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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肥皂》
《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27、28日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彷徨》。
全篇约九千字，表现了鲁迅在面对他所描写的人物时所呈现的讽刺态度。
作品讽刺之深，真是刺刀见红。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叫“四铭”的封建卫道者，因为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乞丐，认为这是“孝女”，听到流氓说“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一洗”后，他忍不住买一块肥皂回家，希望自己的太太也“咯支咯支”搓一搓；恰巧在药房里买肥皂时，遭到店员和洋学生的讪笑，骂了他一句“恶毒妇”；回到家逼着儿子查字典，吃饭时看准一块菜心想去伸筷，却被儿子夹去了。
于是就教训儿子不孝……
鲁迅的《肥皂》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讽刺小说。
整篇小说采用白描的手法细写四铭的行状，“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暴露出了他龌龊的灵魂。
四铭是“昌明国粹”、力挽颓风的伪道学，是新思潮冲击下的封建怪胎。
阅读这篇小说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他。
一是作为封建卫道者的四铭，曾经也“奉旨维新”，提倡过学堂，现在又和何道统、卜薇园一类的封建遗老结成同党，同流合污了，他们反对新文化、咒骂新学堂，成立“移风文社”，上文“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表现出公开的反动性；而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学堂，家里也有金边的英汉词典，还责怪儿子读英语不能“口耳并重”……奇怪的组合，使这个怪胎的形象分外鲜明，而作者的讽刺也由此表现得分外深刻；二是作品并没有正面展开四铭的反动行为，却用讽刺的放大镜来透视他灵魂深处的丑陋。
作品的主要成分是写四铭买肥皂回来后，在家里的一系列表演，写出了他的虚伪和肮脏内心。
两个层面由肥皂——孝女而关联起来，把前者四铭的道貌岸然和后者四铭的男盗女娼并举描写，起到了强烈的而又漫画化的效果，突出了讽刺意味。
４．《影的告别》
《影的告别》1924年12月8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期，后收入《野草》。
它是一则鲁迅先生自我心灵剖析的记录，主要借助“影”的独白来直接抒发自己在明暗之间彷徨的思想情绪，通过影的生存的两难，展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的影子向人来告别了，因为影子不愿意存在不明不暗的境地，尽管它十分明白离开了人，自己势必是无法生存的，光明和黑暗都将把它消灭，但是它依然还是不愿意彷徨在光明和黑暗之间。
执着于现实，为别人换得光明，这是鲁迅绝望后的抗争姿态，也是鲁迅人文精神的起点。
同时我们对光明的理解，似乎不应该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光明”，而应该理解为对于将来的一种承诺式的希望，鲁迅从写《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开始，到《药》里的花环，都有一种“听将令”的对于将来的承诺，但这种承诺逐渐被鲁迅认识到其中的虚妄，因此在这里，影子自然是要告别了。
通过《影的告别》，我们深入到鲁迅的内心深处了解了鲁迅，认识了一个内心矛盾着的、执着于现实的鲁迅。
５．《示众》
《示众》发表于1925年4月13日北京《雨丝》周刊第22期，后收入《彷徨》。
这是一篇独具异彩的小说。
写一个十一、二岁的胖孩子——馒头店的小伙计，还有陆续出场的18个人物——他们都没有姓名、没有性格特征，只有外貌和行动举止，这群萍聚云散的陌路人成为首善之区西城马路上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汇集到一起看“示众”，可他们也被鲁迅“示众”于大庭广众之中。
通过这次“集体示众”，鲁迅为我们揭示了国民麻木的劣根性。
鲁迅的绝望是他人文精神的起点和支点。
对家族、血缘，特别是对传统和现实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体验，构成了他的绝望的姿态。
这里就又集中到鲁迅长期关注的一个核心——“国民性”。
因此贯穿在鲁迅几乎所有作品中的形象系列——麻木、愚昧的庸众的形象系列，读这些段落，我们如果联系《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路人、青年人包括孩子，以及那狗；《阿Q正传》中的阿Q、王胡、小D以及未庄和城里的闪动着狼一般眼神的看客；《药》中的看客和茶客们等等，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都成为迫使狂人“狂”而又“病愈”的根源，都是中国长期以来难以前行的根源了。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鲁迅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没有完整的故事，人物的性格也不是分明的，甚至人物连姓名也故意隐去，作者就是在塑造一个群像，就是在故意消解一切可能引起看客兴趣的动因，因此看客们的举动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纯粹是在无聊中寻找刺激的行为了，这样一来就使这个“示众”的场面本身具有了典型性，使得全体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那么疗救和启蒙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执笔：
江苏电大副教授钱旭初）
郭沫若诗四首
６．《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创作于1919年12月末，发表于1920年1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女神》。
最初发表时共24节，收入《女神》时删去最后两节。
