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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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迷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
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无奈。
这样一群人，在旧上海低沉压抑的空气里呼吸，在那样的人世里摸爬滚打。
他们挣扎于阴霾的乱世，企图能抓住任何一丝依托，可惜沉郁麻木已久的心最终在灰暗的现实中划出微弱的星芒，随着咿咿呀呀的胡琴声慢慢地沉下去，淡出别人的，自己的世界。
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
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人物大多自私、虚伪、变态。
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在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
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
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张爱玲一九二零年出生于上海。
她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旧习气很深，性情也很坏。
在张爱玲的笔下，男性多是封建上流社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荒凉的、令人窒息的夹缝里，深受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传统熏染，沾染了一系列不良习气。
由于家庭生活带来的不幸，她渴望浪漫而平实的爱情与婚姻。
恋爱中的张爱玲比她笔下的所有女子都更柔情更缠绵。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胡已有妻室，两人坐谈文学艺术，相处和洽，张爱玲视他为知音。
一九四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没有举行公开仪式，与胡兰成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婚后一段时间生活浪漫而平实，是张爱玲一生最美而走得最匆忙的时光。
最终，因胡兰成取小周，又不选择取舍而分手，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姻缘。
父亲、弟弟与丈夫。
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却只让她看到了“丑”。
所以在她的作品中，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副男性的“百丑图”。
一、从亲情中看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他们大都曾留过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又根深蒂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间的佟振保；《心经》中陷于父女恋的许峰仪；《鸿鸾喜》里新发迹的，惯在人前扮演“好丈夫”和“开明父亲”的娄嚣伯；《封锁》里曾在有形封锁中一度真情流露，但最后还是在恒常的无形封锁中归于虚伪常态的吕宗桢。
《心经》中，许小寒爱上自己的父亲许峰仪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
“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
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
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
”她对父亲的爱是带有崇拜性的爱，因为他的父亲高大完美，他有钱有地位，人人都羡慕她家庭幸福美满。
许峰仪，一个“社会上混迹了多年的有权力有把握的人”。
他四十岁左右却带有“遗少”气味；住在西式洋房里却迷信“阳宅风水”；摆设西式家具却悬挂中式名人字画；他精神极度空虚，和女儿许小寒玩着时髦的“精神恋爱”。
小寒在这样一个病态的家庭里，形成了病态的“恋父情结”，可作为父亲的许峰仪默许并助长了这种情感。
对于许峰仪而言，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却将本应给予妻子的情感转嫁给女儿。
只因女儿身上“有着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
他们的对话全然是恋人间的情语，当小寒用龚立海的事向许峰仪施压时，许峰仪道：
“你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知道你的用意。
”小寒低声道：
“我不过要你知道我的心。
”峰仪道：
“我早已知道了。
”小寒道：
“可是你会忘记的，如果我不常常提醒你。
男人就是这样！
”许峰仪的自私毁掉了许小寒更毁掉了整个家。
他们一起嘲笑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嘲笑她逝去的容颜：
有些事，多半你早已忘了，我三十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你就笑我。
……他也跟着笑……我怎么能恨你呢？
你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许峰仪早已知道自己对小寒的感情不正常，但他没有自我克制，即使最后他离开了小寒跟段绫卿在一起了，那也只是追着小寒的影子，因为他知道段绫卿跟小寒很像。
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前面，照了一照。
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点，流动闪烁。
许峰仪不满足于“精神恋爱”，但是社会赋予他的自然属性不允许他对自己的女儿大发兽性，他虚伪地以“爸爸”的身份刺激小寒。
让一个貌似小寒的却又“人尽可夫”的女人做自己的情妇。
他抛弃了家庭，只为将自己置身于世俗男女关系之中。
这就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自私负心的伪君子。
当小寒得知绫卿是父亲的情妇时，她试图阻拦。
“她扑到他身上去，打他，用指甲抓他，峰仪捉住她的手，把她摔到地上去。
她在挣扎中，尖尖的长指甲划过了她自己的腮，血直往下滴。
”许峰仪或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爱过许小寒。
但凡有爱，总有些疼惜。
他只是需要那种活泼真实的情爱的刺激。
他冠冕堂皇地埋怨许小寒“你牺牲了自己，于我又有什么好处”[20]。
看似要阻止这段变态的感情，实则他已不满足于仅仅的“精神恋爱”。
他对许小寒说：
“你放心，现在的社会上的一般人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了。
绫卿不会怎样吃苦的。
你刚刚说过：
我有钱，我有地位。
你如果为绫卿担忧的话，大可不必了！
”[21]在许峰仪看来，养情妇远比与女儿的恋情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他终于在许小寒面前撕下了新派绅士的假面具。
许峰仪无视妻子的存在，肆意玩弄女儿的感情，利用社会的所谓“开放”随意占有蹂躏段绫卿还假借爱情的名义，却心安理得，纤毫无损，不受任何惩罚。
“他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精神极度空虚无聊的灵魂；既无新道德，又无旧伦理；既残存着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又沾染了资本主义颓废文化。
他是一个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媾合而生的文化畸形儿。
”[22]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
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
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
辛亥革命爆发时，这批人大多未成年，民国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们却还停留在清朝——他们的孩童时代。
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
