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鉴赏汉代玉器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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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鉴赏汉代玉器转
中国玉器鉴赏—汉代玉器（转）
（一）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及其对玉器的影响
公元前206年10月，秦玉子婴在西安灞上亲率臣下向汉玉刘邦献玉玺、呈兵符，伏地称臣。
至此，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寞，就如昙花一现般地宣告了它的灭亡。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于该下一战最终击败了西楚霸玉项羽，即皇帝位，称汉高祖。
这是一段丰富而生动的历史。
西汉玉朝的建立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如果说在此900年前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固然是实现了中华地域的政治统一，但毕竟当时尚为国家形成的初期，对处干分散状态的渚夏各国还不能实行完全的统治，有时候还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然而，到了秦汉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
首先，秦朝的统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自秦削平六国；分天下三十六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也大有承继历代政治成果和融合各家所长之壮举。
更有筑长城、建阿房、修编山、开运河，皆属震惊中外之举，毫无疑问已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惜乎统治时间太短，更兼焚书坑儒，推行极端的专制主义；区区的15年建国史未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汉玉朝建立以后，依仗着政治统一大业的宏伟基础，加速推进着日益富足的社会经济，不断开创着新的文化繁荣。
在纵向方面，它继承了自夏、商、周三代直至春秋战国以来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成果；在横的方面，它充分发挥出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天然优势，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以其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多元吸收，并且整理和总结先秦典籍，综合各家之长，完成学术统一，更有通西则、和匈奴开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成就了我们民族一个千古未有的文化大融会的局面，奠定了我出华民族文化的基础。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的体制和巩貌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中国的玉器自它诞生以后，就不再是单纯的文物现象而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现象。
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鬼神思想有扯不断的联系，因此玉器又始被打上神秘的烙印。
那么，在汉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下，玉器的状况如何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根据历史家的诸多论述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结构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
一是汉承秦制。
