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住户收入差异成因和反贫困制度改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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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住户收入差异成因和反贫困制度改善研究

农村住户收入差异成因和反贫困制度改善研究

——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

吴小北

   摘要：

随着国家大量农村政策逐步到位，农村住户收入的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绝大多数农户住上了小楼房，了却了祖祖辈辈“治窝”的宿愿，并且先富起来的农户开始转变为城乡特征并存的“两栖农民”。

在加快实现家庭生产经营资本积累，有力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同时，也迅速拉大了农户贫富差距。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自然条件、制度设置和传统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村住户收入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差异愈加突出，新时期农村扶贫政策再度面临新的挑战。

尤其是在财政扶贫能力严重不足的背景下，改善金融扶贫制度迫在眉睫。

   关键词：

农村住户收入差异成因分析

   2011年宜宾市农民人均纯收入6779元，同比增长20.8%。

近期对宜宾市4个县9个乡镇的350户农村住户问卷调查显示，认为2011年收入水平明显或有所提高的农户占64.5%，同比增加7.22个百分点；认为持平的占14.3%，同比下降10.51个百分点；认为下降的占21.2%，同比增加3.29个百分点。

虽然近年来农村农户的整体收入水平明显增加，但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农村农户收入的群体性差异也明显增加，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一、农户收入差异的主要表现特征

（一）收入水平的地域性差异明显增加

   抽样调查的4个农村城乡结合部乡镇的农村住户，2011年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平均达到8217元，同比增长22.5%。

收入水平高出全市平均水平1438元，增长幅度高出1.7个百分点；对未来一年收入水平预期明显或有所增加的农户占84.4%，同比增加15.16个百分点。

而抽样调查的5个比较边远乡镇的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平均仅有4367元，同比增长7.33%，收入水平比全市平均水平低1930元，增长幅度低5.37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边远农村住户收入水平仅占城乡结合部农村住户收入水平的58.49%；对未来一年收入水平预期增加的农户比重为47.3%，和城乡结合部比低37.1个百分点。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环境、流通环节和市场信息等多方面的制约，农村住户收入水平的地域性差别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二）农村住户收入的群体性差异比较明显

   在对城乡结合部和比较边远地区农村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即使在相同的农村地区，由于家庭劳动力、文化水平、疾病灾害，尤其是养殖户遭遇重大疫情影响等因素，农村住户收入水平的群体性差异也比较突出。

对4个县的7个乡镇12个村社的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7000元以上的占17.6%，7000～5000元的占47.2%，5000～3000元的占20.5%，3000元以下的占14.7%。

可以看出，无论城乡结合部还是比较边远的农村地区，相同地区农村住户收入的群体性差异也非常突出。

调查显示，养殖户遭遇重大疫情，农户的重大疾病灾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

例如宜宾高县焦村属于比较富裕的城乡结合部农村，但由于遭遇生猪突发性重大疫情，导致该村27户养殖户血本无归，当年收入水平急剧下降，连农村信用社的贷款都无力偿还。

   （三）收入结构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

   样本调查显示，2011年城乡结合部农民收入中，现金性收入占72.5%，同比提高了5.26个百分点，和比较边远地区农村住户收入中现金收入占46.7%相比高出25.8个百分点。

城乡结合部农村住户的现金收入来源呈现明显的多元化，主要是劳务性收入、个体经营、运输、小商品和饮食经营等各类非农业经营性现金收入，即使有一部分养猪、蔬菜等农作物种植等，也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实物性收入。

而边远地区农村住户的现金收入主要是打工收入、农产品销售收入两种。

虽然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明显上涨，但是对大多数农户，由于农产品产业链和销售环节的增加，农产品利益链严重失衡，农户种养殖业收入的增长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之间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四）收入水平差异加剧了消费信心差异

   由于农村住户整体家庭收入水平预期明显提高，农村住户的消费意愿也有所增加。

调查显示，城乡结合部农村有91.4%的农户有改善住房、购置大件耐用生活消费品和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的意愿，而边远农村这个指标只有67.2%；城乡结合部有31.7%的农户认为有能力在农村金融支持下在小城镇购房实现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而这个指标在比较边远地区农村只有7.3%。

从消费水平整体分析，2011年农村住户的消费结构中，经常性消费支出增长比较明显，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农村住户改善生活质量意愿明显增强。

主要包括食品、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红白喜事和子女教育。

例如已经拥有通讯工具的农户，城乡结合部的农户基本达到100%，而边远农村住户占69.7%。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农村住户的人情消费占增长十分明显。

