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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宁省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报告

关于XX省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报告

X凤林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劳动就业与人力资本开发研究中心)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特别是最近一、半年来,随着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的恶化及其对我国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显现,各方面对国内就业形势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关注更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社会的高人力资本群体,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其自身利益,而且对全社会都将产生连带的重要影响。

本报告试图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XX省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及其当前的发展状况进行现实考察与实证分析,并就政府及相关部门如何以可持续性的稳健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尝试性地提出若干观点和建议。

一、研究背景、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大学毕业生通常是劳动市场上的优势群体,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面临(或者持续地面临)就业困难的。

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例如:

高等教育规模扩X过快,或者经济增长速度过慢,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则可能由于人才供求总量与结构的失衡而导致就业形势出现困难。

实际上,很多国家在不同时期均出现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高校毕业生骤增,出现了大学生就业率降低和高学历就低职业的“低就业”现象,从而引发了关于“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问题的讨论。

欧洲某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也大都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X,例如,挪威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从1987年到1992年的五年间增加了50%,相应地,同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从3%上升到了11%。

西班牙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从1980年的近65万,增加到1995/96年的150万,导致其间有将近20万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

此外,根据欧盟委员会(Europeanmission)上世纪末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调查(该项调查被称为CHEERS,即CareersafterHigherEducation:

AnEuropeanResearchSurvey),在奥地利、捷克XX国、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与英国等11个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问题,表现为搜寻工作的时间延长、高学历者低职就业、以及失业率增加等方面。

作为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邻国——印度,由于其独立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被称为“知识失业”(theeducatedunemployment)的现象。

印度的高等院校从1950年的723所增至1989年的7,056所,入学人数从1950年的17.4万增加到1989年的394.8万,年均增长率高达10%。

结果导致了所谓的“知识失业”。

截至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其知识失业人数累计高达680万,是50年代的27倍。

该国近年来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则高达17%。

由此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还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或者现今仍然面临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中国最近六、七年来也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问题。

一方面,自上世纪末实行高等学校扩招以后,大学入学人数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从而导致三、四年后高校毕业生人数以年均31%的速度增长(具体见下面表1-1中第2、3行)。

另一方面,尽管过去近10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8~9%的较高年均增长率,但是由于经济的结构性特征,GDP增长对于就业的拉动效应并不高,并且还有逐渐下滑的趋势(见表1-1中第4行)。

这就使得我们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破解而又始终未能完全解决的就业难题中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

近年来,来自不同统计口径和调查研究的信息都显示了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有日趋严峻的态势。

下面表1-1中第5行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主要是9月份的初次就业率)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从本世纪初的80%以上逐渐下降到近几年的70%左右。

如果考虑到就业率统计中的“水分”并且予以挤出的话,那么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肯定将处在低于70%的水平。

教育部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曾经给出关于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状况的判定标准:

初次就业率大于90%属于供不应求,在70~90%之间属于供求基本平衡,在50~70%之间属于一定程度的供大于求不平衡,在30~50%之间则属于严重的供大于求不平衡,低于30%将意味着就业危机。

按照这一标准,我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显然经历了由供求基本平衡向具有一定程度的供大于求不平衡状态的转变。

这表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入口”转移到了“出口”,从“入学难”转移到了“就业难”。

虽然这种“就业难”只是限于一定的程度,尚未发展到较严重的地步,但是由于涉及的是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当最近一、半年来国际经济大环境对我国经济以及国内的就业形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这种情况表明,在充分肯定中国近年来已经取得的高达22%的毛入学率的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成就的同时,我们确实也需要开始审慎地思考如何理性地应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进而实施有效的就业促进政策与教育发展战略调整政策等问题。

表1-12000年以来中国高校的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就业对于GDP的弹性,毕业生就业率

年份

项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20

260

320

382

420

504

530

567

599

629

招生人数

(万人)

107

115

145

212

250

340

413

495

559

610

就业的GDP

弹性[1]

0.26

0.17

0.12

0.10

0.11

0.08

0.05

0.04

0.07

_

毕业生就业率(9月)[2]

82%

90%

80%

70%

73%

72.6%

71.8%

70.9%

70%

[1]就业的GDP弹性等于就业增长率÷GDP增长率。

这里2001年到2005年的数据,引自赵曼、杨海文等编著,《21世纪中国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人民,2007年,第6页。

其余各年数据,系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

[2]毕业生就业率,严格说来应该是指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比率。

但是,目前教育部门的统计是把所有已经落实了毕业去向的毕业生、包括升学与出国的人都算入就业X畴,这样统计的就业率又叫落实率,表中的数据实际上就是这种落实率。

落实率虽然比实际就业人数所占的比率要高,但是它毕竟反映了毕业生中已经实际落实了明确去向的人的比率,因而是具有分析价值的,在明确其含义的基础上可以用它来代表就业率。

