
[6]影响。
本文认为，汉景帝并不崇尚“黄老”;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
当长期推行的“无为”政策引发王国问题，皇室内部又出现领地分封难题时，景帝锐意改革，坚决削藩，并及时巩固削藩成果。
另外，本文亦对景帝削藩中的重大事件——七国之乱的缘由作一番探讨。
通过相关史实论证七国之乱与景帝“有为”意志的密切关系。
一、削藩背景:
封国隐患，皇子分封无领地
（一）王国强大难治，威胁中央
汉初分封而形成的诸侯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文帝时期，势力迅速膨胀，足以同卷一四[7]（西汉政权分庭抗礼。
这些诸侯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王表》（卷一一八《淮）[8]，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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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衡山列传》）（卷四九《袁盎晁错传》）[7]。
文帝时，袁盎劝道:
“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
”贾谊甚至在《治安策》中惊呼:
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他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愈来愈大的王国势力，已严重地威胁中央政府。
他认为当时天下的形势就像患了水肿病的人，不能行动自如，“失（卷四八《贾谊传》）[7]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
对于封国隐患，晁错更是表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屡屡上书文帝。
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诸侯王的封地占了大（卷二三《礼书》）[8]半个汉王朝，他们“专治异政，不禀京师”，和皇帝同姓不同心。
西汉中央政府却在片面强调“无为”“安定”的“黄老”思想指导下，对潜在的封国隐患没有足够的重视。
中央对骄纵跋扈的诸侯王纵容恣任，以致诸侯国强大难治，分裂倾向日益明显。
早在文帝即位初年，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
其后，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失藩臣之礼。
汉文帝反以刘濞为汉祭酒，赐予几、杖，特许他不奉朝请。
吴国势力已然凌驾朝廷。
因此，文帝时期的诸侯国，由于势力恶性膨胀，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力量质变为分裂割据势力，成为西汉内政中最大的隐患。
长期推行的“黄老”政策已不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王国问题亟待解决。
（二）诸皇子急待分封领地
在王国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景帝欲分封刘荣、刘端、刘胜、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而无领地，更将此问题置于必须解决的地步。
汉景帝共有十四子，除太子外，余十三子皆需分封，以比同先帝分封同姓诸侯之制。
为明晰起见，现将孝景十四子列表如下。
王皇后栗姬程姬贾夫人唐姬王夫人
胶东康王寄武帝刘彻临江闵王荣鲁恭王馀赵敬萧王彭祖长沙定王发广州惠王越
河间献王德江都易王非中山靖王胜清河哀王乘
临江哀王阏胶西王刘端常山宪王舜
高帝八子，除惠帝外，余七子的分封在铲除异姓王过程中完成，将矛盾化解于无形。
其中，惠帝同父异母的兄长刘肥封于齐国，戚夫人之子如意封于赵国，薄夫人之子刘恒封于代国（原列侯、赵相国陈豨之地），其他子如刘恢封于梁国，刘友封于淮阳国（梁国、淮阳国为原梁王彭越之地），刘长封于淮南国（原淮南王黥布之地），刘建封于燕国（原燕王卢绾之地）。
惠帝无子，不存在分封问题。
孝文四男，刘启立为王储，需分封的仅刘武、刘参、刘揖三子。
其中，刘武封为代王，刘参封为太原王，刘揖封为梁王，分封领地问题亦不难解决。
景帝则遇到了麻烦，需分封者有十三人之多。
七国之乱前，景帝通过收回无嗣之诸侯王领地等正常渠道，将刘德、刘彭祖、刘阏、刘馀、刘非、刘发六位皇子分别安置于河间、广川、临江、淮阳、汝南和长沙等地，但栗姬三子之一刘荣，程姬三子之一刘端，贾夫人二子之一刘胜，以及王夫人四子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的领地一时无法解决。
按先帝之法诸侯王平均领三郡计，中央至少要拿出二十一郡才能将景帝其余七子分封到位。
而当时中央直接控制者仅十五郡，且这十五郡既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也包括皇后、公主的封邑，故不能随便予人。
当景帝面临不册封无以安内，要封土又无机动指标的两难选择时，自然要在先帝册封的诸侯王国内打主意。
这些诸侯国包括:
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齐、济北、淮南等十个。
另外，汉初，全国共有五十九郡，其中先帝册封的吴楚等十个诸侯王国就占有四十二郡;全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万，诸侯王国编户一百八十万，人口八百五十余万。
即使到“削
[9]藩”之前，前封诸侯王国虽屡经变故，仍占有三十八郡。
