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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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王宝文

2012-8-109:

56:

45　　来源：

广东经济2012-05-17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越来越大。

2010年农村劳动力总数大约为4.7亿，其中流动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达到了2.3亿。

　　农村劳动力既是生产者，又是农村土地、资本以及其他资源的拥有者和支配者。

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全面带动农村资源结构的调整，对农村产生复杂、深远和关键的影响。

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部分学者认为流动将对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杜鹰（1997）等人认为在资金不足的地区外出户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1]。

赵树凯（1997）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收入效应明显，促进了社会稳定，对农业没有消极影响[2]。

蔡昉（2003）等人的研究证明，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流动，才能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集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3]。

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

黄平（1997）认为大批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的“精英流失”对农业发展不利[4]。

李强（2001）研究显示外出农户平均产量低于非外出户[5]。

曾绍阳等（2004）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导致土地撂荒和忽视农业的现象出现，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不利于农业生产[6]。

　　学者们从多个方面研究了劳动力的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但关于这方面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

首先是缺乏连续性，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具体的时刻，没有动态地把握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

其次是研究不够全面，一般集中于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某个方面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系统性分析的研究还很缺乏。

本文将对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流动方式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阶段特征

　　依据流动行为和特征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

“离土不离乡”

　　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流是由农业流动到农村非农产业。

改革开放后，农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情况不断加剧。

蓬勃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找到了出路，大批农民在本地的乡镇企业务工或者从事商贸、运输、建筑等非农行业。

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仅为2827万人，到1988年增长到954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9%，流动人数占到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

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式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即农忙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农闲时间到附近乡镇企业打工。

（二）20世纪90年代：

“人离家不离”

　　20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人离家不离“的特征。

首先，农村劳动力开始越来越多的流动到外地打工，逐渐成为专业打工者。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跨省及本省跨县市流动人口的数量达到7876万人，这已占到当年农村流动劳动力总数的52%。

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中国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趋缓，对劳动力的吸纳减少，而城市和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第二，原有对农村劳动力城乡间和跨区域流动的诸多限制逐渐放松。

另一方面，大部分有外出打工的家庭依然没有放弃农业生产。

一般是家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其家庭其他成员仍然留在农村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

　　（三）21世纪初至今：

彻底性流出

　　21世纪至今，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首先，流动人数的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增长率仅为1.9%。

其次，本地流动的劳动力比例继续下降，外出流动的劳动力比例持续上升。

2009年主要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本地农民工8445万人，比重下降到36.8%。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4533万人，比重上升到63.3%。

而且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经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体。

本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越来越多呈现出“离土又离乡，人离家也离”的特征。

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候鸟”式的外出方式，劳动力外出流动变得更加稳定，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在外就业时间达到了9.4个月;同时，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同农业更加疏远，大量的农民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2009年举家外出农民工2966万人，在流动总量中的比重达到20.4%。

新时期农村劳动力开始呈现彻底性流出的趋势，农民工市民化初现端倪。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劳动力的流动会引起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带动农村其他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对农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小农经营---农业产业化

　　农村劳动力流动改变农村人力和其他资源结构，极大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20世纪80和9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人离家不离”的流动模式下，农业的劳动力供给始终是充足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农民收入，有助于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但没有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明显替代。

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自给自足特征明显，农户土地生产规模几乎没有变化，而且仍然以家庭为主要单位。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未能动摇小农经营的方式。

　　进入21世纪，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开始从根本上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作用。

首先，由于新一代不愿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农村后，兼业农户比例持续降低，纯农业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其次，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出农村，农村土地流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为2亿亩，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16.3%。

农村土地向未流动的农业户流转集中，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再次，由于生产的目的不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更多的是如何获取经济收益。

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农业生产从决策、种植一直到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必须把握市场需求脉络，这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

最后，由于市场化的农业生产存在着高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单个农户难以应对，所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统筹生产、保障农户利益就成了农户的现实选择，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

2010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2.4万个，带动农户1.03亿户，已占到农户总数的40%以上，农户市场意识、专业化水平和经营能力明显提高。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组织化，是现代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由此，在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下，小农生产格局逐渐被打破，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方式开始被树立起来。

（二）农业生产结构：

自给自足---商品化和市场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由2亿多分散的小农家庭承担，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发育相当有限，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特征明显，因此农业生产结构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并呈现出“吃什么、种什么”的典型的细碎化、分散化特征。

90年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兼业农户比例提高，但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在外打工，农业只是家庭其他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产出结构变化不大。

进入21世纪，农村参与流动的农户比例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目的和农业产出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更加明显。

调查显示：

83.6%的农业户收入完全依靠农业，而且农业户农产品商品化率62.3%，明显高于兼业户的45.2%和非农业户的39.1%[7]，可见农户分化趋势十分明确。

由于农业户追求收入最大化，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方向，所以随着兼业户逐渐退出农业以及农业户承担农业生产，农业整体的产出结构受到影响。

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明显提高。

2005年农村粮食人均出售量超过占有量，2010年其比值达到了1∶2。

同时，粮食作物在生产中的比重缩小，经济作物比重呈扩大趋势。

2010年经济作物在农业种植总面积中的比例超过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等商品化率较高的农产品规模提升较快。

