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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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老板
别了山西煤老板
来源：
南都周刊 2009-09-22 作者：
齐介仑王宏宇
2009年9月中旬,山西新阳煤矿。
悍马车队、豪华婚礼、包机买楼、豪赌、二奶、矿难、带血GDP……一说起山西煤老板，这些关键词俨然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煤老板”缘何从一个职业身份，演变成为公众眼中一个语义复杂的称呼？
如今，山西正在加速推进史上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行动，涉及国有、民营、私人煤炭企业超过2200家，至2010年底，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锐减至100个左右。
小煤矿的彻底终结，也使得山西煤老板行将谢幕。
作为富甲一方的隐秘群体，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他们建立起来的“黑金帝国”将会如何演变？
在这数千个“黑口子”兴衰的背后，是什么造就了煤老板们的宿命？
无论煤老板们是提前上岸，还是如今被迫重组，手握巨资的煤老板们如何转型、成百上千亿资金去往哪里，它们是新的洪水猛兽还是会成为一股新的经济力量？
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煤老板们的利益，更有那些众多普通个体的命运。
煤老板最后的挣扎
山西，一个已停产近3年的煤矿。
在一个转型的煤老板的公司院内停放着数辆高级轿车，而据工作人员说这只是公司的一部分轿车。
一名交班的煤矿工人。
张利华认识不少圈中老板，有些煤老板是多年前买的煤矿，钱已赚足，即便这次重组补偿低了，“无非多赚少赚而已”，没有太大意见；倒霉的是那些通过融资、贷款来投资的煤老板，刚刚建成矿井就被叫停、参与重组。
南都周刊记者·齐介仑王宏宇山西报道摄影·刘浚
两排低矮的淡绿色平房已坍塌了大半，一面未倒的砖墙上，可以大略辨识的斑驳字体写着“梭峪技咨煤矿”。
陡峭的山坡上，随处可见丢弃的安全帽、工作服。
约半米宽的铁轨，残破为几段，从矿井入口处一直伸向1000米外的储煤场；直径2米的矿井口已经封存多时，铁栅栏门上，锁头锈迹斑斑；斜斜的巷道上，煤渣散落了一地。
这里是梭峪，太原地区古交市的一个山村。
县级市的古交，曾经汇集了一大批规模不一、类型各异的煤矿，现在，它们先后被叫停。
十几年来，在这个农业与轻工业极其羸弱但小煤窑遍地即是的区域，那些敢吃螃蟹的当地村民以及外来客商，正是借由这样一个个并不显眼的井口，创造了一个个颇具争议的资本传奇。
风云突变，形势不再如煤老板们设想的那般。
新一轮的煤炭行业整合重组大幕在山西已然徐徐拉开，与古交梭峪技咨煤矿一样，大量山西小煤窑在本轮“国进民退”之后，将彻底淡出历史舞台，煤老板日进斗金的创富故事也难再现。
大限将至，曾经饱受诟病的煤老板们在努力尝试着做最后的挣扎。
各种反对意见的背后，各怀心事，各有所指，几家欢乐，几家离愁。
首富的黄昏
“古交首富”闫林则损失惨重。
虽然在2007年因“雇凶杀人”案被判刑15年，但由于身患重病，57岁的闫林则得到了监外执行的机会。
一年多来，除非必要的应酬，他很少出门。
心脏病、胃癌、尿毒症，多种疾患在这些年里相互交织，使得富甲一方、声名远播的闫林则在精神的世界里悲苦难当，他的结发妻子闫桂英直言不讳地当着他的面对南都周刊记者坦言，“他这样的人，不知道哪天就死掉了。
”
位于古交城区中心地段的新世纪大酒店，与市政府、司法局分别一箭之遥。
曾经车水马龙的古交大街，由于大量小煤窑的关停，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减少了大半，酒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在群山环抱的古交，新世纪大酒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财富地标，而这座大楼，连同位于山西太原大南门的豪华写字楼——景峰国际大厦，均属闫林则独资所有。
