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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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

褚时健：

从“烟王”到“橙王”

褚时健：

从烟王到橙王从玉溪前往嘎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

两个月前，下雨导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

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

路的一边是山崖，树木葱郁，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

在日光下，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

此间风景不恶。

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上世纪的烟王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

这一次，他没有制烟，而是种橙。

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而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

心里不平衡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绪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世纪审判，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而不会以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

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

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

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

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19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嘎洒镇。

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一条小河将小镇剖成两半。

由于是冬天，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

当地人对桥上的我们说，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发的时候，用来泄洪用的，如果没有这个，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

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有的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

不过，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日子又变得好过了。

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

我们问，当地人点点头：

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

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

褚橙的确口感非凡，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子。

一张矮桌，四条长凳，褚时健坐在桌边，吸着玉溪烟，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一开口便说：

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出货，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供不应求。

我们问：

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

褚时健低下头，想了想说：

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

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这句话，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说话时，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眼睛则少有笑意。

这丝微笑，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等等。

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

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

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我说，这是微笑曲线的一端研发，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

另一端是市场吧，那个不用操心，把品质做好最重要，市场会求着你的。

刚种橙子的时候，不懂技术，出了很多问题，像第一个收获期，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

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技术上也是零基础，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种橙子亦如是，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

失败倒没有想过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能种出这样的橙子?

你想过失败吗?

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

褚时健年轻的时候，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

褚时健不听，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

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他语速缓慢：

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

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

那时，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但后来就不敢了。

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

后来就是这样的。

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

农民太弱小了，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

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

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

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

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

他灭了烟又说：

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

比如说，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

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他们想，凭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质量好，产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

以前做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从烟田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高价购买烟叶。

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

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

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

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

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

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

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

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对个人有利的事，我听不懂。

他说小褚你不懂事。

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

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

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

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整天唉声叹气。

我说，有什么呀。

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

他说：

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

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

一切该结束了。

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

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

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海尔，把摊子铺那么大，还要进军国外市场，张瑞敏会很累吧。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

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

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

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

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

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

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

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

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

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

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

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2019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

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

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

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

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

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

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

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

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

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

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

央企不是很赚钱吗?

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

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

我不上市。

从2019年保外就医到现在也快10年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互联网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

问题很长，回答很短，他说：

我玩不了概念。

停顿片刻，他接着说：

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

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烟王，现在是橙王，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

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时健指了门口说：

他来过两次，我们站着，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

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