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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第四册翻译2

ØUNIT6A

商科学生有时对课程里包含商业道德课略感吃惊。

他们通常没意识到在很多国家,形形色色的贿赂行为正日益增多。

在某些国家,这已成为人们几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假定在一场与政府官员的谈判中,贸易部长向你明确表示如能给他一大笔贿赂,那么你的商品拿到进口可证就会容易得多,还可能避免他所说的“程序上的延误”。

现在的问题是:

你是被迫掏钱呢,还是坚持原则?

高尚的道德标准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会怎么做呢?

早些时候,一家英国汽车制造商被指控利用一笔基金行贿,并进行其他一些可疑运作,如给代理商和客户高额回扣、提供额外折扣、向一些在瑞士银行开的匿名账户汇款等。

这家汽车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后来指控也被撤销了。

然而,当时英国汽车业里就有人准备私下里说:

“瞧,我们这一行竞争激烈,每年我们汽车的海外销售额超过10亿英镑。

如果花几百万英镑能让一些客户高兴,谁会有损失呢?

我们不这样干,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

贿赂以及其他可疑开支正日渐增多。

的确,这似乎已成为商界的一个事实。

仅举一例:

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透露,它在1971至1976年间共发生了250万美元的可疑开支。

这一事实的披露,使克莱斯勒与其他300多家美国公司一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己近年曾有过某种形式的支出,像贿赂、额外打折等。

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可将这些支出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那些为政治目的或为获得大宗合同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比如,有一家美国企业曾因可能违反美国商业法规而受调查,当时它捐出一大笔款项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

后来发现,这家公司也打算资助美国推翻智利政府的秘密行动。

这一大类也包括为得到武器销售或重大的石油、建筑等项目的合同而向权势家族及其身边的顾问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在一桩涉及对伊朗武器销售的案子中,一位证人声称一家英国公司曾付给某“洽谈人”100万英镑。

此人帮忙做成了一笔向伊朗提供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交易。

据闻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向外国公司施压,要他们向党派组织的账户捐款。

第二大类包括旨在促使政府加快对某些工程项目的正式批准而作的支出。

关于这一点有个有趣的例子:

有个销售经理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向加勒比地区一个国家的建工部长推销道路工程机械。

后来,他想到了办法。

了解到建工部长收藏珍本书,他买了一本书的珍藏版,在书里夹了两万美元,将其送给部长。

部长看了书的内容后说:

“我知道这书有两卷本的。

”机敏的销售经理答道:

“先生,我们公司买不起两卷本,不过可以给你弄一本带‘前言’的!

”不久,这笔生意获准了。

第三大类指某些国家按照传统做法付给在交易中起作用的人的费用。

中东的一些国家和某些亚洲国家的做法都属此类。

是否有可能制订一套公司法规,防止各种类型的贿赂呢?

国际商会(ICC)赞成用一套行为准则来制止行贿索贿。

这一准则试图区分哪些是真正为服务所付的佣金,哪些是等同于贿赂的过高费用。

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实际操作这一准则。

可惜的是,国际商会委员们就如何实行这一法规的意见不一。

英国委员们希望这一体系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以使公司规范行事。

而法国代表认为制定和实施法律是政府的事。

像国际商会这样的商业团体该做的是表明孰对孰错,而非强制实行什么。

在一家知名英国报纸上,最近有位作者指出“企业已陷入贿赂网”,人人都“贪赃枉法”。

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张。

然而,如今做海外销售的商人们常常难以做到既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又无愧于道德良心。

ØUNIT6B

每年夏天,总有大约十几名记者聚集在伦敦北部的一个旧军训营,用一整天的时间来观看伦敦特警部队的训练。

特警通常要对付日益增多的携带枪支的犯罪分子。

记者们也有机会在练习场射击。

射击似乎并不难,我们的子弹几乎都打到靶上了。

然后我们进入训练的下一步:

模拟在街道上实际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场上的灯光暗了下去,我们面对一块大屏幕站着,手中仍有枪,但子弹是假的。

屏幕上演员们在扮演着各种场面。

那个抓着一名妇女挡在身前的人真拿着枪吗?

那个看似要投降的人是否真会投降,还是会举枪射击?