古交境内总计62家煤矿，其中有3家是闫林则的私产——会立二矿、黄达矿、梭峪技咨煤矿。
而且，1997年，闫林则早走一步，在古交投资兴建了当地颇为知名的裕龙焦化厂。
这些煤矿、工厂、酒店、写字楼，都是闫林则在各个时期创富的砝码和凭借。
街头市民讲述，闫林则虽然低调，却是实打实的“古交首富”。
传言称，煤老板闫林则个人资产在20个亿左右。
闫坦承，20个亿说不上，8到9个亿倒是有的。
新世纪大酒店三楼，穿过两道厚重的铁门再向前走，在身后传出“哐当、哐当”两声自动锁门声之后，周围安静下来。
在楼道尽头一间明亮开阔的办公室，闫林则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精神依旧饱满。
只是，蜷缩在长约四五米的宽大豪华的办公桌背后，个头不高、原本瘦削的他显得更为干枯、矮小。
寒暄过后，闫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这次煤炭资源整合，不现实。
”
闫说，一刀切的整合，会浪费大量资源，很多小煤矿之间由于采空区的存在，无法连成片，形不成规模；整合以后，关掉的煤矿，资源白白浪费了；不关掉的，和原来一样，还是“你挖你的，我挖我的”；而且由于储量还是原来那么大，不是每个矿都能够提高产能。
鸭舌帽，白衬衣，灰色西装，加之浑厚的嗓音，如果没有看到他脚上那双与周身装扮极不协调的白袜子与塑胶拖鞋，那么，闫林则完全是一个旧式海派大佬的形象。
由于一周要做两次透析，心脏又安装了起搏器，胃与胆囊也做了全部切除，出行不便的闫林则专门购入了透析机，并雇佣了数名护士为他服务。
面色暗灰的闫林则很是不满地说，有人说煤老板都是黑心老板，他不能接受。
他的财富，挣得不容易，而且这些年里担惊受怕无数。
点燃一根“黄鹤楼”，猛吸上一口，闫林则望着窗外叹口气说，一旦矿上开工，这一天24小时是绝对不敢关机的，电池总是充得满满的。
晚上，电话铃声一响就会惊出一身冷汗；而且各种关节需要打点，各种敲诈、勒索不计其数，他的院子里先后多次被扔进炸药包，窗户玻璃不知道被砸烂过多少次。
闫林则说，当煤老板的日子，他过得颇为辛苦，与在太原、北京遥控指挥的那些煤老板不同，他总是坐镇一线。
“到现在，我在银行没有一分贷款，都是拿自己的钱来投资。
你信不信？
”闫林则的第一桶金源于他对一个村办砖厂的承包，而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累积，则要追溯到后来他对梭峪村集体煤矿的承包和买断，就是后来的技咨煤矿。
1992年，入党12年的闫林则通过走街串巷卖爆米花，已积攒了几万块钱，与老婆闫桂英商量后，从村委会承包了这座煤矿。
1996年，由于生意不错，在煤矿承包期尚未结束时，他将煤矿全额买断。
从1992年到2005年，率先迈出步伐的闫林则，最终赚得个盆满钵满。
“1993年正式开采时，一吨煤17块钱，后来一路猛涨，最后涨到1000多块钱一吨。
但2005年以后，煤炭价格上去了，产量却不高。
煤炭政策开始不稳定，关停整顿越来越多，基本上我就不挣钱了。
”闫林则说。
从2003年起，大量小煤窑在古交扎堆出现，煤矿转手价格被盲目炒高，闫林则耐不住寂寞，出手购入了汾河边上的两个煤矿——会立二矿和黄达矿，转让费用总计4000多万。
未曾料想，这个原本可以赚钱的营生，因为政策性变动，闫林则几近血本无归。
两座煤矿刚刚投产，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大浪汹涌而来。
2009年5月，进入重组准备阶段的古交煤管局，率先将汾河边上污染较重的煤矿关了三家，其中就有闫林则的上述两个煤矿。
“政府除了退回当时我上交的资源价款，每个矿只赔了500万，所有机械设备不准撤出，煤管局没有通知就提前断电，我所有的设备全泡在水里了。
这两个矿的损失，加上技咨煤矿被大同煤炭集团低价重组，我净亏两个亿。
”
焦头烂额的煤老板
虽然亏了很多，“心里不开心”，但想到煤矿被整体收编后，自己也就此退出这一行，闫林则觉得倒也是件好事。
与闫林则的看得开比起来，张利华现在处于焦头烂额之中。
这段时间，张利华和他的伙伴们不断走访，打探整合重组的消息，每天很晚才回家。
每每回到家中，老婆孩子不断地追问，尤其是看到被娇惯的小儿子一点点懂事，他的压力陡然加大。
18岁涉足煤炭行业，39岁的张利华已经与煤打了22年的交道。
从统计到会计，再到副矿长、矿长，他从未离开过煤矿。
他对吕梁地区的煤炭行业了解甚深，也曾在煤矿经营上多次出手，均收获颇丰，但无可奈何的是，这一次，他开始遇到“麻烦”了。