这两节诗是：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我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的兄弟姊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虚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
《地球，我的母亲！
》写得浪漫纯真、情深意切，是《女神》中比较优美别致的一类诗。
如果说，《凤凰涅槃》是从泛神论的地心中爆发出的火山，那么就应该说，《地球，我的母亲！
》是从泛神论的温床里滋生出的奇花；《天狗》代表《女神》气势雄伟的一面，《地球，我的母亲！
》展示《女神》风景秀丽的一角。
对母爱的歌颂、向往，是冰心小诗的特色之一。
她在《春水·一0五》中咏叹：
“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在《繁星·一五九》中，她再次歌唱：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诗句精美，“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
《地球，我的母亲！
》也歌颂母爱：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笔调汪洋恣肆，新鲜、净朗、祥和、博大的母爱时空使人感到“体之周遭，随处都是乐园，随时都是天国，永恒之乐，溢满灵台。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
《地球，我的母亲！
》是一幅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四”圣母图：
玉立于诗行之上的地母沐浴在曙光初照之中，晨风吹拂之下，那么崇高温柔，那么仪容动人。
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是一个呼唤巨人的时代，“地球，我的母亲”可以视为这个时代献出“卡冈都亚”的圣母。
现代德国最优秀的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创作的单幅石版画《面包》塑造了一个“震动了艺术界”的母亲形象：
饥饿的孩子急切地拉着妈妈要东西吃，而贫穷的母亲两手空空，毫无办法满足孩子们最起码的要求，揪心的母亲只能背人饮泣。
诚然，这种“再现”的艺术，这个感染力很强的受难的圣母像，具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愈看，而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的艺术境界，对于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旧世界的水深火热，无疑是极有审美价值的。
然而，它毕竟是个现实而沉重的“画题”。
《地球，我的母亲！
》则是“表现”的艺术，诗情画意完全是由诗人“抛舍自己”而生，是个理想而轻松的“画题”。
它属于“五四”时代精神：
清新、明朗，乐观、进取。
泛神论的自然观使诗人将“地球/母亲”推崇到至尊至圣的地位，所产生的美学效应令人击节：
它既揉进了“五四”反封建的时代内容，又创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童话世界。
走进《女神》，这种秀丽风景常使人流连忘返。
７．《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写于1920年1月20日，发表于同年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女神》。
《凤凰涅槃》为6章，即《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
可分成三个段落：
一是《序曲》，写凤凰采集香木、准备自焚的情景；二是《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写凤凰自焚前的歌唱，倾诉了长期郁积在胸中的辛酸、羞辱和愤懑，表达了与旧世界同归于尽的决心。
同时，还通过一群凡鸟的丑恶、滑稽的表演，来反衬出凤凰高尚的灵魂，其中，《凤歌》和《凰歌》是全诗的重心；三是《凤凰更生歌》，表现了新生命的诞生，也象征着祖国新生，是全诗的高潮。
《凤凰更生歌》分为“鸡鸣”和“凤凰和鸣”两个部分，本书节选后者。
《凤凰涅槃》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主要流行的有两个，一是《学灯》上的初版本，一是收入《女神》后，于1928年的修改版。
本书选用的后者。
五百岁的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
《凤凰涅槃》采用这一传说，表现希望古老中国新生的理想。
其中，凤凰的涅槃，是抒情主人公个人的涅槃，也是中华民族的涅槃。
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这里所说的“我”，既是诗人自己，也代表了当时无数进步的青年。
追求新生，是当时进步青年的共同愿望，而这种愿望又是和整个民族解放的要求完全一致的。
可见，诗中凤凰形象的内涵极为丰富。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郭沫若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
郭沫若自己也说过：
“我在年青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
那时对宇宙人生观问题搞不通，曾有一个时期相信过泛神论。
……在我的初期作品中，泛神论的思想是浓厚的。
”的确，“从思想、感情来看，《女神》是从泛神论中爆发出的火山”（楼栖《论郭沫若的诗》）。
换句话说，泛神论是郭沫若“五四”时期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得心应手的表现方法和手段。
或者说，正是泛神论酿成了《女神》的独特底色。
在《凤凰涅槃》中，我、你、他、我们、他们、火、凤凰的和谐一致，翱翔欢唱，即为泛神论的功劳或美学效应。
人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
”（沈从文《论郭沫若》）。
《凤凰更生歌》是《凤凰涅槃》的火山爆发式的结尾，也是该诗中泛神论特色最明显突出的本文所在。
文本中那些想象丰富、热情横溢、具有无限艺术魅力的诗行原是泛神论催生出来的。
９．《天狗》
《天狗》创作于1920年2月初，发表于1920年2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女神》。
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爆发期。
“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
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便是当时的实感。
