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如何思考.docx
《农民如何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农民如何思考.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农民如何思考
农民”如何思考？
——社会转型期一个壮族乡镇农民的生存伦理
（姓名：
龚树排学号：
2007010286专业：
人类学）
当代中国，从上至下，“三农”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综观学界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多数学者将中国目前农村严峻的“三农”问题归结为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政策偏向。
如城乡二元分割形成的资源分配不均；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导致的农业发展的滞后等。
然而，反观既有研究，“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有关中国农民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研究的同时，对微观的农民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以及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传统行为逻辑缺乏应有的关注”。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要根据农村实际进行新农村建设，就要了解新时期农民的心理，了解农民的生存需求，了解农民为维持生存及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最为重要的凭借。
本文选取广西贵港市中里乡这个壮族乡镇为个案，从文化解释的角度，探讨乡村社会的一套封闭的价值系统在现代性话语的强大侵蚀之下，处在一种怎么样的地位。
农民的生存伦理和行动逻辑又是怎么样的。
一、田野点的选择及描述
新中国以来，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经历了多次的重大变革：
从新中国初期民族成分的认定、民族区域自治，到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给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少数民族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弱势群体。
壮族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古以来就在华南——珠江流域繁衍生息，特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区位优势、族群构成与互动背景，造就了独具一格的壮族文化。
形成了“坚毅顽强、宽和明达”为内核，以“朴实诚实、崇尚自由、坚忍聪灵、谦虚好学、深沉内向、擅长歌咏、习于农耕、乐于奉献、女性能力特强”为外显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
广西贵港市中里乡在外界看来，是经济发展滞后，地处偏远，文化封闭的壮族地区。
现今，中里壮人也纷纷走出打山，外出打工、做生意、求学等，农民被动地卷入了市场经济。
本文选取一个壮族乡镇社会中的农民生存伦理，作为农民适应当代社会的一个视角，力图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壮族地区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真实心理状态。
中里乡地处贵港市北部山区。
东与奇石大圩相接，南邻附城乡、根竹乡，西南邻覃塘区，西北邻东龙镇，北与武宣县通挽乡接壤。
乡政府设在中里圩，距城区22公里。
有公路通往城区。
清代与民国年间称北山里。
分上、中、下三里。
上为今龙山；中里为今中里圩，下里为今奇石乡。
建国初称第八区，1958年称龙山人民公社（包括奇乡）。
1969后分出奇石乡，1986年改称中里乡。
全乡面积190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33026亩，山地23．8万亩。
2000年，有108472人，多为壮族。
全乡有中里、龙山两个圩场。
该乡地处莲花山脉。
四面环山。
境内千金山、甘洋山蕴藏金银矿。
山脉海拔均在500米以上，近年来用播种造林。
松杉遍布，全乡坡地、山沟及村边遍植。
发源于平天上的马来江穿乡而过，汇入奇石乡的达开水库。
中里乡四面环山，村庄多分布在贵港到奇石、中里到坦阳、中里到塘河的乡村公路两旁。
中里虽为壮族地区，但汉化程度很高，当地人日常操用壮话，但大多数人会讲白话。
这里也没有壮族传统的民族服饰和民间工艺。
生活习俗和贵港的汉族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由于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这一地区在外界人看来又有所不同。
二、斯科特及其“道义经济学”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和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等职。
近年来，斯科特这个名字随着《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
农民的日常抵抗》和《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等政治人类学论著被译介给中国读者而日渐为人们所熟知起来，其研究成果对于关注农民、革命、国家与地方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与阶级关系等问题的中国学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
斯科特根据长期以来对20世纪上班叶东南亚农民社会的研究，提出了有关农民“生存伦理”的理论，并以此构筑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以揭示生存对于农民的意义所在。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所表述的是东南亚农民以道德为中心的生存伦理，探讨了小农经济行为背后的微观伦理基础。
