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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思想流变修订稿
陶渊明的思想流变（修订稿）
我们现在要论说的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上是以诗文隐逸和饮酒而著称的。
他的诗名现在足以掩盖魏晋南北朝的每一位文人骚客，比如，清人沈德潜在他那本著名的《说诗晬语》中就曾赞誉称道陶渊明，是“六朝第一流的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但在当时，他的名气仅限于山林，他仅仅只是一个执著的终身隐居的富于情趣的糟老头子，他是浔阳三隐之一，这在当时已是定论，因为时代使然，“隐”遮掩了陶渊明诗文的华彩，他诗文的华彩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道德情操，是因为他对人生超然的态度。
这对后来以诗文著称的陶渊明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在后来又有所转变，直到隐逸已经成为他诗文的点缀，这里面最先有功劳的除了颜延年，梁昭明的功劳应该也是最卓著的。
我们从他的诗文中不难发现陶渊明，他对生活的热爱似乎有着他父亲和他外公孟嘉的影子。
这血缘的关系直接发酵了他文学的因子，让他的诗文生活化更彻底。
他的隐逸也似乎跟他的第二妻子及她的家族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然，那个时代的隐逸之风也是不容忽视的，而前者的直接性却显得更为明确。
对陶渊明精神生活的把握，其实也是对那个绚烂时代整体脉搏的把握。
同时他也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从他的诗文中有所管窥，并能从他的诗文中亲切的感受到他思想的流变。
一
如何使人能够诗意的安居，这不仅是困扰陶渊明一个人的问题，它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社会的动荡不安，生命的脆弱易逝，使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加彻底.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突然的社会变化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很快很坦然的接受，而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也与人面临的压力有关系，大多数的人现在仅仅是寻找到或正在寻找人生奋斗的起点活目标，为了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一直苦苦打拼，但是忙碌的同时却有发现这种目标离自己越来越远，我们正在迷失正自己的方向，这时候一种困惑一种迷茫就自然的涌上了心头，而陶渊明正式面对这种压力选择另外一种方式释放，是作家心灵对社会精神甚至人类精神关怀玄学的出现，使人与宇宙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
同时，也使人无可避免的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即面对黑暗、怀疑和否定，我们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意义与价值，一种有别于以往生活的幸福。
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诗意追求，也即是我们所说的魏晋风流。
本文所论述的陶渊明就是此种生活的集大成者，陶渊明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魏晋时代最深层意识的结果与产物。
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即说:
东晋中期以后，士人的人生理想转向追求宁静、闲逸，追求一种脱俗的潇洒风神，西晋时期那种歌钟宴饮，对弄婢妾的风气是从士人的生活中消退光华了。
他们不再以此为荣，他们也宴饮，但已去掉喧哗，他们也携妓东山，但已经带上了名士情趣，他们的生活趣味是转移，以物欲的满足，转向了重和平宁静心境的追求。
正是罗氏的描述的这种精神氛围的变迁，铸就了陶渊明的灵魂，使陶渊明成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也就是说,陶渊明人格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受历史的熏陶乃至山水的滋补而形成的。
他是群居的产物,而非孤立的个体。
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以大社会大历史为背景的。
我们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氛围中，才能预见捕捉到他的伟大，才能使我们领略到他以历史社会为依托的思想之深刻，之流变。
要知道，任何思想的源泉，都不是空中楼阁，突然而现的，说到底，它都是烙印着当时时代气息的烙印，陶渊明在当时所表现的与他同时代人相比，只不过是更真、更纯，更厚，更内敛，更具时代的神韵而已。
我们在这里可以从饮酒、社会之变迁、隐逸、儒玄的角度来阐释陶渊明的思想，当然，从历史的后知后觉中，我们也能从更高的视角俯瞰大历史背景下陶渊明，要想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秉承这个道理，我们很有必要先认真看看，是什么对陶渊明的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所谓，认识社会的产物就是这个道理。
先说饮酒。
中国古代在陶渊明之前是有着饮酒的历史的，众所周知，这饮酒的背后蕴藏着更多的是人之于所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态度。
他显然不是陶渊明在他的那组著名的《饮酒》诗小序表面所说的那样简单：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
顾影独尽，忽然复醉。
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我们很能从他的《饮酒二十首》中寻到饮酒背后的真意以及他的人生情趣以及诗意的人格。