我们必须判断是否该开枪,该何时开枪,就像警察真实地面对此情此景时必须做出判断一样。

记者们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不太出色。

恐怕我们打死了不少无辜的人,他们手中最致命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根棍子而已。

多年来,对于是否该给更多的英国警员配枪,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的做法是给英国所有的43个警局都配备少数特警,他们定期接受强化训练来保持达标。

但是随着警察遭遇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人们对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

通常,遭殃的是在街上巡逻的普通警察,而不是姗姗来迟的武装特警。

为了了解英国警方面临的局面,可以看一下诺森布里亚郡警局的情况。

该局负责英格兰东北部5,00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治安。

所辖的乡村和几个城区内居住着150万人口。

那里的3,600名警察要应付英国20世纪90年代常见的各类事件。

该警局负责人约翰·史蒂文斯最近发表了他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述评。

例如,1994年,共有61名警员(男性54人,女性7人)由于履行职责时遭受攻击而不得不提早退休。

在因健康原因获准退休前,他们共请病假12,000天,相当于50名警员休假一年。

史蒂文斯这样评论道:

“警务的人力成本从未如此之高,离职的警员中严重伤残的达三分之一,他们因打击犯罪而将在余生中承受痛苦。

警察的这种遭遇也发生在英国其他地方。

不过警局本身仍反对扩大为警员配备武器的范围。

去年进行的最新调查表明,赞成者只占46%。

但是普通老百姓赞成这一做法,他们中的67%赞成扩大配发枪支的范围。

但他们自己当然不想带枪,更不会想用枪。

回想一下我自己在练习场射击的经历,我肯定也不想负这个责任。

人人都清楚警察需要更多的保护,以防刀枪。

他们现在所携的警棍较以前的要长,也有了防利器的上衣和手套。

下一步可能的做法是政府同意试验胡椒喷雾剂,一种从胡椒中提取的有机物质。

如果喷在脸上,它能使袭击者丧失行动能力。

运用得当的话,所产生的不适就只是暂时的,尽管很强烈。

只要用水冲洗,几个小时内应可彻底恢复。

这当然是难受的,但比挨子弹要好。

很多英国人不反对警察携带加长的警棍或胡椒喷雾剂。

他们只是想见到警察。

不知多少次,当我们在街上拍摄警察镜头时,总有当地居民过来告诉我们,这是几周以来他们在此地第一次看到警察。

实际上,对传统警察形象和职责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枪支和武装犯罪,而是我们要求警察做的日益增多的工作。

新的法令和重点警务工作占去了大量时间,结果使得很多警队派不出警员上街巡逻。

官员们要求民众留意街区治安。

在一些繁华地区,居民们雇请私人保安公司。

很多警员认为正是这些额外工作改变了他们的职责,而非担心被枪击。

今后,如果你想知道时间,去问警察恐怕会没有用。

要么你连见都见不到他,要么他没有时间回答。

ØUINT7A

《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分布》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畅销书,却是一本汇集了50多年人类遗传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好书。

它对人类在基因层面上的差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调查,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如果不考虑影响肤色、身高等表面特征的基因,不同的“种族”在外表之下相似地令人吃惊。

个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那种认为某一种群比另一种群的基因更优越的理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然而,此书还不仅仅是对目前的种族偏见理论的反驳。

这一项目的主要倡导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路卡·卡瓦里-斯福尔扎,与同事一起经过16年的努力,绘制了这一世界上首幅人类基因分布图谱。

此书的一大特点是提供了500多幅图,显示了相同的遗传基因所处的区域,这很像其他地图上用同样的颜色标示同样海拔高度的地区。

通过测定当前人类种群间的亲缘关系,作者们勾绘了地球上早期人类迁徙的路线。

他们的研究结果相当于一份全球家谱。

他们在人类血液中找到了绘制这一家谱所需的信息:

不同的蛋白质就是显示一个人的基因构成的标志。

作者们利用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收集的数据,汇编成了近2,000个群体中成千上万个个体的数据图。

为了确保种群的“纯正”,这项研究将对象限定于自1492年起,即欧洲最初的大规模迁徙之前就一直居住在现生活区域的那些群体。

这实际上就是一幅哥伦布驶向美洲时期的世界人口基因分布图。

收集血样,特别是到偏远地区的古老人群中收集血样,并非总是易事。

潜在的供血者通常不敢合作,或存在宗教上的担心。

有一次在非洲农村,正当卡瓦里·斯福尔扎要从儿童身上采血时,一个愤怒的村民手执斧头出现在他面前。

这位科学家回忆道:

“我记得他说,‘如果你从孩子们身上抽血,我就要放你的血。

’那个人是担心我们可能用这些血来施魔法。

尽管有困难,科学家们还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

其中之一就醒目地印在此书封面上:

人类基因变异彩图表明,非洲与澳洲分别位于变化范围的两端。

因为澳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外表特征,如肤色、体型等,所以被普遍认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但是他们的基因却表明并非如此。

在所有人种中,澳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最远,而与其邻居东南亚人非常接近。

我们所看到的人种差异,例如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差异,主要是人类从一个大陆向另一个大陆迁徙时为适应气候所产生的。

结合对远古人骨的研究,这一图谱证实了非洲是人类的诞生地,因而也是人类迁徙的始发地。

这些发现,再加上现代非洲人与非非洲人之间的巨大基因差异,说明了从非洲种群开始的分支是人类家谱上最早的分支。

这一基因分布图谱对长期以来困绕着科学家的人种起源问题也做出了新的解释。

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科学家认为科伊桑人是一个独立的非常古老的人种。

他们语言中那种独特的短促而清脆的声音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科伊桑人是最原始的人类祖先的直系后裔。

然而他们的基因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基因研究表明科伊桑人可能是古代西亚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

图谱上显示的遗传轨迹表明这一混血人种的发源地可能在埃塞俄比亚或中东地区

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是人类家谱图上欧洲人分支的最特殊的成员。

他们有几组少见的基因类型,包括一种罕见血型的发生率在巴斯克人中也是最高的。

他们的语言起源不明,也无法被归入任何标准的类别。

他们居住的地区紧挨着发现早期欧洲人壁画的几个著名的洞穴这一事实使卡瓦里·斯福尔扎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欧洲最早的近代人中,巴斯克人极有可能与克罗马努人关系最直接。

”人们认为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混合人种,有65%的亚洲人基因,35%的非洲人基因。

除了揭示人种的起源以外,基因信息对医学界来说也是最新资料。

医学界希望能用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制成特别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能具有某种抗病药物的价值。

保护土著人权益的活动家们担心科学家可能会利用土著人:

从当地人血样中提取的基因物质可被用于商业目的,而DNA提供者却不会获得足够的报酬。

卡瓦里·斯福尔扎强调,他的工作不仅有科学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意义。

他说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削弱”造成种族偏见的“传统的种族观念”。

他希望这一目的会得到一直为同样目的进行抗争的土著民族的接受。

ØUNIT7B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世界上的伟大天才──爱因斯坦们、毕加索们、莫扎特们,似乎都是造物主神功使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就是一个典型,据说他出身在一个体力劳动者家庭,后来却成了现代数学之父。

一位研究早期学习的教授驳斥了这一说法,称他研究高斯的童年时发现在其两岁时,他母亲就教给他数字。

他的父亲是个体力工种的监工,本人并不是工人,还常和高斯玩计算游戏。

而且高斯还有个受过教育的叔叔,他在高斯很小的时候就教他复杂的数学。

其他天才们的情况也是一样。

爱因斯坦的父亲是位电气工程师,他所演示的实用物理知识令儿子很着迷。

毕加索的父亲是位美术教师,他让小帕布罗在8岁时画一碗又一碗的水果。

莫扎特的父亲是位受雇于贵族宫廷的音乐家,他在儿子还不会走路时就教他唱歌、弹奏乐器。

“在每一个例子里,仔细研究一下天才的成长背景,都可以发现父母或教师进行早期激励这种模式,”这位教授说。

但是父母应该给予怎样一种激励呢?