从陈胜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到秦玉朝彻底灭亡，这是一场以农民战争推翻封建玉朝的伟大斗争。
在秦汉两个统一的王朝之间进行的楚汉战争，实质上是秦末民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从秦到汉，虽然这当中经历的是农民战争的暴风骤雨，虽然最终推翻秦玉朝的主力军，仍然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但是，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人物刘邦，当他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之下取得军事上的完全胜利之后，旋即就位称帝，不失时机地重拾秦法、作律九章、恢复封建、制定札仪，最终完成了向封建统治者的转化。
这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最终成为由一个封建政权向另一个封建政权的过渡。
已成为封建地主政权的刘邦集团为着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益，在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礼仪方面，完全继承了秦玉朝的一切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二是汉继楚风。
和政治、经济渚方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汉王朝在文化艺术领域并未完全继承周秦文化，却是大量地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代楚文化的传统。
早在商王朝灭亡之后，楚继承了商文明在南方的成果，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楚文化已远非周秦文化所及。
源于楚地的词赋、音律、帛画；甚至汉初独领风骚的黄老之学，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楚歌楚舞楚声楚韵更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
遥想当年项羽被困，闻‘四面皆楚歌”，军心顿失，这已成为利用文化夺取军事胜利的范例。
刘汉开国君臣及汉军汉将大多出身楚地，当他们登上了政治舞台，便把他们故乡的文化习俗带到了中原大地、齐鲁之滨。
刘邦在锦还乡之曰，一曲‘大风起兮云飞扬’，不是传遍了中华大地2200多年之久？
这便是历史家们所论述的“汉继楚绪”。
三是独尊儒术。
汉武帝刘彻即位以后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儒家学术恰好符合汉玉朝之需要。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断然下令排斥百家之言独立儒学，罢黜不治儒学的朝廷命官，大幅度提拔和重用儒生，直至担任朝廷丞相之位。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自此以后儒学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汉代政治文化的这三大特征，对汉代玉器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汉承秦制在玉器上的表现，是仍然保留着一份“周礼”的用玉思想和礼仪制度。
秦文化本身就是在原来周文化的母体中成长起来的，在秦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之一的乃中原礼乐。
尽管当时“周礼的用玉制度历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大潮已呈“礼崩”之势，但作为在政治、经济上继承秦代制度的汉王朝，仍然继承着一部分以玉祭祀神的传统礼制和以玉示礼的宫廷习俗。
不过，这种继承已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顺应汉代的政治背景并有了进一步的改进，最突出的莫过于六器的改变。
到西汉时‘周礼”六器还仅存三器，玉璧的用途仍然较多，圭的数量已有所减少，璜则呈全面衰落之势，实际上已和壁一同转变为装饰品。
至于璋、琮已经很少见到。
这一切说明，西汉表现于礼仪方面的特征是：
周制虽然崩溃，礼制精神尤在。
六器的制度已经瓦解，以玉祭天的思想仍然盛行。
宫廷玉器仪仗固成历史，政治场所仍然用玉，但向着实用的方向转儿。
1979年10月在山东胶东半岛成山头地表以下出土了一组西汉以前的玉礼器。
