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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论文金融体制改革论文金融危机与经济学改革
金融改革论文金融体制改革论文：
金融危机与经济学改革
摘要:
2008年的金融崩溃导致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看法的大转变。
这场危机为经济学本身的改革与复兴（从由数学技术统治的学科转向以理解真实世界的制度和参与者为方向的学问）创造了有利条件吗?
为什么对金融崩塌的警告未被注意?
最近的问题既与市场个体主义思想在全球的胜利有关，又与被夸大了的建模和资格的作用有关。
经济学的这些失败部分归咎于该学科本身，同时也是更大范围的制度和文化力量起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杰弗里·M·霍奇森;金融危机;经济建模局限性;真实世界复杂性;制度;文化
一、导言
2008年的全球金融崩溃标志着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正如J.M.凯恩斯因对他那个时代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批评受到当今人们的怀念那样，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家们也许会问，最近的危机是否将通过暴露当前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局限性而有助于复兴该学科。
本文拟评估这样的复兴前景。
据认为，由于体制和文化对该学科改革设置的障碍，把经济学的方向调整到更具建设性和与现实更加相关的轨道上的可能性比初看上去的要小。
这些障碍中有陈腐的学科界限和以牺牲综合观点为代价的深度专业化和对公制化与形式化的崇拜。
虽然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发展缓慢，但人们的思想情绪却变化迅速。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各国领导人之前对金融市场放松监管的承诺的大变卦。
市场不再被看作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
一反其共和党的传统做法，布什总统成了在金融系统内扩大国有制大力帮助银行度过难关的倡导者。
艾伦·格林斯潘，前美联储主席最终宣布，他“犯了个错误，那就是假设利己的组织，特别是银行能够保护‘股东和公司的股本’。
他“发现了自由化和自我调节模式中的一个弱点”。
自1979年以来，所有英国首相和财政大臣一直在推动市场自由化。
直到2005年11月8日，当时的劳工大臣戈登·布朗（GordonBrown）才对英国工业联盟说了他对金融监管的意见，并把他在这方面的的主张解释为“并非只是轻微管制，而是有限管制”。
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布朗首相采取了包括银行部分国有化在内的一揽子措施。
2008年10月19日，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Darling）宣布了大规模政府收购的政策，以刺激英国经济。
他说，凯恩斯的思想又回来了，并开始流行起来。
全世界政治家们的这些思想上的变化为经济学家创造了一种不同的环境。
但这个行业的学院派领袖们至今没有看法或做法方面的明显转变。
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改变或公开认错。
有迹象表明，“业务依然如故”。
本文讨论经济学行业与2008年金
融危机的关系。
第2节提一下某些曾经警告过这次
危机的经济学家。
第3节将某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
对凯恩斯的新热忱与经济学家不仅对凯恩斯经济
学，而且对其它经典经济学文献日益失去兴趣的现象
进行对比。
第4节和第5节讨论当代经济学中技术优
先于实质的情况和以前的经济危机是否提供了有可能
扭转这种优先权的证据。
第6节论述对这次危机的警
告被置之不理的原因。
第7节把脉诊断经济学中技术
情结的严重性。
第8节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二、对末日的预言
谁曾是2008年危机的预言者?
