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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伪
厦门大学法学院2012年至2013年第一学期
知识产权法书评
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姓名：
廖子浩
学号：
12920112200159
历史的真伪
——《重说中国近代史》书评
厦门大学法学院廖子浩
摘要历史是民族的记忆，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很难用到，倒是一旦丢了历史，就意味着我们丢了过去，丢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如何判断一段历史的真伪则是学习历史的基本要求。
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书面上的历史大多是一种灌输思想观念的历史，这样一个“假”的东西深深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张鸣教授以一种“重说”的方式阐述了一个“新”的近代史，真正的近代史，对我们学习真正的中国近代史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历史的真伪如何判断，仍然是一个有待思考的谜题。
关键词历史的还原中国近代史思想观念历史的真伪晚清修律
一、历史的还原
对于中国近代那一段历史，大多数研究者研究的方向都大致相同，即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两条线索来解读：
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
如周东平教授在其主编的著作中写道：
“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与国内封建主义相互关系的历史，是在外来因素冲击下，国内各阶级、阶层在旧体制内以渐进式变革的方式进行回应（冲突、改良、转换）的历史。
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民族危亡面前，就如洋务运动是一部分士大夫与地主阶级开明派的回应，“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的回应。
戊戌变法是促进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回应一样，清末的变法修律就是清政府被迫做出的回应。
它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在于社会的（或民间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罢了。
”
传统的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对于解读真正的历史造成了一种惯常思维模式，充斥着阶级观与政治观念。
如何才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张鸣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张鸣教授对于近代史的解读不再是范文澜、胡绳式的基本模式。
而是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理解。
通读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段被扭曲的历史，而是一段客观公正地对近代史的描述。
笔者在读完后对张鸣教授的这本著作后，认为该著作有以下值得欣赏之处：
一、语言轻松，易于理解。
作为一本通读，且类似于讲义的一本著作，张鸣教授以一种非常幽默却深刻的语言给我们再现了近代那一段“新鲜”历史，作者在书中深入浅出，体例清晰，笔法轻松，而不是呈现出被“固化”的近代史。
例如他将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三种态度概括为：
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是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
我要反抗，把中国近代史仅仅写成反抗的历史；情妇心态，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就无法进步，但是殖民过程又是比较委屈的。
尽管张鸣教授的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小说，但又不失深刻。
二、观点独特，引人思考。
张鸣教授的这本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如：
“……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
大家都是一个教的兄弟，这样太平军对外国人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不排斥外国人，也乐于接受西方的新事物……加上太平军自认为是外国人的兄弟，所以对于外国人的东西都能接受。
”
“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这其实是很荒唐的。
谁是资产阶级？
……要我说，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
”
姑且不论观点所有观点的真伪性，单就张鸣教授的这种不随波逐流的思想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以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解读方式为我们重新述说了一段晚清及民国前期的历史。
张鸣教授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讲解了这一段历史，读这些文字，很是有趣，它摆脱了传统史书的说教方式，为当代学生更好地理解那一段历史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三、对中国近代史的客观分析。
传统的历史研究大多是作者以个人的态度立场去评论历史事件，和笔者以往看过的历史书不同，本书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是一种历史的客观描述，并没有掺杂作者个人偏激的政治立场或情绪。
张教授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的观点，他总是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臧否人物。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过往，中国近代史揭示了：
落后就要挨打。
如何从落后中走出来，需要“历史的良心”，即在现实情境下的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四、标新立异，不同于其他人。
当一种学术被政治观所拘束的时候，往往很难产生一种客观的观点，是否不受其影响成为了作品是否成功的一个判断方面。
在以阶级观和政治观充斥在学术界的时候，张鸣教授并没有局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而是不同于其他人，用自己的良心述说着近代史。
就像是对历史的一种还原，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近代史。
没有的固定的研究方式，没有拘泥于传统，没有拘泥于表达方式，甚至带有一种嬉笑怒骂式的幽默，但就是因为秉着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近代史。
二、历史的真伪
张鸣教授在该书中以全新的视角书写了那段历史，对传统的历史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针对张鸣教授的这本《重说中国近代史》，笔者认为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论据不充分，缺乏一定的论证。