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有两个生存伦理：
一是以“安全第一”为生存伦理，农民所追求的决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
另一个则是：
“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
”对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的农民来说，生活的选择要围绕生存而进行，避免外界对其基本生存形成直接威胁的风险。
建构各种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生存的社会风俗和习惯安排。
这些组成了农民社会的生活伦理和行动逻辑。
东南亚的农民没有太多的资本，经得起社会的风浪。
文章开篇引用了R·H·托尼的话,“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东南亚地区局部的自然灾害（如旱涝、瘟疫、风灾、雨灾等）所造成的食物短缺，以及为了吃饭不得不依靠他人所产生的羞耻感使农民普遍感到恐惧。
农民对剥削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们关心的不是高阶层（统治者）拿走了多少，而是拿走后留下多少。
支配农民这一切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便是农民“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的生存伦理，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
为此，农民、国家和地主创造了一系列的援助机制以适应这些生存伦理。
农村中有许多社会风俗和惯习安排和服务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避免使他们跌入生存线之下。
如互惠模式、强制性捐款、公用土地、分摊出工等等。
国家和地主首先应该尊重佃户维持生活的“权利”，当这种“权利”受到威胁时，国家和地主应当减轻或豁免各种形式的苛捐杂税和地租。
地主一旦在佃户经济因各种天灾人祸，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要给与佃户更多的帮助和照顾。
斯科特考察了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从研究农民的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
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后，由于实行农业商品化，使农民开始依附于世界市场。
在下缅甸、越南交趾支那的新开发地区，由于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农民在自然和气候条件的风险之外，又多了新的市场风险，生存安全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那里的农民就比传统地区的农民更容易举起反叛的旗帜。
斯科特得出结论说：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这一地区发生的农民动乱，绝大多数都同这种不安全和剥削的新模式有关”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在视角上，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了农民的生存和起义。
该书多方面地使用了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泛利用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可谓博采众长，尽为所用。
斯科特这一文化解释的经典范本，对当今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有极强的解释空间。
书中最后结论作了极为精辟的表达：
“在精英们创造的社会制度之下，遭受挫折或威胁的农民群体，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培育自己顽强的与精英创造的社会秩序不同的道德观念。
这一象征性的文化庇护，不单单是农民苦难生活中的一种安慰剂，也不单单是一种逃避。
它代表了萌生中的另一个道德世界—一种持有异议的亚文化，一种基于生存经验真实的公正道德，它帮助其成员团结起来，结成社会团体和价值共同体。
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开端，也是结果。
三、社会转型期中里农民的生存伦理
斯科特用东南亚国家有关个案，验证了他所所提出的农民的“生存伦理”。
而事实上，这种关于农民“生存伦理”的分析，对于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欠发达地区来说也同样适用。
斯科特及其“道义经济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农民在“社会结构”中如何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在现代化化浪潮的载沉载浮中，如何发展出一套慰藉心灵的生存伦理。
笔者在对中里乡壮族山区的考察中，发现当地农民跟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的生存伦理极为相似。
（一）安全第一：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根本保障
中里是贵港市的“老、少、偏、穷”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没有建立。
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村推行也是近两年的事情，加入合作医疗的农民尚属少数。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作为土地使用权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作用，就是使农民在突发性破坏事件如疾病、灾害、失业等遭到摧毁性打击时，仍具有足以维持生存的能力，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性稳定。