”《天狗》、《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
》、《炉中煤》等不朽的名篇，都是在郭沫若那个“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爆发”出来的。
在《三叶集》中，郭沫若用一个等式表示了诗的创作过程：
“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他还解释说：
“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
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
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
这些东西……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正是“五四”的时代风暴掀起了郭沫若心境的汹涌波浪，他“癫狂”了。
天狗是天上的叛逆者、破坏者，《天狗》用传说中的天狗自居，发出惊天动地的绝叫：
“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最后甚至也剥食自己的皮肉、心肝。
奇特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粗犷的语言……形象地表现出“五四”扫荡、摧毁一切旧事物的时代情绪。
《女神》的主导风格是暴躁凌厉，奠定其在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也主要是那些具备并能引发暴躁凌厉之“气”的诗作。
《天狗》诗句短截，节奏急促，如狂暴的急雨，如火山爆发。
是一种狂躁、焦灼的呼喊，是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
因此可以认定，《女神》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天狗》之类的作品。
1919年1月24日，周作人写了《小河》一诗，用象征手法表现反对束缚人性，要求让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甚得时人称道，被誉为“新诗正式成立的标志”。
和《天狗》势不可挡的气势相比，其呼声和力量都显得太低沉、太微弱。
《天狗》中的“我”，强大、自信，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宇宙万物的化身，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
读《天狗》，能使人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击，能使人更迅速地进入“五四”历史现场。
走进《女神》，不能绕开《天狗》；走近郭沫若，不能不研读《天狗》。
茅盾小说三篇
10．《幻灭》
《幻灭》写于1927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8卷第9、10号，第一次使用“茅盾”作笔名。
192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幻灭》是《蚀》三部曲的第一部。
作品以大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为背景，主人公章静是上海S大学的女学生，她和同学抱素相爱后，几乎忘掉周围的一切，不久，她发现抱素是个“受着什么‘帅座’的津贴的暗探！
”而且已经有了爱人，她感到很痛苦，陷入了悲哀的泥潭。
后来在她的同学史俊等的鼓励下，又从悲哀中走出来了，投身于革命行列，奔向当时革命的圣地—汉口。
她参加了北伐誓师典礼，受到了无限的鼓舞。
不久，她感不到“生活的乐趣”，又产生“幻灭的悲哀”。
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她换了三次工作，后来她到医院当护士去。
在看护过程中，遇到一位斯文温雅的连长强唯力，便发生了爱情。
静女士认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愉快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常在，强连长又要回军队去了，她无奈只得回家。
小说还写到刚刚发生不到一个月的伟大事件“南昌起义”。
《幻灭》是茅盾的第一部小说，真实地表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心理变化，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引起普遍注意，既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透过两个背景不同的女子（静女士未经世故、富于理想，慧女士看透人生、玩世不恭）不同的感受来分析“经验”，反映了这类革命青年“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的心理变化。
所谓“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对革命的热情和向往；另一方面则包含着不切实际的浪漫谛克的幻想。
所谓“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也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浪漫谛克的幻想的被污秽和血的残酷现实所粉碎；另一方面则包含着被泥沙俱下的某些阴暗面所震慑而摇摆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绝望境地。
这一切都是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反映。
作家这方面的形象概括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幻灭》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方面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
茅盾非常赞赏《水浒》中的“通过举动声音笑貌来表达”的心理描写手法。
他的心理描写不仅结合着“人物过去接触的具体活动来写”，而且还运用了人物自述、作者代“抒”、客观解剖和人物内心冲突甚至精神幻象等多种手法，使之有机地结合在长篇心理描写里，收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
在对慧的长篇心理描写中，作者借助慧个人身世和性格历史，真实地展示了慧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她形成的那带点病态的男性报复主义的主客观原因写得合情合理，使人物的性格给人以真实、生动的立体感。
