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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词汇教学问题与对策

1.引言

外语教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费时费力、不进则退”的技能性训练过程(杨永林,2019:

57)。

新世纪以来,大学英语的教学标准不断提高,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日益广布,学科发展的方向目标日趋明晰,社会各界对于教学效果的反思日益深刻。

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效性、人文性、工具性、数字化要求(王守仁,2016),对于学校管理人员和一线外语教师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杨永林、丁韬,2016b)。

对于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而言,更需要我们厘清本质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2回顾与反思

2.1回顾发展

近百年来,语言学关于词汇、语法、语义之间的关系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结构主义大师Bloomfield(1933:

274)的观点为主流‘“词汇其实是语法附录,表现为不规则基础形式的列表”。

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代表人物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强调语言学研究中句法自主(autonomy)的观点。

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转换生成语法的阵营中也出现了反对派一—生成语义学,但是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句法和语义的生成性和解释性的问题,而不是词汇或语义研究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语义研究不是被视为泥沼(沈阳、冯胜利,2008),就是被认为是非主流。

词汇研究受此影响,也被边缘化。

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语料库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相关研究表明,短语的构成是受自身规则驱动的,呈现出与认知关联的类型化倾向(Levin,1993)。

同时,有学者提出了“词汇语法”(lexicalgrammar)的概念,认为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同等重要(Sinclair,2004:

164)。

第四个阶段始于新世纪,伴随着“构式语法”(constructiongrammar)的发展而形成,其核心思想是语法与词汇的界限日趋模糊(blurring),有一体化的倾向性:

“形式与意义的组合配对,模糊了词语同语法的界限,使得形式和意义不可分割”(Schleppegrell,2016:

15)。

由此可见,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词汇研究不再是语法的附属之物,而是可以和语法平起平坐的构式结构(Ellisetal.,2016a:

25)。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在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领域中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2.2反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我国外语界对国外先进理论与方法一直有一种追捧情怀,几乎到了言必称英美、文必引外刊的地步。

实际上,早在20年前,就有欧洲学者不满二语习得领域中北美独大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要构建更为健康的学术交流模式(Firth&Wagner,199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预设性教材和策略缺少应变性而无法适用多变的英语教学环境的问题,北美学者提出了“后方法时代”(PostmethodEra)的“三个中心论”:

在教学方法上,要以语言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language-centeredmethods,learner-centeredmethodsandlearning-centeredmethods)(Kumaravadivelu,1994;2003:

2)。

无独有偶,十年前国内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外语教学方法上的“舶来品”现象,提出要“对舶来教学法说‘不’”的强烈主张(张绍杰,2007)。

近年来,我国学者又提出了“产出导向法”的新理论(文秋芳,2017)。

3宏观挑战

3.1发展过快

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短短的16年里,新建本科院校400多所,几乎占到了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一半。

“截止201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560所,其中本科高校1,219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647万人”(张大良,2016)。

我国普通高校的总体数量同现有的2,856个县级行政区相比,几乎接近“一县一校”的比例。

有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数已达3,699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量的20%。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高等教育大国。

从培养模式和教学要求上来看,我国有多少大学在校生,就有多少英语学习者。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在校人数有如此大规模的增长。

放眼国外发达国家语言学、心理学、应用语言学的发展速度,同我国的现状相比:

既没有发展规模上的迅猛势头,也没有教师和研究群体上的快速扩增。

3.2呼吁创新

众所周知,理论与方法的适宜性(adequacy)都有一个规模数量上的临界点(criticalpoint)。

适用对象如果在规模与数量上远远超出了这个临界点,其适宜性就必然要大打折扣。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在学生总量上早已超过了已有理论与方法在适宜性上的可控规模。

因此,需要新理论与方法的出现来缓解扩招造成的质量下降问题。

所谓“大班教学”现象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表征。

优质教学资源匮乏、教材同质化现象严重、师资准备不充分、教学活动套路多于创新等问题既是快速扩招之后带来的后遗症,也是办学规模与学生总量超出理论与方法适宜性临界点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我国外语界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吸收和借鉴反思,特别是有大学英语这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教师队伍和学生群体,在理论与方法上早已做好了自主创新准备。