大量证据表明,家长的压力常会导致孩子疲劳厌倦而不是成为天才。

有一项研究认为有两种家庭教育的风格:

支持型和激励型。

支持型的家长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发展兴趣爱好,赞扬其获得的成就,不管它多么微小。

一般来说,这样的家长会营造一个有规矩的、令人愉快的家庭环境。

激励型的家长会更主动地参与到孩子们的活动中去,在某些领域里带领他们前行,推动他们努力,通常起着导师的作用。

这一研究跟踪了四组儿童:

一组儿童的家长是支持型的,一组是激励型的,一组是支持激励相结合的,最后一组儿童的家长既不支持也不激励。

孩子们领到了一些电子装置。

当发出声响时,他们就要记下自己在干什么,并评估自己从中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反应的敏捷程度。

结果并不太出人意外。

支持型父母的孩子所感到的快乐程度高于平均水平,但学习或做事时精力却不是那么高度集中。

表现最好的孩子的父母结合了支持和激励型的教育。

这些孩子显示了相当不错的快乐感,在学习过程中反应也很敏捷。

给予激励但缺乏支持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疲劳厌倦。

这些孩子确实能长时间努力,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敏捷程度和快乐感大大低于生活在能兼顾激励和支持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

另一关键因素是父母需要与孩子进行适当的交谈。

通过与成人交流,孩子学会的不仅是语言技巧,而且还有成人的习惯与思维方式。

像毕加索、爱因斯坦这样的神童之所以能在生活中率先起跑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教给他们如何思考像艺术或物理这样的科目

在荷兰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父亲们一般每天用于与孩子交谈的时间只有11秒钟。

新近在美国作的一项研究显示了稍好的结果,但这些父亲每天与孩子的交谈时间仍不到一分钟。

重要的不仅仅是花了多少时间,还有与孩子交谈的方式。

对孩子的问题只做出简单的回应,或是只给出乏味的回答,这样的父母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消极的、狭隘的思维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乐意与孩子作一步一步深入的论证,鼓励子女探索各种想法,这样的父母会培养出孩子开放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实验论证这一观点。

在他的研究中,几组家长学着与自己幼小的子女做有益的交谈。

他说这些孩子在语言能力、智力,甚至社交领导才能上都比同龄孩子要强。

尽管这一研究尚未结束,这些孩子已表现出具备了长期的优势。

那么,对那些模范家长,那些同时给予孩子支持和激励,善于教给孩子思考的方法,成功地培养孩子学习上的主动性的家长,前景如何呢?

能否确保他们的孩子成为天才?

人们普遍认为,个体之间存在着生理差异,要成为天才必须幸运地既拥有天才的基因,又拥有能造就天才的父母。

最重要的启示似乎是:

尽管大多数人都有条件很好地去发挥他们的生理潜能──除非童年时得了严重疾病,或饮食太差──但是,他们能否成长在一个能开发其能力的环境中则很不确定。

因此,虽然了解天才人物的生理特征十分有趣,但对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教育技巧的研究才具有长远的意义。

ØUNIT8A

我清楚地记得我成为黑人的那一天。

13岁之前我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黑人小镇伊顿维尔。

小镇的居民全是黑人。

我所认识的白人都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或是去往奥兰多的过路人。

本地的白人骑着风尘仆仆的马匹,而北方来的旅游者则驾着汽车沿着乡下的沙土路一路驶来。

小镇的人见惯了南方人,因此他们经过时小镇的人照旧大嚼甘蔗。

但是看到北方人则是另一回事。

胆怯的人躲在窗帘后小心翼翼地偷看他们,胆大的则会走到屋外看着他们经过,感到很有趣,就像这些旅游者看到这村庄也感到很有趣一样。

门前平台可能是镇上其他人不敢去的地方,但对我来说,那儿就像前排座位一样。

我最爱坐在门柱上。

我喜欢在那儿看人们来来往往,也不在乎让那些人知道我喜欢看他们,通常还与他们搭几句话。

我向他们挥手,如果他们也向我挥手,我还会与他们打招呼。

骑马或驾车的人通常会停下来,我们不可思议地互打招呼之后,我可能会随着他们“颠儿几步”,这是我们佛罗里达最南边的说法,意思是跟着他们走上一小段路。

如果正巧赶上家里人来到房前看见我,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的交谈。

那段日子里,在我看来,白人和黑人的区别只不过是他们路过小镇,但从不住在这里。

他们喜欢听我“说几句”,喜欢听我唱歌,看我跳舞,并为此大方地给我小银币这倒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太愿意跟他们“说上几句”,太愿意为他们唱歌跳舞了,他们给我钱时我才会停下来。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