2006年12月7日，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N·鲁比尼（（NourielRoubini）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美国正在面临着房价猛跌、消费者相信骤然下降和经济萧条的形势。
业主将不履行抵押义务，抵押支持的证券市场将土崩瓦解，全球金融系统将停止运转。
这些趋势将可能毁掉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其它主要的金融机构。
经济学家A·巴罗金（AnievanBanerji）回应道，鲁比尼的预言没有利用数学模型，将他的警告置之脑后，把它们视为悲观主义调门。
英国社会学家L·泰勒（LaurieTaylor），要求他的每周BBC无线电广播节目的听众，找一位曾经预言过2008年信用崩溃的经济学家。
2008年10月15日，电台节目主持人宣布，自1980年以来，最有先见之明的关于国际金融失控的的预言者是相对鲜为人知的英国金融经济学家R·S·戴尔（RichardS.Dale）。
在他的《国际银行业放松管制李一书中，戴尔（1992）曾辩称，银行进人证券投机加速了1929年的危机，1980年以来由于增加放松管制造成的银行愈来愈卷人证券活动的势头，也许会加速另一场金融崩溃。
戴尔的著作在1993年的《金融杂志》上受到比较复杂的评论，尔后随即消失于引用序列。
在2008年较早的时候，许多领头经济学家曾一度认为，2007年的银行困难不会导致萧条，但D·布南奇弗劳尔（（DavidBlandchflower）教授却得出结论说，尚未展现的信用危机将导致英国经济进人衰退。
2008年6月，美联储主席B·S伯纳克（BenS·Bernanke）有信心地认为，美国衰退的风险已经减小。
但是布南奇弗劳尔，作为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银行的一员，几个月里一直争辩说，不仅美国正在进人负增长，而且英国也避免不了同样的命运。
他的观点直到2008年9月才受到该委员会的重视。
他的预断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根据布南奇弗劳尔的说法，美国和英国即将来临的衰退的关键证据包括“软性调查中如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和人们对劳务市场的悲观看法等。
”导致其形成自己的观点的原因不是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富有经验地阅读详细的观察证据。
他说:
“预测模型基本上是无用的……预测者往往对衰退预测不足”。
1996年海曼·米斯基（HymanMinky）逝世，几年后他的声誉鹊起。
在1982,1985和1992年的一系列的论文中，他坚持认为，由于其依靠不断增长的债务做投机买卖，金融资本主义具有不稳定与危机的固有趋势。
他对1980年后全球放松金融监管的严重后果提出过多次警告。
他的思想在主流圈从来不受欢迎。
然而，早在2008年4月，《纽约人》注意到，提及其金融不稳定性的假设的事“在金融网页和华尔街分析报告中已成家常便饭。
米斯基的假设非常值得反复访问。
”还有其他一些大声预言这次危机的人。
后凯恩斯主义者和另一些人从1980年出现扩大派生市场的危险以来一直警告着放松金融监管和过度负债的风险。
1848年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始至终预言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
然而，在此语境中出色的预言者，是那些能帮助我们理解通过其为大规模扩大债务提供资金的体制与机制的人，那些既承认其强大的提振力量又承认其潜藏的不断增长的风险的人。
实质上，这不是一个预测危机的时间表的问题，而是提高我们对把经济推向悬崖的明显的结构和力量的认识问题。
这意味着要对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助推形成的债务繁荣如何为金融崩溃创造了前提条件进行评价。
三、有人读凯恩斯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学里教的经济学。
政治家、博客、报纸和杂志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如凯恩斯和米斯基这样的经济学家与今日的相关性，但这些人在最富盛名的大学的经济系里受到推崇或被重新发现了吗?
我上网竭力在当今任何一所世界顶级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和必修经济理论课程的读书清单中寻找凯恩斯和米斯基的著作，但我徒劳了。
然而，却发现一大堆对学生数学熟练程度的要求的证据。
通过查阅1950年后的重要学术期刊，我们能够弄清楚上面提到的作者每个10年有多少次被引用。
数字表明，凯恩斯在4名作者中被引用最多，但他在重点刊物中的知名度迅速下滑。
其他警告过放松金融监管的危害的几名作者的被引用率很低。
显然，虽然鲁比尼的著作是推论性的，但他发表在顶级经济学杂志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含有模型。
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还拿不到手，只能按前些年同样的10年的数据推测。
当然，到能获得这些数据时，这两年也许会恢复对凯恩斯和其他作者的引用，但至目前还没有这种迹象。
如果能回到1950年代的水平，那将是不平凡的。
难道学院派经济学家仅仅是引用错了人?
