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区域和民族人口因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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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区域和民族人口因素

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区域和民族人口因素

[哈萨克斯坦]А.Г.加里耶夫/著胡红萍/译

2012-03-2615:

26:

43　　　来源：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加里耶夫.哈萨克斯坦土兰大学；胡红萍.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830011）

　　摘要:

哈萨克斯坦按地区有几种分类方式。

按照传统的方法分，国家被分为小玉兹、中玉兹和大玉兹三个历史区域。

直至今日，哈萨克人依然保留其玉兹属性的历史记忆。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以地理和经济为根据的苏联式的分类方法，划分为西部、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五个区域。

这种分类在几个州的名称上沿用至今。

目前，所有地区的族群和人口状况正发生迅速地变化，然而，区域因素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还继续影响着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

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在经济、民族、社会和政治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它仍将面临着多层面国内政治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可能激化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问题。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民族；人口

　　中图分类号：

F061.54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9245（2011）01-0047-06

　　作者简介：

А.Г.加里耶夫，1965年生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土兰大学PhD博士生；胡红萍：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哈萨克斯坦按地区有几种分类方式。

按照传统的方法分，国家被分为三个历史区域：

小玉兹、中玉兹和大玉兹。

历史上，这种地域划分符合以哈萨克部落游牧方式而自然结合成的玉兹的地理分布。

这些结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虽然民族（族群）和历史文化（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每个玉兹主要由三个不同的族群构成）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直至今日，哈萨克人依然保留其玉兹属性的历史记忆。

一些专家（主要是西方的专家）认为，现代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进程依然受玉兹因素的影响。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以地理和经济为根据的苏联式的分类方法。

根据这种方法，哈萨克斯坦划分为五个区域：

西部，北部，中部，东部和南部。

每个地区都有其自身的地理和经济特点。

这种分类在几个州的名称上沿用至今。

在苏联时期之前有过对哈萨克斯坦更为简单的分类《讲俄语的北部地区》（其中包括中部）和《哈萨克人或穆斯林的南部地区》（但不包括阿拉木图）。

这种划分是以哈萨克斯坦在20世纪复杂的历史命运造成的族群因素为基础，也反映在居民构成中的人口族群变化。

　　目前，所有地区的族群和人口状况正发生迅速地变化，欧洲民族人口的比例大大降低，城市在迅速地哈萨克化。

同时，合法和非法移民潮不断地从中亚各共和国甚至前苏联以外的亚洲邻国涌入。

然而，区域因素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还继续影响着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

　　苏联解体后，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建设进程中，建立了直接向总统负责的行政管理制度（州长制）。

该系统阻止了任何使哈萨克斯坦实行联邦制的企图，并杜绝了分裂主义在不同族群及区域滋生的土壤。

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专家认为，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两大民族阵营——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和哈萨克（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民族。

　　哈萨克人除了氏族分支的问题，还存在其它的冲突因素，即哈萨克人被分为三个玉兹。

哈萨克部落的传统的以游牧畜牧业为基础的经济调控功能早已不复存在。

在经历了俄罗斯殖民统治的缓慢死亡期之后，农业集体化给这种传统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在哈萨克斯坦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在传统牧区或紧邻其生活范围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宗族组织仍保留着社会调节功能，并成功的按照宗族原则在组建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得以加强。

尽管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哈萨克人以游牧为社会再生产力的结构框架被破坏，但哈萨克人的民族认同感并未消失。

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现代哈萨克人的部落关系问题放大来看。

正如苏联的其他民族一样，哈萨克人的等级观念首先是建立在以职业和单位属性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1990年西方专家的统计，上层社会中城市哈萨克人占多数，为29.3％，其次为非哈萨克人，占25,4％。

在哈萨克上层人士中，来自于大玉兹和中玉兹农村的比例基本不相上下（分别为17.3%和17.5％），而大玉兹和中玉兹在哈萨克居民人数中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4.63%和41.24％。