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是自己。
“各种恶之花、文明之花一齐开放的十里洋场，对于他们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怪物’，并以庞大的咄咄逼人的力量压迫着他们。
”[9]
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
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
说不上郑家是穷还是阔。
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
住了一幢洋房。
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
客室里稀稀朗朗的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
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去看电影。
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
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
抽鸦片、住洋房、全家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健康。
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女儿郑川嫦病重，他不肯花钱买药。
郑先生道：
‘你的钱你爱怎么使怎么使。
我花钱可花得高兴，苦着脸花在医药上，够多冤！
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
川嫦死后，郑先生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
“……川嫦是个稀有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一个虚假、自私、做作的旧家庭企图用“家”这个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盖。
郑先生是一个不学无术、毫无责任感、极端自私、自我享乐至上的父亲。
父亲，本应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妻子儿女的依靠，郑先生则完全颠覆了“父亲”这个角色的神圣意义。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也企图借着嫁女儿飞黄腾达。
“亲子之爱的神话已被利己主义的‘冰水’和功利主义的冷漠彻底扭曲了。
”[12]虽然姚先生不是靠祖产生活的封建遗少，但其本质仍有封建遗少的影子。
姚先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甘心拿大女儿去攀结权贵，又为维护面子，扫除自己政治前途上的障碍而把二女儿从事实上推出家门；姚先生继续打三女儿的主意。
究其本质，他为女儿选下的婆家不外是这么两种情况：
嫁富商、嫁高官。
其实，“姚先生也不乏爱女之心，舐犊之情，但更爱更钟情的首先是金钱、权势、地位和自己能捞到好处，因而血浓于水的亲子之情在这物欲横流的利益原则下被异化为一种不尴不尬的商品交易。
”
男性作为家庭的主体，他们不担不关心家庭成员，甚至出卖儿女，用来换取自己的贪图享乐。
家庭变成了一个冷漠变态豪无温暖可言的地狱。
男性的“丑”，从亲情中表露无疑。
张爱玲以非常人的视角，力求对人物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在她笔下的那个混乱得支离破碎又光怪陆离的乱世里，男人被剥去了冠冕堂皇的外衣，从里向外地做一回透视。
张爱玲冷静地站在人性的层面，对传统男性形象进行颠覆。
小说在一系列男性形象的刻画上，通过展现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极端不和谐，突显在“破坏”的乱世中人性平衡的被破坏，直视张扬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失调和冲突。
二、从爱情中看张爱玲笔下的男性
张爱玲笔下男性，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真情，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
他们对待爱情有着本质的相似。
他们在兽欲、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公子哥儿，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社会上有了体面的地位，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他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
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
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狐臭汗酸气、低级下贱、肮脏的妓女身上花钱是最不上算的事，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
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
他所谓的“对的世界”无非是每次嫖得精上算。
第二个女人便是玫瑰。
玫瑰是个混血姑娘，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
与玫瑰，振保并没有打算用真爱，当玫瑰在分别之际紧紧抱住他时，总算良心发现玫瑰是个正经姑娘，才没毁了她的清白，为了这件事，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他这名声是传出去了。
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但是他心里是懊悔的。
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
虚伪的本性显露无疑。
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文中对佟振保的情欲的刻画非常细腻：
“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
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
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
”“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
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浑身燥热。
”与其说是王娇蕊勾引了他，不如说是他主动调情。
在为自己寻找种种说服自己的理由后坠入了肉欲的深渊。
他与她睡了觉还冠冕堂皇地为自己辩解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
王士洪虽不能说是不在乎，也并不受到更大的委屈。
”十足一个不负责任伪君子的形象。
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就自己的行为感到慌张了，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
”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
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冷酷的扑灭心中的情焰，甚至牺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为代价。
他明白这会危及到他的形象，秩序和利益。
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他要对自己负责。
于是，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他对妻子的冷落导致了妻子的出轨，在雨天回来拿雨衣时发现了妻子与裁缝的私情后，心灵再度被曲扭，在外面常常酗酒，公开嫖女人，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
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
在佟这个形象中，“好人”是他的第一个层次，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还是他自我塑造的形象。
“虚伪”是他的第二个层次，他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