从他的饮酒其一中我们看到，他一酒入怀，即格化出人生衰荣代谢。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酒在陶渊明面前是道的化身。
还有他那首耳详能熟的《饮酒其五》，我们非常有必要再一次把它提取出来，从中见识陶渊明思想的圆润、人境之合一性。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杜景华在他的《陶渊明传》绵绵饮酒诗中说
《饮酒》诗是陶渊明诗歌成熟时期的作品们也是他五十岁以后回顾以往，内心产生激烈复杂的矛盾而又无法克服的心境的表露。
像饮酒其五这样的诗在饮酒组诗中难得一见。
那悠然的一望，渊明的人生境界也就如山中红日，林中飞鸟呼之而欲出，那会心的微笑，也再相看两不厌中得意忘言。
诚如前人所言，渊明思想多是一团矛盾，那么，在这团思想的矛盾中，这一刻，陶渊明先生得到心灵上的暂时宁静。
也即王国维先生所说之“不隔”,何为不隔，境意不隔也，陶渊明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暂时达到了相对的统一，而不在二元对立、多元对立。
物我合一，天人相通。
陶渊明在这个时候大概不难从中体会出庄周的梦蝶之趣。
还是在《饮酒二十首》组诗，陶渊明的一杯杯老酒中承载着己身更多的情志。
人生固穷，千载道丧，百世谁传的义愤。
托身松鸟菊，于悠迷中，醒复醉，醉复醒，得酒中真味，人生真意。
因此，我们不能把陶渊明的饮酒简单化。
为了更的说明陶渊明饮酒的文化历史传承。
我们先就他生活年代较近的说起。
魏晋时饮酒之风的开启，大抵可以从曹操的《短歌行》说起。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
。
一曲《短歌行》把胸中之志吟唱的淋漓尽致。
在魏时饮酒已蔚然成风，这不仅是喜欢喝，更多的是文人墨客从中得到的精神上的旨趣。
从曹操发出的禁酒令，对这种风气，我们可见一斑。
后来的竹林七贤把它推到极致，而饮酒也越来越是个人的事。
文人们有时把饮酒当成自我解脱的，有时又把饮酒当做抒发性灵，趋吉避祸之器。
阮籍刘伶的无疑，是陶渊明这方面的前辈。
北人南渡，宴饮更是必不可少的。
它已经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整个社会已经把饮酒当做一种文化，一种名士必不可少的风度。
饮酒的流俗到了陶渊明的手里，只不过是更个人化，更人性化，更超我而已。
饮酒已经成为人的寻求思想矛盾解脱的的体现，成为堂吉诃德之矛之盾。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阐述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在饮酒中的得到了可能。
因此我们说酒不单是魏晋士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丰富陶渊明精神世界的良药。
第二、要说的是社会变迁。
这个命题可以把它作为饮酒这一话题的延续。
要想理清楚陶渊明思想的变化。
我们的眼光离不开他脚下这片土地。
这片土壤不仅是生长了陶渊明的肉，更生出了陶渊明的灵，陶渊明的魂。
陶渊明的思想变化，思想矛盾，，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是受着时代的使然，社会的巨变，无可避免的对陶渊明要有着多重的影响。
这种影响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东晋偏安一隅，苟且之状，使人空有千里之志，却寸步难行，朝堂的腐败，是陶渊明不断问责本我，并不断超越自我的本能。
陶渊明毕竟是陶渊明。
陶渊明所处之时代，恰逢五百年来未有之大变，置身其中的陶渊明思想颇具复杂性也就容易理解的出。
从小的方面来说，权力的尔虞我诈，人命如草芥，朝不保夕，也是影响陶渊明思想的又一来源。
就在陶渊明身前身后，桓温、桓玄、五斗米教、刘裕，凡此种种的权力斗争，朝纲更易，都深深的伤害着这位靖节先生，使得他屡屡生出”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的感慨，一遍遍的叨念着，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就这一点来说，在大的历史背景中，魏晋以来的士大夫对生命的不断认识，对人的不断认识，在解构与不断重建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陶渊明，时代迎来了陶渊明。
陶渊明的出现不是让人的精神脱离生活，而是精神回归生活，从而回归本我，回归自然，最终达到超越自我的根本目的。
在陶渊明看来，生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显然是在生活中。
第三，我们要说说陶渊明思想的演变与隐逸的关系。
隐逸的传统自古有之，如故称隐士、逸民、处士，里面的意思也无多褒贬。
我们口中的真正意义上的隐逸，直到魏晋时，他的行为规范，才真正被确立起来，并具有特了殊的道德上的意义。
比如嵇康编撰的《圣贤高士传》，把隐逸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皇甫谧作《高士传》更是把前者的过渡，转化为对隐逸的理想化的文化传统追求。
正是因为当时隐逸的社会风气，也同时因为，前文所说的，渊明的对山林的眷恋源自他的外祖父一脉，种种因缘都使得陶渊明的心更贴近田园，更亲近自然，也同时加剧了陶渊明在理想上对现实的抗争，祖上陶侃的入世济民之心使陶渊明儒家思想有之，但社会的腐朽，使陶渊明退而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但这种思想在早先极为矛盾，这导致了他时仕时隐，这其实也更能体现出他思想的矛盾性。
可以说，正是隐逸才使得陶渊明的思想得偿所愿的得到了舒展，再不必身在樊笼，也终能见心见性，反得自然。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陶渊明在猛志逸四海的时候，还不忘《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
所以我们在说道陶渊明的时候，总会说他的思想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
最后，从陶渊明的思想上，我们还能看出，他的儒家思想深受了他先祖陶侃的影响，他在《命子》诗中写道：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在对曾祖父的赞誉的同时，家族的荣誉感也驱使他很想像他的曾祖一样建功立业，抚剑独游，一抒胸中抱负。