这样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从引用量来看，凯恩斯的那些经典对手们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
举M·弗里德曼为例，1950年以来，在同样的刊物清单里，他被引用的文章或评论每10年平均只有344篇。
F"哈耶克每10年被引用的仅139条。
G二德布勒（（GerardDebreu）是一名数学经济学家，综合平衡理论的先驱，他每10年被引用的仅只24条。
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引用最近的数学技术的开拓者外似乎已经停止引用其他任何人。
凯恩斯本人的思想的命运鲜明地显示了对经典文本的忽视。
凯恩斯的智慧被快速删改，被强行搞成模型。
即便在凯恩斯的思想被承认的时候，也往往是以二手形式出现或被用怀疑的眼光看待。
可悲的是，忽视以往的大经济学家的习惯受到位于凯恩斯故乡的剑桥大学的一名教授的支持。
P.达斯古普塔（ParthaDasgupta）2002年写道:
在大学攻读经济学过程中，你可以不读任何经典著作，或只要对过去的大思想家的著作有一个模糊印象，就可过关。
这位当代经济学家甚至试图割断其研究与经典中解决过的问题的联系就证明有理;她写文章只参考近几个月内的文献。
P·达斯古普塔辩称，“经过深思熟虑”，“尚不清楚，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情况”，对他来说，忽视过去有重要的正补偿。
为了进行创造性工作，不了解以往时代的学者的关注与斗争别具优势;过去为目前的研究安排日程不大可能去冒险创新。
但是，我们的研究总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即便是在我们考虑未来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的观念与理论来自过去。
不可能有别的途径。
我们是否应当“了解以往时代的学者的关注与斗争”主要取决于那些问题是否与当代情况相关。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与“大萧条”同样规模的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必须从久远的经验中学习，从已故经济学家的分析与策略中学习，正如我们必须从银行破产造成的其它衰退中学习一样。
然而，在有些人心目中，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
伟大的智慧被视为以往的即日消费品，有价值的知识被人们忽视。
尽管这样，正如马克·布劳格（（MarkBlaug）1991年指出的那样，极少有创造新思想的人能不提到一两位先驱者名字。
然而，由于关于经济学史的详细知识已成为不时髦的稀有品，提到先驱者名字的事变成了肤浅的老套。
对过去文献的忽视大大削弱了认真推敲理论前辈思想的习惯，削弱了仔细辨析所用词义微妙变化的习惯，削弱了对高雅文风与流畅表达的欣赏习惯，削弱了严格关注术语定义的精确性的习惯。
任何肯花功夫去读一读凯恩斯的人都会发现一位在这些被抛弃的价值的方面有造诣的楷模，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东西。
四、技术统治
今天，为了在经济学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没有必要阅读和引用任何以往时代的经济学家的著作。
大多数经济学家只对经济模型感兴趣。
他们学会如何使用分析工具，但不懂得分析性问题产生的知识、历史和制度方面的背景。
数学充斥于重点大学的课堂，经济学专业生既不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与制度，也没有鼓励他们优先考虑真实经济与制度。
研究诸如各国的财富与贫困的本质及原因这样的重大问题不可能获得荣誉，除非他能将分析简化为体面的形式。
过去的20年里一直有人反复对重技术轻实质的倾向提出警告。
1980年代，这个问题变得严峻起来。
A·克拉漠（Arjo.Klamer）和D·克兰德（（DavidClander）1990年报告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参与美国顶级大学经济学教学计划的大学生中只有3%的人认为“具有全面的经济学知识”对从业成功“非常重要”，而65%的学生认为，“在解决问题方面聪明能干才是重要的”，57%的学生相信“学好数学”极为重要。
1993年B·弗雷（BrunoFrey）和R·艾肯伯格（RinerEichenberger）也说，研究生学习的是“理论与抽象的东西，很少关注体制方面的事实”。
1988年，美国经济协会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状况。
