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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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
摘要：
福建是宋代少有的长久和平的地区。
北方移民入闽与灌钢工具的应用，开发了福建的森林与沼泽；官营经济的引入促进福建采矿、制茶等手工业的发展，面对海洋的开放政策，使福建成为商业最发达的区域。
自宋初以来的儒学文化浪潮，使福建拥有国内最多的书院，最多的进士，印书最多的书坊。
宋代福建产生许多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伟人，理学家中的杨时、罗从彦、李桐、失熹；文学家中的杨亿、柳永、张元斡、刘克庄；史学家中的郑樵、袁枢；书法家中的蔡襄；法医学开创者宋慈；道教中的白玉蟾，政治家中的章得象、李纲等人，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
研究福建历史的学者进入宋代这一阶段时，每每会眼中一亮，那就像行人终于穿过漫长的黑暗隧道，在抹开眼前短暂的朦胧之后，突然看到远处明媚亮丽的原野，鸟语花香，流水乔木，无处不令人陶醉！
宋代的福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称著古代世界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就在这一时代逐步走向她历史的鼎峰。
使闽人更引以为骄傲的是：
宋代学人以“海滨邹鲁”这一时代的最佳词汇来描述福建，倘若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转述这句话，这等于说：
南宋中国的文化中心在福建这一块土地上！
我们知道：
宋代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世界的多数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
宋代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文化成就。
因此，福建在这样一个时代领先中国，也就意味着领先世界！
应当说，这是福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对这一段令人迷恋的历史，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
宋代福建发展的原因，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地位的体现，以及元代福建的发展与停滞、宋元福建区域开发等问题。
一、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因
“昔欧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
”宋人张全真的这一句话，说出了当时人对宋代福建变化之快的震惊。
确实，在历史的长河中，福建并不是那类自古以来就以文明震撼人类的地区，当中原地区已有三千年文明史时，福建还是一个朦昧的少年，仅仅在唐代中叶，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区域，虽说唐末五代福建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但用这数十年来填补福建与中原地区巨大的差距，似乎太短太短，宋代的福建如同一个奇迹一样展示在历史学家的眼前，令人在她巨大的成就面前目眩头晕。
综合社会经济等因素，我们认为：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革命与应用有关。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繁荣。
我们知道：
中国南方发展农业的地理条件远胜北方，但在宋以前，长江以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逊于北方。
为什么南方有这么好的历史条件，却长期落后于北方？
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落后。
南方多山地，少平原，森林茂密，藤萝纠葛，比之北方松软的黄河平原，其开发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古代中国农业的劳动工具曾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木石工具、生铁农具、钢农具。
在木石工具时代，中国农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这是因为：
木石工具在松软的黄土上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用木石工具无法开拓南方森林茂密的山地。
这是商周时代南方区域落后于北方的主要原因。
迄至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生铁农具的时代。
生铁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金属，用它制成的工具也是人类第一种真正在民间普及的金属工具。
所以，生铁工具的应用，奠定了战国秦汉以来小农经济的基础。
但生铁的弱点在于器性太脆，用生铁铸成的农具，很容易断为两折。
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人们不得不将生铁工具铸得更大些。