就此，笔者得出结论，来自大玉兹的上层人士比例占明显优势。

到2000年初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到了阿斯塔纳。

首先，来自小玉兹的上层人士在政界的位置得以巩固；其次，大玉兹和中玉兹之间的潜在联盟被打破。

　　西方学者认为，部落氏族的关联被用到了地区政治当中，其中包括削减州的数量及州长的任命当中。

当局设法防止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在部落基础上的发展。

但这个政策却与实际情况产生冲突：

如果行政长官不能代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家族，其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因此，市长不得不在自己身边建立起相应关系网（通过提供税收、金融、贸易和特权等的优惠），这种制度，笔者认为是氏族政治最纯粹的表达形式。

　　氏族制度的发展有两种途径：

第一，部族裙带关系，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

第二，氏族平衡，让政治系统获得稳定性。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在哈萨克斯坦，这两种现象是同时期发展的。

在保存和加强宗族关系的方面，研究人员认为，那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的移民，在新的居住地被迫强调自己的氏族（即部落）身份,以此获取认同为自己在新的地方的生存创造所需的条件。

尤其是在哈萨克人口密集地区。

同时，宗族关系也在其他方面被利用，如宗教认同与关系腐化等。

　　玉兹归属性如果可以消除冲突，则应该这样做。

假如持不同的政见和社会地位的哈萨克人基于同一玉兹的基础而团结起来，那么氏族（玉兹）体制则为一个积极的因素。

区域分歧也因此消失。

如果因玉兹的归属性导致冲突，带来对资源和地域的角逐，那么这一体制则会起负面作用，并使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区域性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动态和社会经济条件导致了哈萨克斯坦人口极不均衡的分布和密度。

另外则是大势所趋“哈萨克族化”州的发展。

随着“哈族化”的增强“，俄罗斯化”的减少，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在消失。

原则上，即使到今天，依然存在着社会文化的分界线，特别是哈萨克人被明显区分。

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即“真正的”与“非真正的”哈萨克人。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哈萨克人的冲突在于“北方人”和“南方人”。

前者指责后者拘泥传统和伊斯兰化，后者谴责前者对哈萨克文化和语言的无知。

北方哈萨克人被认为是“冷静，俄化和理智”的，南方哈萨克人则是“东方化，穆斯林信仰者及好客”的。

　　自1959年以来，地区“哈族化”的趋势是另一个发展方向。

截至1960年年底，有两个地区哈萨克族人口占明显优势，即阿特劳州和克孜勒奥尔达州。

1979年，阿克纠宾斯科州和西哈萨克斯坦州哈萨克族人数越过了50％。

在1989年的人口普查中“哈萨克主体城市”已经有6个，其中包括南哈萨克斯坦州和曼格斯套州。

1999年，又加入了阿拉木图和江布尔州。

　　从现代区域政策的角度可将哈萨克斯坦地区分为四类：

1.拥有巨大的和重要战略矿产资源地区（阿特劳州、曼格斯套州、阿克纠宾斯克州、西哈萨克斯坦州、杰兹卡兹甘州和江布尔州）;2.资源相对有限地区，但拥有大型加工基础设施（卡拉干达州、巴甫洛达尔州、东哈萨克斯坦州和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3.发达的农业生产地区（库斯坦奈州、南哈萨克斯坦州、阿克莫拉州、科克切塔夫州、图尔盖州、塔尔迪库尔干—阿拉木图地区）4.大面积的贫困地区（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克孜勒奥尔达州、图尔盖州）。

中小型城市发展的衰落在区域危机的层面表现得更为尖锐。

　　地区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决定，还取决于与中央政府的政治竞争。

即使在苏联时代，地方政府自治的程度和范围就是有争议的问题。

在城市和地区层面，有过直接选举产生并运行的议会。

另一方面，存在着等级分明的、由中央协调的管理机关，即执行委员会。

　　任何情况下权力和影响力都不属于由无酬劳的和往往缺乏政治经验的议员组成地方议会，而是属于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不乏具有专业素养的“管理人员”的地方执行委员会。