这一点从日益丰富的教学研究项目类型以及不断增长的教学科研论文数量即可得到明证。

现在的问题是,针对大学英语人文性、工具性、实效性、数字化的新要求,如何从基础研究入手,通过优质资源的建设找到快速有效提升中国学生英语水平的理论与方法。

3.3主体锐变

大学英语改革有必要从新生代大学生的认知行为入手,才能跳出老路子,找出新方法。

为了促进师生交流,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本科教学质量提升的要求,从2016年春季开始,中国政法大学积极鼓励专业课任课教师引入“开放交流时间”(openofficehours)的教学改革机制。

特别是自2018年秋季开始,延续至今的“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建设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教学中的过程管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

应用文写作”教学团队通过这一机制,调研了前后6届学生(2012-2017级),注意到大学英语学生群体有四个方面的新变化。

首先,学习者主体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伴随着网游动漫、智能手机成长起来的00后已经成为大学校园的主力军。

新生代大学生群体的认知特征是思维跳跃化、信息闪速化、知识碎片化、学习趣味化、选择个性化。

其次,新生代大学生有着完全不同于父辈和学长的英语学习经历和体验。

不少学生从幼儿园或小学即开始了英语学习。

有些学生还曾有过海外旅游、交换学习的经验。

不少学生都参加过各种英语学习辅导班,对于当前流行的英语教学较为了解,鉴别能力很高。

再次,线上与线下、课堂与平台之间的融合学习模式对于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慕课”教学平台(MOOCs)、“小微课”授课方式(SPOCs)、英语学习应用(APPs)等也早已被大学英语学习者熟悉和使用。

最后,不同于其他语言微技能训练,由于大量线上线下、免费付费、国内国外的记单词软件选择余地大,趣味程度高,因此,绝大多数在校学生都有移动终端背单词的经验。

国外研究表明,英语习惯用法(Englishusage)的学习,相对于传统的语境化学习和自主学习而言,移动终端学习因及时性和靶向性的缘故,取得了更好的反馈效果,更受学生的欢迎(Hayatietal.,2013)。

4微观问题

词汇是外语学习与交流的基本构件。

但是,不论从教学研究还是课堂实践来看,当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在词汇训练方面存在九个方面的问题:

①前沿理论关注不够;②语言本体研究薄弱;③“用进废退”法则;④知多用少矛盾;⑤跨技能发展软肋;⑥教与学分离悖论;⑦内在关联不够;③教学方法单一;⑨重复频度不够。

4.1前沿理论关注不够

新世纪以来,在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以及二语习得新进展的促动下,词汇教学研究在英美发达国家呈现出了四种新变化:

精细化分类计算;海量数据支持;技术性分析方式;智能化发展方向。

首先,在词汇丰富性的测定方面,摆脱了原来单一的词语计算模式,发展出了“词汇、词项、词族”“三位一体”的统计方法(theword,thelemma,orthewordfamily)。

不言而喻,这种精细化分类计算方式丰富了词汇的多维度评测,不但能区分出母语和外语在词语加工上不同路径(如后者对于形态解构的程度要低于前者),而且能够更为客观准确地评价语言学习者的能力与水平(Silva&Clahsen,2008;Treffers-Dalleretal.,2016:

2)。

其次,大型语料库的使用为准确建立词汇知识与语言能力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大数据的保障。

例如,基于构式理论研制的“英语短语词组表”(Martinez&Schmitt,2012),收录了505条短语词组,就是通过BritishNationalCorpus语料库的“高频词匹配人工复核”的方式获得的,体现了海量数据支持的特点。

再次“词汇标示框架”的标准化建设为自然语言处理与机读字典的词汇库描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维基百科,2019)。

因为有了这一标准框架,通过应用软件的开发,使得海量文本词语信息的处理既快又准。

最后,由于人工智能的进展,通过碎片化、标签化、系统化、智能化四级叠加的词条加工手段,使得海量词条信息的靶向检索成为可能。

国外二语习得领域中词汇研究的迅猛发展,为广义的语言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不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教学应用,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也就无法得到相应的落地效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缺少基础性研究的战略眼光与实践行动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4.2本体研究薄弱