静女士同慧比起来，要单纯得多，总是充满了理想，但在现实中却一次次品尝着幻灭的痛苦。
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写她在读书和恋爱两个方面的幻灭；后半部分主要写她在革命阵营和爱情中的又一次幻灭。
通过静在汉口总工会的所见所闻所感，既可看到当时的现状和政治人物的丑态，又可深入地了解静的性格。
11.《春蚕》
《春蚕》写于1932年11月，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杂志的第二卷一期，1933年5月与后发表的《秋收》、《残冬》，合为《农村三部曲》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小说共四章。
作品描写浙东一户普通的蚕农老通宝一家在春蚕季节紧张、艰辛、充满希望与焦虑的劳作，通过他们赢得春蚕的空前丰收反而进一步负债、卖地的结局，反映了3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凋敝、农民丰收成灾的残酷社会现实。
主人公老通宝，家里原有二十亩稻田和十多亩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人口又不多，儿子和媳妇都是劳动能手，应该是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
可是，家境竟走着下坡路；而在一场紧张的“看春蚕”的“大搏斗”之后，虽然蚕花是多年来少有的好，辛劳的“搏战”是得到应有的报酬的，结果却丰收成了灾，“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
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
”因此，可怜的老通宝竟气成一场大病。
茅盾涉足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最早是《林家铺子》和《小巫》，但它们所描写的只是农村里的小市镇，还不是真正的农村，人物也不是农民。
后来在《林家铺子》之后作者又写了一篇《当铺前》，描写一个农民到镇里去当衣服的景象。
它虽然也写到河里的小火轮，写到小火轮曾经冲倒过“田横梗”，因此引起农民对它的攻击，使作品包含较广阔的社会内容。
不过，严格说来，那只是一幅农民穷苦生活的速写。
真正较大规模地描写农民生活的，是三篇被称为“农村三部曲”的有连贯性的小说。
这三篇小说都是以一个衰败的农民家庭作为描写中心的。
其中以《春蚕》为最，它一发表就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和广泛的兴趣。
里面的人物无论是老通宝也好，阿四和四大娘也好，六宝和荷花也好，都曾经在读者中间传诵一时。
特别是关于“看春蚕”的“大搏战”的描写，是很生动、很精彩的篇章，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
我们知道茅盾的创作是以长篇小说著称的。
但他的短篇小说，也同样以深厚的生活内容，严谨的布局，寓精炼于从容裕如之中而脍炙人口。
一般说来，在艺术表现上精炼、简约和从容丰腴似乎是矛盾的，但高超的画师笔下，却会恰到好处的统一起来。
从容裕如，一方显示出作家驾驭生活的本事，一方面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底蕴；而精炼、简约则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集中概括的艺术结晶。
《春蚕》正是这样把深刻内蕴转化为艺术观照的。
据说，茅盾《春蚕》的构想，是从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引发的。
那消息说：
“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
这消息不仅调动起作家对全部农事的贮备，同时慧眼独见的发现了新的旨意：
这便是“丰收”与“破产”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初，“丰灾”题材的创作，曾屡见不鲜。
但是，《春蚕》不仅是最早的开拓者，而且是卓越的代表。
《春蚕》的成功，固然显示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更得利于人的灵魂的开掘和文化心态的刻画。
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鲁迅是杰出的中国的儿女们麻木的灵魂的画师，《故乡》、《祝福》和《阿Q正传》是揭示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灵魂的显著代表；那么，《春蚕》则承传鲁迅的传统，把农民心态的历史作为注意的中心。
小说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在于：
作者通过春蚕的故事描写了老一代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深刻仇恨和他们对于自己生活下降原因的朦胧认识。
我们从老通宝的身上可看出三十年代绝大多数中农的命运。
节选小说的第一章，也正是出于对老通宝的关注。
12.《子夜》
《子夜》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全书共19章，其中，第2、4两章分别以《火山上》和《骚动》为题发表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第1、2期。
作品以1930年春末夏初蒋冯阎军阀混战、帝国主义转移经济危机、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为背景，通过对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典型形象的塑造以及有关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命运的真实描写，展示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驳斥了当时托派鼓吹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揭示了旧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本质。
吴荪甫出身封建官僚世家，又曾游历欧美，学得一套近代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的本领。