”时至今日，中里壮人还是一个农业群体，绝大多数农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生产中科技含量不高，机械化程度低，农民依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经营土地，维持一家的生活，还包括农村做各种人情的支出，农民最担心的还是土地及农业。
一旦天灾人祸，农业的歉收，农民的生活底线就有可能受到冲破，导致生存陷入困境。
中里乡地处莲花山脉，人均可耕种土地不到一亩，人地矛盾突出。
山地面积较多的村庄，为了扩大农业耕种面积，可以开荒种地。
但所开垦的土地大多限于旱地，加之山区光照不足，农作物收成普遍不高。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也是步履维艰，农民大多追求产量的稳定，不敢轻易跨出承担风险的第一步，即使这一新技术有可能带来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中里乡山鹤村地处贵港到奇石、贵港到坦阳、贵港到塘河等乡村公路的交汇处，交通方便，是中里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上个世纪70年代，奇石达开水库的修筑，需要搬迁大量移民，山鹤村地势平坦，人均耕地较多，而成为移民落户的重点。
原居住于奇石六层、桂中，六画，马可等村屯的居民大都搬迁到山鹤村。
移民的搬迁带来了的人口激增，造成了人地矛盾的激化，80年代初，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山鹤村人均占有耕地为0．7亩。
山林面积更是少得可怜，80年代到90年代初，农民日常烧的柴火也要到10公里开外的塘河村去担。
分田到户后，农民从土地得到的收成，除了上交国家农业税，自己掌握的剩余部分越来越多，农民更加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
山鹤村和临近的金铃村和平安村的土地纠纷不断。
“顶矮岭”及其脚下的几十亩耕地介于山鹤村和平安村之间，历来是两村土地争夺的的焦点，为此常有械斗事件发生。
1997年政府介入调解，两村达成和解:
考虑到山鹤村耕地较少，“顶矮岭”脚下大部分耕地归山鹤村所有，“顶矮岭”及其脚下的小部分土地归平安村所有。
2000年，速生按树开始在中里的山地普遍种植，速生按投入少，成材周期短，经济价值高。
承包山地的老板一夜暴富，拥有山地的村屯也从中分得红利。
平安村背靠大山，方圆几公里都可种桉树。
山鹤村地势较平坦，山地面积很少，不适合大规模种植山林，无疑在桉树种植上处于劣势。
“顶矮岭”再一次成为两村争夺的焦点。
2008年，山鹤村组成村民谈判小组，通过追宗问祖，溯本清源认定“顶矮岭”历史上就是属于山鹤村，并以平安村通往乡上的公路占用山鹤村的土地为由，提出平安村应该归还“顶矮岭”的所有权。
平安村则以1997年政府协调下的和解为依据，拒绝交出“顶矮岭”的所有权。
双方经多次谈判未果，一场械斗在所难免，2008年秋天的一次圩日，山鹤村民手持斧头、镰刀、锄头、铁铲等农具，拦住了平安通往乡上的公路。
两村聚集上来的村民展开了一场械斗，伤及几十人。
最终在警方的控制下，事件才得以平息，十几人涉及本事件的主谋被强行拘留。
正因为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活依靠，平常关系很好的邻居甚至是亲戚、兄弟都有可能为宅基地、田间地界撕破脸面争吵或动武，村与村之间为了地界、山界而形成矛盾以致集体械斗，在中里壮族农村时常发生。
1991年，中里炉村的磨德会高中毕业，他从家里运12头生猪到广东顺德圈养，主要是用当地饭店的潲水喂猪，除了建猪圈的土地租金，几乎不用任何成本。
1993年，养猪发家的磨德会在村中建起了两层楼房，成为村里拥有楼房的第一人。
炉村农民从磨德会身上看到了去广东养猪发家致富的可能，纷纷效仿，携家带口到广东养猪。
90年代中期，到广东养猪几乎成了中里壮人中年的首选。
农村青年往往先到广东的工厂打工，结婚成家后，就跟媳妇一起到广东养猪。
随着大量的农民离开村庄，离开土地，农村许多庄稼地无人耕种，以前完全靠土地谋生的方式得到改变，人地矛盾有所缓和，农村地区原来许多种农作物的山地开始退耕还林。
但是，中里乡的失地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是因外出打工，土地无人耕种而丢荒以及新建住房占用农田耕地，进一步激化了人地矛盾。
没有流入异地的农民，土地上的收入仍是其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说，大多数农民认为其归属仍在农村，土地仍是其以后的生活最为可靠的保证。
最近几年，各种疫情不断发生，广东各地也在加强乡镇环境卫生的整治，很多地方禁止养猪，中里壮人只有转移到广东的偏僻的乡镇养猪，由此也到来了交通不便，猪仔运费增加，养猪成本提高等问题。
2007年，全国各地普遍流行猪瘟，生猪养猪户损失惨重。
中里壮人普遍感到在广东养猪风险很大，随时而来的一场猪瘟，都有可能导致倾家荡产。
加之，条件简陋，健康得不到保证（很多到广东养猪的妇女得了甲亢等病症），农民普遍认为养猪不是长久之计。
2006年国家免征农业税，还对农户进行补贴。
很多从广东返乡的农民又重新操起了旧业，耕田种地。
可以预见，随着人口不断激增，人地矛盾将进一步增加。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里的壮人仍然认为土地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能够提供维持生计的物质基础，是生活最根本的保障。
（二）力避风险：
玩不起的市场经济
当今中国，农民也被卷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大大地降低了农民群体的生存保障能力。
一旦农作物进入市场流通机制，任何食物供应的保障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市场决定农民收获物的价值达到什么程度，农民所面对的价格机制的不安全性就达到什么程度。
广大农村信息蔽塞，市场反映慢，农民固本守己，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
市场经济中一整套复杂的规则，对广大农民来说是无法掌握的。
市场经济除了有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进行操控外，还有社会精英阶层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而这些很多法规制定，很少考虑到下层老百姓的具体情况。
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境地，承受风险能力有限而面临的经济风险却越来越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等仍是农民必须面对的沉重负担。
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使得乡村保护趋于弱化，辅助生存资源逐步丧失，导致了农村阶级关系日益恶化。
