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县衙规制与日常政务处理程序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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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县衙规制与日常政务处理程序初探
明代县衙规制与日常政务处理程序初探
县衙是明代县级政府的办公官署，可以说是一县的政治中心。
县官、佐贰、首领等朝廷职官和六房书吏，按规定都要在县衙中居住和办公，大量的执事差役也在县衙中听候官吏差遣，县级政府的刑名、钱谷等日常政务主要是在县衙中完成的。
此外县衙内外还有监狱、仓库、县学、宾馆、驿站、递运所等相关机构和设施。
考察明代县衙的布局和结构，以及日常政务在其中的运行流程，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县级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当是极有助益的。
、《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刘鹏九的《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李志荣的《元明清华北华中地方衙署建筑的个案研究》，及美国学者ThomasG.Nimick的博士论文《晚明的县、县官与衙门》。
以上成果对研究明代县衙的建筑格局和衙门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对明代县衙的具体规制和政务运作流程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说明。
）
一、明代县衙的规制
据学者的新近研究揭示，中国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筑格局到明代发生了一个显着的变化，这就是明初太祖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应遵循的“范式”。
这一规制与前朝的主要不同在于“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
[1]（P22）洪武初王祎《义乌县兴造记》载：
“今天子既正大统，务以礼制匡饬天下。
乃颁法式，命凡郡县公廨，其前为听政之所如故，自长贰下逮吏胥，即其后及两傍列屋以居，同门以出入，其外则缭以周垣，使之廉贪相察，勤怠相规，政体于是而立焉。
命下郡县，奉承唯谨。
”（卷九）这样的建筑格局反映了朱元璋惩前元之旧弊，力图整顿吏治的思想。
《大明律·工律·营造·有司官吏不住公廨》规定，有司官吏必须居于官府公廨，不许杂处民间：
“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
”
虽然明初颁布了地方衙署建设的规制，但明代县衙的建筑格局还要受历史遗留下来的衙署格局的影响。
从文献记载来看，许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衙署的格局的确遵循了新的规制，但也有些地方限于经济条件或历史格局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新的规制，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并未被纳入到县衙之中。
总的来看，明代县衙根据所在地区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的不同，有的较为宏敞，有的则较为简陋，但大多数县衙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封闭性，四周以高墙与外界相隔；二是形制四方规整，中间有一条显着的中轴线。
在这条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县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等主要建筑。
中轴线大致可分为三段：
仪门之前主要是礼仪性的建筑；仪门至二堂或三堂为县衙的核心区域，为知县审案、办公之所；二堂或三堂之后，为知县内宅。
中轴线上的院落一般遵守对称的准则。
中轴线两侧，则分布着佐贰官县丞、主簿和首领官典史的衙门和宅邸，以及吏廨、监狱、仓库等建筑。
以下试以隆庆《仪真县志》所载仪真县衙（国朝县治图）为例，来说明明代县衙的具体构造。
县衙前有照壁一道，照壁后为牌坊，仪真县衙牌坊上有匾额题“忠廉坊”。
牌坊以里为大门，大门两边的墙呈“八”字形，所谓“八字衙门”即由此而来。
八字墙上可张贴告示、榜文，公布科举考试录取结果等，有的加上顶棚和栅栏，称“榜廊”或“榜棚”。
牌坊以里，设有医学、阴阳学，右侧设有总铺，以便于县衙公文的快速递送。
牌坊正北为鼓楼或谯楼，为两层，是县衙中最高的建筑，便于报时和了望。