他不仅在家乡双桥镇办起了当铺、钱庄、油坊、米长、电厂，还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大丝厂，而且联合孙吉人、王和甫等民族工业家资本家组织益中信托公司，以狠毒果决的手段吞并同业的丝厂、绸厂，还一口气吞下了八家中小工厂，幻想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王国。
当他遭到以美国金融资本为后台的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包围并屡受挫折时，便一方面向工人转移危机，加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镇压，另一方面则在公债市场上与赵伯韬斗法，企图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控制和压迫，最后甚至把自己的工厂、住宅也抵押出去作背水一战，结果完全失败，只得破产出走。
在茅盾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子夜》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就小说显示的社会概括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结构的宏大与繁复、人物创造的多姿与传神，文学语言的华赡、劲健和爽利而言，它都足以使茅盾和一般作家拉开一大段距离。
茅盾所具有的经营较大规模作品的才情、功力和耐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少人比肩的。
《子夜》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三个月内，即印了四次，可见轰动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至1934年几家报刊杂志，专门论述《子夜》的文章有十多篇，零星评论还不算。
从内容上来说，《子夜》为三十年代初期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
其中时而风云变幻，草木皆兵；时而日暖风和，觥筹交错；有五颜六色的场景，也有形单影只的抒情；有夫妇的同床异梦，也有朋友的两面三刀；有残酷的血腥搏斗，也有无耻的贪婪肉欲；……五光十色，令人应接不暇。
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一切的笔墨，都扣紧一个主题：
回答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在现实生活的提炼和人物冲突的选择上，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有所突破的。
它对资产阶级“大亨”生活的描写非常出色。
既是历史真实，也是艺术真实。
另外它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不仅是个性化的，也是时代化的。
不仅吴荪甫、赵伯韬、屠维岳等人物的语言各如其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语言也是三十年代的语言。
这不仅是说公债市场或交易所的行话或术语是三十年代的，有不少生活习惯上的用语以及说话的方式也是三十年代的。
如赵伯韬与吴荪甫的语言，时代的色彩是十分鲜明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子夜》一书奠定了茅盾作为语言大师的历史地位。
（执笔：
山西电大副教授郭学英）
老舍小说四篇
13.《离婚》
《离婚》创作于1933年夏，同年8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收入《老舍文集》第二卷。
小说描写的是北平某财政所一群公务员的思想矛盾、生活纠葛和家庭风波。
主人公张大哥把做媒当作最大的快乐和享受，自然，他是极力反对离婚的。
在他看来，一桩成功的包办婚姻是建立人间天堂的基础。
另外，离婚在法律上应被禁止，每一个正派的男女都应该唾弃它。
可在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却在准备撕毁神圣的婚姻誓约。
老李是一个有妻儿的年轻人，张大哥劝说他把妻子从乡下接来，以免他们离婚。
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却变成了地狱般的煎熬。
张大哥在马少奶奶身上编织着爱的梦，但梦没有醒，就带着全家永远回到了乡下。
吴先生、邱先生、马少爷都有许多麻烦事情——想离婚。
张大哥的儿子也没有像他父亲为他盘算的那样结婚成家，却被抓进了监狱。
女儿的婚事更让他伤心透了。
《离婚》是一部有影响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它的出现标志着老舍小说创作的核心思想——批判市民性格和形成这种性格的社会生活环境、思想渊源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全面确立。
简洁清新文字风格得以建立，幽默的风格趋于成熟。
小说通过一群灰色人物的灰色生活的描写，批判了市民性格的无聊、敷衍和保守以及形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系统。
主人公张大哥是一个带有漫画色彩的喜剧形象，一个本份、爽快、能干的旧派市民。
他安于自己小康生活，远离一切政治，但在他身上也集中了市民社会的保守、庸俗、敷衍。
他一生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
“离婚”在他的辞典中的含义已不限于一对夫妻的离散，而且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破坏，因此，他一生神圣事业就是调和矛盾，调解争端，弥合裂缝，消弭危机，“凑合”着过日子，以保天下太平。
他的婚姻观念及其人生态度深刻地体现出传统文化因训守旧、敷衍妥协、封闭自足的一面。
作品中老李性格懦弱，习惯于妥协敷衍，对社会、家庭不满，但只能苟且偷生，随遇而安。
小说写出了这类“中国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生悲剧，对他们的生存哲学给予了辛辣地揶揄嘲讽和彻底否定，蕴涵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思想。
14.《断魂枪》
《断魂枪》发表于1935年9月22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期，收入短篇小说集《蛤藻集》、《老舍文集》第七卷。
作品仅有4000余字，一桩事，三个人，三个精彩片断，构思之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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