当然，另一个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因此，他在现实生活中受挫的时候，难免会生出出世之思，最重要的是，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使得他得以摆脱现实中的种种束缚，并获得暂时的生命喘息与安宁，达到了生命的解脱。
而这也是陶渊明一生所追寻努力地有意义的人生追求。
，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乐天派的人物，但他却也如鲁迅所说并非总是浑身静穆的。
他也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
陶渊明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陶渊明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单会哭或单会笑的人。
可以说正因为这，他才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也正因为这，我们可以断言，任何一种幸福状态，任何一种满意的情感，就其品格而言乃至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他包含痛苦的解脱，而痛苦却是生命的肯定因素，因而他必然导致任何给定生活的幸福的衡量，不是根据其快乐和愉悦，而是根据其解脱痛苦——解脱确定的苦难——的程度。
②
如前文所说，陶渊明是一个一团矛盾的人物，这种矛盾最后虽经调合而达到和谐，但矛盾及生活产生的痛苦却从未因人格的和谐而消逝过。
陶渊明一生枯槁，痛苦与不幸似乎已同他的生活密不可分，当不幸成为必然，对于苦痛的解脱就成了陶渊明生存的主要目的，在这里恰恰是不幸成为了对陶渊明来讲积极的东西。
从这层意思来说，隐逸便成了陶渊明的一种手段，一种更好的把生活同化到精神去的手段，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不断的追求生活，克服其非精神本质的手段。
陶渊明对这种认识愈益明确，意识愈益清晰，痛苦也就愈加的沉重。
魏晋以来,许多人物都曾为此努力过,但在这里面陶渊明做的是最为成功,走的是最为彻底。
这彻底与成功的背后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有着历史的传统。
我们在通向陶渊明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路途中，实际上就是再一次重温传统，并在传统的基础上继承、批判，最终走向创新。
当然，我们把这也看作是陶渊明思想的流变过程，正是在不断地创新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陶渊明的思想才日益成熟。
二
从陶渊明不多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想见他的高尚的生活，并从这种高尚的生活中净化出一种高于道德的思想力量。
而这种对生活的追求信仰源于三重力量。
一、即奥依肯所说的一种稳定的基础，一个精神支柱，不过这种精神的支撑却往往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
他对生死不能忘，他对古今贤人不能忘，他对政事不能忘，他对亲旧更不能忘，诚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的士人是很难做到忘情的，正因这不能，陶渊明才能做到以情忘忧，才能构建起他的渐进自然之道，才能在精神的共鸣中自给自足，达到亲近自然的目的。
二、陶渊明也在不断地摆脱不良动机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稳定、自由、高尚的生活，并从这种生活中寻求到了人生的解脱。
陶渊明政治上的不合作，生活情趣与现实人情世态的背道而驰，思想的矛盾，使得陶渊明生出了挣脱羁网的超强生命力。
也才使得陶渊明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并在不断地摆脱中愈加清晰地认识和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的意义。
于是，《归去来兮辞》成了生命的最强音，成了他与世俗决绝的宣战书、宣言书。
陶渊明在文学史是以淡远平谵而著称的，可在他的文集中这样完全意义的诗文却是屈指可数。
如《饮酒》其五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这种心境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其实是很少见到的，呈如王国维所说，古今作品分属两类，一为有我之境，一为无我之境，但被王国维所称道的陶渊明在大多时候却恰恰是不能忘我的。
这种冲和淡远之境，恰恰是由他对生死不能忘，他对古今贤人不能忘，他对政事不能忘，他对亲旧更不能忘，才生出的境界。
这境界不单是是诗文的，更是人生的。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的士人是很难做到忘情的，正因这不能，陶渊明才能做到以情忘忧，才能构建起他的渐进自然之道，才能在精神的共鸣中自给自足，达到亲近自然的目的。
他对功名不忘，故他说:
念将老也，日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荣木》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
《杂诗》
这在陶渊明来说都是大实话，他的一生不总是清高的曲高和寡的，他也同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有着远大的抱负，有着建功立业的渴望。
钱钟书说很明显陶渊明这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另外，他的曾祖陶侃也是激励他求取功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家族荣誉感对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容抹杀的。
他对亲旧不能忘，故他说: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
《和刘柴桑》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言，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僭。
《和郭主簿二首》