总体上看，农业结构从种植业为主逐步同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

　　（三）农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突破瓶颈向高层次发展

　　在农业生产领域，很大程度上生产技术决定生产效率。

而技术又往往取决于农业资本及其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契合程度。

以往我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严重阻碍资本向农业领域的渗透，使农业技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形成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劳动力流动有效地缓解了这一局面，并对农业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积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农业并不缺乏劳动力，不存在资本对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农业机械化水平没有明显提升。

但流动获得的非农收入增加了化肥、农药、良种等流动资本，提高了农业产出。

1980—1990年全国每公顷粮食产量增长44%，但同期人均粮食产量仅增长了4.5%。

说明庞大的劳动力数量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进入90年代，青壮年的外流使得农业劳动力整体偏向老龄化、女性化。

但流动带来的非农收入转化为农业投资，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农业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农业产出并未出现下滑。

以农业拖拉机拥有量为例，1990—2000年全国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年均增长率为13%，同期每公顷粮食产量增长8.4%。

但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生产的格局没有变化，这种技术进步局限在农户家庭生产的小范围内。

技术更先进、适于规模化生产的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仅为1.4%，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层次还比较低。

进入21世纪，在劳动力彻底性流出、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作用下，资本开始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使生产效率更高、科技更为先进的设备得以被广泛使用。

2000—2010年小型拖拉机年增长率回落到3.7%，大型拖拉机年增长率上升到15.3%，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出而农业产出不降反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2000—2010年农业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了39.8%。

可见农业资本以新的方式同土地与农户相结合，农户产业化经营的效果开始体现出来。

　　（四）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升农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在传统农村产业结构中，农业是农村最主要的产业，其产值在农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1980年农村经济总产值中农业产值的比重为82.9%。

改革开放后，乡镇制造业的兴起使得农业逐步失去了在农村经济中的绝对地位。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为这些乡镇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获得了低成本的优势，产出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1993年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超过了农业。

这一时期，在乡镇企业的冲击下，农业在农村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所下降。

　　进入21世纪，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结束，刘易斯拐点来临[8]。

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低人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

对劳动力密集型的农村非农产业来说无非有两种选择，第一是迁出原来的地区，寻找下一个劳动力丰富且工资低廉的地区;第二是用资本替代劳动，通过产业的升级换代，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型为资本密集型。

但这一转型无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对企业来说继续留在资本稀缺的农村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于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乡镇企业离开农村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随着劳动力流动转型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离开农村，有利于农业在农村经济中地位的重新确立。

其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农业产业化。

首先，产业化的现代农业有很强的成长性。

现代农业生产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生产效率和产业增长率很高。

其次，现代农业有很强的创新性。

现代农业在产品开发、生产研发、经营管理、生产组织、产业合作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能够创造出大量新的产业增长点，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现代农业产业关联度高，有很强的带动性和扩散性，对农村其它产业和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随着劳动力密集型的乡镇企业退出农村以及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型，农业开始重新成为农村经济中重要主导产业。

农村经济开始以农业为核心，产业链为纽带，围绕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通过产业间的合作，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产业生产的风险与成本，提高了产出和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创新和带动效用近年来不断显现。

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乡镇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增加值15314.9亿元，同比增长13.4%，增幅高于乡镇工业平均水平。

同时，休闲农业表现突出。

据不完全统计规模以上休闲农业园区已超过1.8万家，营业收入1200亿元，带动1500万农民受益，已成为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途径。

　　结论及启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长期过程。

由于我国社会所固有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资源配置结构产生着持续的冲击。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农业的资本投入，农业技术水平和产出效率获得一定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受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进入21世纪，新一代劳动力的彻底性流动激发了农村要素结构的重组，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和产出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业产业化初具规模，最终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但在转换过程中，存在以下对农业发展不利的方面，需要得到相关政策的调整与支持。

　　第一，随着新一代流动者的离农，农业生产者呈现老龄化、妇女化，对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收益，吸引高素质人才。

二是加快农业生产组织创新，规范产业化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弥补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第二，制度不完善，影响了土地流转与集中。

土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但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比例明显低于劳动力流动比例。

其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方式也不够规范，土地流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农民的积极性不强。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收入的保障作用对部分农户还很重要，部分土地无法参与流转。

对此，首先应当提供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方便和规范流转过程。

其次，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农民流转收益。

最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第三，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农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

由此加大技术与资本投资力度，改善农业技术条件，就成为发展农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应当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满足农户对资金的需求。

同时建立完善农业技术创新-教育-推广体系来降低生产成本。

　　第四，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出农村后，农业基础设施缺乏建设，部分公共设施缺乏维护，严重老化，不利于农业生产。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而且属于投资大，见效慢的公共产品，不适合私人垄断。

对此国家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同时，应探寻新的建设机制，引导各种农户合作组织，集合众多农户和企业的力量，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共同受益。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3]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M].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5]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曾绍阳,唐晓滕：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M].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7]张永丽,柳建平.我国西部地区小农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J],开发研究2005（10）:

22～25.

　　[8]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5）:

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