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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科书的苏白小说
作为“教科书”的苏白小说
摘要：
作为对以往狎邪小说中才子佳人模式的反拨，苏白小说在晚清异军突起，不仅在主题上大为拓展，更试验性地开拓了方言与通用语在同文本中并存的语言形式。
本文旨在说明，此种体式创新，正是近代化语境下文学品格由内向而外转、叙事手法由写意而摹真、创作预期由个人抒发而社会教育的形式化。
不同的语言形式使作为“教科书”的苏白小说呈现为不同的教化姿态，从而构成一个相对丰富的小说类型。
关键词：
苏白小说；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沪江风月传；嫖学教科书
本文试图将小说史上实有的“苏白小说”作品群落建构为一个小说类型，专指以《海上花列传》（1892-1894）、《九尾龟》（1906-1910）等作品为代表、流行于晚清以至民国初年的一批方言小说。
其作者有意识的在文本中（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以各种方式大量穿插运用苏州方言（苏白），从而在章回小说叙事言语的传统之外构建了相对完整而稳定、以方言与官话混合交错为主要特征的言语书写系统；特别长于表现世纪之交华洋杂处的上海租界特定人群矛盾重重的生活情态。
《海上花列传》等采用苏州方言对白的小说在晚清出现，正如鲁迅指出的，扭转了此前狎邪小说的“溢美”风格。
{1}这当然可以归因于叙事模式的创新，特别是节制的说话人与“戏剧化”艺术效果的造成。
{2}但就整个苏白小说群体而言，绝大多数作品对传统叙事模式并未作太大变革，却又大多能摆脱此前狎邪小说的题材程式。
事实上，晚清狎邪小说风格的扭转，更受到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其“功能”随之发生变化：
从内向的身世寄托，逐渐外转为社会生活的指南。
而苏白方言及其与通用语并存的语言形式，作为苏白小说这一叙事类型的共同特征，则是向教育的功能转变得以实现的内部因素。
一、从身世寄托到社会教育：
苏白小说的生成
《海上花列传》之前狎邪小说的主题多受《红楼梦》影响。
论者以“身世感叹”与“情场忏悔”概括《红楼梦》一书的基本态度③，此后的狎邪小说亦从此出发，衍为身世寄托之资。
类似传统的文人辞赋，它们的功能在于对个人挫折的反映，继而将这种挫败感投射到所描画的狎邪事实上。
作为“境益窘、志益悲；块然?
j垒于胸中而无以自消”{4}的产物，这些小说背离了说部面向民间的写作姿态，转而企求藏之名山、“花月留痕”{5}的文人理想。
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小说都有意与“现实”保持距离：
“海市蜃楼、差无故实”{1}。
并致力于构造“大观园”式的理想世界。
“园”的意象得到突出，“情”与“欲”的分离、“雅”与“俗”的对照是其一贯的主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小说为了表现理想世界而构造了统一、融合而封闭的“语言之园”――一种磨灭了身份、阶层、性别、地域差别，可以在才子与妓女之间自由表情达意的混合语，构成了小说语言的主体。
在《青楼梦》、《花月痕》等晚近作品中，青楼女子的说白充满了士大夫式的文言辞令，用以表达诗词唱和的雅兴。
这种彻底的语体同一，在于高雅文体向社会底层的渗透，更在于叙述语与人物说话的混杂，使小说人物与说话人甚至作者自我相混淆，自我抒写的倾向灌注于每个理想人物的一言一行，规避了叙事文体的写实功能，而转向传统诗文的写意追求。
旧狎邪小说以写意手法构造的封闭语言空间，有意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
而教化功能要在狎邪题材中实现，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障碍。
作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在小说中被大肆颂扬的狎邪经历根本无法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导。