调查样本的农村住户2011年各类人情消费支出人均1714元，增长幅度高出收入水平增幅6.9个百分点。

即使在比较边远农村地区，100%的农户不同程度存在农村红白喜事和婚丧嫁娶等各类人情消费支出。

在宜宾县喜捷镇自然村随机抽样调查的14个农户家庭，2011年人情消费支出最低的为4100元，最高的达到16000元。

   二、多种因素推动了部分农户致富

（一）地域性差异加剧了收入水平差距

   和边远农村地区相比，城乡结合部农户不仅农业生产的市场信息、技术服务、交通运输等条件有着绝对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比较优势更加突出。

地域性差异是农户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最终有主要的原因。

2011年宜宾市农村住户问卷调查显示，城乡结合部农户平均收入水平比全市高出18.6%，同比增长19.5%。

尤其是城市、县城周边的城乡结合部，收入水平几乎是许多边远农村地区农户的数倍。

调查的部分乡镇城乡结合部，100%的农户家庭已经拥有摩托车、小型运输客货车等；而比较边远农村地区，这个比例只有34.9%。

城乡结合部移动通讯工具拥有类多年前就基本达到100%，而比较边远农村地区这个比例只有62.4%，相差37.6个百分点。

（二）非农生产经营造就了一批富裕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农户收入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如果考虑到非农生产，农户的收入水平的差异会更加突出。

调查的4个县22个村发现，几乎得到100%村长和农户认同一个道理，就是在农村住户中，目前比较富裕的农户，既不是从事农村种养殖业生产的农户，也不是常年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农户。

常年外出打工能够立足城市并且成为小老板、小包工头的极少。

农村比较富裕的仍然是就近自主创业，从事农产品运输、农产品加工、个体工商户等非农生产经营的农户家庭。

调查显示，城乡结合部的农村有76.2%的农户多少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有21.7%的农户几乎完全没有种养殖业生产，这部分农户已经成为相对富裕农户；有7.4%的农户从事种养殖业生产，绝大多数农户要么把土地承包给其他大户经营，要么自己承租其他农户土地搞规模化特色农产品种养殖业生产经营。

   （三）“两栖农民”促进了城镇化水平提高

   近日抽样调查的宜宾市4个县9个乡镇，9个小城镇2011年底的居民人口合计为47290人，其中近年来由农村转移的常住居民有24922人，占52.7%。

例如长宁县开佛乡，该镇目前社区登记的居民有4762人，其中有城镇居民身份的仅有1173人，占24.63%。

从事非农生产造就了一大批先富裕起来的农户成为城乡特征并存的“两栖农民”，这些“两栖农民”已经成为小城镇常驻居民的主流，促进了小城镇居民结构的多元化。

他们不仅有力的推动了城镇化进程，而且加快实现了家庭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

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购房群体中，县以下的占到64.4%；在小城镇和县城的购房群体中，农村住户占70%以上。

这部分农户的特征主要有，一是家庭劳动力较多并且多年外出打工，农户家庭有一定积累和能力在小城镇购房；二是返乡农民工成为最近几年城镇购房的主体；三是长期在地方从事运输、商品流通等经商的农户在小城镇购房也占有比较大的比例。

   （四）“两栖农民”拉动了小城镇社会行业发展

   “两栖农民”的增多，不仅拉动了农产品经营和城镇住房市场的迅速发展，同时带动了消费品零售、教育、通讯等社会性行业的迅速发展。

调查的4个小城镇社会商品零售额近几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20%。

在普及电话、自来水、有线电视的基础上，公路密度平均提高到了31.2公里/万人，每个乡镇都拥有长短途汽车站，银行信用社机构网点平均达到4个，集贸市场平均3.4个，中小学校平均2.6所，卫生院诊所平均13.5个，不仅使小城镇居民的生活和商业环境得到改善，同时社会公益性设施也创造了良好的城镇文化环境。

   三、贫困农户增收难度加大的主要成因

（一）文化观念的差异拉大收入水平差距

   绝大多数农村住户由于文化观念的长期落后，种养殖业生产带有比较强的惯性，产品调整难度很大，因而同样从事农业生产，农户收入水平差距很大，成为制约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

调查发现，即使在同一个村，即使完全相同的地域条件和自然条件，农户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仍然比较明显。