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表达了其深深的忧虑:
“大学的教学计划可能会培养出一代只懂技术不知实际经济问题的傻瓜专家。
该委员会成员A·布林德（AlanBlinder）评论道:
师生都发现经济学迷恋于技术而轻视实质……委员会检查过的宏观与微观理论考试……只考查数学解谜能力，而不考查关于经济的实质性知识……只有14%的学生报告，他们的核心课程强调“把经济理论应用于真实世界的问题”。
1988年该委员会成立以来，它就为经济学界的一些带头人留了一席诉苦之地。
D·麦可洛斯基（DonaldMcCloskey）1991年写道:
严格地说，当代经济学是在超空间中竭力寻求可以想象得到的假设·····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学系对公式主义着了魔。
在经济学教学计划中，极少教经济学。
他们教的是“工具”，是5年左右就陈旧过时的工具。
几年后布劳格说:
当代经济学已经生病。
经济学日益成为为了自身的智力游戏，而不是为了理解经济世界产生的实际后果。
经济学家已把这个学科变成了一种社会数学，在其中严格的分析就是一切，而实际相关性什么都不是。
至少3位诺贝尔奖得主表达过他们的忧虑。
W·列昂节夫（WassilyLeontief）早在1982年就反对把模型看得比数据还重要的现象，他说:
经济学杂志中页页充斥着数学公式……经济学家们年复一年地产生着不可计数数学模型，不遗余力地探索着它们的形式性质;经济计量学家们把各种可能的代数方程应用于本质上相同的数据。
R·科斯（RonaldCoase）1997年抱怨道:
“现行经济学是漂浮在空中的一种理论体系，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没有多少关系”。
F·弗里德曼发现，“经济学已经日益成为数学的一个深奥分支，而不是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学问”。
这些权威性的批评生产了什么作用?
D·科兰德（DavidColander）于2009年叫苦说，这些重要的警告“对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M·布劳格悲观地写道:
“我们已经创造出一个难以阻挡的魔鬼”。
问题不必在数学本身，而在于迷恋技术轻视实质。
按理说，在经济学范围内为有用的直观推断或数据足够的模型提供某些有限的空间是正确的。
但是，决定是否采用它们的理由不是其技术美学，而是其有助于解释真实世界的有用性。
鉴于技术在当代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我们需要考虑这种情况是如何影响经济学家的判断和他们给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建议的。
这个问题将留在后面讨论。
在此之前，我们将通过回顾诸如1930年代的前事，讨论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削弱或强化这种形式主义和技术至上的偏见。
五、过去的危机导致了经济学家重实质而不是重技术吗?
数学技术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就稳坐于经济学的殿堂之中。
比较之下，1920年代的经济学是一个重视论证远胜于迷恋技术的学科。
经济学家们接受自己学科的史学教育，了解存在已久的问题和不断变化的理论问题。
因此，当今的经济学改革的任务实质上不同于1929年大萧条后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任务。
凯恩斯1936年的核心理论观点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背后的假设不适合于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
它根本不是经济模型或经济计量技术的战场。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萧条却帮助提供了在经济学领域更加广泛地使用数学的冲劲。
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对较老一代经济学家找不到解决办法很不耐烦，转过去同时依靠数学模型和凯恩斯的教条。
G二米尔丹尔（GunnarMyrdal）回顾自己在1930年代的经历时说，他在经济计量协会成立之初发挥过作用，建立该协会的目的是推行形式方法，反对当时的制度学派在美国的垄断，后来他本人才转向制度经济学，成了一名新古典主流的批判者。
米尔丹尔1972年写道:
面临那次大灾难，我们这些惯于根据简化宏观模型推理的“理论派”经济学家感到，我们处于顶端……正是这个时期，投身凯恩斯主义革命激流中的经济学家调整了自己的理论模型，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使我们的“理论”方法取得了非常广泛的胜利。