今人发现的汉代生铁犁多重达几十斤，其原因在此。
这类农具仍然很难对付南方茂密的森林，因此，在生铁农具的时代，南方开发还是很落后的。
使农业劳动工具发生第二次重大革命的是钢农具的发明与应用。
钢是铁的一种，它兼有熟铁的柔度与生铁的硬度，因此，可以用它制成锋利的工具。
它的性能远胜于以往古人的任何一种金属。
由于钢的出现，每一个中国农民手中都有了一套轻便的农具———锄头、镰刀、斧头、犁，从此开发南方森林不再困难。
钢在中国的发现很早，至少在汉代已有“百炼钢”，不过，其时百炼钢的生产成本太高，无法在民众中普及，只能用以制兵器。
而唐以后，中国出现了“灌钢”技术，这一技术将生产钢的生产成本降低到每一个小农都可以接受的程度。
据载：
灌钢是以生铁与熟铁盘在一起，反复锤炼后，二者之间的碳的分布趋向均匀，便成了钢。
这一技术的发明，使钢的生产价格大为便宜，从此，钢成为打制工具与农具的材料，并成为由人民掌握的征服自然的利器。
中国的灌钢技术是在唐代成熟的，这是唐代文明的坚实基础。
由于有了钢，不论是岩石还是巨木，都不能阻挡人类开发自然的努力。
于是，南方的开发从此发生本质的变化。
过去，南方的开发只能限于长江中下游的平原，而在钢农具普及之后，便扩至山区。
以福建来说，巨大的岩石已不再成为修建渠道不可穿越的阻碍，茂密的亚热带雨林被锋利的钢斧伐倒，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将排去沼泽的水，使之成为农田，伐去山林，建造城市。
福建这样一个多山的省份，是在农具革命后开始发展的。
虽说福建平地有限，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农产区，但农业是一切行业的基础，没有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福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唐以后福建的发展加速，与灌钢这一技术革命是分不开的。
在这一时代，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不掌握这一技术，由于有了这一生产中决定性的技术，使唐宋文明领先于世界。
第二，宋代福建的发展与北方移民南下有关。
福建原来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隋代福建仅有12400多户，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一户人家。
人口如此稀少，根本谈不上经济开发。
唐五代之际，北方人口移民大量进入福建，迄至宋朝统一中国，福建约有46万多户。
其后，福建人口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已经有了100多万户。
南北宋之际，金兵南下，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一片战乱之中，中原士子举族南迁，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多了30多万户！
南宋中叶，福建人口达到300多万人。
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在这一时代，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要素，而且，北方的熟练劳动力带来北方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大大丰富了闽人的耕作技术。
这是经济发展极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建的开发大大加快。
许多荒地被开垦为农田，许多城市从荒原中崛起，福州、泉州、建州等三座城市成长为国内有名的中等城市。
许多市镇升格为县城，城内手工业与商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商品经济相当繁荣。
北方移民的南下，带来了北方各种学术与文化，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儒学南传对闽人的影响。
对于儒学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过去我们多强调它的反面，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人们渐渐承认：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儒学在许多人看来，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与民众脱离的雅文化，其实，就原始儒学来说，儒学是一种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民俗文化，她反映了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文化精神。
尽管封建统治者把儒学定为统治思想后，其中混入了不少专制主义的因素，但儒学中仍然保持着原始儒学的内容。
她对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
我认为，儒学对中古时期福建的开发有其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知道：
在儒学大规模传播之前，福建流行的是道教与佛教，道教与南方的巫术观念十分接近，可以说：
