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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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
主持人：
大家好！
这里是岳麓书院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的直播现场。
千年弹指一挥间，书魂学魄一脉成，岳麓山下的书香已经在历史的脉搏中飘溢了一千多年，沧海桑田，带走了一代代学人的身影，却带不走硕学鸿儒们传道、授业、解惑、救世济人的精神，这一切依然还在岳麓山下熠熠发光.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凝重而又清晰的脚印，湘江的涛声依然奔腾不息，躬逢盛世，古老的学院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今天是我们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共同举办这次千年论坛，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千年学府的英名再添一丝亮色，千年学府的书香能够飘得更远、更久。
好，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汉民先生为我们请出杜维明教授，欢迎！
（掌声）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摆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纪呢？
记得在本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间曾经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却提出了另外一个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
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对话的世纪。
是冲突还是对话，历史自有评判。
杜维明先生祖籍广东南海，1981年起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哈佛燕京儒学研究所讲座教授，是当代新儒家的顶尖级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今天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在岳麓书院和湖南卫视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杜维明教授来岳麓书院设坛讲学，他讲学的题目是《儒家文明精神与文明对话》，杜教授，请！
（掌声）
[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
朱院长、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大家好！
我感到万分荣幸，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千年学府，而且对儒家人文精神作出极大贡献的岳麓书院提出文明对话的构想。
就在今年十月七号到十号我在北京参加了纪念孔子诞辰25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国际儒联所主持的，这个由17个国家的学术代表260位学者参加的学术盛会，共同提出了160多篇论文。
这些论文对儒家从屈服，所谓朱氏源流发展到中原的文明，当然包括京楚一带，然后从中国发展到东亚，又从亚洲面向全球，这个儒家发展的所谓三期，都作了超时代、跨文化和多学科的探索和研究。
10月13号，我在贵阳参加了以王阳明的文场顿悟为主题的文化节，在休县，也就是阳明顿悟的农场，和贵州许多的学者乃至成千上万的同胞一起，来探索王阳明新学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说，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世上磨炼，在1996年到贵州的时候，还不是很多人知道王扬明，但这一次呢王扬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对儒学的情况有进一步理解。
前两天，我们在武汉和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象王中一、任继愈、庞朴、李学勤和裘锡圭，大家一起参加了国电储木竹简的讨论会，对儒家的原始古典的形态，特别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进行了一些诠释，进行了了解，因为这个出土的文物使我们对孔子第一代的学者，第一代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些文献上的证据。
熟悉书集著的编撰者曾经很明确地指出来，我们应该顺着《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顺序来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大学》所呈现的可以说是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
如果用一个形象的语言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
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
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是层层深入，对一个人的身体，我们的心知、我们的灵觉、我们的神明。
就象陆象山说的，它这个人文精神是一个十字打开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
后来孟子所谓的“掘井汲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掘，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
这一个思想的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东亚，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
《论语》提出了“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担任了中国哲学系关于儒家哲学的课程。
我第一就先问我们的同学，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
”。
当时绝大多数的在北大的同学，包括研究生，都说“那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的应该是为人之学”。
我说这个和《论语》里面所讲的正好相反。
《论语》里面提得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的要求，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人格的内在的资源，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
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