语言本体研究的薄弱直接影响词汇教学的质量。

例如,大学英语的词汇教学很少体现出词汇的认知性、多义性特点以及意义的社会性、语境性要求。

翻译理论家奈达指出,英语词汇有“多义性、习语性、文体性、文化性、非对应性”五个方面的特点(Nida,1998:

32-45)。

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学习者重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不但需要时间,而且要广泛接触真实语言的使用(Ellisetal.,2016b:

300)。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外语界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如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先生都是精通英语词语用法的大家。

近些年来,我国外语界过于注重宏大理论的研究,忽略了对语言本体的研究,特别是英语教学中“字、词、句”层面的微观探索与应用研究。

国外词汇研究表明,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词汇教学方法(cognitive-linguisticapproaches)不仅顺应了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主流,而且在词汇教学中应有一席之地(Boers,2013)。

相关研究还表明,儿童在一语环境中从小获得的固定用法结构(formulaicsequences)有着天然的母语加工优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二语习得环境中成年人对于短语习语的学习多采用分析式的方法,对于词语的加工不是整体式的,而是逐词分段加工的(Wray,2002;Boers,2013:

219)。

在这种情况下,短语成语里中心词的语义研究就成为词汇教学的关键。

4.3“用进废退”法则

词汇学习不但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而且属于强记忆的技能训练。

同所有需要机械记忆的知识内容一样,英语词汇的学习最能体现“不进则退,退如堤溃”的记忆法则。

从心理学层面来看,词汇记忆反映出的是编码、记忆、提取的加工过程(encoding,storageandretrievalprocesses)。

这个过程的衔接如果出现了问题,词汇记忆的效度就会下降。

外语学习中,“学而时习之”是“用进废退”法则的最高体现。

但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这一法则却受到培养模式、学习动机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现阶段,不少高校中大学英语的使命几乎等同于帮助更多学生通过四、六级考试,英语专业的教学则强调专业四、八级考试。

一旦通过考级,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全靠学习者的自觉性来维持。

于是就出现了不少毕业生英语水平与高考前后“持平”的现象。

这是外语学习过程中“用进废退”法则的生动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大学英语四年不断线、大学生词汇量稳步增长,就成为了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改革的关键点。

4.4知多用少矛盾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英美国家成年人的词汇量大约在4万左右,其中积极词汇大约2万左右(Zechmei-ster,1993)。

同时有研究表明,掌握了积极词汇中最为常用的3,000词,即可读懂一般文本95%的内容(Fryetal.,1993)。

这也说明,即便是全英文的学习者词典,其解释语所用的基本词汇,一般也都控制在3,000~5,000词左右。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7),大学英语阶段的教学总体分为三个层次:

一般要求掌握的词汇量为4,795;较高要求掌握的词汇量为6,395;更高要求掌握的词汇量为7,675。

同英美人士相比,我国大学生的英语词汇总量不算太少。

但是,有三个关键问题不能忽略:

一是掌握的积极词汇有限;二是知道的词语词义项太少;三是能用的短语习语不多。

显而易见,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知多用少”的矛盾上(杨永林、丁韬,2016a)。

由此可见,缩小大学生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之间的差

距(activevocabularysizevs.passivevocabularysize)是提高其英语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中外对于词汇单位的计算方法也不同。

根据国外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标准,学习者的词汇量一般不用“单词独语”(singleword)作为计量单位,而是以“词族”(wordfamily)作为统计单位。

例如,除了根词stimulate之外,其“词族”成员还包括stimulated、stimulates、stimulating、stimulation、stimulant和stimulative(Schmitt&McCarthy,1997:

331)。

这样一来,中国大学生英语词汇的拓展中,还面临着第四个问题,即不仅要知道根词本身,还要知其“词族成员”,才能获得足够的词汇量,解决阅读理解的问题(Schmit,2008)。

4.5跨技能发展软肋

词汇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学习者输入性/接受性(如听力)与输出性/产出性(如写作)技能的水平。

