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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上海人口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转型
上海人口、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转型
摘要：
“十二五”时期是上海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
人口、人力资源是上海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因素，其规模、质量、结构和趋势对上海经济发展方式选择和产业结构调整有重大的影响。
上海要积极推进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加快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进一步提高人口和人力资源的宏观管理能力和绩效，为上海经济发展转型创造有利的核心条件。
关键词：
上海人口，人力资源，经济发展转型
一、上海人口、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联分析
（一）上海人口、人力资源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膨胀，上海人口、人力资源的主要特征和趋势都出现亟需重视的新变化、新内涵。
1.上海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
（1）常住人口快速增长，户籍人口增长相对较慢。
常住人口是城市人口总量中相对稳定的最大群体。
1978年，上海常住人口为1104万人，到2009年达到1921.3万人，年平均增长1.9%，规模扩张趋势十分明显，其原因主要是近20年外来人口增加。
而户籍人口规模的增长势头与常住人口相比出现分化。
1978年，上海年末户籍人口为1098.28万人，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相当；到2009年末户籍人口增至1400.7万人，仅为常住人口的72.9%，总量扩张势头明显不及常住人口，并且呈N型波动。
其主要原因是不同阶段上海的户籍管理政策在发挥效能，上海落户门槛相对其他城市而言较高。
（2）外来人口增长较快，人才移民比重偏小。
外来人口是指从外地流入城市，在城市中就业或居住，但不具备所居住城市户口的人。
其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在城市中居住半年以上，已经纳入城市常住人口范围的外来人口；另一部分是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
上海是我国外来人口流入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特别是近20年，外来人口增长规模快速扩张，在给上海城市带来大量经济活力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和资源分配带来巨大的挑战。
以近十年数据观察，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规模为387.11万人，到2009年达到695.82万人，年平均增长6.7%。
外来人口的优势是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有利于减缓上海社会老龄化的压力。
但是，外来人口受教育层次总体偏低，人才移民的比重偏小，与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不尽吻合。
2.上海人力资源变化的主要特征。
（1）人力资源供给充足，年龄结构存在隐患。
上海人力资源供应总体上比较充足，近年来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员工缺招现象。
但上海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人力资源供给在年龄结构上存在较大问题，青年劳动力的供给存在相对不足。
国际上一般把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及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7%及以上，判定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200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当年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占总人口数的15.5%，14岁以下人口的比重仅占9.1%。
（2）知识结构持续优化，国际化人才明显不足。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优化进步明显，受高等教育人员的比重明显上升。
但是，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所急需的国际化人才仍显不足，特别是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开发领军人才和服务业高端人才缺口较大。
据上海市《2008年上海人才资源状况报告》数据，2004-2008年间，上海累计聘请各类境外专家近37万人次。
从美、英、法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境外人才2000多人次。
但从人才资源国际化、人才竞争国际化、人才流动国际化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上海国际人才交流的规模显然不足。
（3）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增加，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缺乏。
专业技术人员是各行业的骨干力量，决定了各行业的产出效率和产出能力。
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8年上海从业人数1041.44万人中，拥有初级技术职称为69.36万人，占6.7%；拥有中级技术职称的55.93万人，占5.4%，拥有高级技术职称为10.87万人，占1.1%。
与2004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相比，拥有职称人数虽有上升，但比重下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缺乏仍然是人力资源使用结构中的突出矛盾。
并且，这种结构性矛盾已经从人员数量、学历等表层结构向实际工作能力、创新领军能力、国际化行业经验等深层次结构转化。
（二）人口与经济转型的关联分析
1.人口总量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Kuznets）认为，近代经济发展与人口总量增长有正相关性。
一是因为人口增加是保障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基础，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力提供的智力要素和体力要素。
二是因为人口是消费需求的载体，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规模，而消费规模决定了产品市场规模，进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三是人口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老龄化比重，减少社会支出负担，提升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四是对于一个国家或地方而言，人口增加除了自然增长之外，人口迁徙也是重要因素。
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进而带动城市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动力源泉就是人口的迁徙性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效应。
1978-2009年，上海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而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5%，人均GDP从2485元上升到78989元，按美元计算从1978年不足1500美元上升到11563美元，相当于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其中，人口因素的突出贡献表现为两大方面：
一是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增长型向“投资-消费”平衡拉动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发展对投资酌依赖较大，形成了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模式。
人口快速增长和购买力的提高带来了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张，有效地提高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1978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4.1亿元，2009年已经达到2173.24亿元；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水平从1978年的21.6%提高到2009年的50.4%。