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嫁给他，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
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
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的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
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
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秘密地结了婚。
原籍的太太也有点风闻。
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
范柳原就是在英国长大的。
他父亲故世以后，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却有种种棘手之处。
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
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
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
在现实生活里他似乎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在这个新旧杂糅与交替的时代里他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
然而，张爱玲以她独到的眼光看透了他洋装里包裹着的陈旧灵魂，以她对历史与文明的悲观气质为背景，仍然洞悉了笼罩与这些新派人物内心的荒凉。
颓废的生活方式所隐藏的仍然是脆弱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慌。
范柳原本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负家庭的责任，他对流苏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
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
可见，范柳原对女人了如指掌。
他是玩惯了女人的。
然而他还想博得女人的同情和理解，他对流苏说：
“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
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
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
我就是这样。
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
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
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
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
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但那些偶尔出现的真心一晃就不见了。
他一边与流苏调情，一边整日的和萨黑夷妮厮混着。
他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只想把流苏当情人，不想花了钱娶一个人来管束他。
然而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
他不禁感慨“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
“现在你可该相信了：
‘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
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
”柳原笑道：
“我并不是打退堂鼓。
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
“不说了。
不说了。
”他们继续走路。
柳原又道：
“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
”流苏道：
“你早就说过你爱我。
”柳原笑道：
“那不算。
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
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这个张狂的人感到荒凉，自私的他终于接纳了自私的白流苏。
结婚后，柳原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一个花花公子丑陋、可耻的灵魂又露了出来。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写爱情的，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乔琪，所谓乔家十三少爷，他的父亲是英国的爵士，母亲是葡萄牙人。
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勾弄梁家所有的女性，从梁太太到薇龙，到家中的使女睇睇、睨儿，他还道德沦丧，甩了周吉婕的姐姐吉妙，还在外面造谣说她的坏话。
在诱惑了香港社交界后起之秀薇龙之后，他却既不承诺结婚也不承认爱情，而只能答应她"快乐"。
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天生的招驸马的料。
他与薇龙结婚无非也是为了自由，更阴险的心理是为了让薇龙给他挣钱，等她老了赚不动了就轻而易举地抓到她犯奸的证据然后跟她离婚。
这样一个成天沾花惹草的浪荡公子凭借父亲留下来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女人们中间花天酒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寻求心理平衡。
这些男人们从外表看来，他们成熟稳健，事业成有，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他们擅于掌握女性心理，得体地同喜欢的女人说俏皮话，调情。
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好丈夫、好男人。
但他们在明媒正娶了“白玫瑰”时，背地里又不动声色地惹了“红玫瑰”。
相对来说，这类高级别的花花公子，更加务实了。
他们不会因为外面的红玫瑰，而打破自己的生活秩序，他们更懂得在情感调剂的同时，如何保全自己。
“及时行乐”是们的人生信条，张爱玲对这些公子哥们的无耻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她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了清晰的刻画，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人们无真情，在玩着爱情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
张爱玲笔下丰富多彩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封建遗老遗少、庸俗的都市男性还是洋场社会的风流绅士，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聩无能，很少有好男人形象。
这就是张爱玲对男性基本评价和基本视角。
张子静曾说：
“我姐姐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
通过宣泄，赤裸裸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怎样残酷的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作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
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
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
”[16]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源于她身边的人，父亲、弟弟、丈夫……由于亲身感受过着类人的虚伪、自私、扭曲、变态等丑恶嘴脸，张爱玲对他们极尽嘲讽憎恶的同时，更有一种对他们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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