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历史评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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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历史评价

 长征评价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经历了长征，十大元帅中有九位（除陈毅）经历了长征。

4.1 中共官方评价 

　　毛泽东说：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滕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七律·长征》（于1935年10月）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

“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

”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种精神：

　　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官方评价：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

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说：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

4.2 其他评价 

　　唐德刚认为蒋中正利用中共长征借机“削藩裁军”。

当时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军阀割据，湖南也不是嫡系，蒋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

“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

”

　　蒋介石日记中曾记载，长征其实是蒋的计谋，剿共为名，收复西南是实。

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与日军装备及训练间差距太大，蒋九一八事变期间写道：

“中日之战必不可免”，若开战，“倭三日可亡我矣”。

又说：

“不可贸然而战”。

期间，蒋考虑到中日若开战，上海必先沦陷，南京亦将失守，国民政府势必迁都，期间蒋考虑了洛阳、西安等地，最后选定重庆；而另一方面，蒋当时认为红军势力微弱，并不足以对其政权发生威胁，所以在日记中写道：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

5 历史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

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5.1 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

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

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

自春秋以来，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

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

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

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

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

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

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

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

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

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5.2 君子之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

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

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

司马牛问君子。

子曰：

“君子不忧不惧。

”曰：

“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

”子曰：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

”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

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

“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

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

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

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 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

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

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

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

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

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

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

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

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5.3 进取精神 

　　《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是这样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句话讲出了什么？

讲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讲出了人的自觉和努力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

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

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

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

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

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

我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

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 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

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

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

共产党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

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了“长征”一词。

此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目标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提法是“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后提出“西征”。

这张布告首次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语，“万里”是从瑞金算起的行程，“长征”则表现了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后的振奋和自豪。

“长征”一词很快就用开了。

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首次提出“二万余里的长征”。

到陕北后，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布告全文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

　　布告的起草者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红星报》的陆定一。

他在布告中采用流行的六言骈句，短短156个字，通俗简明，易记易传，鞭笞了四川军阀欺压夷人的罪行，表述了工农红军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

可以说“长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朱德总司令首肯传播开来的。

　　这张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红军和平借道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创造了条件。

由于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对彝族的压迫和挑拨，彝、汉两族隔阂和误解很深。

因此红军一进入汉彝杂居的越西、冕宁一带，就张贴出了这张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先遣队于22日晨进入大凉山彝民区，突遭手持土枪、长矛的彝民拦阻，甚至扒光了先头部队的衣服。

但红军为了解除彝民的敌视和猜忌，坚持不开枪还击，耐心向他们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次是借道北上。

刘伯承还与彝族沽鸡头人小叶丹在海子边饮鸡血誓盟，结为兄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

23日，在彝民向导的陪送下，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民区。

5月24日先遣队占领安顺场，25日渡河成功。

26日中央军委决定沿河两路进军，夺取泸定桥。

29日红四团飞夺泸定桥，1935年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

　　红军走后，当地群众冒着风险保存了这张布告，1951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征集并拨交中国国家博物馆。

布告纵36.5厘米、横36厘米，油印，纸张已变黄，多处破损，印痕褪色，背面有张贴痕迹，但字迹仍然清晰，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红军长征时过彝民区的故事。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

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历史背景

　　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优势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

在第五次战役中，得到德国军事顾问团（于日本、德国及意大利缔结盟约后，撤离中国，详见中德合作 （1911年－1941年））相助。

柳维垣将军首先改变中国国民党的战略，他反对围剿，提出改变围剿为追剿。

此一新战略为蒋介石所采纳，改变中国国民党作战策略，战法步步为营，加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军事路线错误，赢得第五次战役并发动二万五千里长距离追剿。

中央军追击红军，进入西南各省军阀地盘，国民政府势力自此进入云贵及四川。

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到：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柳维垣将军，后来有戴岳。

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

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产生的过程。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告：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长征为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中央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撤退和转移。

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首次使用“西征”这个词。

红一方面军行程在二万五千华里以上，因此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或万里长征北上抗日，当时的国民政府称其为“流窜”。

红军被迫穿越大面积的雪山、高原草甸、永久冻土带和无人区，主力由出发时的30万人锐减到2万5千。

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