当然，该类小说题材中“警世”企图并不是完全没有，却被其表达模式与表现对象束缚得相当有限。
《海上花列传》等苏白小说在狎邪题材中实现的转折在于：
利用苏白造成“摹真”效果，以摆脱以往狎邪小说僵化的话语模式，“一扫倡优小说的滥调”{2}，从而使现实教化功能的实现成为可能。
不能否认，直至《九尾龟》等苏白小说的末流，苏白小说仍保持着传统文人寄托身世、抒发愤懑的痕迹。
然而这些近代作者的视点却不再沉溺于其中。
《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自己就经历了从诗酒名家习气中悔悟的人生历程③，小说中常有对“新闻纸”上题诗赠妓者的讽刺（第三十一回、第五十九回）；第三十三回高亚白所作《百字令》一词原是韩氏早年发表于《申报》的得意之作{4}，在小说中却被“纷纷揉碎，丢在地下”（第274页）{5}，通过所谓“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第１页，第一回）韩邦庆所忏悔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僵化的文学风气：
大凡读书人通病，往往为坎坷之故，就不免牢骚；为牢骚之故，就不免放诞；为放诞之故，就不免溃败决裂无所不为。
耐阿好收敛点，君子渐防其渐也。
（第432页）
这是第五十一回中齐韵叟对尹痴鸳逞才于“秽史”文章的批评，亦可看作对以往狎邪题材肆无忌惮的自我伤感的批评。
韩邦庆的自忏，无疑是狎邪题材外转的动因之一。
另一方面，从接受端看，上海租界近代公共领域的形成养成了以“读新闻纸”为核心的全新阅读体验。
韩氏不仅身为《申报》编辑，还发行了国内第一种文学期刊《海上奇书》，用以连载《海上花列传》等作品。
从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六日起，韩邦庆为《海上奇书》在《申报》上连续刊出三十五次广告{6}，可见韩氏所设定的理想读者，就是租界中读“申报纸”的现代读者。
报纸所培养的新闻阅读习惯迫使小说家转向摹写“真实”，并利用这种“真实”的新闻价值来发挥外向的社会教育作用，即韩邦庆《例言》中所说“此书为劝诫而作”，目的是让“上海把势里”人“看看榜样”。
（第三十六回姚文君语，第298页）
但真正触发作者用苏白传达摹真效果的因素，更在于小说描写对象的变迁：
《海上花列传》所描写的上海高等妓女，已然迥异于以往狎邪题材中的青楼女子，她们本起源于并非性服务业的“书寓”，以弹唱吴音弹词为业。
关于此点，清人笔记多有涉及：
沪上书寓之开，创自朱素兰，久之此风乃大著，同治初年最为盛行。
……瑞仙以说《三笑姻缘》得名……书寓之初，例禁极严，但能侑酒主觞政，为都知录事，从不肯示以色身……{7}
此后虽风气日下，堕落为“长三”、“幺二”之流，但以苏白习唱弹词之渊源在焉。
且高等妓女亦多以苏白示其身价，对作者运用苏白写妓场之“实”势必有所启发。
更重要的在于，弹词案头读本的流传，更为苏白方言的书面化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书写系统。
《海上花列传例言》即云：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从现存的苏州弹词读本来看（如清人吴毓昌《三笑新编》{1}）苏白小说所常用的吴语词假借字（如“耐”〈你〉、“阿”〈是否〉、“嗄”〈呀〉等）在弹词脚本中已广为使用。
此外，弹词脚本的一些语体特点亦为苏白小说所借鉴，特别是承自南戏的语体分用：
不同人物用不同语体说话，虽未被《海上花列传》采用，却是《九尾龟》一类书语体安排的渊源。
苏白多被用来穿插插科打诨的情节，甚至用来调侃下流、粗俗的“荤笑话”。
关键在于，这种低级放肆的日常文体一旦进入《海上花列传》这样节制的文学场合，就会对僵化的才子佳人文体产生一种消解作用，从而激活狎邪题材，使其转向对日常现实的关怀。
从理想世界的写意到媸妍毕露的写实，狎邪小说家的文学姿态逐渐由内向外转，韩邦庆的个人经历与《海上花列传》文本特点都集中展现了这一转向过程。
此后《九尾龟》一类的苏白小说受到“新小说”潮流影响，社会教育功能进一步加强，因而被现代评论者目为“嫖界指南”、“嫖学教科书”。