调查的长宁县两个村，2011年有20多户文化基础程度较高，并且多次参加农民技能培训的农户家庭，在年初就能够及时根据市场信息和自身技术条件，把原来种植水稻水田改造成浅水鱼塘从事珍惜鱼种养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仅每亩获得地方政府2000元的补贴，而且每亩收入水平比水稻种植增加4200元。

而该村大多数仍然种植水稻的农户平均每亩纯收入只有270元。

（二）自然灾害导致部分农户再度返贫

   调查显示，由于绝大多数比较贫困农户的主要收入仍然来自于农村种养殖业生产，气候所产生的自然灾害、种养殖业的疫情风险不仅成为农村比较贫困农户收入水平偏低，增收空间狭窄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成为导致许多本来并不贫困的农户再度返贫的重要原因。

调查的部分主产生猪的2个村，原来许多养殖大户的生猪年出栏可以达到400头以上，2008年遭遇的市场价格风险，2009年遭遇的疫情风险，导致470户养猪大户严重亏损。

其中，有162户是在农村信用社贷款购买仔猪和猪圈建设，最后不得不通过外出打工逐步归还贷款本息。

尤其是养殖户，其他风险只能造成部分亏损，而疫情风险常常导致血本无归。

加上近年来育肥猪政策性保险仍然存在理赔难、赔付少、赔偿条件多等原因，养殖户基本上承担了生猪生产环节中的所有风险，并且绝大部分损失只能自己承担。

   （三）贫困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亟待加强

   调查发现，在农村金融本身严重的制度性缺陷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功能和水平更是亟待加强。

调查显示，目前农村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现状，一是对金融产品的使用和接受能力滞后。

对网上银行基本了解的农户占5.4%；使用过网上银行办理资金汇划的占2.22%；使用过银行ATM机的占4.62%。

二是农村金融服务满足率偏低。

对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满意的占17.3%；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满意的占10.4%；获得资金主要依靠民间借贷的占52.6%；对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理赔满意的占14.2%。

三是农村金融产品应用能力不足。

对农业保险品种有所了解的农户占8.89%；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不满意的占71.6%；对商业性人寿、医疗保险不满意的占69.2%。

四是农村金融知识宣传不够。

希望能够经常获得农村金融知识宣传的贫困农户占81.3%；认为对人民币假币有一定识别能力的占23.8%；基本不了解银行卡使用和资金转账等金融业务的有占65.3%。

   （四）贫困农户获得有效的信贷支持不足

   我国多年以来农村扶贫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扶贫、政策扶贫和金融扶贫。

而在传统的财政扶贫过度平均分配模式的缺陷下，金融扶贫显示了其覆盖面最广、投入规模最大等优势。

但是在农村信用社改革后期，不仅退出了小额信用贷款市场，农户贷款利率水平也越来越高，和农户普通的种养殖业生产收益水平完全脱节。

据对12家基层农村信用社抽样调查，近年来农户贷款变化特点主要有，一是小额农户贷款总量迅速下降；二是贷款利率水平不断提高；三是贷款农户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四是贷款开始向农村比较富裕农户集中，比较贫困农户贷款意愿明显不足。

调查显示，目前农户一年期经营性贷款、农民工创业贷款实际执行的利率为11.628%，一年以上贷款利率为12.168%，平均利率水平为11.26%。

即使2005年以来基准利率整体水平呈现下调趋势，但农户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仍然比2005年平均高出15～30个百分点。

作为信用程度最高的社会群体，从事种养殖业生产的农户，依靠贷款生产性投入，即使没有遭遇风险，收益水平勉强支付利息；如果遭遇风险，连本金都无力偿还。

因此，近年来的农村金融贷款主要支持对象大都是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收益水平较高的富裕农户。

这种金融扶持方式，不仅没有达到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初衷，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农村贫富差距。

   （五）不健康消费导致农户返贫明显增加

   农民收入整体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近年来农村封建迷信活动和不健康消费势头却非常突出，成为制约农户脱贫，甚至导致农户返贫的主要原因。

近期开展的350户农村住户有效问卷调查显示，有赌博行为的农户占74%，同比增加11个百分点；当年农户人均婚丧嫁娶和红白喜事等人情费支出首次突破千元达到1714元，高出人均纯收入增幅6.9个百分点。

农户不健康消费支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一是农村赌博行为明显蔓延。

由于赌博使原来许多刚刚走上富裕的农户又因赌返贫。

二是红白喜事人情性消费支出增长突出。

样本中抽样调查的350个农户家庭2011年的农村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人情性消费支出最少的有4100元，最多的16000元。