所以儒家里面在《论语》里提出的一个基本价值，“仁爱”的“仁”的基本价值，它有两个向度：
一个为人有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自己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敢痛，一定要通过同情，一定要能和社会逐渐地展现。
儒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道德说教。
一位日本的学者叫今道友信，我跟他在韩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他说：
“假如我们把《论语》当作对于孔子的人格一种美学的欣赏，他的人格是怎么样发展，不是要就是要学他，而是他可以给我们灵感。
”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里面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有伦理学的价值，同时有宗教哲学的价值。
在西方的学术界，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是三块完全分割的。
美学是讲人的感性、绝情；伦理是讲道德的规约；宗教是讲信仰。
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情彻底地转化，才能够发展道德理性；我们要跳跃道德理性，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进入宗教的领域。
但是在儒家所体现的这个人文精神，我们的道德使感是在我们的感情之中体现的，是在人文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不是一套虚幻的、理想化的、抽象化的道德说教，它每一句话都有实际的意义。
孔子和他学子、学生之间的交通，就是要体现这一种人文精神。
另外，真正的道德理念必须要向外推展，不仅从个人到社会，而且要推展到人类全体，甚至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有一种人，一种终极的关怀，所以在儒家的思想，从《论语》所体现的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是贯通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开始提出了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大问题，他的这个问题意识非常明确。
人和一般的禽兽有没有分别？
文化和非文化和野蛮有没有分别？
真正的公益和重视唯利是图有没有分别？
霸道和人道、王道有没有分别？
就是《孟子》思想里面所体现的四个重要的辩论：
人情之辩、夷夏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
但是《孟子》所讲的，人和禽兽不同，人可能是从禽兽经过了长期的转化。
我们说是经过演化发展出来的。
那人从荀子的角度，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只有植物才有生，只有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忆，所以人除了气、物质的条件，除了生命、除了你的意志、你的情感，还有道义，所以人是在浮生物、生物、动物逐渐演化出来的，感性绝情最强的一种生物、一种动物。
从儒家的角度，这种人他是具体地、活生生地存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一个抽象观念，所以一个人一定有特殊的族群，他有性别，他有特别的语言，他有出生的地域，他甚至有他不同的阶层，乃至他的年龄带，所以这一些根源，每一个根源，对一个人讲都是塑造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些条件不是限制，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条件转化成我们逐渐成为一个在发展中尽量体现价值的人，那我们虽然是某一个族群的人，我们可以体现普遍人的价值；我们虽然有特殊的性别，但我们不会就是为性别所限制；我们有特定的语言，但我们的价值可以超越语言；我们有特定的出生地，但我们对我们的出生地有非常深刻的情感。
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转化超越我们的出生地，甚至我们的年龄带。
因为这个原因，在《孟子》里面，他对两种思想进行了批评。
一种可以说极端的个人主义，杨朱；一种就是极端的集体主义。
他说我要走的这条路是一条中道，是一条仁义内在，性由心显。
所谓“仁义内在”呢，就是这一些道德的价值不是只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强制的枷锁教条，使我们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操守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足够的资源，通过我们的自觉的反省来发掘我们的内心。
如果我们的仁信可以从我们心的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一些感情来体现，比如恻隐之情、羞辱之情、是非之情、辞让之情。
所谓事端特别突出同情，因此，孟子所为的人的价值是从“不忍”逐渐扩展到“忍”。
我们不忍我们最心爱、最亲近的人受苦受难，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路人、对其他的人，我们没有这种感情，可是我们希望把这种感情向外推，从不忍逐渐逐渐推到忍，不仅对所有的人受苦受难我们都不能忍，甚至对动物、对植物，这是我们的人逐渐逐渐扩展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非常具体，但是又有非常崇高的理想，把一个人的差的性和他人能够朴实化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
我觉得在五四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潮，很极端的思潮，是从“忍”到“不忍”，先我们要忍敌人，我们甚至要狠打落水狗，慢慢地，即使我们的朋友之间有人他的思想不够前进，他的观点不够全面，我们也能够忍，到后来是不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我的父母兄弟。
如果不是能够发展我们需要发展的一些社会理念，我们也能忍，这个和儒家传统原来所了解有非常大的差别。
儒家的思想是从“忍”，从一种“不忍”慢慢向外推。
所有的情在这个领域里面都有价值，不是简单的温情主义。
真正的情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情要向外推。
假如不向外推，那它就变成自私自利，变成狭隘的家族主义、族群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向外推，它可以成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宽广的人文精神。
这个精神在很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到了晚年发现它的价值。
比如冯友兰先生，晚年的时候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沟通”的价值。
甚至他要回到早年他所理解的张横渠所讲的四句话，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