它是南方百姓的本生文化之一；佛教虽是外来文化，但在中国传播几百年之后，它对南方社会的影响之深，几乎成为南方社会的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
宋代福建沿海民众中，出家为僧成为一种风气，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兄弟，那么，他们除留一个在家继承家业外，其他几个都成为僧人。
在这一风气里，佛道二教的影响之深是可想而知的。
佛道二教都是消极应世的文化，对待人生，他们讲的是随遇而安，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
在宋以前，南方文化落后于北方文化，与这一种人生观有很大关系，他们大都满足于现实生活，无心对其改造。
这造成南方经济发展的停滞。
儒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北方移民的进入，使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极大的变化。
在原始儒学中，有一种不安于现实而追求完美的精神，以生产来说，过去的闽人在物质生产不够丰富的前提下，他们的对策是节制生育，以求得人的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平衡。
而受儒学影响的中原民众，则是想开山造地，改造自然。
唐宋以后，福建民众掀起了历史上未曾见的围海造田与兴修水利的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由于人的精神的转换，闽人以积极的态度创造世界与改造世界，形成了宋代闽人创造力爆发的高潮，闽人不再甘于浑浑噩噩的、无知无觉的生活，而是在各方面都力图改造现状，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学习最流行的文化思潮，竭力将其化为自己的东西，并在比较中辨析发展，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观念。
宋代福建文化是在其基础上发生的。
可以说，没有儒学的影响，是不可能有宋代福建巨大的进步的。
第三，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福建面临海洋的地理形势有关。
在宋以前，中国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文化发达区域的共同特点是：
农业生产的水平先进，也就是说：
在那一时代，所有的文化发达区都是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区域，战国时期关中农业的崛起，奠定了秦汉、隋唐文明的基础，东都洛阳之所以能成为汉唐以来的文化之都，也与其农业文化的发达有关。
在黄河的中下游，沃野千里，是炎黄文化的根据地。
与北方相比，福建这一类的山区丘陵地带，山多地少，虽说农业发展是福建经济的基础，但这种独特的地理形势，决定了福建是不可能有发达的农业的。
所以，在宋以前农业决定一切的时代，不可能想象福建这类地区能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但在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个体农业已发展到顶点，迄至元明清三代再无突破性的飞跃。
而这一时代的工商业，开始崭露头角，成为经济中极为活跃的一个因素，虽说农业是基础的基点并未动摇，但新的富裕地区，不再仅仅是农业经济发达的省份，而且还是工商业发达的省份。
由于时代的转换，给南方省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古代商业的发展，是以水运为基础的。
古代的运输有陆运与水运二种，陆运依靠畜力，马车是最好的载体，但马车载重仅有一吨左右，长途运输的劳动成本极高。
水运以船为载体，中国古代的大船可以载重二三百吨，不仅载重远远不是车马可比的，而且船的运输可以利用水的浮力与风力，运输成本极低。
因此，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各国的运输都以水运为主。
在中国的各省中，北方诸省的陆运条件好，南方诸省的水运条件好，南方有以长江为主的运输干线，加上支流与人工运河，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通航。
而北方的第一大河———黄河，却是一条最不适宜航行的河流，仅是依靠人工运河，才有了一条基本的运输干流。
福建与长江水系不通，但面临的海洋却是最好的交通线，从福建的港口出发，不仅可以航行至长江流域与祖国的北方口岸，而且可以通向东亚、南亚、西亚的任何口岸，这就使福建在古代中国的航运业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宋代福建还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交汇点，一方面是泉州等海港与海外各国的交通，另一方面是福建与国内商业城市的联系，海内外贸易的兴盛，交替促进了福建工商业的繁荣。
宋代福建以发达的手工业闻名于世，这是因为宋代福建有广阔的市场，泉州、福州的陶窑，可以为海外诸国制造定货，江西、浙江的瓷器与丝绸，都通过福建运向世界各国。
这一切促使福建成为宋代商业最繁荣的区域。
当时福建沿海从事商品生产的人口之多，使富裕的沿海出现了缺粮情况，但由于海上贸易的兴盛，福建从广东、江南等地运入大批粮食以解粮荒，因此，虽说福建的农业不能自给自足，但工商业给福建开辟的天地，却使福建走上了繁荣之路，成为南方较发达的区域。
第四，与宋代福建资源丰富有关。
与北方中原地区有三千年的文明史相比，宋代福建外在初步开发的阶段。
北方地区由于开发过分，自然资源受到极大的破坏，其表现主要有二：