1920年代的鸳蝴派苏白小说更是受现代思潮浸染，开始强调“教科书”的社会反映功能。
作为整体共性，苏白运用所构成的摹真效果对“教科书”功能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不同阶段的“教科书”所达到的不同教育效果，就根源于文本中苏白与其他语言系统所构成书写语体的不同形式。
小说中以妓女沈小红与客人王莲生的情感纠葛最为复杂，他们各自对对方的决绝背叛，以及在情随事迁后回首前情时的怅惘心绪，几乎赋予了《海上花列传》在现代意义上的情感深度。
{2}小说特别着重王沈二人姿态的描画，相比之下，二人之间的对话则颇为平淡，多是出于纯粹物质利益的交流。
当表达情感时，苏白对话就经常中断：
“说得半句，便噎住了”。
（第30页）而人物动作的刻画则要复杂深邃得多。
当沈小红第一次发现王莲生另结新欢后，王亲自登门赔罪，沈小红的反应是：
小红慢慢起身，跨下床沿，俄延半晌，彳亍前来，就高椅坐下，匿面向壁，一言不发。
（第228页，第二十八回）
官话的文学性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四言一顿的结构沉滞而徐纾。
语中很自然地夹用文言，含蓄深沉地表现出此间小红寂寞无奈的伤感。
第三十三回写王莲生发现沈小红姘戏子后的情状则更显苍凉孤寂：
及至蕙贞一觉醒来，晨曦在牖，见莲生还仰着脸，眼睁睁只望床顶发呆。
（第278页）
下文写莲生在寂寥中回首往事一段，更是屡屡为研究者引用：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
阿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
……房内静悄悄地，但闻四壁厢促织儿唧唧之声，聒耳得紧。
（第486页，第五十七回）
比起以往狎邪小说的涕泪飘零来，这段文字也许并不特别，然而它是被穿插在一片直接诉诸听觉感官的方言话语的喧闹之中。
以官话对寂静情境进行的文学化描写，很自然地引发凄空的文学想象。
在众声喧哗之间，这种严肃的沉思被突出了。
“情”中和了“欲”，因而亦有效克服了苏白话语错杂带来的感官现象的支离破碎。
重要的是，通过两种语境相互突出又相互颠覆的悖反关系，纷繁芜杂的“实”得到了一个隐含视点的组织，无论是揭露骗局还是暗示情感，都指向着“警觉提撕”的“现场教育”宗旨，作者的目的在于令读者进入文本内部，亲身经历情节。
但与此同时，《海上花列传》的功能转变与语言运用仍带有过渡性。
在人物对话内部，语体分用原则并未被引入，苏白是唯一的语言。
③这在青楼女子而言可能是实际情况，但她们的客人却是来自四面八方，却也不分阶层、场合地运用同一种语言。
作者不惜歪曲语言现实来营造一个封闭的语言空间，这是才子佳人小说中“语言之园”手法的延续，且在官话陈述语的反衬下效果更为突出。
此间包含了作者“花也怜侬”的忏情观（第一回），他以平等而同情的姿态来描写青楼生活，通过语境的混同保证男女两性交流的顺畅，使高等妓院中的家庭氛围被渲染得尤为浓厚。
当时与《海上花列传》语言运用情况类似的，还有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忏情倾向更为严重。
三、宣讲教育：
异语之敌国
苏白小说另一流的代表：
《九尾龟》（1906-1911）的社会教育色彩要比《海上花》更重。
这与当时社会以及文学界的大环境有关，特别是在“新小说”潮流引导下，小说与群治、与社会变革的重大关系，都被落实到其社会教化功能的发挥上。
彼时人亦常将《九尾龟》作者张春帆与“新小说”家并称：
李伯元、吴趼人称野史之雄；李涵秋、张春帆负谲谏之望，此洹上寒云序《九尾龟》之言也。
{1}
关于《九尾龟》的说教色彩，张春帆自己也说：
在下做这部书，一半原是寓言警世，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处处都隐寓着劝惩的意思。
……{2}
与此同时，“语体分用”（stylisticdifferentiation）的原则在《九尾龟》中大行其道，人物按其职业、身份、阶级分用不同语体：
妓女用苏白，客人说官白，越是有能耐的客人官话越纯正，语言能力与做人的“资格”相关：
“人格还没有健全，配说什么官话？
”（第242页，第四十五回）