到了苏联解体时，地方行政机构相对于中央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自主权。

在对权利和资源的斗争中，有许多地方政府能灵活地在地区，跨地区的党务和管理机关安排自身的利益代表，通过操控当地的经济指标和实际情况而从中央获取资金。

　　为了打垮对中央改革地抵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于1992年2月进行了行政结构重组。

奠定了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原则。

地方管理机构获得了有限的自主权。

同时，州长都直接听命于总统，并由其亲自任命和罢免。

然而，这种改变并没有消除地区和城市级别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现有冲突。

地区和城市议会都对强加于身改变进行了有力地抵抗。

　　经济落后地区的州长都害怕失去国家必须分配给他们的财政补助金，但经济发达的州长则担心在土地财政均衡框架下损失所得利润。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州长则试图以合法或非法的行径获得更广泛的空间，以保留该地区的经济利润。

　　从人口规模、结构和发展方面来看，哈萨克斯坦区域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居民的分布在一些地区有着显著地差别，但由于1997年初新的土地划分，一些州的居民人数从50万至100万。

有着明显人口优势的州，居民数量有所下降。

　　地缘政治的变化关键在于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到了阿克莫拉/阿斯塔纳，虽然阿拉木图依然保留了很高的地位，但已降到了省级的水平。

总的来说，哈萨克斯坦的权力体系的特点是强有力的垂直执行制度，但在这两种权力授权方式之间存有矛盾。

这两种方式是任何一种单一制统治所特有的，并且在哈萨克斯坦是存在的：

第一种授权指的是（非集中化）授权给地区性的行政当局（自下而上），第二种——指的是向（州级）地方政府（自上而下）转交权力（分权制度）。

哈萨克斯坦宪法确定两种机制都采用。

这一矛盾体现在国家预算的制定和执行上。

　　最大的差异在于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个矛盾反映在中央、援助地区和受援地区的关系。

还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实际的面积阻挠着哈萨克斯坦统一性原则。

但也有其他因素起着脱离中央的作用，这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及在此进程中吸引国际垄断组织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投资。

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特点，各州也试图以吸引来自不同国家和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扩大影响。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差异不断增大，由于经济状况不同，一些地区经济状况明显恶化，而经济较好的地区的则趋向自治。

主体民族优势的加强促使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分离。

哈萨克斯坦南部和北部都得了补助。

两个首都、繁荣的西部、卡拉干达州、巴甫洛达尔州成为援助者，克孜勒奥尔达州和东哈萨克斯坦州则例外，两个州由于糟糕的经济和生态条件都极度地依赖中央的经济援助。

　　这一时期经济发达州在与经济薄弱州的竞争中占了上风。

这样国家被分成的5个区域，可以用图列的方式演示出来：

南部的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及南哈萨克斯坦州在经济和结构上是所有哈萨克斯坦发展最不好的。

同时，这一地区也是人口最密集地区，农业占经济的比重非常高，投资也少。

生活水平较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几乎没有医疗保健。

教育和培训机构也因庞大的预算或被倒闭或无人问津。

这些在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此相反，位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阿特劳和曼格斯套州，因其领土上拥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矿产资源得到蓬勃发展。

这两个地区的石油开采量占全哈萨克斯坦的70％。

近年来，阿特劳州和曼格斯套州吸引来了大量外资，财政收入可观，被列入援助者范围以支持较弱地区的发展。

两州在人口方面也存在差异。

曼格斯套州的人口比哈萨克斯坦其他地区都少，而阿特劳州占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比例最大。

两州的生活水平虽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收入的大部分上交给了中央，这两个地区明显地趋向于实行自己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行业精英也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有关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小玉兹占优势），这造成一种局面，即哈萨克斯坦政治分裂主要原因交汇于此。

这些精英们可以对阿斯塔纳施压，甚至让那些在他们的地域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作出让步，但这些州缺乏足够的可利用的工具，以捍卫自己的利益。

　　克孜勒奥尔达州、阿克秋宾斯克州和西哈萨克斯坦州，尽管开采石油，但依然是经济薄弱地区。

人口密度非常低，大型城市基本上没有。

由于极端的气候条件（草原）没有农业。

大部分地区的环境遭到破坏。

教育和卫生系统发展滞后。

在东北部农业区有库斯塔奈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1997年纳入、东哈萨克斯坦的受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