二是人口增长推动了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
服务经济是以人为直接消费对象的经济活动。
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不仅金融、保险、通信、运输、批发、教育等生产性服务产业无法可持续发展，消费品售市场、医疗、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产业也无法较好地生存和拓展。
上海拥有1900万的特大规模人口，这一方面形成了服务经济劳动力投入的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服务需求的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2.人口质量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人口质量包括人的生理素质和知识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两部分。
就生理素质而言，人口质量的高低是劳动力基本素质的体现。
目前上海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服务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以金融、通信、商务咨询、医疗、教育等高端服务业，传统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服务业不再成为服务产业的核心。
同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备受重视。
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倚重投资和劳动力的增加，逐渐向倚重技术进步方向倾斜。
显然，服务经济发展和创新型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会更多地偏向知识素质，只有大幅度提高知识素质才能适应上海城市经济转型的需要。
3.人口分布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人口分布是人口空间特征的体现，受规划布局、产业分布、文化脉络、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产业分布与人口分布之间存在互为条件的依存关系。
一方面，产业发展和结构成型需要仰赖于当地人口的规模和质量；另一方面，人口迁徙和集聚也与当地产业的规模和结构息息相关，毕竟就业是人口集聚的重要考虑因素。
上海是一个地域狭小、人口集聚、产业发达，单位土地产出效率相对较高的城市。
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城市资源分配更趋合理化，由此就为产业分布和人口分布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的要求。
一般认为，如果单位土地产出结构与人口土地分布结构趋同是处于理想状态。
但实际上城市发展中的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不可能绝对平均化，中心城区的经济密集程度要高于周边地区，而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不一定需要低于中心地区，这也是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
因此，人口分布对上海转型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个结构的契合程度，而是需要历史地、现实地、发展地加以看待。
人口布局对上海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是要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上海城市化人口已经将近90%，但是城镇体系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在松江、嘉定等新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作为城镇体系第三级的大批中心镇的发展仍然比较滞后。
按照上海“1966”城镇发展规划体系框架，上海在现有中心城区外，需要建设9个新城和60个左右新市镇，实现城乡空间布局的一体化，以加快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中心城区人口集中、交通拥挤的压力。
规划要求至2020年，中心城区的总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
因此，上海人口分布应当是继续加大中心区之外的人口比重，并以此促进非中心区的经济发展和转型。
（三）人力资源与经济转型的关联分析
1.人力资源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发展可以基本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1978-1991年，上海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艰难地摸索前进。
但是，受经济体制制约、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等因素影响，上海经济增长波动较大，年平均增长率7.4%。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1992年至今，1992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给上海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深入拓展，上海经济发展开始了长达16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直到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新一轮经济发展转型的阵痛，经济增长到两位数以下。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可以利用测试上海经济总量增长率与人力资源增长率之间的弹性变化，来解释上海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给劳动力需求增长率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程度。
由于上海第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波动较大，实际上当时劳动力供给也存在较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第二个发展阶段情况。
我们选取1992～2009年上海GDP实际增长率和从业人员增长率两个指标做弹性分析，结果表明，18个年份中仅有5个年份的GDP对从业人员的增长弹性小于0，其余年份的增长弹性均大于0.其中，增长弹性最高的为2004年的1.019，即当年GDP增长1%，带动劳动力需求1.019个百分点，几乎是同步增长。
简单平均而言，1992-2009年中，上海GDP每增长1%，可带动劳动力需求0.129个百分点，显示上海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
2.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变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总体上与经济产出结构相似，均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萎缩，第二产业比重在经历了一个较长阶段扩张后逐步让位于第三产业的过程。
与经济产出结构一样，就业结构也是产业结构表达的形式之一。
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变异程度，可以反映不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状况和劳动效率水平。
以GDP的三次产业分配结构和从业人员的三次产业比重分析1992年以来上海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变异程度，可以发现，1992年以来上海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变异程度尽管有所起伏，但总体趋势是变异程度缩小，契合程度提高，说明上海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基本上符合经济结构发展的需要。
1997年，两者之间的变异度达到21.2的最高峰值，而至2009年已经下降到7.3，处于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3.失业率与失业群的结构分析。
失业群体是从业人员指标范围之外的人力资源。
分析失业群体的状况，可以弥补从业人员指标对人力资源观察的不足部分。
1978年以来，上海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5%的警戒线以下。
其中，200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为4.9%，1983年最低，为0.2%。
从发展趋势看，上海城镇登记失业率处于缓慢上行趋势，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为0.8%，90年代平均每年为2.4%，进入21世纪以来平均每年为4.4%。