其一，山区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其二，在古人开采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北方的可开采的金属矿产枯竭。
由于这二点，中古以后，中国的木材生产、矿产开发重心都转到了南方，尤其是新开发的福建等路，这是人们很少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时代特点。
宋代福建是真正的“绿色金库”，从山区到沿海，到处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有几个典型例子值得注意：
其一，宋代闽东沿海是福建输出木材的主要产区，而现在的闽东到处是光秃秃的山，是进口木材的主要地区之一；其二，现代的莆田沿海是福建最缺木材的地区，但在宋代，莆田沿海有人种植树林，以供市场出售；其三，宋代福州城的四周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据宋代文学家曾巩的记载：
福州人建造房子都用巨木为原料，所以，宋代福建的建筑十分壮丽。
从现存的江南第一木建筑华林寺来看，华林寺所用殿柱十几根，都有合抱之粗，足证曾巩这一评价不虚。
由此可见，宋代福建木材资源是用之不竭的。
从矿产来说，宋代福建是中国的重要矿产区之一，也是福建历史上矿产最为丰富的地区，福建的金、银、铜等矿产，从宋代开始大规模开采，迄至明朝中叶以后基本断绝，宋朝正是其最盛时期。
当时福建的山区———如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都是宋代的主要矿产区，每年出产许多金、银、铜等金属，例如建州铜的生产，使建州成为宋朝四大铸钱监之一，一年可生产二十万贯的铜钱。
又如银矿的生产，使闽北成为国内银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朝廷每年在闽北购取27万两白银！
由于山区矿产丰富，使之成为四方商人汇聚之地，宋代福建山区十分繁荣，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五，宋代朝廷治闽政策的成功。
宋朝最早建立于中原地区，但赵宋王室受儒学的影响，在统一中国的历程中，很注意“以德服人”的政策。
宋朝统一福建以后，免除了许多不合理的赋税，使福建民众的负担大为减轻。
更为重要的是：
宋朝不歧视福建这一类新开发区，在科举考试方面，对福建一视同仁，这就给儒学发达的福建带来了许多机会。
在宋代，进入朝廷的闽籍官员之多，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宋代的福建一直是朝廷最巩固的统治区域之一，也被视为大后方。
宋朝最后的二帝退入福建境内，不是偶然的。
宋朝廷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开放的海洋政策。
明清二代，以“闭关自守”为指导思想，对福建等沿海诸省的海外贸易采取否定态度，力图加以禁止。
即使迫于形势而开放海禁，也把它当作一时的政策，只要有机会，便试图断绝沿海与海外诸国的联系。
而福建这一类的沿海省，海外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没有海外贸易便没有一切。
由于明清二代中央政策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利益不够协调，因此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在宋代，朝廷的海洋政策是极为开放的，对沿海人民出海贸易，采取鼓励政策，海外商人在中国定居，几乎没有障碍。
为了从海外贸易中得到较多的利润，朝廷还想方设法对前来贸易的商人提供优惠，甚至起用蕃商管理市舶司贸易。
其开放程度是最高的。
海上贸易是福建经济的关键所在，这一点走活了，便带动了福建经济全面的活跃。
二、宋代福建经济的特点及其在国内的地位
第一，福建是宋代少有的长久和平的地区。
宋朝是一个长时期处于战争中的朝代。
从宋代初年与辽国、西夏的战争，到中期与金国的战争，迄至晚期抗击蒙元的战争，宋朝在边境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
而且，由于宋朝在这些战争中以失利为主，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从长城一线逐步推进至宋朝的内腹。
迨至南宋末年，宋朝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处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
不过，由于福建地处南疆，位于宋朝的战略后方，所以，在宋朝统治的319年（960"—1279年）内，福建基本保持和平的发展局面。
除了山区个别地区的动乱之外，福建主要地区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
尤其是福建沿海区域，在宋朝三百多年时间内，基本没有战乱，有“海边佛国”之称。
和平的环境保证了宋代福建经济的顺利发展。
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北方民众，这块南方的和平土地富有极大的吸引力，福建在南宋时期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与大量的资金，与这一点是有关的。
宋朝三百年期间，福建经济一直稳定发展，而位于战争边沿的省份（宋代称之为路），大都受到持久战争的破坏，在这一背景下，福建持久而稳定的发展便使福建逐步超越了国内大多数省份。