现在人们对于高校就业率的统计普遍持有怀疑的态度,不仅社会公众方面,就是教育部门内部的人士也相当有同感,其主要的原因倒不是在于这种落实率的统计口径问题,而是其统计过程中存在着参杂使假的问题,即统计数字被“注水”。

教育部从2000年开始明确地将就业率作为考核高校办学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由于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主要由高校自己操作,缺乏社会监督,因此一些学校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维持生源,就虚报、夸大就业率(金钢,“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方法探析”,《XX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杨志远,“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探析”,《XX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5月号),有的学校甚至实行不签就业协议就不发毕业证的不合法规定,逼迫毕业生去造假(叶雷,“杜绝虚假就业率”,《光明日报》,2006年6月28日)。

按照XX省教育主管部门2004年至2005年对此进行的监督检查结果,现有的就业率数值至少有4个左右的百分点属于虚报(X敏、亢德喜,“高校就业率探底:

究竟多少水分”,《半月谈》,2006年6月21日)。

这样,为了获得真实的信息,就需要对于教育部门公布的就业率统计数字适当地向下做些调整,以便剔除其水分。

如果不做调整,而只是简单地根据公布的就业率数字来进行宏观或中观决策,显然将会产生偏颇。

至于究竟应该向下调整多少,这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各地区以及各层次的学校情况可能大不相同,北大、清华显然不用调整,而一些层次低的院校可能需要较大的调整。

不过,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将公布的就业率向下调整4个百分点应该是比较稳妥的。

除了挤水分的问题以外,在利用就业率信息的时候还需要考虑指标的可比性。

我国是从1999年开始进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的。

在2003年以前主要是统计初次就业率,日期截止当年6月份,2003年开始分别统计6月份的初次就业率和9月份的初次就业率,以后又公布9月份的初次就业率与12月份的年底就业率或二次就业率。

显然,月份越靠后,就业率的数值越高,所以,不同月份的就业率是不具有可比性的。

一般来说,以6月份的初次就业率作为比较不同年份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指标,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个指标最直接地反映了大学生离校时的求职状态,而9月份的初次就业率或12月份的二次就业率指标则已经包含了部分大学毕业生的短期失业状态。

在进行不同年份就业率的比较时,应该使用同一月份的就业率。

如果获得同一月份的准确的就业率数值有困难,那么就需要对于较后月份的就业率向下调整,以便和较前月份的就业率具有可比性。

以2003年为例,当年统计的6月份的就业率为50%,而9月份的就业率则为70%,这意味着该年9月份的就业率需要下调20个百分点,才能转换成6月份的就业率(引自闵维方等,“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北大教育经济研究》,3卷,4期,2005年12月)。

现在不同文献中关于就业率的统计数字颇不一致,甚至对于同一年份、同一月份的就业率,有的也给出不同的数值。

本表中,2000年到2007年的就业率数据,主要是引自一些研究文献,并对其中的差异予以剔除,取多数共识的部分(这些文献主要有:

闵维方等,“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北大教育经济研究》,3卷,4期,2005年12月;何亦名,《中国高等教育扩X的就业与工资效应研究》,经济科学,2008,第88页;赵曼、杨海文等编著,《21世纪中国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人民,2007年,第188页;田永波,“高等教育扩展与‘知识失业’:

国外的研究和经验”,《2006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论文》(电子版))。

2008年的就业率,转引自社科院2009年经济蓝皮书的估计值。

但是它究竟是对9月份的估计值,还是年底的估计值,有些含糊。

如果是前者,则表明2008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与2007年没有多大差别。

相反,如果它是年底的就业率数值,就将表明2008年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明显地比2007年要更为严峻。

根据新近出版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提供的估计数据,2008年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年底就业率为86%。

所以,这里的就业率数值毫无疑问应该是9月份的就业率数值。

图1-12000-2009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变动情况

图1-22000-2008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月份)变动情况

就业问题是任何一个关注国计民生的政府都不能忽略的问题,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同社会的一般人员相比,大学毕业生如果失业将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比一般人员失业更大的损失。

第一,作为高知识、高技术的人才,大学毕业生是高等教育人力投资过程的结果,或者说是具有特定含量的人力资本。

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从而处于失业状态,将意味着其人力投资的收益率为零。

如果这种失业状态持续得不到解决,还会进一步导致其人力资本因为闲置而发生退化或报废。

因此,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一个严重经济后果,就是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降低和人力资本的损失。