出土现场为中间平置一枚玉璧，两边各置一枚玉宝，玉璧之前放置一枚玉珊这显然是一组重大的埋祭献之玉。
1982年7月在附近又发现类似的一组。
中间为乳丁玉璧，两侧是素身玉圭亦属战国末年至汉初遗物。
这两组玉器显然具有同样的意义。
成山面临大海，是最早迎接曰出的地方。
史载秦皇汉武曾亲至成山礼祭曰月星辰。
上述两组玉器和《周礼》圭璧合制之说基本相合必是当时君臣礼祭昊天之物。
《周礼·大宗伯》云：
国有大放，则旅上帝和四望。
西汉时重要大事之一便是汉武帝多次封神，礼祭华、嵩登临太、岳，巡幸东烟，决少不了置圭璧、埋玉级，连宫廷侍从和随行儒生都必须戴皮开、执玉缔。
这一切都源于以玉祭祀神的传统礼制，且载于儒家经典之中。
可以想象当时所用玉器数量是一定不会少的这些都是汉承秦制的表现。
还有一篇太史公亲笔记下的历史事件，很能说明当时宫廷玉礼器仍然在大行其道。
新丰大营、鸿门宴上，范增数次暗示项羽从速斩杀刘邦，‘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玉默然不应，失却了这千载难逢之机，留下了终身叹恨。
刘邦逃出项王大营之前，为迷惑项羽，还留下‘白璧一双”和“玉圭一双”，遣张良代为拜献项羽与范增。
‘项王则受壁置之坐上。
亚父受玉圭，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
’君子必佩玉，以玉璧作王者大礼，以玉玦喻示决断，这些都是汉代玉器在政治礼仪当中实用的事例。
汉继楚风对玉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汉代鬼怪题材玉器的大量创作和流行，辟邪压胜玉器的出现以及丧葬玉器的登峰造极。
楚人笃信神仙、偏好巫术。
其实鬼神思想起源于远古时代，在北方大地也很盛行，只是时至周末已有所衰微，经春秋战国之后，渐为先秦理性思想所替代。
然而，历史却又偏偏将大量神秘的远古传统礼俗神话留置于楚山楚水、包藏于楚乡楚俗之中。
例如《天问》、《离骚》之中，就蕴藏着大量古代的神话，可以反映当年楚人的迷信程度。
汉朝统一以后，原楚文化中的鬼神迷信曾充斥干汉代的文艺创作之中。
汉代的文艺创作又借助于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好巫信鬼习俗的广泛蔓延。
郭沫若有一首《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做了直观的形象描述：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孤鹤相从。
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
上罩天球华盖，下来湖面苍龙。
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词中描述的楚人上天人地的动人情景；那时确实震撼着许许多多人的心灵。
这就难怪“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一门心思要想着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了。
对鬼神信念的迷狂，对死后幸福的追逐，引发了汉代玉器几多重要的变化。
在鬼神题材的玉器方面，出现了许多人兽合一的离奇造型，如人面兽身、人身兽尾、兽生双翼等等，甚至还有似兽非兽、似鸟非鸟之动物形象。
这些玉器创作都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反映，有鬼神的故事，就会加重辟邪的心理。
汉代玉刚卯、言语玉璧、玉翁忡、玉辟邪、司南佩等尽皆应运而生。
1972年发掘的安徽毫县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玉刚卯一对，皆白玉琢制。
体积虽小，仅2.2立方厘米，但文字颇多，第一件刻34字：
正月，刚卯既央，灵受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
祝融以教经龙，庶疫刚痒，莫我敢当。
第二件刻32字：
疾日严卯，帝命硬化，慎尔固优，化兹灵文既正既直，既顺既方，庶疫刚津莫我敢当。
刚卯是汉代特有的玉器，人们佩戴于身，以驱逐疫鬼。
正如《说文》所曰；效改大刚卯以逐鬼险也。
汉朝廷对不同等级的官员佩戴刚卯的废料还专门作了规定。
在丧葬用玉方面，相信用玉可以使尸体不朽相信来世可以继续享受这是当时人们头脑中一种非常顽固的信念。
更兼东汉政权实行举荐取土，时人为求“孝拥’追名逐利不惜争隆崇侈以大量财富埋入土中，成不可遏止之势。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
上至皇室，下到民间，无不极尽其能。