这次“革命”不仅确立了相对简化的凯恩斯主义版，而且是在包括塞缪尔森和其他人在内的较年轻的一代经济学家领导之下进行的，它促进了形式经济模型的发展。
他们只强调凯恩斯主义中能建模的那些部分，对较年长的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沉思默想感到厌烦，这些经济学家埋头于历史事实，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这种更加倾向于数学方法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其技术专家垄断的诱惑，部分原因是它提出了解决当时迫切问题的明确方法。
似乎越来越大的称之为G的变量能够缓和失业问题。
这个办法简单明了，穿着数学与“科学”的外衣，极具诱惑力。
虽然凯恩斯本人警告过经济学中数学技术的局限性，但他却受到把数学视为解决办法的较年轻一代的公然反抗。
导致经济学走向形式化的第二个动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科学活动的军事化给具体的数学技术和统计技术赋予了特权和资源。
20世纪最大的军事冲突提升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题—稀缺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固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
战争的爆发完全消除了一切有关受支持的政府预算赤字的补偿。
大萧条使很多人相信，需要某种财政赤字支持公共开支。
战争把事情整个颠倒了过来。
在持久的战争时期，任何想鼓吹“平衡预算”的人都可能被控为抵制作战。
公共筹措资金支持战争的需要保证了“凯恩斯主义的”胜利。
塞缪尔森在1986年的一次采访中宣称:
“到战争结束时，整个学术界都是凯恩斯主义的”。
虽然大萧条确立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但它同时推动了数学形式化的过程，并使其在战后逐渐加速发展起来。
这个变化的速度与规模可在以下主导杂志中追溯到:
《美国经济评论》、《经济杂志》、《政治经济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
1920年代之前，文字阐述占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90%以上。
1940年后，文字阐述不如以前那样占统治地位，到1960年代时，这种文章逐渐降至33%。
到1990年代初时，在主导杂志和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90%以上由代数、微积分与经济计量学统治着。
虽然从1975至2008年左右，凯恩斯思想不再流行，近几十年里主流经济学的特点在其它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但其重视技术轻视实质的风气却依然如故。
紧迫的问题是2008年的危机是否会扭转这种局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较早发生的事二1997年，R.C"然顿（RobertC.Merton）和M"S·斯科尔斯（MyronS.Scholes）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科尔斯曾帮助设计了Black-Scholes方程式，著名的对冲基金就建立在其基础之上。
然而，1997年亚洲和东亚的金融危机之后，紧接着高杠杆租赁于1998年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损失了46亿美元，并告破产。
这种情况是否导致了对模型的局限性的严肃讨论?
同样没有。
六、为何警告被忽视?
一个需要解释的关键问题不是预测的失败，因为如上所述对各种危机的预测早已作出。
问一问为什么危机之前关于银行信贷的本质与规模的有根据的忧虑被置之不理却更具相关性。
在2009年1月21日的一次讲话中，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A·特纳（AdairTurner）大臣指出，“归咎于全球银行家、监管者、中央银行、财政部和经济学的大规模失败·一标志着整个体系充满了市场广度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谴责的范围相当广泛，把经济学也包括了进去，比较公正。
但它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如此目光短浅的事同时发生于所有这些很不相同的政治、金融与学术机构中。
有影响的经济学家R·波斯纳（RichardPosner）在他的博客“金融危机:
为什么警告被忽视?