早在1994年，已经在矿上做了好几年财务的张利华，深感知识的匮乏，曾在孝义市乡镇企业专修学院上了两年半的学，专门进修了企业管理知识，并希望以财务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张利华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财务不能只是核算一下企业成本、给工人发一下工资就完了，而应真正地介入到企业管理之中去，用财务的杠杆来指挥生产。
比如，这个月为什么花多了，那个月为什么花少了，要从财务上去分析，然后对症下药，进行管理科目上的调整，这样一来，财务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实践过程中，张利华深感捉襟见肘：
矿工素质提不上去，不成系统，他们也不配合，想要的相关资料收集不上来。
“所以，我的这个实践失败了。
”
碰壁之后的张利华于1996年第一次转行，开始在一个私营煤矿做副矿长，四年后当上了矿长。
2003年，张利华第二次转型，在私营煤矿专事外部沟通，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不再直接管理生产。
“比如人家来检查了，矿上得配合，需要提供什么资料，这些都由我来做。
”
2005年初，思忖再三的张利华不甘心，再度出手与朋友合资2.8亿元在孝义市郊买下一座煤矿——南尾沟煤矿。
其中，他个人出资高达40%，出任矿长。
但从北京奥运会前的2008年6月停工迄今，这座煤矿歇业已经一年半了。
怎料想，屋漏偏逢连夜雨。
等待复工的消息中，南尾沟煤矿与山西大大小小几千家煤矿一道，随即再度被裹挟进资源整合大潮之中。
张利华和他的朋友也将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
最近，有关南尾沟煤矿的资产评估及重组方案即将落定，该矿最终将被红旗矿务局整合收编，张利华对此牢骚满腹。
中等身材的他，一席深蓝色中山装，黑皮鞋，白袜子，说起话来干脆直爽，握手结实有力，走起路来步履匆匆，不经意间展露出来的戒指硕大而夺目?
?
一副典型的山西煤老板形象。
虽然也理解政府对小煤窑调整的苦衷与无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煤老板实在是太亏了：
一是前期的设备投入被官方严重低估了；二是对于资源价款的偿付额度，他始终认为需要“再乘以一个利润的系数”；三是南尾沟煤矿即将被整合收编到红旗矿务局，失去控股权、决定权后，自己的未来显得那么渺茫。
南都周刊记者曾在孝义地区的新阳煤矿调查采访。
这家员工超过5000人、年产600万吨的国有大矿，隶属于汾西矿业集团，此次煤炭行业调整对新阳矿并未波及。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矿里陆续抽调了不少技术和管理人员外出，就汾西矿业集团整合收编的周边小矿提出技术性改造建议。
9月9日上午10点，新阳煤矿办公楼。
矿长赵有生急匆匆下楼准备外出开会，会议的内容恰与整合重组有关。
赵有生说，他能够理解煤老板的抱怨和不合作，新阳煤矿也在为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根据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架构设计，国有企业收编单井产能低于90万吨的小煤矿后，在新组建的企业中，国有股比例应不少于51%，而煤老板持股应小于49%。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煤矿是由七个煤老板来投资的话，那么，平均下来，每个煤老板的股份只有7%。
“你说，这还有啥意思？
”张利华仰面慨叹。
“红旗矿务局运作40年了，我就没有见它盈利过。
国进民退、资源重组，我看是国家不喜欢我们民营经济了，把我们付了资源价款的煤、把我们的设备都入了股。
到最后人家股权一稀释，一切就都交公了。
”
“你收走了我的企业，我到你新公司挖走我的煤，为什么不可以？
我不要你那49%的股份。
这是我的想法，也能代表大多数煤老板的意见，但是，人家不同意。
”张利华说，如果政府不给煤老板更多可选项，而是一刀切地重组，那么孝义的煤老板100%反对，方案注定要流产。
张利华认识不少圈中老板，有些人是多年前买到的煤矿，钱已赚足，即便这次重组补偿低了，“无非多赚少赚而已”，没有太大意见。
真正“赔掉脑袋的”，是那些通过贷款、融资，刚刚建成矿井就被叫停、参与重组的煤老板。