其中最为盛行的汉代诸侯王级以上官员的玉衣之制，形成了中华文明史中丧葬用玉最奢侈的一幕。
总之，神仙玉器的千奇引至，丧葬玉器的造极登峰，这是汉代石器的重要特点之一。
人们说汉代是玉器神话的时代，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玉器上最直接的反映，是促进了装饰用玉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佩须和流行。
以玉装饰人身，一曰辟邪，二曰成翩翩君子之道德形象，这一做法汉时在中华大地上已蔚然成风。
此习俗流传相当久远，以至直到今曰佩玉者仍众，可谓千古遗俗也。
汉代玉器主要分为五类；
一是礼玉类，有玉璧、玉圭、玉璜。
在出士器物中亦偶见玉环、玉瑶、玉琮之类，但已不作为礼器使用。
例如江苏涟水三里撤西汉墓出土一件平凉，形制虽仍为外方内圆的格局。
但上配梁金银盖，下装鹰形银座，已成艺术陈设之物，不再具有礼器的含义。
满城汉墓刘胜格中用于罩生殖器的小玉章竟是用玉综改制的。
这一切都说明及至汉代，周制虽仍在施行，除外《周礼》中的那一套已不复存在。
二是丧葬玉类，有玉相、玉衣、玉覆面、玉琀、玉握及九窍塞。
这里所说的丧葬玉器是专指殓尸用玉器，其他所有随葬玉器不在其中。
汉时原有周秦愧神习俗之基础，更受到楚文化鬼至迷信之浸染；丧葬用玉几乎达到无所不用其极，古往今来厚葬类之风无有超过汉代者。
且看中山四玉刘胜夫妇之殓：
大型漆相置于汉白玉棺床之上，棺外四周镶嵌玉罂20余枚，棺内周璧满沈玉版。
墓主头枕机玉铜枕，身着金缕玉衣，妆裁组合玉佩，手握动形玉器，抽藏篆刻玉印，胸前背后用玉努十数枚。
口、眼、鼻等，凡九窍皆以玉皇之。
总计用玉片数4500枚以上，耗用金丝三四斤之多。
如此库费生民膏血，实在令人惊叹。
三是装饰玉类。
由于儒家学术走向正统地位，玉德思想大为盛行，极大地促进了装饰用玉的发展。
汉之装饰用玉分为人身装饰和器物装饰两类。
人身装饰玉器品种有单件玉佩、单件玉饰、玉组佩、玉蛐、玉带钩、玉冲牙、玉琅、玉等、玉珠、玉管、玉栋、心形佩等。
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组佩有11套之多。
连殉葬隶役还有使用玉组佩者。
墓主身上所挂的玉组佩用32件玉器组成，成了一套集大成的玉器件。
汉之器物装饰有玉铺首、龙形玉拐杖头、玉剑具等。
玉制剑具，春秋为之，汉乃鼎盛，有的墓中能出十数套之多。
四是玉器艺术品类，以动物造型的玉器为主。
有著名的玉奔马、玉舞人，还有玉猪、玉熊、玉鸟、玉兽、玉蛙、玉狮、玉龙、玉虎等等。
这些动物的雕刻大多以表现真实为主，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同时也保留着三代动物通天神灵的传统。
五是玉器实用品类。
这当中有饮食类的玉容器，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角杯、承盘高足杯、铜框玉盖杯、玉后、玉盒等；有寝具类的玉枕；有印信类的玉印。
河北定县北陵头43号墓埋葬的是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中出土的玉座屏属陈设类大型玉器，高1.65米，与人高相仿，非常少见。
湖北台县汉墓中还出土有玉案，虽不足8厘米大小，仍属陈设用品。
玉器艺术品类和实用品类的增多，说明汉代玉器开始踏上生活化、世俗儿的道路，再一次开拓了我国玉雕艺术的春天。
（二）从诸侯王墓看汉代玉器的风采
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史上；无论是史前的原始部落；或者是后来的国家建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物质财富之中和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恐怕无过于玉器了。
在长达七八千年的玉器发展长河里，玉文化观念之沉浮起落从来都是受着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规定和制约。
正因为如此，玉器似乎又成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它那温润光洁的玉面上，可以折射出政治气候的阴晴圆缺。
人们甚至可以通过各代玉朝玉器形制的演进、使用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需求的增减来审视政治情势的炎凉和历史朝代的背景。
作为鼎盛状态下的汉代玉器就完全具有这样的功能。
西汉政权可谓构筑于一片荒凉的废墟之上。
先是秦灭六国之战，留下一片焦土，继而始皇帝极端专制、大兴土木；几将国力消耗殆尽；再接着陈胜首义引发了全国规璜的亡秦战争，紧跟着又是一场楚汉争霸的天下恶战。