目前许多农村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规模越来越大，生日做寿也越来越频繁，调查的12位村长全部认为，人情消费已经成为农户现金消费最大支出。

三是封建迷信消费现象有所抬头。

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办理红白喜事、婚丧嫁娶、修建房屋、生病请道士、做道法、看风水等传统习惯再度蔓延，已经非常普遍。

不少农村不仅已经开始有专门从事帮助办理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类似于城镇专门从事殡葬、婚庆礼仪服务的简单的农村服务，更有专门从事“端工道士”之类的封建迷信型消费服务。

此外，近年来许多农村地区开始大兴庙宇维修之风。

这其中既有农户个人行为花钱维修，甚至也有村组干部带头摊派出钱维修，供神拜佛现象明显增加。

四是农户攀比性消费比较普遍。

农村办理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攀比之风日趋严重，消费支出几乎是过去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比排场、请道场、比规模、讲形式、讲攀比等增加了农村办理丧事的支出，贷款办红白喜事，贷款人情消费在比较边远农村成为常事。

   四、反贫困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财政资金反贫困制度设计

   在扶贫资金的分配上，政策性资金责无旁贷占据主力地位。

一是要积极改善传统的财政扶贫方式，增强财政政策对贫困农户扶持的针对性，解决财政资金长期过度平均分配的格局。

二是认真解决农村反贫困中资金投入上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两张皮”的传统模式，这种传统的双轨运行，各承担各的风险，最后很可能都有损失。

因此，建立和完善财政金融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制度机制，积极探索和推进财政资金、信贷资金、政府优惠政策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形成有效的合力。

三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传统的财政贴息有许多弊端，要对贫困农户种养殖业生产项目财政贴息条件、贴息比例、贴息偿付等制度机制环节进行科学设计，引导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向贫困农户倾斜。

四是建立由财政出资的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对符合财政政策的支农贷款实行风险性补偿。

五是多方出资健全农业生产风险保险制度，对从事种养殖业生产遭遇的自然灾害类风险损失进行赔偿，也对有银行债务的生产者的予以有条件的赔偿。

通过测算，上面的几种使用模式的实施对财政资金总量需求并不过大，其政策意义可以有效的提高农村金融反贫困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质量。

（二）完善农村金融反贫困制度设计

   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许多农村金融改革和贫困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优惠政策，但由于过度商业化运作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不仅严重缺乏实际的操作规范，许多政策的实施还存在落实难度大、政策规定过于模糊，具体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等许多问题。

农村金融反贫困有许多制度和机制需要不断完善。

一是建立贫困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制度性调查，促进农村金融反贫困机制能够和贫困农村地区农户对农村金融需求变化紧密结合；二是进一步调整农村金融反贫困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的调动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反贫困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农村金融反贫困信贷资金的稳定增长；三是还原农户小额贷款的政策性属性，建立农村金融贫困农户小额贷款的贷款管理机制和专户核算机制；四是发挥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财政资金、扶贫专项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有效对接，这样不仅可以发挥农村反贫困资源的合力作用，还可以有效的减少农村金融信贷风险。

   （三）加大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力度

   要结合落实中央近年来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增强各级地方政府服务农村、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社会责任，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必要和足够的政策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技能培训服务。

一是地方政府要结合地区实际，积极主动引导贫困农村地区农户种养殖业生产，及时根据市场信息调整农产品结构，千方百计扩大农民增收空间。

二是注重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和特色农产品，提高农业科技成果在贫困农村地区的应用水平，增强农民增收后劲，三是要立足资源优势，抓好农村生态产业发展。

许多贫困农村地区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大力开发林下种植，发挥气候和土壤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实现贫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四是要抓好农业科技推广，搞好信息服务。

资源优势的发挥，规模效益的显现，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地方政府要树立市场意识，结合科技推广应用向广大贫困农户传递相关信息，增强贫困农户接受新信息新科技的能力。

   （四）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一是有必要专门出台针对贫困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办法，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农村地区在农田水利、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在政策和资金等多方面给予倾斜。

二是积极发展贫困农村地区乡镇集贸市场，在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同时，促进乡镇集贸市场建设和对农村消费市场的拉动，推进贫困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三是建立和完善贫困农村地区乡镇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定点帮扶制度，加强与定点帮扶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争取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多方面得到最大帮助。

四是进一步加强贫困农村地区农网改造工作，加快启动农网改造的完善工程上，让贫困农村地区农户用电安全、减少费用。

   作者单位：

人行宜宾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