与中央相比，无论是地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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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前者都占有绝对优势。
这在景帝看来，削夺这批诸侯王的领地，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封地不足问题，又可消除地方尾大不掉之患，收一箭双雕之效。
另外，这些前封诸侯王与新帝的血缘关系日渐疏远，动起手来也自然无切肤之痛。
故无论是出于解决分封问题的现实考虑，还是为消除隐患的长远打算，景帝都需要“削藩”这样的对策。
二、“治世”中的皇帝性情
（卷四九《外戚[8]史载景帝曾在其母窦太后强迫之下，“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世家》）。
这“不得不读”四字，即明白昭示景帝对“黄老”，内心并无实际感情。
且景帝在位
景帝上台，则削夺大臣权利:
申屠嘉期间，多行事激烈而有悖黄老。
如文帝时大臣专制,
为文帝时老相，曾当众折辱文帝宠臣邓通而文帝无可奈何，景帝却对其故意冷落，亲信内史晁错而对申“所言不用”，申大愤，呕血而死;周亚夫为相与景帝意见不合，景帝于宴（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8]席中戏辱之，最后因其子为父买葬具之事，以“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罪名，将周亚夫置于死地。
景帝身边几任丞相，得善终者，都是“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卷九六《张丞相列传》）[8]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干当世”的无碍皇权之人。
景帝还任用酷吏到（卷三《景帝》）[10]郅都、宁城等打击宗室豪强，从此“武帝严酷之风起”，与“黄老”不尚苛察和严刑的作风成鲜明对比。
特别是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黄老学大后台窦太后争论被罚入圈“刺豕”时，他认为辕贬斥《老子》书为“家人言”是“直言无罪”，暗中提供利刃，使辕得免丧野猪之口，随后又擢升其为清河王太傅，等等。
这说明，继文帝之后，景帝积极有为，并非“黄老无为”思想的忠实信徒，而且在儒、道之间的相争相绌中，明显站在儒家一边。
景帝时，《春秋》被立于学官，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被任为博士，当时被任为博士的还有韩婴、晁错、辕固生、田王孙等人。
而当时颇负盛名的黄老之徒王生、黄生，则无缘跻身博士之列。
这些儒者博士侍于皇帝左右充当顾问，通古今，备咨询，秩比六百石，职卑而位高。
除辕固生外，申公弟子、治鲁《诗》的王堿为太子少傅，传齐《诗》的博士韩婴为常山王太傅，通《春秋》的文翁为蜀郡守，晁错为太子家令、中大夫、内史、御史大夫。
在王国问题上，景帝更是赞同直接削藩，与文帝迥然不同。
早在文帝六年（前174年），时任梁王太傅的贾谊在所上的《治安策》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但文帝未能采纳。
只是在贾谊死后数年，“文帝思贾生之言，（卷四八《贾谊传》）[7]乃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其他强藩如吴、楚、梁等依然完好无损。
贾谊的众建方案并未得到普遍推行，问题远未解决。
人们往往指责文帝优柔寡断，但这是用后人的目光去苛求古人，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
首先，文帝得立为帝，是在平定诸吕叛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
他得立，不是因为他是高帝的儿子，而是由于他“仁孝（卷九《吕太后本纪》）（卷[8][8]宽厚”和母后“薄氏谨良”，可以避免“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九《吕太后本纪》）的局面。
同时，文帝最初所在的代国本是边地小国，刘恒的势力在同姓诸王中也是较小的一个，在宗室大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是，作为皇权代表的他，并没有因为黄袍加身而权利陡增。
相反，他的羽翼未丰，根基不深。
相比之下，由于在折诸吕之难、拥立文帝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姓诸侯王们显得权重一时。
当是时，诸吕叛（卷三八《高五王传》）[7]乱，“赵王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
危难之际，同姓诸王积极讨吕。
齐王刘襄“屯兵西界待约”，而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作内部策应，形成刘氏宗族内外呼应之势。
朝廷内，在大臣周勃、陈平的策划下，解除了（卷九七上《外戚传》）[7]吕氏兵权，杀吕产，并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又捕斩吕禄，笞杀吕嬃，诛燕王吕通，废鲁王偃，吕氏宗族势力消除殆尽。
此次平定诸吕，同姓诸侯王联合朝中大臣以政变的形式清除了吕氏势力，有效地维护了刘氏政权，避免了一次大动荡，并且充分体现了封建同姓王的屏藩枝辅作用。
及诸吕已灭，丞相陈平、太尉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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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陈武、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人迎代王刘恒至长安代邸，即天子
位。