几十年的征战使国民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待刘邦登基之曰早巳是百业凋零、府库空虚，穷到连皇上都坐不起四驾马车，将相只能以牛车代步。
所以刘邦上台就大力推行发展经济的强力措施，释放奴隶、鼓励耕作、轻摇傅赋、重农抑商，把国家经济的态势硬是从民不聊生的逆境中拉了回来，继高祖之后又经过文、景两帝几十年的治理，已完全改变了汉初的困境。
’及至武帝登位，更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大力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广设郡县、盐铁官营、改革币制。
大兴水利，创造出一个以鼎盛著名于背史的大汉玉朝。
太史公在他的《史记·平准书）中记录了一段当时富甲天下的情景；“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平外，至腐败不可食。
”此时汉玉朝的钱已多得数不过来，粮已多得发霉腐烂。
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富足又必然推动着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事业的辉煌；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例如冶铁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东汉造纸术的发明比西方要早1000多年。
张衡地动仪的创造、指南针原理的发现与制作；都是独步世界的伟大建树。
更有犁铁技术的改进、大型船舶的制造，以及有如现代瞄准原理的奇机“望山”之发明等等，都是领先世界之举。
在2000多年前的公元之初，我们的先人凭着历史的积累和他们的聪明才智，已把我们的祖国建成一个雄踞世界东方的强大帝国，这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就会有什么样的玉文化状况，这也成了一年似乎固定的规律。
刘汉天下的鼎盛造就了我国玉器史上继红山、良话、殷商盛世和春秋时代三大高峰之后又一个黄金时代。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各地勘查和发掘的汉代墓葬达30000元多座，既有规璜宏伟的玉侯之陵，亦有县官财主的一般墓劳，也有庶民百姓甚至役隶刑徒之荒家坟丘，基本上展示了汉代社会各个方面和各阶层墓葬状况。
在所有的汉墓当中，最能反映汉代玉器风貌的应属汉代诸侯王墓，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玉陵制度本身有着森然的等级规定。
汉时实行二十等爵制，诸侯玉和列侯是朝廷官员中有食邑的两个最高纤级，且汉时又实行外任诸侯“同制京师’，这就使得诸侯王墓不仅具有很重要的国葬特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数量。
当其之时，‘周制”已崩，‘汉制”勃兴，列侯王墓都是按照汉中央政权的礼制规定而为之，是汉代政治用玉的集中反映之一。
例如玉衣制度便是很重要的一例。
根据《汉书》、《后汉书》记载，当时朝廷规定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
虽然后来低逾严重，所用规格及数量大大超过规定，但这毕竟标志着当时国家的用玉政策和时代的制玉水平。
其二是真正的汉代帝陵至今并未发掘，而诸侯王墓恰恰相反。
根据发表的情况，目前我国发掘公布的诸侯王墓已有41座，其中西汉34座，东汉7座。
诸侯王墓以及列侯大墓分布范围遍及各地，包括河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北京、广州、陕西、河南等省。
在如此大片国土之上出土的王墓玉器不仅和国家礼制相符更重要的是能反映出当时全国性的用玉习俗，而绝不是个别地方的行为，这就具有更大的研究价值。
其三；从这些诸侯王墓的情况来看，总的形制固然大同小异，但各人境遇大有悬殊。
比如有的寿终正寝，有的嗣绝国除，甚至有的是获罪自裁。
这样一来随葬器物自然就有多寡之别了，但总之都在‘汉制”的框架之内所有的随葬玉器都在上述五大类玉器之中。
综上所述，汉代诸侯王墓出土之玉器集中反映了类别齐全、技艺精湛、分布面广；且属国家礼制这些特点，应是汉玉风貌的总的代表。