第二，宋代是福建官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中国自秦汉以后，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官营因素也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汉武帝实行“官山海”的政策以来，食盐专卖、榷酒制度、官营铁炉，都成为中国经济中时隐时现的一个内容。
唐代中叶，由于财政的紧张，朝廷开始大力推广汉代的官营工商体制。
迄至宋代，这一制度推广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在福建、银矿、铁矿、铜矿等矿山都在朝廷的管理中；制茶业中，福建的北苑御茶园扬名天下；在商业领域，食盐由朝廷专卖，许多地区还实行过酒的专卖；福建的对外贸易，则由官办的市舶司严格管理，市舶司通过抽分等方法，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极大的利润。
总的来说，宋代福建较能营利的大行业，官府的影子无处不在。
许多统计数据表明：
官府获得了这些行业中的大部分利润。
宋朝能够坚持几乎长达三百年的战争，与福建等省份的财政支持分不开。
而宋朝在福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官府的经营。
总之，宋代福建的官营经济相当发达，换句话说，宋代福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府重视官营经济而造成的。
没有宋朝大力发展官营经济的行动，福建的发展不会那么迅速。
第三，宋代福建是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区域。
福建位于东南海疆，长期以来被视为遥远的边疆地带，唐末诗人咏福州：
“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海上来”，表示了当时的地理观念。
然而，这一地理特点也给福建带来了发达的海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唐以前以陆上交通为主。
但自宋代起，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割据政权的影响，时断时续，而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重点转到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原来是在广州。
但广州这一城市的海外贸易，主要是海外蕃客经营的。
五代时期，在泉州刺史王延彬的引导下，泉州商人开始参与海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
”宋代福建经济的大发展，使福建经济逐渐超越了地广人稀的广东，而且，福建的经济实力雄厚。
这里有发达的制瓷业、丝织业、炼铜业，海外国家最需要的中国商品，福建都能生产。
而且，福建与江南等发达地区的商业联系较为密切，因此，江南等地的商品大量流入福建，参与福建的对外贸易。
在这一背景下，福建的泉州港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以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航线，伸向东亚、西亚、南亚及东非诸国，并与欧洲建立了贸易联系。
宋朝的主要商品从这里输出海外，而海外的物产也从这里输入中国，换句话说：
泉州是沟通中外贸易的桥梁，这就使泉州在中国的商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地输出海外的货物要运到泉州才容易出口，而国内各地所需的海外物产，也要通过泉州等海港城市的转口。
泉州成为中国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其次，泉州还是国内海上贸易的枢纽。
由于宋代南北的分隔，而宋朝为了限制战略物质为北方敌国所用，大力限制南北贸易。
在这一背景下，宋代南北的走私贸易中心转到海上。
宋代福建与朝鲜的贸易十分盛行，其原因在于：
朝鲜扮演了中国南北贸易转口口岸的角色。
当时中国与朝鲜的贸易主要是福建人在做中介，北宋出使朝鲜的使者，曾在福建雇觅船只，福建位于南部海疆，比福建离朝鲜更近的海港有很多，但宋朝却在福建雇佣去朝鲜的船只，这充分反映了闽商在朝鲜至宋朝航线上的影响。
此外，福建的走私船也常在渤海的口岸出现，金朝南侵时打造海船，由一个叫作倪蛮子的福建人主持，这也反映了福建人在北方海疆的潜在影响。
它说明当时福建人控制了北方的海上贸易。
所以，宋代的福建还是中国南北贸易的中心。
由于掌握了中外贸易的主要份额与控制中国南北的海上贸易，泉州逐渐成为东方世界的海上贸易中心。
第四，宋代福建拥有发达的手工业。
宋代福建手工业的发达与技术的先进有关。
宋代福建手工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以矿冶技术来说：
可以作为中国冶炼技术代表的技术有以下几种：
其一，灌钢生产技术，它的意义我们已在前文交待过。
宋代福建拥有许多平炉，可以生产大量的灌钢，并向浙江等邻省出口；其二，高炉的生铁冶炼术，宋代的高炉一次可炼生铁上万斤，这一技术发明后，使中国的生铁产量骤增，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据《三山志》的记载，福州下辖各县有十几座高炉，产品输出浙江等地；其三，胆水浸铜法，宋代的矿工发现：
在山区含有硫酸铜的溪水里，丢入铁器，过一段时期后，铁会将硫酸铜里的铜置换出来，生成硫酸铁与铜，于是，铁器变成了铜器。