其后，“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架，迎于代邸。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
”（卷十《孝文本纪》）[8]由于同姓诸侯王的显著作用，文帝即位后大量赏赐，“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卷十《孝文本纪》）[8]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金。
封典客掲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其次，贾谊没有制订“众建”方案具体的剖分标准。
公元前174年，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
他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卷四八《贾谊传》）[7]则亡邪心。
”众建的办法是:
“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卷四八《贾谊传》）[7]王、幽王、元王之子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
”此方法类似于武帝时期的推恩令，但具体的实施时间，剖分诸国的办法，贾谊并未给出，且“众建”方案也未涉及所分诸国的义务权利及在西汉政权中的等级地位。
因此，要实施“众建”方案，困难相当大。
第三，文帝是从代王而成为皇帝的，他对诸侯王们的心思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
“众建”会使现任诸侯王及其嫡长子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实际上是把中央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即现任诸侯王及其嫡长子与别子们的矛盾，弄不好，也会引起混乱。
为避免混乱，文帝未敢贸然行动。
相比于贾谊温和的“众建”方案，晁错进一步提出了直接削地方案。
他多次上书文帝，认为要除内患，首先就要逐渐削减地方诸侯国的封地，将封国的权利收归中央，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这种不隐晦，不迂炯，主张急削的建议，对于力求稳定，较为谨慎的文帝来说，自然不会被采纳。
然而，晁错的削藩方案却得到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的（卷一零一《袁盎晁错列传》）[8]赏识和赞同，“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后，晁错备受重用，“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
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却。
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卷一零一《袁盎晁错列传》）[8]哗疾晁错。
”景帝之前，汉朝治国理念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主张清净无为，以柔克刚。
晁错大刀阔斧搞变革，主持削藩，并更改了汉朝法律30条，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
“莫敢难”说明众臣保持沉默，并非赞同或无异议，只是当时环境不允许而已。
晁父闻听此事，专门从老家赶来，当面痛斥晁错:
“上初即位，公为政用（卷一零一《袁盎晁错列传》）[8]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随后回家服毒自杀。
晁父的死从侧面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民间对削藩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其后果的本能反应。
假若晁父听到的满是赞誉之词，就不会当面斥责晁错，更不会选择自杀了。
然而，景帝却公开支持晁错变革及削藩，足见景帝性情激烈坚定，观念远在世俗之上。
三、坚决削藩，巩固成果
晁错上《削藩策》不久，景帝就开始大规模削藩。
公元前154年，景帝借淫乱、匿盗、僭制等各种罪名先后削夺了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印的六个县。
当“削藩”规模继续扩大，涉及吴之会稽、豫章郡时，吴王刘濞联和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向中央宣战，“七国之乱”爆发。
吴楚叛乱后，景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
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军将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面，作为后援。
由此可见，景帝在削藩时早已有心理准备，对诸侯王的反应心知肚明。
另外，景帝从做太子时就赞同晁错削藩的主张，可见削藩是景帝的既定政策。
晁错及《削藩策》，不过是适时出现，充当了皇帝意志的代言。
至于晁错被杀，“汉景帝六神无主、手忙脚乱，错误地
[3]估计了形势，听信谗言”所致，其实不然。
如上所述，削藩决心是景帝早就下定了的，杀晁错不过是景帝所搞的一点平衡术而已。
刘濞等人以诛晁错为名叛乱，景帝就以杀晁错希其罢兵。
这样虽不能达到削藩的目的，但可暂时平息叛乱。