鼓楼外墙左右，分别建有申明亭、旌善亭，或申明在左、旌善在右，或反之，无一定之规。
嘉靖《太平县志》：
“申明亭：
在县治门外，牧爱坊左。
凡民有作奸犯科者书其名揭于壁，而耆民里长会断民讼者亦于是云。
旌善亭：
在县治门外，牧爱坊右。
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则书其行实揭于亭，以寓劝善之意云。
”（卷四，公署）进入鼓楼，也就正式踏进了县衙的大门。
有的县没有鼓楼或谯楼，而以县门代之。
鼓楼之后，即是仪门。
有的县鼓楼之后还有一道二门，仪门为三门。
仪门之左，一般设土地祠、衙神庙、寅宾馆，仪门右侧为县狱。
仪门中间为正门，平时关闭，只有迎接上级或同级官员造访时才打开，两侧开有角门。
仪门内为衙中最大的一进院落，院中树立一座小亭，称“戒石亭”。
亭中石碑南面刻“公生明”三字，语出《荀子·不苟》：
“公生明，偏生暗。
”碑阴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
戒石碑下有甬道向北，到达月台，台上即是县衙的核心建筑——大堂。
大堂为知县审案、办公之所，一般建得高大轩敞，正中设桌案，堂前设栅栏，前有飞轩甃，其下为露台，上有审案时供人犯下跪的跪石。
大堂又称“县厅”、“正厅”、“治厅”、“琴堂”、“牧爱堂”、“亲民堂”、“节爱堂”等。
大堂两侧耳房可用作仪仗库、銮架库等库房。
大堂左侧或右侧，有的还设有“典史厅”、“典幕厅”、（卷四，建制）“幕厅”、（卷二，署廨）“县幕”（县治之图）或“赞政亭”，（国朝县治图）为幕官典史办公之所。
应当说明的是，县衙中幕厅的存在并不能被简单地当作出现县官幕友的证明。
中曾认为：
“明代州县衙署正堂左厢修有幕厅，从各地方志的公署建筑沿革来看，这个幕厅修建时间最早的州县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说明在洪武末年，幕友制已在州县中出现，从明代洪武以后各州县相继修建幕厅的事实来看，幕友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在明中叶成为一种不成文却也为时人公认的定规。
”后在氏着《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对上述观点有所修正，认为幕厅开始是典史厅，但仍认为明代中期后演变为知县幕友的办公场所。
见该书第114～116页，第119页。
）幕厅实际上是典史厅，是典史帮助知县处理文案的场所。
首先，首领官在明代又被称为“幕职”、“幕官”，主要掌文移出纳，这正是典史的角色。
其次，“典史厅”、“幕厅”在众多不同的县志上都出现在大致相同的位置——大堂的东西梢间，说明它们所指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的县志编纂者那里使用了不同的称呼而已。
如果将这些名称——“典史厅”、“典幕厅”、“幕厅”排列在一起，答案就更清楚了。
再次，设有典史厅的县衙同时还设有典史衙，这说明典史厅是典史于本衙办公之外，协助知县处理文卷的场所。
典史厅设于大堂之侧就是这个目的。
（县治之图）（县治之图）（县治图）又次，幕友属于知县私人雇佣，因而不宜出现于大堂之侧。
在清代，幕友协助知县处理事务，都要在靠近内宅的地方进行。
幕厅紧邻县衙大堂，属于核心办公区域，幕友到此办公不合情理。
最后，清代幕友制盛行后，佐贰官设置极少，也就是说佐贰官的职能大部分为幕友所取代，幕友是在佐贰官作用削弱之后取而代之的。
而反观出现“幕厅”字样的几幅县衙布局图，可以发现一般都有数处佐贰官衙宅，佐贰官的设置还相当多，承担着很多行政事务，这至少说明即使出现了幕友，作用也必相当有限，此时在大堂之侧公然出现幕友办公的专门处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虽然明代中后期的某些方志中有模棱两可的记载，如嘉靖《太平县志》卷四“公署”条：
“治厅曰琴堂……左耳房为仪仗库，籍册藏焉，又其左为幕厅，幕僚居之。
”李乐《见闻杂记》也说明后期县官常自带主文之类的私人助手上任：
“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
”[10]（卷八，五十二）但没有证据将幕厅与之挂起钩来。
大堂院内两侧厢房为吏员办事之六房所在，左侧为吏、户、礼三房，右侧为兵、刑、工三房，粮科、马科及承发房、铺长司等也排列于左右厢房中。
粮科从户房分出，二者的分工是：
“户房止是分派钱粮，收解俱是粮房。
”[11]（卷二）马科从兵房分出，“承发吏设管公文及管词状”。
[12]铺长司为急递铺铺长办公之所。
北直隶宛平县大堂两侧廊房有多达15个房科。
（卷二，署廨）储藏册籍档案的架阁库、册房，以及存放各种器具财物的卤簿库、帑库、銮驾库等，也位于大堂附近。
大堂之后是二堂。
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和大堂审案时的退思、小憩之所，又称“退思堂”、“改弦堂”、“省观堂”等。
由于它是一个过渡性的建筑，因而相对较小，也叫“穿堂”、“川堂”、“过堂”等。
二堂后一般有宅门，将南边的外衙与北边的内衙分开。
宅门内为三堂和知县廨，二者有时合而为一。
三堂又称“后堂”、“便堂”，在一些县它是仅次于大堂的建筑；知县廨又称“正衙”、“知县衙”。
