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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与政治批评
政治文明与政治批评
【内容提要】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成果，建设政治文明需要开展健康的政治批评。
政治批评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批评，它包括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人物的批评。
政治批评是进行政治思想斗争、净化社会政治空气、规范政治行为、制约政治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批评/关系/作用
党的十六大郑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略，把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两年来，专家、学者们对政治文明的含义、内容、意义及其历史发展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丰富了人们对政治文明的认识。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政治批评与政治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甚至在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人把政治批评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
而笔者认为，政治批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它的健康开展，对政治文明建设极为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批评的深度、广度、力度和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有必要对政治批评及其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作认真的研究。
一、关于政治文明
马克思在1844年11月写的《关于现代国家的着作的计划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必须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
“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布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与执行权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政治文明，是对专制制度和集权制的否定，它包含了人民主权、权力制衡、依法治国、互相监督等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内容，其核心是民主政治。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既包括人类一切积极的政治思想成果，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
因此，政治文明的内容可以分为政治思想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
政治思想文明包括先进的政治理论、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和积极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内容，加强政治思想文明建设，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理想的指导，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全体公民的政治文明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
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是提高我国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前提。
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政治规范、政治运作程序的文明程度，广义的政治制度包括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思想文明的法律化和程序化，是国家和政党将先进的政治理论和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并成为全体政治主体的强制性或自觉性规范的结果。
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扎根并发生作用，既有赖于政治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执行的合理性，也有赖于制度在社会公众中的认可程度。
政治制度文明是规范社会全体成员政治行为的重要保证。
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党、团体和个人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方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行为上的表现。
任何思想成果如果不能转化为社会实践，不能变成广大人民的现实行为，那就没有意义。
政治行为文明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最根本标志。
可见，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综合思想意识、制度规范、行为活动诸因素在内的系统工程，政治制度文明、政治思想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制度文明要以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为基础，而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也要靠政治制度文明作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多方配合，多管齐下，在提高人们政治思想素质和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同时加强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创新。
二、关于政治批评的含义和内容
在日常用语中，政治批评主要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以某种政治标准对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教育甚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进行评判；二是指公众对各种政治现象的批评。
这是两种含义完全不同的批评，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种政治批评主要是用政治眼光来评价各种非政治现象，在某个历史时期既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例如，在政治斗争占据社会生活的主要地位时，对各种非政治现象进行政治批评，有助于人们正确把握斗争的大方向，防止把批评自由化、庸俗化。
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政治批评也有其学理根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中，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上层建筑不可能不具备政治倾向和政治价值，因此，对这些非政治现象进行政治批评自然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把政治的作用和功能夸大到极其荒谬的地步，政治批评成为令人厌恶、令人憎恨的“棍子”、“帽子”和“刀子”，动辄损人、伤人，甚至杀人，用被扭曲了的政治标准来评价各种非政治现象，完全抹杀了这些非政治现象自身的独立发展规律，取消了自主意义上的学术批评、文化批评和思想批评。
第二种政治批评则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正面使用，也可能被反面使用。
要注意的是，政治批评包括政治批判但不等于政治批判，更不等于政治否定。
从广义上说，政治批评就是公众对各种政治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人物有好说好，有错说错，有成绩说成绩，有问题说问题，这就是政治批评。
不过，既然是“批评”，就少不了要指出这些政治现象的缺点和不足，否则，一味的评功摆好、歌功颂德，那就有可能变成“政治吹捧”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熟悉的“就是好!
就是好!