以2007年为例,中国普通高校一个大学生年平均教育费用支出为15,333元(其中个人学杂费部分约占29%,其余部分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社会团体投资等等),按四年总费用计算便是一个人61,331元。

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559万,如果以30%左右的失业率(即70%左右的就业率,这是目前关于中国高校初次就业率比较一致的估计值)计算,将有167万大学毕业生暂时失业,这将意味着社会至少有1,024亿元(61,331元×167万)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为零。

按照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估计,一般的收益率在10%到12%之间。

就以其下限即10%来计算,如果这167万大学毕业生在一年内找不到工作,那么就意味着社会将损失100多亿元,即使在半年内找不到工作,社会也将损失50多亿元。

而如果把因失业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退化也包括在内,那么总损失将会更大,甚至可能会倍增。

因此,大学毕业生失业将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

第二,大学毕业生失业还会为社会带来巨额的交易成本。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大学毕业生如果失业将会比其他失业群体处于更积极的寻职状态,从而其花费在劳动市场上的求职成本也就越高。

一般来说,就业形势越严峻,失业率越高,人们为找到一项合意的工作所需的平均求职次数与求职费用也就越高。

有关研究显示,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求职费用逐年上升,从2003年的823元、2005年的1,100元,上升至2007年的1,132元。

若乘以2007年毕业生总数495万,总值将达到50多亿元。

这些费用纯属于因就业形势严峻以及劳动市场信息不畅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严格说来并没有对于实际经济的产出做出任何贡献,故而也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

并且,这里的交易费用仅仅限于大学毕业生本人的支出,尚未包括社会其他方面的相关支出,如果包括了后者,这种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与浪费将会更大。

第三,大学毕业生失业会使社会蒙受高昂的政治成本。

作为具备了一定得知识和技术的青年群体,大学生总体来说比其他群体更具有独立意识和奋斗精神,以及较强的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这些特点无疑将会促进大学生自身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当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从而难以实现其个人理想的情况下,上述特点恰恰可能演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它们不仅极有可能引发其对社会的不满甚至敌对情绪,而且更容易导致他们采取实际的抗议行为以及从事各种冲突性的社会活动,从而带来社会秩序不稳定乃至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

例如,2006年3月在法国,仅仅因为新总理提出的一项新劳工法案有可能加剧原本已经较高的青年失业率,就引发法国各大学约三分之二的学生罢课,全国近30万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随后又几近演变成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全民性抗议浪潮。

2009年1月末,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俄罗斯,主要城市爆发了反对普京政府的示威游行,而大学生们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绝不仅仅是涉及这一群体本身利益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政治稳定进而国民总体福利的重要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持续地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就表明其社会经济的运行已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或者说出现了病态,这就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与治理措施予以解决。

(二)本课题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

在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困难局面、特别是近一、半年来欧美国家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某种不利影响的大背景下,全面地考察XX省大学毕业生近年来的就业形势及其动态特征、当前的就业现状及其矛盾与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分析导致XX省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与问题的各种原因,进而为从政府决策部门到实际业务工作部门的方方面面如何有效地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出若干可供选择的政策思路。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劳动经济学及其最新的若干理论进展,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信号理论、工作搜寻理论以及劳动市场职位匹配理论等等。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由于人的生产能力主要不是先天的禀赋,而是后天学习、培训以及实践等等人力投资活动的结果,故而人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人力资本。

人力投资有多种形式,其中正规学校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而高等教育则属于最高层次的正规教育投资,其所培养出的毕业生通常将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

这种较高的人力资本是通过较大的投资成本获得的,故需要通过较高的收益来实现回报,因此大学毕业生实现就业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其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收益的过程。

如果大学毕业生由于失业、就业不充分或低就业等等而未能实现人力投资的预期收益,从短期看将会导致已投资者的人力资本的损失,从中、长期看则会减低社会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需求激励。

这表明,社会在长期中具有一种自动地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平衡关系的趋势,但是在短期中却可能出现二者之间的不平衡从而人力资本损失与浪费的情况。

人力资本理论的主旨在于揭示人的生产能力的生成机制,因而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劳动供给的理论,而较少涉及到劳动需求。

教育信号理论在这方面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不足。

教育信号理论虽然也承认教育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功能,但是它更强调教育对于人才的分类、筛选功能。

在这里,不同层次和等级的学历文凭被视为文凭持有者所具有的生产能力的一种“信号”,并且这种信号的“市场价值”将随着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某一层次或等级的人才需求小于供给,就会导致其信号贬值,例如大学毕业生因供给过多导致其平均收入水平的降低。

反之,如果某一种层次或等级的人才需求超过了供给,则会导致其信号升值,例如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因为短缺而导致平均收入的提高。