三堂是知县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和办公起居之所，有些事涉机密的案件和不便公审的花案，亦在此审理。
内衙中一般还有住宅、书房、花厅、后花园等，为知县的生活区。
反而位于县衙东北角。
万历《新昌县志·县衙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
）
县丞、主簿、典史的衙、宅，分布于县衙后部中轴线两侧，一般典史衙只有一个，县丞衙、主簿衙则可能有多个，视该县所设佐贰官多少而定。
吏舍，即吏员的居所，也分布在县衙中。
明代规定，为防止吏员内外勾结舞弊，吏员平时要待在县衙内，不允许擅自出衙。
吏舍一般集中位于六房之东西侧，或散布于官廨之间的空地。
官吏都须按规定在县衙内居住，一般不许杂处民间。
然而由于吏员众多，吏舍难以容纳，许多人只好借住衙外民居。
沈榜《宛署杂记》卷二“署廨”云：
“吏廨无定所，时补各官廨之空地云。
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
”官舍和吏舍合称“公廨”。
关于公廨的规格和等级，弘治《句容县志》卷二载：
“知县十间，县丞八间，主簿七间，管马主簿七间，典史六间，吏舍四十间。
”
监狱是县衙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占据了县衙的西南角，故俗称“南监”。
分内监、外监，男监、女监。
附近还设有狱神祠或狱神庙。
此外，县衙中还有马政厅、马房、官仓、门房、里舍等建筑。
以上所述是典型的县衙，当然也有些县衙不那么规范，比如山东淄川县县衙把一般建于县衙之外的府馆、布政分司、按察分司、养济院、县仓等都包含在县衙中。
[13]（卷一，县治图）临朐县的监狱、吏舍则与他县不同，位于县衙之外。
[14]（临朐县邑内图）
县衙之外还有其他官署和设施，亦为一县行政之所需，计有县学、社学、城隍庙、际留仓、禄米仓、预备仓、便民仓、养济院、漏泽园、府馆、布政分司、按察分司、都察院、察院、公馆、管河厅、巡捕厅、巡检司、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社稷坛、山川坛、邑厉坛、僧会司、道会司、税课局、河泊所、工部分司等。
二、县衙的作息时间
明朝政府规定了一些法定假日。
“凡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
冬至节本日为始，放假三日”。
[15]（卷八○，节假）洪武六年，太祖“命考古休沐假日，礼部以唐六典假日上，从之。
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
[16]（卷五，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壬辰）宣德三年，又定于每年岁首旬休十日。
[17]（卷四十四，休假）此外，逢皇帝登基、寿诞、丧葬等，也要停止公务活动。
除政府规定的假日外，县衙每日清晨即开始办公，日暮时方才散衙。
“凡官府皆须侵晨署事，日入方散”。
[18]（卷下，公座）每日卯时，吏典、隶兵及各种杂役于承发房画押报到，称点卯；下午酉时，散衙归家。
“凡公门吏典、兵卒及里长人等，皆须置簿，付承发典吏收掌，每日侵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
[18]（卷下，卯酉）
县官每日升堂分为早堂、中堂、晚堂。
各官对时间的安排，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各自的性情能力，不尽一致。
但“堂事须有定规，各役人犯方便伺候遵守”。
若初仕者无经验，“投文听审，俱无定时，自朝至暮，纷纷扰扰，终朝伺候”。
[11]（卷三，投文会客次序）
据载，早堂一般为卯时至辰时，“粮里长等各照都图，挨次站立两廊下，次第升堂，作揖听发放出”。
[12]“升堂后皂隶报门，阴阳报时，同僚揖，首领揖，六房揖，门库参见，始将公座簿以次佥押。
内外巡风、洒扫、提牢、管库等各报无事，自吏房起先将一日行过公文或申或帖或状，依数逐一禀报点对，各房挨次佥押用印”。
然后“放里老挨图入见”，[19]（公座）“比较里老，催办公事”。
[20]（坐衙）中堂为巳时至未时，主要是“问理词讼，干办公务”。
[19]（公座）“听讼在午、未时，则白昼了然”。
[11]（卷四，审讼勿夜）晚堂为申时至酉时，继续清理词讼，审录狱囚，总结一天公务，然后击鼓散堂。
知县一天处理事务总的次序是处理公文、比较钱粮、问理词讼。
《官箴集要》称处理公文的顺序是：
“其申达上司公文，早衙佥押；其平关牌帖并批牌等项，中衙佥押。
”[18]（卷上，六房）大堂上每日设值堂吏和值印吏各一名，“直堂吏一名，专一在堂挂号登记上下公文，并拘勾人犯牌票，以便揭查。
直印吏一名，置簿填写某房公文几件，用印几颗，至晚递不致违误，结状以防奸弊”。
[21]（立定规）其余吏典于各房办事，非传唤不得上堂。
每晚又派巡风吏一人巡视衙门各处，以防奸盗。
三、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序
县衙中的人员分为官、吏、役三等，在数量上呈金字塔形。
在政务上的分工大体为：
官主决策，吏理文书，役供差遣。