黑人不会给我钱,对我表现出的任何一点欢乐的苗头,他们都不赞同。

但我仍然是他们的佐拉,我是属于他们,属于周围的旅馆,属于那个地方,属于每一个人的佐拉。

但我13岁时,家里发生了变故,我被送到杰克逊维尔的学校去了。

离开伊顿维尔时我还是我,佐拉。

可在杰克逊维尔下了船后,原来的佐拉不复存在了。

我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再也不是伊顿维尔的佐拉了,我现在成了个小黑妞,在好些方面都是。

在镜中,在内心深处,我变成了永远不黑不白的棕色人──就像最好的鞋油,抹不掉,不褪色。

身边总有人提醒我自己是奴隶的后代,但这并没有使我沮丧。

奴隶制是60年前的事了。

解放黑奴的这场手术很成功,病人的情况也不错,谢谢。

这场使我从黑奴变为美国公民的可怕战争喊道“各就位!

”内战后的那段时期说“预备!

”我的上一代人则喊“跑!

就像一场赛跑一样,我飞速起跑,决不可中途停步,伤心回望。

身为黑奴是我为文明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而作出这一选择的并不是我。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有过比这更大的争取荣耀的机会了。

想想将要获得的新生活,而且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不管我做什么,都可能得到双倍的嘉奖,或是双份的责难。

想想这一点,知道这一点都令人激动不已。

占据国内舞台的中心可真刺激,而台下的观众则不知是喜是忧。

我没有总是感到自己是有色人种。

甚至现在我还常常感觉自己还是伊顿维尔小镇上懵懂无知的佐拉。

比如,我可以在餐馆和一位白人坐在一起。

我们闲谈一些都经历过的平常琐事,白人会安静地坐着,兴味盎然地听我讲。

有时候我不属于任何人种,我就是我自己。

但我大体上还是感觉自己像一只靠墙立着的装满各种杂物的棕色袋子。

靠墙立着的还有其他颜色的袋子,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

倒出袋中的物品,可以发现一堆或有用或无用的小杂物:

碎玻璃块,小线头儿,一扇早已朽坏的门上的钥匙,一把锈蚀的刀,一双为某条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路而准备的旧鞋,一根弯曲的钉子(它所承受过的重量足以弄折任何钉子),一两支仍散发出几许花香的干花。

你手中拿的是棕色的袋子,面前的地上则是袋中所装的那堆东西──与其他袋子中所倒出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把它们混成一大堆,再分装到各自的袋中,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多少有点有色玻璃片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当初上帝这个装袋者往我们各自的袋中填塞时正是这么做的,谁知道呢?

ØUNIT8B

我无意中向同事提起我正在研究那种自称可以消除岁月痕迹的护肤霜时,她向我大吐烦恼。

她告诉我,一个月前,她突然注意到脸上布满皱纹。

她一边用手指抚摸着漂亮但有些细小纹路的面孔,一边解释说,尽管她知道这一发现主要是因为那段历时六年的感情关系突然结束给她带来了打击,而不是由于早衰,但她还是得采取些措施。

在向她说明岁月无情,要改变现实可能性不大之后,我告诉她我认为这些灵丹妙药的宣传都很荒谬。

但不管我说什么,她仍求我告诉她哪儿能做我所说的那些护理。

只要是关于美容,谁还管真相如何?

人们对自己想要信任的东西的信任使得美容业在过去容易生存。

青春有巨大的价值,这大大刺激了美容业,使其得以从它那些令我们面容、身体显得焕然一新的空洞许诺中赚了数百万元。

为了使皮肤护理科学、权威,销售美容品的柜台现已从医院诊所盗用了体面的外表。

推销人员穿着白大褂,在“电脑”上给消费者“诊断”皮肤类型,用修复受损分子和DNA这些技术来蒙蔽消费者。

美容业还给这一把戏提供“药物”,创造了新的皮肤疗法,还说这种疗法并不是仅停留在表面,实际上还作用于细胞层。

但这真的只是一个无害的把戏吗?

制造商越来越夸张地宣称其产品的去皱能力,这令医生们感到担忧。

广告声称那些活性因子能刺激皮肤深层的细胞分裂,从而替换旧细胞,并有效地更新皮肤。

如果真是这样,其效果会有害吗?