或许是碍于此书是由张鸣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整理而来，又加上受众面为全体学生，作为一本评述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张鸣教授在此著作中并没有给出具体而又充分的论证，因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通读完这本书，笔者深感“不过瘾”，即是因为这本书没有很细致的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也就无法得知其真伪性。
拿清末新政和晚清修律做个比方：
在讲述晚清修律及清末新政这段历史的时候，张鸣教授是如此讲述的：
“所以，在我看来，清末的新政实际上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
事实上也是如此，朝廷中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创办的新机构，如邮政、内政（就是警察）等，还有废除科举，都在有序的进行。
我们不能因为这一过程十分紧密就认为废科举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不安。
其实，废科举基本是波澜不惊的，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动荡。
”
“以前否定新政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谈预备立宪的事儿。
他们宁愿忽视新政中这个最积极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主观上想压低新政的历史地位，因此就不想对预备立宪有太多正面评价。
其实，这次预备立宪真的是不错的。
”
很显然，张鸣教授对其的态度是肯定的，认为其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张鸣教授并没有给出细致的述说，没有继续论证下去。
因而笔者读完后大有一种无法完全相信其所述事件真实性的感受。
二、观点真伪性有待判断。
张鸣教授在讲述某些历史事件时，往往夸大或者贬损了其作用。
再拿晚清修律与清末新政做例子，对于这个历史事件，张鸣教授提出：
“所以，总的来说，由于有外在因素的监督和刺激，在这次变革中，整个国家机器并非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无可救药。
越到后来，它的吏治腐败程度其实越是在逐渐降低，还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有人监督，报界能监督各地自治的乡绅，后来的省谘议局能够对官僚系统实行监督，另一方面商业发展之后，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必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了。
所以吏治其实是在逐渐好转，预备立宪以后，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明显了。
事实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
”
“现在看来，底层民众可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对自身合法权利有清晰认知的现代法律意义之个体。
但是，公民的现代概念毕竟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
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启蒙才能得到。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被植入，以后即使你不是乡绅，只要有了财产，有了权利意识，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诉求，那就可以参与竞选。
”
这一说法虽然看到了清末新政的可取之处，但实有过分夸大其作用之嫌。
清末新政作为清朝统治者的一场救亡图存的自救运动，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保守性，未能够认清当时的现实情况，因而也并没有采取真正有用的措施。
因而张鸣教授夸大了晚清修律与清末新政的作用，而忽略了其本质上的“不成功”：
首先，以《钦定宪法大纲》来说，《钦定宪法大纲》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精神。
清政府在其政权日益没落之际，仍企图用政治欺骗的方式，将君主专制制度披上“宪法”的外衣，以宪法的形式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与颁布，再次明白地表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
《钦定宪法大纲》公布以后，立即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和反对。
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因此而停止革命活动，就连统治集团内部的温和改良派也大失所望，清朝的统治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新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从1901年清政府宣布“变通政治”、实行“新政”到1906年“仿行宪政”，再到后来《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所有的这些都是清政府的幌子，“大权统于朝廷”、“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仍然是其“新政”的实质。
作为地方咨询机关的谘议局和作为中央咨询机关的资政院，只不过是“民主”的点缀和承旨办事的御用机构。
再就晚清修律来说，清末的“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修订法律是全盘肯定传统的伦理纲常，用新的形式包容旧律的实质，还是较多地吸取西方法律精神，对旧律进行较多地改造，以及是否将法律与道德、形式制裁与行政处分做必要的区分。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中的反映。
礼法之争的事实，暴露了法律变革，具体地说是法律移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传统观念和外来观念的冲突问题，亦即法律的适应性问题。
尽管法理派的主张代表了此后的法律发展方向，法律在沿着西化的道路往下走，但在对这个问题的论证上，法理派同理教派一样都是不充分的。
张晋藩教授在论述晚清修律时提到：
“总括上述，晚清修律中西杂沓，新旧并存，既矛盾又统一，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法律文化的代表。
但总的来说，晚清修律体现了近代中国由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过渡的历史趋势，所引进的西法对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新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可以说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开端，为民国以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建制提供了前进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沈家本是获得了某种成功的。
但是沈家本修律的目的是适应西方列强的需要改良法制、改善清朝的统治，使它在四面环逼的革命冲击中，渡过危机，在这一点上沈家本又是失败者，清朝并没有因为沈家本的改良法律而得以续命。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晚晴修律以及清末新政并非如张鸣教授笔下的那么成功。
不可否认，晚晴修律和清末新政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中国法制的近代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中国法制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机，但是由于其本质上的缺陷，晚晴修律以及清末新政并不能改变当时恶劣的状况，故而也无法真正的实现法制近代化。