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贰、首领，为朝廷命官，数量极少。
知县总管一县之政务，佐贰、首领则分别分工负责劝农、水利、清军、巡缉等某一方面的事务；吏员为在吏部注册的公职人员，主要在六房、粮科、马科等各房科中办事，处理公文账册；衙役则司职站堂、看管、守卫、催科、抓捕等事，听候官吏差遣。
县衙中的公务文书主要由各房科的吏书草拟。
与清代县官文移主要倚仗师爷不同，明代吏书在公文的处理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县官一应文移，本应亲自为之，但实际上多派相应房科起稿。
《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曾规定：
“今后诸衙门官，凡有公事，能书者，务必唤首领官于前，或亲口声说，首领官着笔，或亲笔自稿，照行移格式为之。
然后农吏誊真，署押发放。
”[22]但后期普遍的情形却是县官“申上司文移，先令该吏起草”。
[21]（慎申呈）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吏典买充者多，素质普遍降低，通文移者日少，多由各房主文、书手代笔。
县官“凡承上发下文移，只问该房取稿，不必管他央何人作，只要好便罢”。
[21]（远主文）吏典、首领官对公文应及时办理，不得稽延。
《大明令·吏令》规定：
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
[23]《大明律·吏律·公式·官文书稽程》规定：
“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
首领官各减一等。
”《读律琐言》卷三《吏律·官文书稽程》注云：
“诸衙门文书，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
”
遇有公事，六房吏典向上禀报，须自上而下进行，即首先秉明知县，再赴分管佐贰、首领处商议；签押文书时，则遵从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下面的吏典首领等官开始，最后至知县处用印施行。
“该房该吏凡遇禀复公事，自上而下；佥押文书，自下而上”。
[18]（卷上，六房）“遇有大小事务，该吏先于长官处明白告禀，次于佐贰官处商确既定，然后当该吏典幕官书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佥押讫，正官下判日子，当面用使印信，随即施行”。
[18]（卷下，佥押）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信息上达长官的渠道通畅，不致被中途截断；同时政务处理意见先由下面的该管官吏议定，最后由县官决断施行，也可以减轻知县的理政负担，使各级官吏各负其责。
刑名、钱谷为知县最重之事。
县官受理百姓词讼称为“放告”，受理词讼的日子称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
一般是逢三、六、九日放告。
也有五日一放告的，更有“民淳事简之地”，只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两次。
[11]（卷四，准状不妨多）在农忙时节，为不妨农时，还要止讼几个月。
如四至七月农忙时，除人命、强盗等大案外，其他案件不予受理。
放告之日，县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纸依次递进县衙。
凌蒙初《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吴公弼升堂。
不逾时，抬出放告牌来，程朝奉随着牌进去。
”[24]状纸递进后，由承发房吏接下挂号。
县官接状后为慎重起见，往往并不立即审理，而是退堂后一一细览，第二天再与发落。
不准状的退回，准状的再传原告、被告、证人三方细审。
钱粮完纳不及时，或差役办差逾期，县官则用刑求、监禁的办法催督，称为“比较”。
“凡差人解军、解钱粮，限定日期。
如不完批回缴者，即拿的亲家属监候，轮日比较，则事易完”。
[21]（慎差人）征比钱粮时，先比较粮长、里老等役，使之催督欠纳户，若再不完，则征比花户。
县官除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等事外，不得轻离县衙，有事则以信牌差遣吏役。
《大明律·吏律·公式·信牌》规定：
“凡府、州、县置立信牌，量地远近，定立程限，随事销缴。
违者，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
若府、州、县官遇有催办事务，不行依律发遣信牌，辄下所属守并者，杖一百。
其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不在此限。
”信牌又称“牌票”、“票”、“朱票”，为纸质，上面用墨笔写明所办事情，限定日期，用朱笔签押，并盖官印。
关于信牌名称及形制，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辨讹》云：