从失业人数看，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上海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10万人；上海进入经济发展第二个阶段的1992年为9.42万人；进入新世纪时的2000年为20.08万人，之后失业人数增速有所加快，2005年为27.5万人，2009年为27.87万人。
失业率逐步上行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也包含失业群体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以200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观察，2005年“正在寻找工作”群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男性人数要高于女性人数，男女之比为1.15：
1（以女性为1），显示男性劳动力的就业相对困难，主要是大量低技术的服务性工作岗位比较适合女性承担，比如：
家政管理、营业员、餐厅服务员等，男性对此缺乏竞争优势。
二是年龄分布呈现M型的双峰结构，20-29岁为第一个波峰，失业人数占失业群体的30.3%；40-49岁为第二个波峰，失业人数占失业群体的31.1%。
第一个波峰与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就业困难等社会现象相吻合，该年龄段的劳动力一般拥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对职业待遇和工作环境的期许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劳动力。
其失业人数增加，反映出合适的新增工作岗位不足或者与他们的期望之间有较大落差。
第二个波峰与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理加强、摩擦性失业增加有关。
所谓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或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因为等待转业而产生的失业。
二、上海经济转型对人力资源供需提出新的要求
（一）上海经济转型的目标沿革和“十二五”方向
1.上海经济转型的目标沿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十分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导向作用，各阶段产业发展思路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产业发展方向上，坚持“三、二、一”方针不动摇。
（2）产业调整思路上，强调“两轮”驱动。
如上海在促进服务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亦不断推出新兴举措推进制造业发展，如加快信息与工业化融合、通过高技术产业化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等，制造业频现重大“利好”。
这些都说明，上海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在走向新的高度，就是要在二、三产业之间，寻找某种平衡与互动。
从历年产业演化看，体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三个阶段的逐级演化和层级递进。
“九五”以工业化为主，“十五”由工业化迈向信息化，“十一五”是完善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服务经济；从产业更替看，“九五”以汽车、钢铁产业为主导，“十五”以房地产、信息制造业为主导，“十一五”则变成了传统行业和新生行业共同主导的发展格局；从产业转换看，体现了向产业细化和产业融合两个纬度共同推进。
无论“十五”还是“十一五”都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心环节。
由于仅停留在以产业链为导向的产业高度化和高级化，主要通过后位产业，即第三产业的规模化扩张来替代前位产业（第一、二产业），以及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来实现。
因此，一方面导致三次产业在规模上呈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二、三产业更是陷入“孰轻孰重”争论不止的怪圈，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国内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可看见上海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后继乏力，房市、股市联动下滑，世博会消费增长因素消退后支撑上海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同时，随着上海商务成本的不断提高，上海低成本加工制造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上海全面实行“去轻工业化”，从而出现中心城区服务业独占，郊区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并行发展的局面。
但已有产业在向高端产业链的扩张上起色不大，从而导致产业扩张对产业转移承接不足的弊端，长此以往，上海未来经济增长恐将缺乏产业支撑。
同时，上海资源要素约束日益突出。
一是土地约束日益强化。
上海人均土地面积336平方米，仅相当于北京和天津的1／3.2008年建设用地比重为42%，远高于全球其他大城市（东京29.4%，香港23.4%，大伦敦23.7%，大巴黎22.7%）；201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量已接近国家下达的2020年2981平方公里的指标，按照当前的投入结构和发展模式，很快就将无地可用。
二是资金约束日益突出。
后危机时代外资流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中西部趋势明显，上海引进外资面临的竞争和挑战加剧。
三是廉价劳动力资源后续乏力。
上海是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近十多年来外来劳动力一直是改善劳动力年龄结构，加快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外来助力。
有专家预测，随着婴儿潮一代农民工步入中年，我国将于2015年左右接近人口红利拐点，廉价劳动力资源充足供给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2.上海经济转型的“十二五”方向。
上海“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将从“战略性调整”转向“调整中加快提升发展”。
对于“调整中加快提升发展”的内涵，上海有关领导进一步解读为“产业结构、发展路径和空间布局的调整”。
“高端制造、创新驱动、品牌引领、低碳发展”将成为上海“十二五”产业发展目标的关键词。
上海“十二五”重点发展行业领域如表5所示。
可以看出其中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是需要以低碳产业及新能源产业为支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二是需要坚持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是需要新增产业门类，优化产业结构，并推动产业内部的行业调整。
（二）上海经济转型的人力资源供需结构
1.上海人力资源的行业需求特征。
当前，上海产业竞争力已不具备绝对优势，在许多方面竞争力甚至已经出现了衰退，需要发展高端产业填补增长空间。
按照“十二五”产业发展基本思路和方向，上海必须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努力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能级。
因此，需要对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对人才尤其国际化产业人才的需求进行梳理，以便认清差距，明确任务，分析问题，寻求出路。
（1）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人才需求。
上海先进制造业主要以九大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分别为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船舶和海洋工程产业、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业、精品钢材业、航空航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这九大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和产业规模目标虽有所不同，但在人力资源需求方面有着一致的要求，即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2）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及人才需求。