很多情况下,听不懂日常交流的话语是因为词汇量不够引起的。

来自丹麦的一项研究表明,英语学习者的词汇量对于听力和读写技能都有影响,虽然对于后者的影响更大(Stehr,2008)。

清华大学“写作团队”以及中国政法大学“英语写作中心”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普遍存在句式单调、用语重复现象的深层原因大都与词汇量,特别是短语习语的数量不足有关(杨永林、丁韬,2016b)。

有研究表明,短语习语在本族人的语言使用中,不论口语笔头,都占到了50%以上的比率(Eman&Warmen,2000)。

这一数据说明,英美人士的词汇丰富性(lexicaldensity/richness)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习惯用法。

4.6教学分离悖论

由于上述各类问题的普遍存在,英语学习者在词汇学习过程中面临着实效性的严峻挑战。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但学习效果并不明显。

长此以往,难免产生心理焦虑、自信不足、缺少动机等问题,极大地妨碍大学生外语能力的发展与外语素质的拓展。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大学英语在课程设置方面由于受课时有限、师资不足、资源匮乏等方面的困扰,一般都未设专门的词汇课程。

这种教学分离的现象使得大学英语词汇教学面临一个新问题:

大学生英语词汇的拓展主要依靠学生自学,还是专项训练?

4.7内在关联不够

外语学习中,背单词是挑战性和重复性最高、趣味性最少的学习过程。

这是因为大多数单词彼此之间既没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又缺少意义上的关联性,记忆时全凭机械性的重复,费时费力、费神费脑、兴趣索然。

另一方面,在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过程中,对于词汇学习的内容而言,基本上也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没有在语言整体应用的层面达到一种高度关联。

国外二语习得研究表明,现有的二语/外语教材在对待词汇和语法的关系上大都采用二元分离的做法。

而在短语习语的教学中,只有注重形式与语义、词汇与语法的一体化,才能有更好的学习效果(Ellisetal.,2016b:

298-299)。

4.8教学方法单一

词汇学习是多元智能的综合体现,涉及到的因素很多,有的是认知的,有的是情感的,有的是经验的,有的是方法的,不一而足。

从这个道理上来说,掌握海量词汇的途径与方法也必须是多元的、开放的、实践的、鸡尾酒式的(杨永林,2012:

131)。

词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

一方面,不突破词汇关,英语学习就无以为继;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语言微技能训练而言,词汇教学方法最少、最缺引导、最为枯燥。

一般除了采用生词串讲、语境助猜、阅读巩固、词表强化、机械训练、重复学习、定向测验外,既缺少鲜活的教学方法和多元化的评测手段,也缺少趣味化的教材和个性化的指导。

国外研究表明,在测评学习者词汇能力的统计中,应当区分屈折变化(inflectedforms,如reads、reading、read)与构词法的形态变化(derivedforms,如reader、readability、unreadable)的不同关系。

这是因为学习者在词汇加工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路径完全不同于本族人。

首先,学习者依赖词语形态解构的程度不如本族人;其次,不能顺理成章地认为学习者在同根词和衍生词之间能够自动建立一种关联;再次,对于学习者而言,有些衍生词作为不可解析的整体单独储存在记忆中(Silva&Clahsen,2008;Treffers-Dalleretal.,2016:

7)。

4.9重复频度不够

二语/外语语境中,词汇的重复频率(repetitions)与理解记忆(uptake&retention)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Mason&Krashen,1997)。

众所周知,词汇量与阅读量有着紧密的相关性。

这是因为海量词汇的获得不能单纯依靠死记硬背,而是要建立在广泛阅读基础之上或然性学习(incidentallearning)。

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学习者正确理解一个单词的含义至少需要6-10次的复现率;如果考虑到记忆持久性的因素,这个重复频率要达到20次才会奏效(Waring&Nation,2004:

17)。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国内大学英语教学不论是阅读材料的选择还是课堂活动的安排,对于词汇复现率的设计与训练都远低于这个水平,因此对于大学生英语词汇的成长性(vocabularygrowth)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制约。

5解决方案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应用文写作”课程团队的成员,我们积极参与了清华大学外文系“体验英语写作”团队的“英语学习小百科”资源库的建设以及“星空英语”智能化学习平台的开发工作。