对于晚晴修律和清末新政的评价，一味的肯定或者否定都是片面的，只有充分认识到其成功与失败之处，了解其本质之处，才可以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尽管《重说中国近代史》存在上述的两个不足之处，但是并没有影响其在学术界的重大意义，我们切不可因这两个不足而忽略了其重大意义。
三、看历史的角度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
一天早上起来你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
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出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
历史的重要性一直都被挂在嘴角，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了解过去的历史不论是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或者是个人修养的提升，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但是历史之真伪性却是件很难判定的事情，任何一件书面上的历史事件评价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意见，因而我们很难通过这些书面上的资料来判断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再者，书籍或者口述资料在当代生活中仍受到一定的管制，因而一些历史事件也就因其而无法被还原。
在研究近代史时，亦是如此，有限的资料加上并非完全真实的记载阻碍了学者得出真实事实与结论。
如何以一种最接近于史实的方式去解读历史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项指导原则值得提出来。
我们美国人在分析别国革命时，常忽视一个基本因素，即领导人的理想或梦想，领导人常以此来鼓动自己的追随者。
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
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
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
这是费正清教授在其著作中写到的一段话，从之不难发现，美国人看待中国历史与中国学者自身去看待中国历史的区别。
如何去看待历史？
以怎样的角度去看历史？
我们常常不知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观影响下，中国当代的近代史研究无可避免的具有缺陷性：
历史的研究缺乏一套分析套路，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
正如杨天宏教授提到的：
“历史要成为一门成熟学科应该有认识论的基础和系统的分析套路,不能“见子打子”,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能满足于引进几个对具体问题研究有助益的“范式”或几种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历史固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敢于说它是“科学”或至少是极力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建构,致力于对历史的宏观阐释以及规律性的探讨,这样的研究包含了对历史高度抽象的思维,尽管有时难免将历史做成相对空泛的“宏大叙事”,但形而上的功夫往往较深,能较好体现研究的系统性。
现在的学术取向则强调专深精细,注重对历史个案作微观剖析,虽于具体问题的深入发掘有所裨益,却忽略了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作茧自缚,将认识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不能从普遍联系中去认识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以至史学研究中系统性严重缺失。
”
杨天宏教授提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系统性的缺失与这些年来日渐兴起的以“解构”为特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很大关系，这种过分的追求细致事件忽略了对历史整体性的评价与对待，故而无法实现历史研究方法的真正变革。
作为一个门外汉来研究历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选取以及相关事件真伪性的判断显得尤为吃力。
因而充分吸收外国学者看待中国历史的方法，摆脱阶级观去认识中国历史，是笔者今后学习的重要方面。
四、结语
传统的范文澜式的解读方式已经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再次建构真正的历史观，如何做到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是每个学人探索的任务。
而张鸣教授的这本《重说中国近代史》恰似一阵凉风，让我们的头脑得以开始清醒的去思考当代学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
通读整本书，从中收获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具有颠覆式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再理解，还是一种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
在近三十年来史学研究方法不断变革的潮流中，在当代学术潮流下，张鸣教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无疑发挥着导向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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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中国近代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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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载于《思想教育导刊》，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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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近代化》，载于《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3月第1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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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修律的原因、价值及其局限性》，载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第24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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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礼法之争研究评述》，载于《兰台世界》，2008年12月下半月
18、杨天宏：
《系统性的缺失：
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来源于XX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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