到目前为止在发表过的汉代诸侯王墓之中，比较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有河北满城中山靖玉刘胜及其妻窦纪之墓；广州象岗南越玉赵喇胡）之墓；山东长青双乳山济北国诸侯玉刘宽之墓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玉刘修之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汉武帝之子昌邑玉刘宽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某楚王墓；北京大凉台广阳顷玉刘健夫妇墓；河北定县北陵头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江苏高邮天山广陵厉玉刘鲁夫妇墓，此外还有河南淮阳东汉始封列侯墓；陕西咸阳西汉早期玉侯周勒、周亚父子墓；山东临沂西汉皇室后裔刘疵墓等等。
这些玉侯大墓没有一个不是极尽奢侈之能事。
其基本结构或是高台深坑，或是崖洞横穴，前厅后室，左右府库，犹如人间宅邱。
玉程浩大自无庸细言，内部礼制又无不尽皆以玉检葬为主体格局。
渚如镇玉漆棺、金（银、铜、丝）缕玉衣、九窍玉塞、璧横殓尸再加上和玉、装饰玉、器用玉、印信玉和艺术品玉等。
汉时五大类玉器应有尽有。
虽然当时随葬之物尚有大量钢、铁、金、银、玻、陶、角、石、真车真马、脚妾殉奴，总数多达数千，但主棺内外，墓主全身头足两厢，主要耳室，则全部非玉器莫属，充分反映出汉代宫廷和一般社会观念中，玉器仍然有着极其崇高的位置。
在汉代所有随葬玉器当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玉衣和玉罂。
这两种玉器对汉代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可以作出很好的映照。
玉衣之作，初兴于东周，盛行于两汉。
终结干魏初。
到目前为止国内所发现的玉衣，据不完全统计，巳近40套左右。
可全部复原者约有5套。
由于年湮物腐，盗掘猖抓，受损严重大多都为散落玉片，甚至还有部分流落海外。
例如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早年被盗，所幸尚存部分遗物。
男主墓中留存散落玉片1000多枚女墓尚遗玉片400多片，这已算是很侥幸的了。
最惨的莫过于大在台广阳顷玉刘健夫妇，其墓结构本为‘样富、便房、黄肠题凑”，属“天子之制”；所存文物必定十分丰厚。
然早年被盗，后再焚毁，连刘玉侯的躯体都被人用绳索套着头颈拖至棺外。
遭逢如此浩劫，仅剩下少量遗物及零散玉片而已。
我国发现最早、影响最大的金缕玉衣乃1986年发掘的河北满城中山精玉刘胜、窦缩夫妇的两套。
刘胜玉在全长1.88米，用玉片2498片，耗用金丝1100克。
窦绍玉在全长1.72米，用玉2160片，所用金丝799克。
玉衣形制仿造人身头、脸、胸、背、腿、臂、手、足各部位，依体形开片琢玉、抛光打限，再用金线连缀；将整个人身装裹得严严实实。
每件玉衣若按制作玉时计算，需耗费一名工匠10年以上的心血。
它的用材选料、造型技巧、琢磨工艺及总体规格属我国历代帝玉丧葬礼仪之中空前绝后之作。
汉代帝后之陵、诸侯王墓皆以玉衣作丧葬礼仪中最高等级葬具，是迷信玉衣能使尸身不朽。
《汉书·刘盆子传》曰：
‘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
’直到晋时葛洪撰《抱朴子》还说到‘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
’这种观念在科学昌明的今曰同下足一道，然古人是深信不疑的，不然就不会耗费如此巨资来制造这种金缕玉衣了。
试以当时的理论推之，以玉为检何能不朽？
做成不朽又是为何？
有汉一代，其葬制的核心思想之一，正如《论衡·薄葬篇》所曰‘谓死如生’，是将死者完全当作活人对待。
凡是活人所用的东西，都要尽可能地放入墓中。
例如长沙马玉堆一号汉墓随葬的食物竟有各种粮食、瓜果、菜蔬、家言、野味、飞禽、水产、酒水、调料，细心者统计了一下，竟有38种之多。
中山靖玉刘胜墓中埋藏的各种酒类竟有5000多公斤。
这是前代未曾有过的做法，令人难以想象。
这表现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死者的安葬似乎是一种新的开始。
制备食品和保护不朽毕竟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其终极的目的是通过玉器沟通神灵，确保灵魂进人永久的天界。
其他随葬之物仅是辅助备用之品，只有玉器才能具备导引飞升的功能。
因此在所有的随葬品当中，玉器仍然具有最崇高的礼仪地位。
这一套利制是列人了汉玉朝的明文定制之中的，成了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政策举措。
在我们弄清了这一层关系以后，我们才能从金缕玉衣的珠光宝气中发现并相信，原来具有上古渊源的玉崇拜和天命鬼神观念仍留存于汉玉朝的统治理论之中，并且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虽然，我们在汉代的宫廷文献中巳不可能看到如《周礼》中之六器那样的明文规定，但汉代政治制度既与周秦之制一脉相承，又加入了来自于楚山楚水的巫灵仙道的深层信仰。