“刚把房子建成，就要被拆掉。
”
矿难频发的山西小煤窑，总是引得媒体关注，但每次事故出现后，在责任认定环节，几乎总会将地方官员拖下水。
对此，张利华觉得，如果仅从安全角度来说，小煤窑重组是合理的，他也理解。
“说老实话，人家大领导见都没见过我们一次，连根烟都没抽上咱的，这个黑锅你为什么让人家背？
人家辛辛苦苦也不容易，你一个不小心，把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都毁了。
”
山西煤矿重组整改以来，民间流行一句谚语形容如今的山西煤矿：
“一个老人，一条狗，一把大锁，关门走。
”
“我们是待嫁的老姑娘”
与众多行将退幕的煤老板相比，山西金晖万峰煤矿董事长李生贵，是相对幸运的一个。
孝义唯一存留的两家民营煤矿，金晖万峰即为其中的一家。
本轮“国进民退”，对李生贵这座储量8000万吨、设计年产能120万吨的煤矿来讲，没有带来实质性冲击。
2003年，李生贵与兖州矿业集团达成合作意向，按照当时政策标准，兖矿占股51%，李生贵占49%，随后进入实施环节。
但到了2004年，山西出台一个文件解释：
省外国企退出，兖矿回归山东，金晖万峰私有化。
47岁的田士云，从他的父辈开始即以煤为生，来孝义之前的30年间，他从矿工做起，在兖矿一直做到副总。
现在的田士云是金晖万峰煤矿的总经理。
以“花园式矿井”标准兴建的金晖万峰煤矿尚未投产，直到现在还处于建设之中，但井下和地面建筑已经完成了90%，待基建内容全部落定后，可获批开工。
“老实说，如果这个矿粗放一点操作，早就出煤了，李生贵比较谨慎。
”田士云说。
李生贵的煤矿貌似波澜不惊，但山西大多数煤老板则不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像闫林则、张利华一样——被动式重组。
福建商人李春林便是如此。
李春林的煤矿位于孝义市郊的杜村，即将被汾西矿业集团整合收编。
从2001年进入孝义，李春林的事业可谓风生水起。
几年来，煤炭行业几次政策性调整虽曾让他付出些许成本，但均未伤及重大利益。
怎奈何，深度调整接连不断，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在灾难性事故不断发生的大背景下，这一次的资源整合，力度更为大刀阔斧：
依照文件精神，要想留下来，要么将单井产能提高到90万吨以上，要么同意重组方案，被国有大矿收编。
李春林认为，摆明的是两条路，其实只有一条，提升产能是不现实的：
产能与储量直接挂钩，储量不够，投入再多成本，也达不到要求，“只有一桶水，你换上一个直径一米的龙头也没用”。
目前，在这唯一的路径上，有关资源价款的退缴比率，煤老板与政府存在不同想法。
“我们就是待嫁的老姑娘，人家只给这么多嫁妆，不嫁也得嫁”。
孝义市新建路261号、能源大酒店五楼的一个包厢里，李春林丧气地说。
资源重组，他早就听说了，没想到的是，最终被国有大矿收购。
当初觉得，资源整合无非几个相邻私营煤矿之间相互购并。
“这一招来得很突然。
”
最近半年，朱继忠也颇为焦灼。
作为孝义市煤管局工会主席，他深知改革之难。
“孝义是全国百强县，在山西更居百强县之首，但你可知道，孝义到底是靠什么‘强’起来的？
”
朱继忠介绍，山西全省的煤炭资源整合，在数量上，要从2500座减少到1000座，吕梁地区要从350座压缩到100座，而吕梁地区孝义市，则由100座调整到12座。
日前，孝义的重组方案已上报山西省政府并获得批准，大致架构已经清晰：
留下来的12座煤矿，10座为国有控股，2座为民营主体。
记者了解到，山西诸多县市已将意向性协议签了，却留下一条尾巴，即补充协议，在具体细节上，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9月14日，宁武县煤矿工业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宁武共有煤矿63个，整合的目标是24个，截至当日签约的煤矿只有可怜的两个。
同吕梁等晋南地区不同，宁武目前的煤老板大多是2007年后接手的外地投资者。
据了解，其中来自浙江的大概占七成，福建人占一成，资金多数来自集资，有些煤矿一共只有1亿投资，股东却是来自几个村的2000多人。
“从春节到现在，我一天好觉都没睡过。
”上述负责人说，“很多人从拿到许可证到现在，一天工都没开过。
整个山西省，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卖掉煤矿的煤老板拿到过一分现钱。