景帝清楚地知道危及他的皇位的不是晁错而是诸侯王，但他显然还对刘濞们存在幻想，危急中只想保住自己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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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既败，景帝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
第一，削夺诸侯王的封域。
《史记?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述其成果，“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
”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
同时景帝封其亲子八人为王。
高祖时诸侯王所领42郡，此时已减为25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第二，改革王国官职。
改革王国官制主要包括“更名”、“省官”和“损员”三个方面。
“更名”即“更名诸侯丞相为相”。
汉初王国丞相与汉丞相同制。
景帝“去丞相曰相，银印”，使“令异于汉朝”。
“省官”即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
省去这些官职，一是降低王的地位，二是省并诸侯王国的行政机构，三是削弱了王的权利。
“损员”即“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即大规模裁减以上诸官的员数。
通过上述措施，改变了诸侯王国“百官同制京师”的旧制，使王国官制逐渐与郡等齐。
第三，令“诸侯不得复治国”。
汉中央主要通过“天子为置吏”和“令内史主治民”两个重要措施使王与国政分开，令“诸侯不得复治国”的。
据《汉书?
淮南衡山传》:
吴楚败亡后，“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国中”。
由于王国中高级官吏都由汉中央任免，对汉中央负责，因而王“掌治其国”的政权基础被抽调了。
景帝“令内史治民”后，内史分别集原王国丞相、中尉的行政权、军事权于一身，直接对汉庭负责，实际上与郡守治郡无异。
上述改革从根本上剥夺了诸侯王“掌治其国”的权利，使诸侯王“不与政事”。
这是景帝时期王国郡县化最为关键的步骤。
第四，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
一般认为，王国问题在武帝时期得到彻底解决，其实不然。
如上所述，在景帝削藩后，对王国政治进行的改革，已经由了质的飞跃，在王国问题解决方面从根本上前进了一大步。
王夫之曾说:
“当谊之时，侯王强，天下初定，吴楚皆深鸷骄悍而不听天子之制裁，未能遽行也。
武帝承七国败亡之际，诸侯之气已熸，„„则诸侯救过不遑，而以分封子弟为安（卷三《武帝》）[10]荣，偃之说乃以乘时而有功。
”王夫之的话是有道理的。
景帝削藩，上承文帝时诸侯国强大难治，下启武帝时推恩分封，是处理王国问题的关键时期。
《史记?
五宗世家》:
“高祖时，诸侯皆赋，„„自吴楚反后，„„诸侯独得衣食租税，夺之权。
”《汉书?
诸侯王表》云:
“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汉武帝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如吴楚七国之乱那样‘诸侯合纵以逆京师’的情景呢,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汉景帝的削藩和对吴楚七国的军事打击。
因为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国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
武帝时“推恩”制度能够得到彻底贯彻执行是与景帝削藩和改革王国制度不可分割的。
诸侯王势力的削弱，为汉武帝推行‘推恩’制度
[6]创造了条件。
”因此，在削藩问题上，景帝的改革非常有成效，影响深远。
四、七国之乱:
人为原因促使
关于七国之乱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吴王蓄谋”“强者必反”。
晁错即认为诸侯国“今（卷一零六《吴王濞列传》）[8]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
他的理由有三:
一是“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积聚谋反的经济力量;二是“诱天下豪杰”，储备谋反人才;三是“诈称病不朝”，对抗中央。
而随后吴王刘濞首倡反叛的事实也似乎证明了晁错的判断是正确的，吴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挑胶西王。
„„王曰:
‘善。
’„„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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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零六《吴王濞列传》）[8]赵亦然，遂发兵西。
”但根据史料，笔者对此问题有一些看法:
七国之乱，是汉景帝削藩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此事由何缘起，事关景帝时期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动向。
因此，探寻七国之乱的真正原因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通过史料分析，个人认为，吴楚七国，尤其吴王刘濞并非早有叛国之心。
景帝欲做“有为”君主，改弦更张，急于削藩，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是吴楚七国仓促叛乱的真正原由。
（一）富强不致反叛
据《史记?