在《中庸》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而有价值的信念。
如果我了解我自己的人性，如果我充分地了解我自己的人性，我可以了解一般人的人性；假如我能了解一般人的人性，我可以了解悟性；假如我能够真正地了解悟性，我可以“参天地之化育”，能够参加天地大化流星中的那种创生性，那种发展；如果我能够“参天地之化育”，则我“可与天地为三”，也就是说天、地、人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文关怀。
这个是人文精神全副地开展，这一种人文精神一共有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或者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
第一是个人，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同心圆的话。
这个同心圆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是天道。
它有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呢，就是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使得身、心、灵、神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的事业，所以在《大学》里面，“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根本，这个根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使得我们的身心的和谐，使得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知、我们的灵神能够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另外第二个原则，个人和社会要进行健康的互动，而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
这个中间是错综复杂，儒家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不是说简单的家族主义。
当代的儒学有很多思想家对家族，就是所谓“礼教吃人”的家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康有为甚至认为，所有的儒人，儒家讲的儒人，都可以规约成朋友这一轮，甚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这些伦常都不重要了，要打破这个家族的困境。
熊势利先生甚至讲得非常极端地说：
“家庭为万恶之渊”。
有很多在家里面对于妇女的歧视、对于年青人的一种暴力、对于弱势团体的不重视，这一些坏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出现了，我们要彻底地削减。
虽然有这样一些现代的情绪的一些观点，当然它有价值，但是人，一个个人如何和家庭、跟社会、跟更宽广的人类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这个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
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和谐、持久的和谐。
再来呢，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
这一种观点有的学者说“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大概在宋代才开始，在董仲舒就提出这个“天人感应”，“天人相应”这一种天人间的互动的观念。
在文化中国，包括港台、新加坡华人的地区，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到了他们七老八十的时候，都提出了象钱穆先生在他去世之前，他说：
“我有一个很大的彻悟，我的彻悟，就是说中华民族能够对人类全体的贡献是一个‘天人’的观念。
”另外友兰认为天地的境界，冯是抑说：
“最后我要回归到大易，《易经》里面那个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创生的观念。
”梁漱溟先生讲“人心与人生”。
乃至唐君毅先生提出“人的心灵的九境，最高的境界，是那个道德流行，人和天能够合一”这种观念。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儒家所展现的这一种人文思潮，和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以人类为中心的。
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要包括自然，也要包括天大。
它走的不是一条规约主义，在定义人的时候，它不把人只当作一个理性的动物。
或者说这是亚里士多德讲的：
“或者把人当作一个政治的动物，或者把人当作一个能够运用工具的动物，或者把人认为是一个可以运用语言的动物。
”比如现在很多语言学家。
在很早在古典的儒家思想，就把人的多元多样做一个全面的掌握。
第一个，人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天地万物人为贵”。
因为他（她）是最灵、最有感性的，这种感性通过人的共鸣。
人可以和人之间共鸣，人可以跟自然、跟生物、跟无生物进行共鸣。
即使是无限遥远的星球，对我们也可以有感情的联系。
这一种感性的情，在传统中的思想就是“施教于人，把人变成一个美学的动物，不仅如此，人同时是一个社会的动物，这是从《礼记》所体现出来的。
我们上到大概五四以来批判吃人的礼教，是一种强迫压迫人，要人来做，压迫人来做，循规蹈矩的工作，而有一种强烈的霸权的压制感。
另一个是“礼”观念的异化，原来“礼”的观念，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一定要跟其它的人进行长期的健康互动。
这个是《礼记》里面所体现的一些价值，人是社会动物，同时人也是一个政治动物，人作为一个政治动物，他是要在政治生活中。
庄子甚至说：
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在这个政治的环境里面生活。
《尚书》所体现，最好的政治应该是属于人道的政治，属于清廉的政治，属于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的价值的政治。
同时人也是一个历史的动物，人是有集体的记忆，我们经过长期的集体的记忆，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
世界上有很多由古如今的文明，象巴比伦、象古埃及、象古代的希腊，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些文明，我们要到博物馆里面才看得到；也有有今但古并不很长的文明，比如说是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而渊源流长的文明不多，有印度的文明、有中国的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历史意识特别强，所以它有强烈的沉积性。
可是现在我们碰到困境，就是两三千年来悠远的历史和近百年来集体的健忘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我们的历史非常悠远，非常长，源头非常长，可是我们近代一百多年的记忆非常短暂，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同时人也是一个能够超越，象超越，有一种对超越的向往，对理念的追求、价值的追求，同时有一种终极关怀，这就是《易经》所体现的人的价值。