据我所知，号称已经全部签约的大同某县，据说都属于‘强按手印’，煤老板根本不认。
我现在天天求着这些煤老板，但还是没法达成协议。
”
煤老板们还在就补充协议的细节讨价还价。
陈春林的资源价款是2005年上交的，当时市价为1.8元/吨，现在涨到了7.6元/吨。
于是，李春林坚持认为，政府在做资源价款补偿时，如果按照四年前的1.8元/吨来退付，他是不能接受的。
略有不同的是，同样身为煤老板的闫林则虽有意见，但最终还是摆出了一个无所谓的姿态。
“我和其他煤老板想的不一样，这样一来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从此我不用再这么操心了。
”
新世纪大酒店，目送记者走出办公室时，略显老态的闫林则说，煤炭价格翻了三番，资源价款补偿理应也翻三番，但现在只按1.5倍标准走，没得选择。
闫林则直言，煤老板不团结，反对意见再多，也成不了气候。
据讲述，古交乃至太原地区有关重组问题开会无数，闫林则曾代表煤老板几次在会上发言，最终发现“作用不大”，也便不再继续主张。
“有些煤老板身后并不干净，偷税漏税什么都有，背地里各种意见滔滔不绝，一到有领导在场的大会上，大气都不敢喘。
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万一领导一动怒，你重组评估得的那些钱，还不够你追缴罚款的。
”闫林则说。
尴尬万端的，不止这些煤老板。
古交煤管局局长冯跃宇的感受是有代表性的。
冯说，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煤矿重组进度，应对上级压力;一方面还要面对上百号煤老板各种各样的批评与责难。
“这段时间，伤透了脑筋。
”
煤企重组大事记
1999年底 山西全省办理了采矿登记的各类煤矿共有5831座，其中，43.2%为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而那些未统计到的星罗棋布的“黑煤窑”，规模多在年产万吨以下。
2004年 “煤炭产权改革”成为山西煤炭生产历史上产业调整的分水岭。
这一年，山西全省同时关闭了4000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彻底淘汰，试图通过资源整合遏制频发的矿难。
从此，山西开始了煤矿资源整合的“持久战”。
2006年 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淘汰关闭核定生产能力9万吨/年以下的煤矿。
据业内人士回忆，这次是山西“煤老板”们经历的第一次具有强制意味的整合，整合的主体是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的煤矿。
同时，整合后的煤矿从此需要交纳“采矿权价款”，焦煤3.80元/吨，动力煤1.50元/吨。
2008年 山西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009年4月 上述《意见》刚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山西省再度提高目标门槛。
《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
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矿井总数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到2015年减到800座，原则上企业规模不得低于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不低于90万吨，保留矿井要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2009年8月 国家安监总局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申力争到“十一五”期末（2010年）把全国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座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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