语言成为人物脸谱化的标记，跨语言的书写不仅划分了地域、阶级，也在此基础上分配了话语权力，划清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界限。
《九尾龟》塑造的理想主人公章秋谷的话语是与说话人的陈述语同构的纯正官话，他凭此赢得了话语权力的最高等级，成为理所当然的教育者，与说话人往往莫分彼此。
小说中说话人―章秋谷每隔一段情节都要定期发布其宣讲，评论嫖界时事。
而且以官话构成的宣讲很自然地引入新名词作为其权威的赞助（如第十六回“论妍媸畅谈电气”，一百四十六回说官场引用进化论）；此外，从文白夹杂的官话文体进入高雅的诗文体裁亦十分便当，宣讲中文言成分的作用在于加强教育过程的感染力，在第七回中章秋谷即将自己与《花月痕》的悲情主人公韦痴珠类比――对《花月痕》式优雅行文的借鉴不但透露了作者的自我陶醉心态，更因此种自我陶醉而加强了权威视点的主观性。
《九尾龟》一书的结构是零散事件的串联，同《海上花》的穿插藏闪手法一样，在“现实”作为教育素材的同时面临着素材支离破碎的危险。
但与《海上花》隐含视点的组织不同，《九尾龟》试图以一主观突显的、强迫性的视点来评论、归纳事实，从而将事实组织进权威话语所表现的男性意识中，构成小说宣讲的文本――“嫖经”。
在零散情节被组织的同时，持有话语权威的中心人物章秋谷对讲苏白的妓女的不断征服，构成串联小故事的中心情节。
被征服者使用的苏白，既体现了作为教育素材的“真实”要求，又被当作将反面教材变形的手段，“真”与“假”的张力集于其一身：
在下这部小说，把他们那牛鬼蛇神的形状，一样一样地曲笔描摹，要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书，一个个回头猛省，打破情关……。
在下书中的这些话，虽不免有些过分的地方，却这些事纪一大半都是真情，并不是在下自家杜撰。
（第419页，第七十九回）
其手法是“曲笔描摹”。
首先是摹真而不是杜撰，《九尾龟》的纪实成分确实极多，情节多取当时时事。
另一方面，是用“曲笔”将妓女妖魔化为“牛鬼蛇神”，她们所讲的苏白与宣讲者所持的官话相对立，是外在化的“它者”的标识。
苏白的这一象征性功能更鲜明地体现在《九尾龟》的另一个重要情节单位“倌人?
X浴”（指妓女利用被客人讨为姨太太的机会还债赎身，继而逃出男家重操旧业）上。
《海上花列传》中妓女无一例外的“家”的追求，在这里一变而为对“家”的离弃。
由于苏白只是妓女职业用语，一旦跻身姨太便可换用官话，而当她们逃离夫家时便又重操苏白：
语言的变化被用来说明道德的缺陷。
这些妓女中唯一的例外是章秋谷的理想伴侣陈文仙，她以不懈的努力终于抛弃了苏白身份，赢得了官话的权威。
但在这一语言的进化过程中，陈文仙经历了重重考验。
章秋谷一次次欺骗陈文仙，想逼她露出不忠的马脚。
这些考验体现的是男性对女性、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严重不信任，因为他们本身就分别属于两个异语的敌国。
章秋谷在第一百七十九回中论及“御女之术”，他将这次谈论目为“升座说法”（第842页），可见是一次典型的宣教：
如今我把两个开战的国度作个正式的比例：
男子的对于女子，好像是个悬师千里、深入敌境的国度一般；女子的对于男子，好像是个坚守险阻、声色不动的国度一般。
（第843页）
重要的是这里揭示了《九尾龟》作为权威教科书对两性关系的定义，是“两个开战的国度”，因而两性之间只有隔阂、没有沟通，只有征服与被征服而不存在融合。
接着章秋谷又把男性对女性的征服比作异域的军事探险，还阐述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等战略战术，目的就在于强化对两性敌对关系的说教。
这种敌对关系被语体分用原则具体化了：
男性说官话，女性讲苏白，就像不同国家的人讲不同语言一样。
男性通过其主观化的视点发现女性被妖魔化的异域世界，通过权威话语对女性的苏白语境进行殖民化的语言同化教育（同时也对男性世界中操低等语言的失败者进行语言规范化教育），陈文仙由说苏白的妓女进化为讲官话的姨太太就是这种教育成功的标志。
然而，官话与苏白的异构固然赋予了说教的权威，但话语隔膜也同时造成了说教的障碍。
章秋谷自始至终一直是一个孤独的成功者，除了陈文仙以外他没有真正教会过一个人“说话”，否则他的话语权威又要因竞争者的出现而受到威胁。