”不但不是政治批评，而且强行拒绝甚至打压一切正常的政治批评，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专制统治，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为了使我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不再出现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更多正常的、健全的政治批评。
下文凡是提到政治批评的，都是指第二种政治批评。
政治批评的内容非常广泛，择其要者，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对政治思想的批评。
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
对国家或政党来说，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政治路线、政治方针、政治纲领、政治策略、政治言论、政治口号等方面。
2.对政治制度的批评。
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把自己的政治思想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而形成的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准则和规范体系。
它和政治思想的区别主要是国家强制程度的差别，对一般公民来说，不赞成某种政治思想理论或不拥护某种政治路线不会导致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但如果违反了用制度形式表达的政治行为准则和规范，则有可能要负法律责任。
因此，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比对政治思想的批评要严肃得多，也要困难得多。
3.对政治行为的批评。
政治行为是指人们在一定的政治意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是政治主体根据一定的原则把其政治意图和目的要求施加于政治客体的行为。
从主体的角度划分，可以把政治行为分为国家政治行为、集团政治行为和个人政治行为。
4.对政治人物的批评。
对政治人物的批评是指人们对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的批评。
政治人物包括党政要人，也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其他政治名人；既包括在世的政治人物，也包括已经辞世的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代表，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对社会政治舆论和其他成员的政治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对政治人物的批评也就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批评，它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见解，具有直接的政治参与意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宣传和贯彻正确的政治思想，自觉遵守通过法律所确立的政治制度，规范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政治行为，维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权威，以无产阶级政治人物作为斗争的旗帜和舵手统一思想和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实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人物，都不是十全十美、毫无缺点、无懈可击的，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对其是完全可以进行批评的。
三、政治批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批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坚持健康的政治批评，有利于活跃政治生活，吸引人们的政治参与，净化政治空气，规范政治行为，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批判各种错误的政治思想观念，及时矫正不恰当的政治决策。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能离开正常而健康的政治批评。
第一，开展政治批评，有利于发扬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大事有更多的发言权，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的优越性。
邓小平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详尽分析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那么，民主如何体现呢?
选举人民代表，享有政治知情权和其他政治权利，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面。
但是，人民民主的最根本体现是政治参与的群众性和普遍性，广大人民群众有权参政议政，对社会政治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
政治批评的开展，正是体现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
老百姓通过对社会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批评，表达自己的意见，为政治决策科学化、政治制度完善化、政治行为合理化献计献策，从而达到参政议政的目的。
第二，开展政治批评，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正常化，及时克服各种政治缺点和错误，减少和消除政治腐败现象。
政治的实质是对社会生活的公共管理，执政党及其政府运用政治权力管理国家、领导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组织各种全社会的活动，是一个复杂而持久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执政党和政府主观上犯错误以及政治权力异化的可能性。
因此，开展政治批评，有利于及时修正错误，克服异化，减少和消除政治腐败。
毛泽东说：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
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又说：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思想、政治行为的批评，就容易使领导者的权力异化，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
第三，开展政治批评，有利于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提高全体党员和公民的政治觉悟，使错误甚至反动的政治思想及时得到批判。
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进行的，面临国际资本主义政治潮流的强大冲击，也受到我国传统落后政治意识的干扰。
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人权”宣传、“和平”攻势，封建主义的等级特权思想、人身依附意识、“人治”残余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来说，都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和阻碍作用。
开展政治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是提高国民政治觉悟、抵制错误观点侵蚀的有效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有关法律和法规也都规定了对压制批评、报复陷害的行为进行处罚的具体条文。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所不具备的广泛开展政治批评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客观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批评和其他制度一样，也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也要逐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当前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批评不及时。
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一个政治决策出台，一项政治制度调整或改革，我们的宣传机构和学术研究部门往往急于论证其合理性、科学性，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却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绝少提出严肃的、认真的批评。
只有当这种政治口号、政治措施或政治行为产生了不利后果时，特别是等到上层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宣传部门和学术界才纷纷加以批评，成为实际上的“马后炮”和“事后诸葛亮”。
二是批评分等级。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一般老百姓对于国家大事失去了真正的发言权。
政治成为少数政治家的事情，普通民众要对国家政治生活问题发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意见也难上加难。
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难以发表，难以上达，更难以引起重视。
政治参与成为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愿望。
人民选举了代表，但不少代表却成为一种官职，高高在上，不敢反映人民的疾苦，不敢表达人民的呼声，更不敢代表老百姓去批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失职或渎职行为，严重脱离群众。
三是死后盖棺论定。
这里的“死”包括肉体生命的死亡和政治生命的终结。
我们的政治批评，很多都不是自主的、独立的政治批评，而成了政治斗争的风向标。
伟人不逝世，对他自然不能批评；贪官不判刑，谁也不敢对其说半个“不”字。
例如，大贪官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庭、程维高、李真、慕绥新、马向东、张国光等人在被“双规”以前，报刊杂志上从来没有发表过对他们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批评。
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恐怕想不腐败都难。
四是限制太多。
现实生活中，开展政治批评需要通过层层把关。
几乎每一个部门都可以下发文件，发布对有关政策、政令、政治措施或政治人物不准批评的禁令。
大到国家领导人，小到地方乡镇长，要批评起来都极为困难。
如何真正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意见能够及时得到表达和重视?
如何真正做到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不会在实践中走样和变形?