”中讲到这个问题。
他引用了R·沃尔斯泰特（RobertaWohlstetter）的名著《珍珠港:
警告与决定》。
沃尔斯泰特（1962）表明，美国军方收到了有关日本有可能袭击珍珠港的信息，但是是由相隔很远的不同的人收到的。
在特别大量杂乱的信息中，很难整理相关信息。
这样一来，个别的一些信息未给予较高的可信度或未置于重要地位，因而未能传到军事最高层。
据此，波斯纳援引了鲁比尼关于经济衰退的警告，认为这些警告在金融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官僚机构内受到同样的阻碍:
造成许多警告被忽视的因素，也许是同样在对金融危机的预先警告中被忽视起决定作用的那些因素:
先人之见、采取有效防范不确定危险的措施的困难与成本及缺乏从多渠道积累和分析警告信息的机制。
这种论点提供了关于官僚主义如何剔除信息的深刻见解，但却未考虑一个根本区别。
为袭击做准备的情报与在认知上评价危机的可能性但并非现实性不是同一回事。
此外，任何关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的间接观点都有可能被定量风险评价的需求所满足—至少在当代官僚主义机构中。
但是，由于有关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开放程度的原因，可靠的概率评价往往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
在当前的官僚文化中，量化风险的缺乏阻碍了许多警告的传播，不被人们注意。
另外，如上所述，鲁比尼的警告之所以被忽视，部分原因是他缺乏一种足以令人尊重的备用模型。
珍珠港事件与2008年的危机有重要区别。
然而，波斯纳不是一个坦率的辩解者。
他挑选了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专门批评:
关于预见金融危机的失败的所有难题中，最大的是金融学与宏观经济学教授们的预见的失败，只有几个如鲁比尼这样的人除外。
某些媒体的评论将这个问题归咎于过于依赖经济的抽象数学模型的经济学教授们。
事实上，金融学教授们主要在商业学校而不是在经济学系从教，他们往往与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况有着紧密联系。
他们不是不切实际的理论家。
他们与咨询师、投资者、货币管理者一样参与金融市场。
这就提出了又一个关于使经济学家脱离实际中数学模型所起的作用的论点。
波斯纳否认它们具有不良的副作用，辩称商业学校的金融经济模型在货币市场的喧嚣中弄脏了它们的手。
这些判断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
为什么经济学系的其他教授不那么喜欢卷人市场机构的漩涡?
人们广泛抱怨，我们对市场机制事实上是如何运行的知之甚少。
再说，参与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关注大画面。
金融经济学家的大多数模型不怎么关心理解建构市场机制的问题，甚至不怎么关心预测系统的结果，而是关心为客户投资者提供风险评估和投资算法。
这样的工具模型易犯的错误戏剧性地显示在Black-Scholes对冲基金的丑闻中。
波斯纳未能认识到，金融经济学家在弄脏自己的手的同时，还无视债务大山最终崩溃的严重形势。
警告之所以被忽视还因为自由市场的思想与诸如有效市场假设和理性预期的理论断言结合在一起了。
人们广泛相信，市场本身能调节和控制债务。
过分借贷会被市场发现，轻率贷款结构的股票价格会自动削弱。
因而，政府监管是不必要的。
有效市场理论宣称，交易资产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已知信息。
这个观点至多支持轻度管理的做法。
理性预期假设“断言结果并不与人们所期望的有系统性差别。
在其竭力预报价格的过程中，投资者梳理所有信息来源”（Sargent,2008）。
如果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信息效率和其自我矫正的能力，关于衰退的警告就会被忽视，因为它们有悖于传统智慧。
还有，金融学教授们被吸引到“金融市场的真实世界”的部分原因是可拿到有利可图的咨询合同。
很多商业学校鼓励这样的咨询工作，把它看做学校本身的相关性与声望的标志。
考虑到这样的既得利益的演变，特别是1980年以来商业学校在全球的发展，金融经济学家没有什么积极性要求更强的监管和对对冲基金的更严格地限制，或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警惕。
既得利益助长了维持思想现状和政策现状趋势。
最后，对流行于当代私有与公共官僚机构的公制化的崇拜意味着咨询师被迫提供对任何风险的定量评价。
至少根据奈特1921年和凯恩斯1937年的定义，不确定性适应于不可能对概率进行定量计算的地方。
但是，极少有主流经济学家考虑这个差别，部分原因是很难把非定量不确定性纳人模型。
这个观念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被驱赶了出来。
然而，很难看到关于金融灾难的预言是如何根据计算的概率进行有意义的评估的。
结果，当我们思考对2008年的危机的警告未引起注意时，我们基本上不是在对付一个未经核对的或被忽视的信息珍珠港综合症。
相反，资深分析家的预感被主流经济学界与金融客户忽视，因为它们既没有被量化为概率，也不是来自体面的模型。
七、诊断病态经济学
现在有一个关于经济学形式主义发展的重要文献。
T·劳森（TonyLawson）1997年断言，数学模型的使用预设了一个现实中“罕见”的“封闭系统”本体论。
对这个论点的细节虽有争议，但它们却没有触及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导致了经济学形式主义在全球崛起的制度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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