吴王濞列传》记载:
高祖“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又说:
循其民。
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
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又记:
“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当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之人者，讼其禁不予。
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汉初的吴国是一个封土广大，经济富强，民心归附的诸侯国。
而吴国的安定、富强，对于汉初刘氏天下的尽早安定是十分有利的。
吴国之地（今浙江及江苏南部一带），不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来说，对于汉朝的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贾谊曾说，汉以江淮为奉地，鱼盐谷帛多出东南。
后来到三国时，军阀纷争，孙权就因得不到广陵（汉初为吴国都城），虽数争淮南而终以长江为限。
可见吴国对于保卫中原的重要性。
但这里离关中较远，原是楚国之地，后又为项羽的势力范围，还与越人相邻。
能否实现对这一带的治理，对初定天下的刘邦来说不能没有顾虑。
刘邦为什么把刘濞分封在吴地为王,《汉书?
高帝纪》说:
“昭曰:
‘朕复欲立吴王，其议可者。
’长沙王臣等言:
“沛侯濞厚重，请立为吴王’。
”关于刘濞的为人，后来汉文帝也说他“惠仁以好德”[10]。
《史记?
吴王濞列传》又记载:
刘邦“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
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
”由此可见，一是由于刘濞的年龄较大（当时已20岁）;二是由于其为人厚重、仁德，刘邦才决定封刘濞为吴王，镇抚这一带地方。
结果，经过一二十年的经营，刘濞就使吴国经济富强，民心依附。
因此，对汉朝廷初期的稳定和发展来说，吴王刘濞是有功劳的。
然而事物的发展却转向了反面。
诸侯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心的依附，引起了汉朝廷的怀疑。
招纳贤才，安抚流亡，铸钱煮盐，国用饶足，非但不受褒扬，反而成为预谋反叛的证明。
而且汉兴以来，在汉朝廷内部形成了一种认识，强大的诸侯王国必然要谋反，最强大的最先反。
贾谊就曾总结为一条规律上疏给皇帝，他说: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
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
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
欲诸侯王之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卷四八《贾谊传》）[7]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
贾谊的分析有可取之处，但在基本点上是片面的。
他所总结的最强者先反，次强者后反，弱者不反;小王比大王忠，列侯比王忠的规律，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吴国在同姓王中并非最大的。
刘邦之子刘肥被封为齐王，王六郡七十三县，“最为大者”，都城临淄，富（卷五二《齐悼[8]冠天下，如主父偃所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惠王世家》）齐王虽曾险遭吕后的鸠杀，却至死未有反心。
封国之大小，国力之强弱，并不能决定诸侯王反与不反，忠与不忠。
但是，又必须承认国力强会给诸侯王谋反提供有利的条件，对朝廷的威胁也更大，而国小力弱，谋反不力，威胁也小。
所以贾谊主张“令如长沙王”，据地小而国力弱也不无道理。
（二）吴王刘濞并无蓄意谋反之心
翻检多种文献资料，至今没有找到吴王蓄谋以反的可信证据。
《史记》记载:
刘濞受封时，高帝曾当面相告“若壮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并警告他“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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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零六《吴王濞列传》）[8]无反”。
即使历史上真有此事，如以此证明吴王早有谋反之心，不仅难以服人，且近似荒谬。
首先，刘邦的一句戏言并不能验证四十二年后的历史，何况当时刘濞只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刘邦如何得知他后来的发展,其次，如果刘邦确信他日后必反，怎能一个“心独悔”了事。
为子孙、江山计，必定设法除之而后快。
再者，刘邦如果真有此天赋，应将日后所以图谋不轨之举明示子孙，以确保刘氏江山永不变色。
因此，假若高帝留下此言的话，那仅是对臣子的一种变相告戒而已。
再者，刘濞被封在高祖十二年，同年刘邦去世，所以刘濞的主要活动则是在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时期。
惠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弱皇帝，吕后则是女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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