这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加强语言本体研究,才能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满足人文性和工具性的要求;只有加强智能化教学平台的建设,才能为提高教学时效性提供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撑。

限于篇幅,以下我们首先从解释性、及物性、多义性和比喻性四个方面简述资源库对广义的构式研究(constructionstudies)和狭义的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反拨作用;其次,我们结合智能化学习平台的建设展示“智能匹配”(smartmatch)功能对于英语写作教学的支撑作用。

5.1反拨作用

“英语学习小百科”资源库对于构式研究和词汇教学的反拨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

5.1.1解释性

众所周知,todate和uptodate是当代英语中常见的两条习语,意思是“截止目前”。

但是,在标注解释这两个词条时,我们遍查手头所有大中型词典,均无法找到date同“截止目前”之间的义项关联。

后来,借助网络词典发现date有now或present的基本释义。

通过“括号加注”的方式,这两条习语的学习就可以不再是囫图吞枣式的死记硬背,而是一种自然解读:

Todate迄今为止;截至目前;到现在为止(习语,也说uptodate,to和upto分别是“到……直到”,date是“现在、目前”的意思)。

Todate,hehaspublishedseveralpapers.迄今为止,他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

5.1.2及物性

英语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用法是长期困扰我国大

学生的一个学习难点。

语料库语言学与构式语法研究表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音形义”要素之外“每一个词都有自身的语法”(Ellisetal.,2016a:

31)。

小百科资源库的研制过程不但验证了这一说法,而且使得原本隐性的语言现象在“词汇、语法、语义”的“三位一体”框架中显现出来(Ellisetal.,2016b:

298299),表现为一种动词类型的转换—‘不及物动词度量衡/频度名词”。

例如,goadistance走远路;run10miles跑10英里;travelfirstclass坐头等舱;sleepawink打个吨;weigh2tons重达两吨。

由此可见,很多情况下及物与不及物的转换,与其说是语法上的要求,不如说是用法上的选择。

5.1.3多义性

除了“音形义”的整体要求外,词汇的学习,特别是常用小词的学习还要面对“语境多变,词义无限”的挑战。

著名翻译学家Nida(1998:

3245)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揭示出英语常用词语的多义性特点。

认知语言学研究也表明,看来所有的概念、分类、词语和结构的意义,都是在我们每次使用之时临时构建的”(Ellisetal.,2016b:

292)。

甚至有学者指出,在认知框架中“所有的词语都具有无限多义性”(Casasanto&Lupyan,2015:

543。

“词义无限”的特点在小百科资源库中也得到了印证。

如ground一词在不同的短语习语结构中竟然有11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①表示“领域”,如breakground有突破;②表示“范围”,如cover ground走远路;③表示“基础”,如cutthegroundfromundersomeone挖墙脚;④表示“场地”,如footballground足球场;⑤表示“优势”,如gainground占上风;⑥表示“地盘”,如giveground退让;⑦表示“地面”,如haveboothfeetontheground脚踏实地;③表示“理由”,如onthegroundofsomething根据…;⑨表示“详尽”,如runsomeoneorsomethingintotheground追根问底;①表示“立场”,如standyourground坚持己见;①表示“彻底”,如suitsomeonedowntotheground量身定做。

5.1.4比喻性

很多习语的理解和使用都是建立在比喻性的基础上的。

针对这一特点,小百科资源库的建设透过词源学和语用学的视角,特别注意对于构式成分中“非字面意义”(non-literalmeaning)的解释。

例如,通过“括号加注”的方式提供充分的解释信息,使得习语的“非字面意义”得以凸显:

Drawthelongbow说大话;吹牛皮;说话夸张(习语,拓展短语高级,比喻说法,也说pullthelongbow,drawthelongbow和pullthelongbow,本义都是“拉长弓”,长弓是古代兵器,射手要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才能拉得开,引申为言过其实、说大话、吹牛皮)。

Matthewdrewthelongbowonhisroleintheteam.马修过分夸大了自己在团队的作用。

5.2智能匹配

大学生英语写作中普遍存在“有了好想法,但一时想不起英语怎么说”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在“星空英语”平台的开发中我们采用了“智能匹配”与小百科资源库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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