原来的经济强州由于农业和工业生产下降失去了影响力，其中一些落后地州因拥有各种矿产资源，所以依然有发展的机会。

　　在高度城市化的卡拉干达州和巴甫洛达尔州，社会条件要好得多。

东北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较早具有经济吸引力和高生活水准地区。

但自1991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时期发达的工业中心的影响力在下降。

　　州级政府的管理机构一方面成了经济发展的抑制因素，另一方面也成了哈萨克斯坦联邦化的催化剂。

这一趋势在最高领导层里也能察觉到。

为了防止宪法确定的单一制原则的彻底失效，1996年秋天，哈萨克斯坦的政治领导层编写了《地区政治构想》。

这项举措的目的在于转移在州里进行经济改革的注意力，增加州在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责任。

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付诸实施，只是减少了行政部门的数量而已。

　　在哈萨克斯坦区别管理的真正原因应从衡量州长实际权力中找寻。

学者们将上世纪九十年代哈萨克斯坦的州长们分为两组，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州长处于中央的较强监督范围内，这是由于这些地区邻近西伯利亚并与其有着传统的关系。

另一个重要的进程是地区精英层的形成。

这些精英们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发挥着作用。

地区精英的形成是国家执政阶层哈萨克化整体进程的一部分，然而，地区精英却在寻找自己的资源以求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合法化，并与当地其他精英结成联盟（在西部石油产业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在一个多民族社会条件下保持统一性一直是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然，只有像国家这样的联合体才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共同的身份的象征，然而所有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哈萨克化进程却不允许这样做。

在哈萨克人当中对国家有家长式的认知，这与强大的总统权力有关。

俄罗斯人认同自己过去的苏联身份，极少部分认同俄罗斯。

　　中央向心力因素的存在与民族均质化、政治党派相对较弱地区一级积极进行选举、执政部门在政治进程中起主导作用，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得以巩固、迁都等相关。

语言在国家统一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哈萨克语语言的同质性和方言的弱化是积极的因素。

作为各民族交流手段的俄语的贡献在巩固。

　　现有的社会经济差异在许多方面对个体族群产生着影响。

哈萨克人主要是生活在经济贫困的南部，同样也生活在经济繁荣的西部。

俄罗斯和其他欧洲民族群体集中在大城市、工业中心和东北部的农业区，以及经济状况困难的地区。

自然气候和国家地理划分加强了这些族群间的社会文化差异。

哈萨克斯坦沿边界地区人口密度很高，而卡拉干达的中部主要是草原或沙漠地区人烟稀少。

独立以来原已存在的社会文化对相邻地区吸引力在增加，这种变化将在未来通过边境贸易得以加强。

因此，受到乌兹别克影响的南方变得越来越接近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居民占主要成分的北部则接近俄罗斯，维吾尔和回族和其他东方民族则依恋于中国。

　　哈萨克斯坦各州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差异。

一类是农村人口比例高，同时以农业和传统工业结构为主的州；另一类是城镇人口比例高，拥有矿产地和竞争性行业的州。

在政治层面，社会经济差异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上述富裕地区试图从中央获取更多的自主权，以便为实现自身利益得到更多的财政资源。

反之，经济状况较差地区努力寻求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以继续获取援助。

　　因此，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面临着两方面对其统一性的威胁，即民族区域自治和分权管理的要求。

加强哈萨克斯坦统一性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单一制集权国家。

政治精英的利益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一致。

哈萨克斯坦的政策是非常务实的，避免任何意识形态的对抗。

哈萨克斯坦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平衡，这种平衡是经济、民族、社会和政治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系。

　　哈萨克斯坦得以生存和逐步发展为独立国家是其建国初期采用了欧洲的方案（从法律、政治、文化和文明的角度），这一选择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阶段，但哈萨克斯坦未来仍将面临着多层面国内政治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可能激化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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