这种悖论情境说明章秋谷所宣讲的“嫖学”还远未成熟。
《九尾龟》的方言运用成就了一个时期苏白小说的样板，产生了《九尾狐》、《负曝闲谈》、《商界现形记》等一系列类似风格的作品。
四、“嫖学”的末路
许廑父《沪江风月传》（1921）既是苏白小说“嫖学教科书”的遗脉，又是鸳蝴派众多写情小说中风行一时的代表，因而其书似乎回到了《海上花列传》“寓教于情”的宗旨。
作者许廑父当时的生活处境颇似韩邦庆，不但长年浪迹青楼，亦曾主持文学刊物。
就在《沪江风月传》重印的第二年，许氏就为清华书局版《海上花列传》作序，考订索引颇详，可见其对《海上花》文本的熟悉程度。
同《海上花列传》类似，《沪江风月传》的说话人亦相当节制，采取了妍媸毕露的白描手法，对妓女生活同情要多于谴责。
但另一方面《沪江风月传》也受到流行的《九尾龟》等小说的影响，树立了理想的中心人物（范次云），通过不断的“嫖经”解说，将嫖学教育进一步深化：
嫖学一道，是一种绝大的学问。
所以言嫖的书称为嫖经。
一个人要是能够在堂子中不吃亏不上当，便什么社会都处得去了，可是这种学问要天资也要经验。
（第二编第78页，第十四回）{1}
《沪江风月传》是《海上花》与《九尾龟》两种教育功能的结合。
特别是在“逢场作戏”的嫖中寄寓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一方面，章秋谷式“才子加流氓”的理想嫖客在《沪江风月传》中被分析为二，即“才子”范次云与“流氓”周俊卿，二人都是嫖经的宣教者，却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姿态。
另一方面，以范次云为代表的对待妓女的正面态度转向了同情与理解，妖魔化手法只限于“林黛玉”等海上老妓（第三编第100页），这种视点体现了现代人着眼于人生现实的关怀：
（范次云）生平绝不愿看轻别人，对于各种社会都存平等思想，那倌人们也是父母生养的，不过迫于饥寒羞祖辱宗做这皮肉生涯……于他们处处抱着一种怜悯心思。
……无形中自然发生一种情感出来。
（第二编第80页）
现代词汇（“平等”、“情感”）进入“教科书”标志着嫖学在西化风潮浸染下的成熟，“教科书”的性质亦因之改变，正如徐枕亚在第二十四回总评中说：
此书是一部嫖经无庸讳言。
然其言嫖处处不脱一个人道主义。
平常嫖经读之不过学得一种手段。
……此书宗旨……便在贬才而尚德，读之油然而生仁厚之心，非惟造福无告之平康，亦且保存忠厚不少，孰谓小说而无益于人哉？
（第三编第117页）
着重强调了在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引导下小说功能之巨大。
人道主义思想的引入使得嫖客妓女之间的关系再度调整，语言运用模式的转变也充当了这种调整的媒介。
《沪江风月传》的语言模式与《海上花》、《九尾龟》都有不同，其说话语体因场合而变，即凡是妓女在场时，所有人物（包括主人、姨太太、甚至外国人）都说苏白，只有当妓女缺席时人物之间才讲官话。
这样就保证了在任何场合中，对话都在“纯语境”中表达，从而消除了不同性别、等级的人之间交流的隔膜。
分场合使用不同语言可能也更符合当时洋场中语言运用的实际，特别是这部“教科书”开宗明义就强调了类似于近代现实主义理论所主张的反映论的观点：
从来小说家言半是瞎三话四的，然而国计民生、人情世态往往是正史所写不出的他都写得详详尽尽。
何况上海地方是中国商业的中心，上海住民是中国社会的代表，上海的情形时时变换即中国的状况岁岁不同……何如借欢场作代表，取徵信于青楼，……（第一编第1-2页）
当《海上花》、《九尾龟》所描画的“花场酒阵选舞征歌的情事”已僵化为“失真”的程式时，《沪江风月传》正试图去开拓更广阔的社会视野，这与传统说部“补史之阙”的诉求不同，作者把小说看作比“正史”更为重要的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材料。
当妓院已经不再是自由恋爱实现的唯一场合时，“嫖学”走向了末路，“嫖界教科书”也因而转向了“社会教科书”。
（2003年9月6日初稿，2011年1月定稿）
【责任编辑杨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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