从产业结构来看，现代服务业具有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突出特点，这与上海城市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要求高度契合，因此产业结构调整要按照“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能级，增强辐射；内外联动，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共同推动”的要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航运、商贸、信息服务、会展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新兴服务业，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举措。
（3）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及人才需求。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结合经济转型，上海势必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尽管历年上海文化产业总值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后继乏力。
从下表可以发现上海文化产业内部正在向去核心化、边缘化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上海文化产业内部结构也必须转型，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统计，创意产业正成为上海新的支柱产业。
2009年全市创意产业总产出3900亿元，增加值从2004年的493亿元增至1148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从5.8%提高到约7.7%。
目前，上海95万创意大军全力打造“设计之都”，成为上海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亮点。
目前已初步形成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化传媒、咨询策划、时尚消费等五大创意产业门类，其中研发设计、建筑设计2009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3.6%和18.9%。
同时集群发展格局日益显现，截至2009年底，全市共有80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6110家，比上年增长54%。
上海在未来3-5年将重点发展工业产品设计、时尚设计、广告包装设计、动漫软件设计、建筑规划设计、设计管理咨询等发展潜力大的设计领域，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引进和培育100个设计领军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上海设计品牌。
而实现这个目标，对工业产品设计人才、动漫设计人才、时尚设计人才等提出需求。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最大关键点就是人才资源的到位、人才分布的合理。
我们知道我国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占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5%，而日本却高达30%，大量高层次的科研人员游离于企业之外，存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中。
在中科院668位院士中，没有1位来自于企业，在工程院的656位院士中，来自企业的也是寥寥无几。
说明企业研发能力的薄弱。
加上大量的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以优厚待遇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服务于跨国公司，使国企缺乏创新人才的情况更加严重，这种现象在上海非常显著。
另一方面，服务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知识层次高、年龄结构轻的群体，这些群体的集中将会改善上海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的双重压力。
2007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1.18万，占总人口的15.3%。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对本市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人力资源老化的必然结果是知识和技能的老化，劳动力中最具创造力和最高劳动生产率部分的减少，影响上海经济发展。
为了改变老龄化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上海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吸纳外来人口，补充年轻人口，保持城市人口活力。
2.上海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
本文通过对就业弹性系数的分析，来预测上海在“十二五”阶段以及到202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力规模和结构需求，以及在新经济形势下的劳动力规模及相应人口容量的变化。
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数量关系的函数，是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
经济增长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
经济产出的增长，总是要依赖于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因此经济增长必然会带动就业的增长。
但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同等速度的就业增长。
因为，就业增长还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即GDP每增长1%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增长的百分数。
当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时，所需要的劳动力也会随之变化，据此可以推测未来就业量变化。
从历年就业弹性系数看，上海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基本为负。
近年来，上海一直推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产业，因此农业就业量下降是符合上海发展现状的。
第二产业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超过劳动力，而三产则需要大量劳动力，经济体的增长以二产为主导时，其就业弹性非常小；而当经济体发展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其就业弹性就会增大，从上海历年就业弹性数据就得到证实。
我们也可以将上海劳动力雇佣弹性的变化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本文利用国际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来计算发达国家2000-2005年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
从表中可看出从2000-2005年期间发达国家除了澳大利亚、韩国达到6%以上，其他国家的GDP年均增长率基本一致，以GDP就业弹性来看，发达国家中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都显示出经济体系吸收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产值增长速度。
世界主要国家就业弹性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区间（0.13，0.35）之中。
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等服务业的发展，再加上未来产业转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以熟练、专业、高知识水平的高层次人才为主，预计未来经济增长对上海就业的贡献将下降，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07，由此推断未来二三十年就业弹性也应该会保持在区间（0.03，0.07）之内。
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上海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本文选择0.03至0.07之间的不等数据来估计不同方案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就业增长。
从而测算出上海未来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需求结果。
（方案一）经济高速增长。
当GDP在2011-2015年保持年均增长率12.5%的高速增长时，到2015年总就业量达到1129万人；之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年均7.5%，就业量增长速度也放缓，到2025年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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