这样,教育信号理论便通过明确地引入劳动市场需求因素,从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阐明了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失业以及其工资水平提高与降低的经济机制。

工作搜寻理论与劳动市场职位匹配理论探讨的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条件下劳动市场的结构失衡问题。

劳动市场非均衡不仅表现在总量方面,诸如供大于求或者供不应求,而且还表现在结构方面,例如失业与职位空缺同时并存。

这种结构性非均衡主要是由于市场不完全或信息不充分所引起的,它们往往与总量非均衡纠缠在一起。

传统的新古典劳动市场理论由于其各种完全性的假定,难以解释这种结构性矛盾,而工作搜寻理论以及劳动市场职位匹配理论等等近年来新兴的劳动市场理论则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解说。

工作搜寻理论主要从劳动供给主体的角度探讨了劳动市场结构问题,揭示出主体的理性搜寻行为既是应对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也导致了结构性、寻职型失业。

职位匹配理论则考察了劳动市场职位匹配的程度与交易成本的关系,表明当劳动市场信息越不完备、“摩擦”因素越大时,空缺职位与劳动者技能的匹配程度越差,供给主体求职以及企业求人的成本就越高。

反之,则相反。

而职位匹配程度往往又与劳动市场的总体形势相关联,劳动市场形势越“松”、即失业率越高,匹配程度就越差,从而市场运行的效率就越低。

这时,反映劳动力再配置程度的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Curve)就越远离原点。

现实中,伴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降低而出现的求职费用的逐年增高以及失业与职位空缺同时并存的局面,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

因此,如果说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信号理论仅仅是着眼于劳动市场的总量分析,那么工作搜寻理论以及劳动市场职位匹配理论则从结构角度开辟了劳动市场微观分析的新视角。

综合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在吸取和借鉴现代劳动经济学前沿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最新的理论视角来考察和分析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从而科学地阐释其发生的内在经济机理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本课题研究采取实证分析与规X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实证分析包括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基本的操作思路是,首先确立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框架或原理基础(如上所述的三个主要理论基础);其次,展开经验实证研究,通过实际访谈(包括对地方政府及人事部门领导的访谈,对高校就业指导部门人员的访谈,以及对企业、用人单位及大学毕业生本人的访谈)、问卷调查(包括对全省24所高校近28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对省内80家企业和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个案分析、数据库信息等多种方式获取关于XX省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实际经验资料。

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统计处理与分析,并结合上述理论原理进行系统的理论推理与分析工作,达到准确地反映XX省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现状、矛盾与问题,并科学地揭示其各种成因的目的。

规X分析主要是根据某种准则对于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评价,具体来说,主要是以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基本指导思想和规X分析的原则,对于XX省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加以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调节建议。

二、XX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现状考察

(一)近年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

XX是中国的教育大省,现有普通高等学校(包括部属、省属、市属以及独立学院各个层次)63所。

以2007年为例,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为777,758人,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18,849,000人的4%。

2008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22,577人,占全国559万毕业生总数的比例也是大约4%。

2009年预计的高校毕业生为22.9万人,占全国预计的毕业生总数610万人的比例大约为3.75%,比重较前一年略有下降。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不断扩展,XX省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也呈现出与全国类似的局面。

1.总量态势

从1999年以来,XX省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也经历了与全国相似的扩X轨迹,但这两年招生绝对数量开始下降。

所以平均来算,从1999年至200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以年均14.16%的速度增长,低于全国大体同期20%左右的水平。

但是,高校毕业生在过去10年间以平均35.8%的速度递增,高于全国大体同期约31%的水平,这是因为招生规模缩减的效应要在四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见表2-1)。

另一方面,2000年以来XX的地区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2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比率较高,但是由于XX是大型工业企业或资本密集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以2007年为例,其二次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为53%,明显地高于全国平均48.6%的水平),故XX就业增长的GDP弹性显著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2000年到2007年间平均为0.04。

在给定大学毕业生在省内外工作的比例的条件下,这也就意味着XX经济增长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吸纳效应肯定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这种从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产业发展从而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总量特征,导致我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必然也是未可乐观的。

表2-11999―2009年XX省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单位:

人)

年份

项目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招生

人数

87,851

110,211

127,577

151,116

163,802

184,473

210,495

220,608

234,466

221,391

212,228

(计划)

比上年增长(%)

45.7%

25.5%

15.8%

18.5%

8.4%

12.6%

14.1%

4.8%

6.3%

-5.6%

-4.1%

毕业

人数

49,964

49,834

60,271

72,791

98,908

115,889

144,984

154,970

169,576

222,577

229,000

(预计)

比上年增长(%)

5%

-0.26%

20.1%

20.8%

35.9%

17.2%

25.1%

6.9%

9.4%

31.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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