这是一种廉价生产铜的方法，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当时福建的矿场也使用了胆水浸铜法。
其四，吹灰炼银法，宋代炼银是用铅与银放在一起熔炼，以铅置换出银。
宋代福建是全国最大的银产地之一，其炼银技术也是领先于全国的。
总之，宋朝是我国矿冶业最发达的时期之一，这时中国的冶炼技术领先西方数百年，而这些技术几乎都在福建的矿场中出现过，说明宋朝福建的矿冶技术是处于其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其他手工业领域，闽人的技术也领先于时代。
有相当多的新发明。
以茶叶制造来说，宋代闽北的建安县北苑是宋朝的皇家御茶园，这里制造腊茶的技术是宋代第一流的，所生产的龙凤团茶是文人学士梦寐以求的珍品，由于腊茶在全国的影响，使各地的商人都来到闽北购茶，建茶也因而畅销全国市场。
宋代的闽北有许多私人的茶焙，其产品远销全国。
除了制茶叶之外，福建其他的行业也有许多新技术，例如造船术、蔗糖制造术、晒盐法、黑瓷制造术、纺织业中的棉织技术、丝织技术等等。
科技的领先使福建各种手工业都领先于全国，例如制茶业、矿冶业、织棉业、制葛业、棉织业、晒盐业、造船业、织绸业、造纸业等等，都是福建在全国有影响的产业。
此外，由于地处海疆的独特优势，福建有许多手工业专门为海外生产，广阔的海外市场使这些产业欣欣向荣。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制瓷业。
在晋江的磁灶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宋元陶瓷窑的遗址，它的产量远远超过当地所能消费的水平，而其产品每每在海外诸国发现，它说明这些陶窑主要是为海外生产的，所以，它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
第五，宋代福建的粮食生产技术在其时代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大势，原来是北胜于南。
其原因在于：
北方农耕技术发达，农民精耕细作，因此，虽说北方的小麦菽粟等农作物的产量都不太高，但由于实行密植等技术，其产量是这一时代世界各国中最高的。
在唐以前，中国江南地区已经种植水稻，但由于劳动力不足等因素，大都处于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时代，其亩产量不高。
唐宋之际，由于北方移民的南下，福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兴修水利等工程，诸如福州的西湖水利、莆田的木兰陂工程以及泉州烟浦埭工程，都为当地增添了上万顷良田。
水田与劳动力的增加，使福建农民可以开始精耕细作的农业。
在福建沿海，不仅有了双季稻，而且还有了稻麦复种，有史料表明：
宋代福建上好的田地每亩可收三石米，中等田地可收二石米；而元代福州一带的附郭良田，每亩田租达到三石米，这说明：
福州最好的田地亩产可能达到五六石米！
我们知道：
在同等条件下的粮食生产，水稻的亩产量要高过旱作物，同时代北方的旱作物，每亩能收二三石粮食也就不错了。
因此，宋代福州的郊区，其粮食亩产量应为宋代的最高水平。
福建农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山田的开辟。
福建是东南各地山地最多的区域，由于人多地少，人们着力开垦山田，在有泉水的地区，农田一层一层地向山顶延伸，远望如天梯上行，巍为壮观。
开辟梯田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以及筑坝技术，福建山区近千万亩梯田，其投入的劳动量，不亚于北方任何省份对长城的投入。
不过，梯田的修造，泉水是必备的前提。
但福建的山区，并不是随处都有梯田的。
所以，福建山田的开辟受到很大的限制，“八山一水一分田”这句流行的话，便说明福建所有的农田只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这使福建粮食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随着福建人口的增长，沿海地区在南宋时期即要从广东、浙江等地输入粮食，它是当时东南唯一的缺粮省。
但是，福建粮食生产的落后，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并非粮食生产技术的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粮食生产不足并不意味着落后，全面发展的福建经济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
第六，宋代福建农业发展的主要亮点是商业性农业。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南方物产与北方物产有很大区别。
中国人习惯上将淮河、长江以南的中国称为南方。
但实际上，最能显示南方物产特色的是北回归线一带的区域，这就是现代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
在这些省份中，广西与云南位于西南边疆，交通极为不便，唯有福建与广东面临大海，水路交通遍达西方，自古以来是南方物产的主要产地。
在宋代，由于福建与北方的联系更为方便些，也因为福建在宋代的开发水平比北方更高些，宋代北方各路所需的南方物产，大多来自福建。
这给福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与时机。
宋代福建的特色农业产品是:
荔枝、龙眼、靛青、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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