如果正常的细胞可以因刺激而分裂,那么非正常的细胞也会加快繁殖,引起或加速皮肤癌的发生。

抗皱行列的一个新产品声称可以用一种更自然的方法来避免讨厌的皱纹。

那是一种叫做“伊美婷”的药丸,它不是一种外搽的护肤霜。

它由内向外发挥作用,提供皮肤所需的营养和化学物质,促进人体的自身修复过程。

这一产品最初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开发的。

它含有鱼类、海洋植物、虾壳等的提取物,构成了一个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在内的配方。

根据一份已公开的研究,使用该疗法两三个月后皮肤肌理可看得出有所改善。

皮肤会更柔软、更光滑,皱纹虽非全部去除但会减少,斑点和细小的额上纹路也会消失。

一位女士承认自己在试用“伊美婷”之前是有怀疑的。

她认为女性有必要保持体内自然的化学平衡。

她说,小心维护好人体的化学平衡不仅能改善外貌,而且增加活力,甚至能增强意识和思维能力。

“伊美婷”通过提供皮肤所需的养分而做到了这一点。

但虾壳等物真能对皱纹产生这样的奇妙效果吗?

一位研究过“伊美婷”的英国外科医生布赖恩·纽曼提出了一个更为科学的解释。

他说随着食物的消化,这种复合物会起到一种特别的作用,防止食物中的基本蛋白质被破坏,使其能以一种更易为皮肤所用的状态被吸收。

而另一方面,另一位专门从事皮肤研究的医生对这些数据不以为然,并对这一研究中所用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而且,发表关于“伊美婷”研究的那份医学刊物是一份“收费”刊物──任何研究结果只要交费都可发表。

据这位医生说,任何企图玩弄医学研究规律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对这样的争论,布赖恩·纽曼已习以为常了。

他用的一种从花中提取的油多年后才被普遍接受。

他毫不气馁,坚持说要明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伊美婷”的确是有效的。

但是,从根本上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何那么害怕皱纹。

可悲的是,青春和美貌已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货币,可以买到人心和机会。

年龄和经验的价值被否定了。

女性尤其会感受到因衰老而致的外在改变所带来的威胁。

据一位心理学专家说,男人通常因花白的头发而增添了魅力,因为对他们而言,年龄意味着权力、成功、财富及地位。

但由于女性的本领仍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与生儿育女密切相关,年龄增长向世人显示她的衰老,就她的首要作用而言她已无用了。

皱纹就象征着她生育能力的衰退。

除非我们能够欣赏年龄的真正价值,否则的话,当出现年老的迹象时,除了恐慌以外就很难有其他办法了。

只要媒体继续将成功的形象表现为各年龄层的男性身边伴着皮肤光滑的年轻女性,妇女们就会继续花钱去买一瓶又一瓶毫无价值的垃圾。

让我们期待更多成熟的有皱纹的妇女成为有魅力的、成功的、幸福的人,也让我们期待男士们争先恐后与她们为伴。

ØUNIT9A

米老鼠有胡须吗?

没有。

这是不是说法国人要想在迪斯尼工作就必须剃掉胡子才行?

这得看情况了。

一位劳工问题督察员本周将迪斯尼公司告上了法庭,他声称迪斯尼公司的着装规定──不准蓄胡须,不准体重超标,不准穿短裙和花哨的袜子──侵犯了个人自由,也违反了法国的劳工法。

迪斯尼公司正准备五个月后在巴黎以东20英里(32公里)的地方修建一个主题公园,而这一案例正说明了该公司面临的一些文化方面的棘手问题。

迪斯尼管理层正在组织一支他们称为“演职人员”的12,000人的队伍来管理这一主题公园。

管理方说所有的雇员,从刷瓶工到总裁,都得和演员一样,服从关于仪表的规定。

公司发言人说,不管怎样,还没有人把胡子看得比工作还重要。

正如一个新来的“演职人员”所说:

“你必须相信你这份工作的意义,不然的话日子不好过。

然而人们怎样看待欧洲迪斯尼乐园呢?

各处的人们都想知道欧洲人是否会欢迎这种美国式的消遣活动。

尽管对外国文化的入侵感到不安,尽管要保护法语不受英语词汇的污染,法国的社会党政府对将这么大一个美国文化的象征放在首都门口却并不担忧,而是更多地关心其经济效果。

为了将这一主题公园留在这里,而不是建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法国政府做出了税收和财政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让步。

主题公园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巨大综合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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