90年代中期，中里乡政府曾经引进一些扶贫开发项目，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
1995年，中里乡政府为农民购置嫁接龙眼苗，鼓励农民种植龙眼。
农民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纷纷砍伐山林，在田间地头改种龙眼树。
1999年，正当农民期盼来年龙眼大丰收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场霜冻，冻死了上万亩果树。
农民只能忍痛将干枯的果树当柴火来用。
用来耕种龙眼的耕地，也无法恢复种植传统农作物，致使农民遭受灭顶之灾。
2001年，政府又鼓励农民种植毛尖竹，并向农民承诺帮联系市场。
竹子生长快，人工护理成本少，农民纷纷种下毛尖竹。
2004年是个好年景，但雨后春笋却未能给农民带来惊喜，由于竹笋上市时间比较集中，产量过剩，商家趁机压低价格，一斤竹笋才卖到3毛钱，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中里壮人向市场经济接轨还很多，比如说蘑菇栽培，荷兰豆的种植等等，都因捕抓不倒市场的商机，最总以失败告终。
农民在一次次努力走向市场，却一次次的被市场所抓弄。
农民已强化了这种认识：
只有种植传统作物才能带来生活的保障。
90年代末期，市场上食用油价不高，中里人均耕地又少，农民大都放弃了花生种植。
近几年，食用油价飙升，农民一家一年在食用油上就得花上千把块钱，而且用农民的话说市场的“油不真还不香”。
为此，农民又开始种上了花生。
山鹤第三大队的禾场周围原有十几亩的公共荒地，属于龚氏一族所共有，现在已全部分地到户，种植花生。
这也算是农民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的一种无奈应对。
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农村还未建立，农民最担心的是无法抵抗突如其来的各种天灾人祸和老年生活没有保障。
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里很难得到实施。
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中里一带的农民会想出很多方法，如育龄妇女逃到广东或者娘家生小孩，直到生出男孩为止。
男子无疑是家庭的顶梁柱，家庭的收入以及老人的赡养主要靠男子。
农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没有男丁的家庭是没有安全感的。
许多农民在面对国家权力者时常常运用一种“诉苦”的技术。
所谓的“诉苦”事实上是农民的一种特有智慧，农民通过对自己和家庭“悲惨遭遇”的反复强调而赢得对国家权力的主动，并使得国家权力遭遇了运行的边界。
中里一带的计划生育有个潜规则：
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一般是等到育龄妇女生了男孩之后，才上门动员结扎。
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地方社会的人情、面子、习俗等对权力双方来说成为一种动态灵活的文化资本，成为农民争夺的一个焦点。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中里壮人力避风险的表现还很多。
如农民对大学毕业生到广东私企工作普遍不认同，认为私企毕竟不是铁饭碗，只有在国家机关单位工作，到年老时才有保障。
农民在家庭以外还建构了一套乡村互惠性网络机构，在自己面临危机之，发挥救助功能。
比如在插秧和收获季节，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互惠劳动是典型的交换形式。
提供帮助的家庭都明白，它可以期待日后得到类似的回报性帮助。
农民力避风险意味着，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构筑一套防御圈，避免潜伏着的风险。
四、余论
目前对“三农”问题的学术阐释和理性关怀，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缺乏自下而上地对农民社会的真切体验和感知的反映与研究。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传统的村庄形态受到挑战，农民被动地卷入了市场经济中。
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载沉载浮，普遍没有安全感。
农民到底在想什么呢？
农民最关心还是自己的“安全”。
可以说农民大部分仍处于马斯洛五层次需要理论的第一个层次（生存需要）。
在精英文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下，遭受挫折或威胁的农民群体，以民间道德观念为思考的基础，在文化上培育出适应社会秩序的一套道德观念和行动逻辑。
在社会变革中，只有平衡国家上层文化为核心的“大传统”和乡土文化的“小传统”之间的关系，重视“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反作用，真正了解当前社会背景中农民真实的文化心理和生存伦理，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M]，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
2．[美]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0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朱国华：
《权力的文化逻辑》[M]，北京：
三联出版社，2004．
4．周怡:
《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周晓虹：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姚洋：
《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7．常利兵：
《生存与秩序——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J]，中国图书评论，2006（9）．
8．郑萍：
《乡村视野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J]，《读书》，2005（7）．
9．刘金源:
《民的生存伦理分析》[J]，《中国国农村观察》2001（6）．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