正由于此，我们才终于弄明白，汉武帝为什么会“略输文采”到常年搜求长生不老仙丹的地步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所介绍过的‘汉承秦制”和“汉继楚续’的双重反映。
汉代的这种用玉理论在玉璧的使用方式之中得到了更充足的证明。
在汉代所有的随葬玉器当中，玉璧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
它的用量最多，含义也最复杂，在礼仪上的意义也远胜于玉衣。
玉衣之作最引人往曰之处在于其浩大的工艺价值和所谓的防腐不朽。
玉里在古代礼仪之中的悠久历史和保刻的宗教内涵都是玉衣所难以企及的。
到目前为止，在所发掘的各地汉诸侯王墓之中，虽然各人遭遇不同、境况不一但在墓葬制度方面必是相仿的。
尤为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的王墓之中，即便无有玉衣但玉肇始终是不可或缺之物。
从表面上来看，玉婆在汉墓中的作用一是作丧葬之用，二是作装饰器用。
这两种用途同时存在，普通墓葬多是如此，作为诸侯王墓就更不用说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广州原岗南越王墓，该墓出土玉器总数约200件（套），玉奥就有70件之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中围绕主棺的玉璧数量达47件之多。
其具体的做法是：
在棺掉的顶上安放玉里4件；在主棺之内，南越玉本人身着丝缕玉衣在玉衣之下铺垫玉肇5件；在玉衣之上螨盖玉型10件在玉衣里面贴着身体放置玉璧14件在玉衣头罩处连缀玉璧1件；在玉衣的鞋子下面还放置玉璧1件在主棺之内左侧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上又各安放玉璧1件；主棺前面的头厢内放置玉璧7件后面的足厢内放置玉璧2件。
上面所说的都是被认为作丧葬用的玉璧。
除此而外，在该墓主棺和其他配套耳室之中共，发现专用于人身装饰的玉组佩11套。
不但墓主身上有，连殉葬役隶的头目都有。
这些玉组佩都是用珠、环、殃、佩等各种玉饰穿串而成，总计串联玉璧15件。
这些都属于装饰器用的玉璧。
其他的墓例还有不少，尽管情况有好有坏；存量有多有少，但用罂的做法和含义都是一致的。
我们不妨再举一些例子作为旁征。
1973年发掘河北定县八角廊刘秀墓，两臂各夹玉肇1件。
尸身右侧置放玉璧1件，显然也是当作丧葬之用。
但在领下系奥1件及墓中后东室凤纹玉璧1件，都应是装饰用璧。
鲁国故城望父台58号墓主身上共垫盖玉璧16件。
52号墓主身下铺垫玉奥8件，身上铺盖玉璧9件，在棺璧之间还有一件玉罂，应是从棺顶上掉下去的。
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中是把玉璧粘贴在漆棺的璧画上。
连获罪自刎的双乳山刘宽墓中还在其腰、腹、背等处放置玉单5件。
这些都被视为费用玉器的实例。
北京大课台刘健夫妇墓中遗落下来的钱雕龙凤纹玉璧、定县北陵头刘畅墓中盗贼遗落下来的乳丁级青玉璧等，玉质皆属上乘，琢玉精致优美，应为装饰用玉的例子。
汉墓之中对玉璧如此倚重，那么，玉璧又是如何反映和体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时代观念的呢？
中国最早的玉留出于良法文化之中，其祖型上溯于新石器时代的圆形玉斧和玉玲。
在中国古代玉器当中，玉璧是最早完成从原始的生产工具向宗教和器转化的器具之一。
自玉璧间世以后，一直足具札器的神圣传统。
从新石器而夏商周，再先秦两汉，无论在哪一个朝代，在所有的重大礼祭活动之中，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玉卖的身影。
在上古思想史中，玉单的功能和“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一能代天、二能通天、三能祭天。
所谓“礼神者，必像其类，璧国以像天”。
这是《周礼）中郑立注六器的话，它代表了远古时代玉肇作为礼器的理论依据。
在所有的礼用玉器当中，它始终被排列在第一位。
玉璧的殓尸作用是从通天功能延伸而来，而且这一习俗从玉璧诞生时起就存在了。
在良渚文化墓除中玉璧最突出的用途首先表现在殓尸。
在汉诸侯的墓当中，在主棺之内、尸身上下放置玉璧少则数件，多则数十件。
这种做法和良精文化的做法竟是如此的相同，简直成了一种复古的行为。
良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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