确实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该研究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政治批评的不正常，其代价是巨大的。
毛泽东晚年拒绝批评导致了“反右”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等不堪回首的大错误，古老而贫穷的中国受够了动乱的折腾。
邓小平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不是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建立公开的、健全的政治批评制度，是完善领导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主和法制建设都得到极大发展，但政治批评仍然是一个不敢逾越的禁区，其后果就是官员的腐败越来越严重。
贪官污吏前“腐”后继，层出不穷，而且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威胁共和国和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事实证明，光靠国家机关内部或执政党内部的力量来处理腐败现象，是难以收到实际效果的。
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曾经说过：
“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
公众不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谈及历史发展“周期律”时提出的靠“民主”的方法克服“人亡政息”、“三代而斩”的远见，在今天越发显出真理的光辉。
四、克服政治批评的误区，开展积极而正常的政治批评
政治批评既然对于国家和公民的政治生活如此重要，那么，改变对于政治批评的错误思想观念，健全和完善政治批评的制度，落实各项有利于政治批评正常开展的政策和措施，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首先要克服有关政治批评的若干误区。
误区之一：
有没有政治批评无关紧要。
这是绝对错误的。
政治批评是治疗政治病的一剂良药，是清除政治灰尘和各种政治微生物的必要手段，是使执政党和政府少犯错误的有效措施。
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
革命领袖们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政治生活中的“洗脸”、“扫地”、“搞卫生”，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毛泽东甚至把“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党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要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就要时刻依靠群众、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误区之二：
政治批评不利于加强管理，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认识还不少。
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认为，政治是政治家和政府的事情，对于国家大事特别是政治上的大事，不应该让大家七嘴八舌发议论；政治批评多了，涣散人心，干扰政府工作，老百姓就不服管理了。
这些领导奉行的还是封建社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那一套愚民政策，与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
事实证明，任何事情要想真正做好，都不能离开群众的参与。
对于政治同样如此。
在这方面，我们的干部要把“批评”与“反对”区分开来，批评党不等于反对党，批评政府不等于反对政府。
至于批评党的干部或一级组织，更不是反党或“非组织活动”。
对于政治批评要热情欢迎，积极倡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于反党反政府活动，则严格依法办事，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
误区之三：
开展政治批评以后个人更自由了，可以不受约束了。
确实有了更多的自由，但自由是与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自由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做的事情；另一方面，自由与人们的选择相联系，人们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此，开展政治批评以后有了更多的约束。
政府要教给人民参与政治批评的原则和方法，要端正人们对政治批评的认识。
某些人可能认为政治批评就是可以任意诋毁政府和他人，这是完全错误的。
政治批评应该是一个建设性、公开、透明、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过程。
国家应在开展积极而正常的政治批评过程中，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政治素质。
误区之四：
政治批评会导致政令更加不通。
可能有人担心，现在政治批评不正常，尚且政令不通，不少地方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如果再搞政治批评，国家不乱套了?
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还要不要执行?
笔者认为，这是把认识和执行混淆起来了。
人们的认识是允许有独立自由的，对于有些政治决策有自己的保留意见，也是极为正常的。
但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规定，其履行公共管理职责的公务员，必须保证绝对服从上级的领导；对于上级的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政治批评的正常化，只能使各级公务员在执行上级政令时增强自觉性和积极性，因为如果他认为某项决策有错误，可以光明正大地提出批评。
不允许批评的结果只能增加其抵触情绪，使执行发生各种偏差和阻碍。
正常的途径不通，歪风邪气就会上升。
实践证明，凡是政令不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单位和部门，肯定是歪风邪气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其本身就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就需要进行批评监督。
反之，政治批评经常化和正常化的地方，歪风邪气必然无法得逞，上级政令特别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政令、法令反而容易得到坚决贯彻。
2003年春夏之交抗击“非典”斗争中全民上阵，上传下达，万众一心，是最好的证明。
公民对那些玩忽职守干部的举报和批评，极大地净化了社会风气，提高了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
要真正实现政治批评的正常化，还要从制度建设上着手。
一要落实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要真正依法办事，少发布与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所谓“文件”阻碍政治批评，对于已经发布的这类“文件”要加以认真清理，该废止的要坚决废止。
二要切实保障公民依法批评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利，对于报复打击批评者的行为要坚决处理。
政治批评的正常开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政治成果，其中就包括开展积极的、经常的政治批评。
它对于提高我国的国民政治素质、加强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激励和监督、净化政治空气、避免或减少政治失误、消除政治腐败，都有不可代替的功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4
虞崇胜：
《政治文明概念辨析》，《理论前沿》，2002，4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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