所以以前中国的《六经》，事实上可以说体现了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
人是感性的、是美学的、是施教的、是礼教的，人是有社会性的，人是有政治性的，人是有历史性的，同时人也是有超越向往终极关怀的动物。
这一个思潮在古代中国展现以后，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人文遗产。
到了宋明一代，就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个思潮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而岳麓书院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发展作出极大贡献的，在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特别地突出。
当时在宋明时代提出：
“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同时它所讨论的“气、理、心、性”，都不是一些我们现在认为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跟我们人人世界没有关系的理念。
这些所有讨论的这些问题都和我们日常生活，不仅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做人，有密切关系的价值。
当时朱熹，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朱熹和张氏，张兰轩就在岳麓书院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辩论、讨论，讨论这个《大学》里面的问题，讨论《中庸》里面的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呢？
就讨论综合的问题，这个综合的问题是情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情，都有羞恶，都有迟呐，所谓事端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喜怒哀乐，这两种不同的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一种呢，譬如说我们就突出恻隐，恻隐这个情呢，越多越好，我们越有爱心，我们越能够有同情感，我们越能恻隐，那我们就越象人。
另外呢，喜怒哀乐那种情，假如我们不调节，我们不转换，那个情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可以使得社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困境。
所以有一种情是越多越好，有一种情呢，我们要转换。
这一些讨论，后来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当然有很多的讨论。
但在韩国的儒学有一个叫做“事七之变”，就是事端和七情，它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发展了一些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一些理念。
这些观点都是和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在人人日用之间来安排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的理性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个人生活怎么样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亲友能够进行健康的互动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课题。
它这个提出来，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以人、以爱心和关怀来发展人的道德理念。
王阳明的《大学问》，王阳明在他被贬到贵州之前那一年，也在岳麓书院做了报告。
他的《大学问》里面特别提出“一体治人”，从亲亲人、亲人民、爱物开拓出去，发展出去，“一体治人”，这个“一体治人”的这个观念呢，又是有分别的。
一方面是和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另外呢，这个中间又有非常明显的分疏，远近的分疏。
这个非常现实，但又有非常深厚的理想主义，同时配起来。
它不是种浪漫主义，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而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哲理。
但是那个高深的哲理又能够在人伦日用之间能够发展。
孔子在《中庸》里面引了他一段话，他就说：
“有很多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但我并不一定做得到。
就是在对我的父亲，对他的那种尊重，我希望我的孩子对我一样，这件事情我想还办不到；我对一个我的君我应该尽忠，但是我期待我的孩子，期待我的臣对我一样地尽忠，这个我还办不到；我对我朋友的信，我希望要求期待我的朋友对我的信，这个我还不能办得到；对我的兄，我要有一种敬重之感，希望我的弟弟能够对我这样。
”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人伦日用之间，我们每天都碰到，但是每天所碰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价值这个关系又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我们需要慢慢地去陶冶它。
如果社会上没有这种价值，没有这种理念来陶冶，这个社会是很难安定很难发展的。
这个观念非常平实，但是它又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涵，我们认为，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
联合国最近决定了公元２００１年是世界上的文明对话年。
假如我们认为不同的文明有冲突的危险，当然有冲突的危险。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都可以有冲突矛盾，假如我们认为有这个危险，那对话更是必要。
目前，如果想要开放、开发儒家的人文的精神资源，为文明对话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发挥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使得儒家传统能够很成功地进行一个现代的转化。
这个工作在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一直投入，一直在做，这个非常艰巨的工作。
也就是如何使得儒家这个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从启蒙时代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从欧洲发展出来的启蒙的这个人文精神，包括自由主义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进行对话。