“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
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
”[25]《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汪大尹“当晚在衙中秉烛而坐，定稿申报上司，猛地想起道：
‘我收许多凶徒在监，倘有不测之变，如何抵挡？
’即写朱票，差人遍招快手，各带兵器到县，直宿防卫。
”[26]《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为传花月道 贯讲差使书》，记钱生员伪造官府“纸牌”诈财之事。
[27]《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写奸徒商德、钱流伪造官府牌票，商写牌，钱用朱笔签押。
[28]吏役事完须将牌交回，称“投牌”、[29]（P292）“销牌”。
差点差役时又使用签筒，筒中置签，上写各役姓名，差点某役，则抽其名签付之，事完差役将签交回。
《治谱》云：
“在县呼唤各役，非抽签叫者不许应。
出入时须以签筒自随……如在家或轿上，或催夫马或叫人，系紧急事，袖中宜置小签，抽一与门子，门子照名以大签给之，彼事不完，签不得入。
……须签上本人用刑。
”[11]（卷二，置签抽签法）
但牌票亦不可轻给，以维护牌票的严肃性。
“凡有小节公事，只可用言语分付催办完结，不必出票。
如有大事不能结绝，或各样差使不完，方才出票拘勾。
不可泛滥一概出票，致使小民轻易不惧官法。
及票俱用县印一颗”。
[12]诸役多有借牌票诈害百姓者。
“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闼，就床擒锁，举家惊惶，设酒送馈。
及去，衣服鸡犬一空。
假如欠银五两，此番所费二三两，手头愈空，钱粮愈难完办。
及带至县，该差又与商通，雇人代杖而出。
一番追呼，始终皆为差人生意，而官逋如故”。
[30]（卷二十三，御吏）有的串通吏书，私写牌票，不盖官印，持“白头”牌票下乡欺诈百姓。
“吏书欺官讨钱，每于开征之日，一甲写一催票，谓之押差，或谓之总催。
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
……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
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
……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11]（卷五，摘差总差之殊）
牌票是替官府办差的凭证，可发与差役，也可发给在县听差的值年里长，使之勾摄公事。
“追会钱粮、军需、刑名、造作，大小公事，不得差人下乡，止是遣牌勾办”。
[18]（卷下，销缴信牌）审案时，县官还可将牌票交与原告、干证，令其持票拘传被告。
明初以后里长多在县“承符呼唤”，听领钱粮词状牌票，回乡催征钱粮，勾摄人犯，或措办供应。
《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户属》：
“旧例里长逐日在县应卯，违卯则罚。
”[31]袁黄《宝坻政书》卷四《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
“自卑职到任，凡见年里长，皆放归农。
”[32]说明万历十六年袁黄任宝坻知县前，该县值年里长须至县听差。
不但里长，甲首也须随里长到官听差，或出“应卯银”补贴里长劳费。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赋役》：
“四十年正月，御史潘季驯巡按广东，倡行均平里甲之议。
……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广人便之。
”[33]说明广东在潘季驯改革前甲首须随里长到官。
县官有事传唤乡民，应尽量差遣里长，以免差役下乡生事勒索。
“凡勾摄公事，不可差皂隶、快手、机兵人等下乡生事害人，致生不虞，负累不便。
止许差各里里长转令甲首拘与”。
[10]“有等在官人役，有因公差下乡，狐假虎威，虚张声势，指官诓诈，扰害良民。
明知乡农少入城市，怕见官府，只得受其凌虐，鸡犬为之不宁。
有本差一人，有帮二三人者，一至其家，势如饿虎，不满其心不休也”。
[34]（卷下，刑类）
以上所论述的是明代县衙中比较常见或一般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些材料来自明代的官箴书。
官箴书作为明代官员初入仕途的为官指南，反映了当时官场行事的惯例。
参以其他资料，可以大体了解明代县衙的实际运作情况。
由于明朝疆域辽阔，历时200余年，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情况会有所变化，其间的差异性及其与县政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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