西方的启蒙提出了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认为是普世的价值。
现代化是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充分发展的一个运动、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发展中，这一百多年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发现儒家的这个人文精神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庭的伦理和权威政治乃至集体主义纠缠在一起，在中华大地出现了很多消极的因素，使得它不能够充分地现代化，来掌握西方所提出的一些非常有光辉而且能够普世的价值，所以强烈地批判儒家，当作封建的遗毒，当作阻碍现代化的绊脚石、自由主义的宏石。
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大文豪象鲁迅，这个从五四以来，一直在进行。
如果我们想要把儒家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地阐发，我们要对他们的批评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全面而深入地加以体认、加以反思。
我们如果不能使得儒家的人文精神，我刚刚讲的理想中的人文精神，和小农经济的保守主义，和一些不健康的家庭伦理，比如说是男性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政治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脱钩，让它充分地发展，这个将来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成为人民对话的资源，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小。
可是现在，就当代，在西方的一些核心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的启蒙心态开始进行了一个也非常深刻的反思。
从这个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以人为中心，西方所代表的那一套启蒙精神，不管用，一定要超越。
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发现启蒙所带来的精神有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个怎么样削减？
从多元宗教的角度，怎么样让启蒙以来的精神能够多元地开放，而不是一种狭隘的西方霸权？
从色群伦理来看，怎么样能够突破极端的个人主义？
在西方的学者在进行这样子深刻的思考。
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朝鲜的学者，就儒家文化的学者，一百多年来对自己传统文化中间的阴暗面，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我们现在可能一个新的综合的出现，一个新的对话的条件的出现，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可能性。
九年以前我在我服务的学校哈佛大学的中心课目，我提供了一个课，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修身和性爱色群》。
在这个课里面，我突出了儒家的一些基本的价值。
在九年以前，我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查。
我们大概每一次总有四五百，跟各位差不多，四五百个同学，各个不同的领域，各个不同的年级。
我问他们：
在你的价值思考中间，自由这个观念是和公益平等的观念哪一个观念更重要？
两个观念都重要，但是你一定要选择是哪个观念比较重要。
理性和同情这两个观念你怎么来选择？
法制和礼教，礼教不是吃人的礼教，是礼约教化的礼教。
人权和责任、个人和群体，你怎么样选择？
在九年以前，75%的哈佛大学的大学生，有的是理工，有的是文法，选择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个人。
今年这个五月，再作了一次调查，有50%以上的人选择公益，不选择自由。
因为美国社会的这个自由度比较大，大家发现的社会不平均、社会的矛盾斗争、族群之间的冲突太厉害。
有50%，特别是女性，70%选择同情。
同情比理性更重要，只有理性没有同情，你不能发展你的这个道德价值。
法制和礼教差不多相等。
人权和责任还是权利高于责任。
人权重要但是已经相当接近，把人当作一个关系网络中心点，而不把人只当作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
这个思想也在上升，现在有45%到50%接受“人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所以和儒家，我现在要说，刚刚前面描述的儒家一个基本的价值动向，很多地方非常相契。
什么原因？
并不是说现在美国的学生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
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说不太可能。
可是正如我前面说，因为生态环保，因为女性主义，因为多元的宗教，因为社群伦理的发展，逐渐逐渐使得西方过分突出自由，过分突出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开始认识到其他的普世价值。
这些其他的普世价值包括公益、平等、同情，就是礼貌、礼教、责任和群体，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
这次回到祖国之前，我曾经在汉城参加了联合国科学教育和文化委员会组织的全球伦理的研讨会，这个全球伦理的研讨会在韩国举行。
主要呢，是想通过文明对话来了解能不能够建构一个全球社群。
假若我们的全球社群已经出现了全球社群共同的核心价值，有没有我们共同的这种核心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是韩国开，特别探讨儒家人文精神能够向全球伦理的出现这一个方向努力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
这些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得到下面结论。
就是在1993年，世界宗教学术大会的时候，有6000个学者参加，最后大家得到两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人类社群如果要进一步发展，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要推进。
这两个基本原则和儒家的基本价值是可以配套的。
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最近张岱年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讨论这个儒家伦理，他也提出来。
除了这个是恕道，恕道不仅是儒家伦理，也是犹太教的伦理，和基督教的“已所欲施于人”不太同，但是也可以配合。
也和这伊斯兰教的价值有密切的关切。
也就是说“我以恕道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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