行行循归路，计月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陶渊明这个人无论是对家人还是朋友都极重情重义，他最后的挂印而去虽说主要的是出于精神上的考虑，但在另一方面程氏妹的死对他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亲朋故友的离别总让诗人感到莫名的悲痛。
可以说情感对于陶渊明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操练。
他对政事不能忘，故先写《述酒》，既而写《有会而作》。
从这里面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政治似乎总不能完全忘记干净，即便是隐居不问世事，但这也不妨碍他对政治的关心，这种关心更多的是他早年儒家思想在作怪。
所以我们再看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时总能感觉到一种愤慨，一种无奈，一种难以言说的痛。
他对生死不能忘，故常悲日月之遂往，悼年久之不留。
这生死的问题在魏晋时似乎被炒作的很热，无论是和尚道士，还是儒教徒，他们对这问题都很热衷，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被困扰着。
陶渊明曾写过一组叫作《形影神》的诗，对这个问题他似乎看的很开，但他在这里更多的是对生的考虑，至于死陶渊明思考的似乎并不彻底，而此种情感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他的诗文体现出来。
他对古今贤人不能忘，故发出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的感叹。
这里面更多表现出陶渊明对现实的否定和不满。
既然在生活中知己不易得寻，那只有神游于物外，与古之仁人君子相交相知，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在这里诗人的寂寞也就显而易见了，他对古人的肯定，也是对自己行为的肯定，同时也表现出陶渊明不原向社会妥协的态度。
生活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之上的，陶渊明对生活的态度却从来都是肯定的。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说，在精神的问题中，每一个“不”字后面通常都有一个是。
，这不忘恰恰说明了陶渊明的好处，这时时有我的境地，才最终使他有了达到无我的可能。
这因不忘产生的痛苦时时在情感与思想上折磨着陶渊明。
陶渊明的作品不是得意忘言，而像尼采所说的是以血涂之的，是陶渊明笔下的满纸辛酸泪，这痛这苦在他的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
他早年入仕官场，醉心功名，这让他在后来以早年的志意为耻，也使他回归自然的愿望更为强烈.如他在诗中写道：
日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目凭化迁，终返班生序。
《始作镇早参军经曲阿作》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这里面诗人对误落尘网是常以为憾事的，他既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这早年为宦的经历，在他今后的一生中就投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在旁人那里或许无什么，但在陶渊明的生命体验中却是使其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的。
当然，这也是诗人能够畸于人而齐于天的所在，他宁固穷以济意，也不委曲而累己，同嵇中散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样，《归去来兮辞》也成了陶渊明对世俗的宣战书，在表达他不满的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他生命意义的真正追求。
欧阳文忠公后来把它许为魏晋第一至文，也就并非偶然了。
他在文中写道：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
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于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
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
序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迳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优。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
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住，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归去来兮辞》
至此，李泽厚所谓的超然事外的五柳先生出现了，陶渊明正式开始了以追求内心幸福为主旨的生活。
这种思想也即是陈寅恪所说的新自然说，陶渊明正是通过这种内在精神的追求来缓解并解脱对外部世界的痛苦。
正因为陶渊明能够深刻切实的体味这种悲苦，这种不得意，才能更彻底的品味精神生活对一个人的重要，在无形之中，精神生活也就成了陶渊物质生活的一个无限延伸。
这篇《归去来兮辞》向我们展示的也即是这一事实，这是一个热爱生活者对生活热爱的宣言，陶渊明只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鲁迅说这是人的觉醒，陈寅恪则把它总结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的思想，不但是从当时的大历史、大时代中来的，也不单是从当时的儒、玄、逸中来的，更多的陶渊明的细想思想是从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从他最亲近的地方来的。
因此，这思想离我们感觉很近，而不是很远，我们会觉得，这生活不单是属于陶渊明，也是属于我们的，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思想。
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的。
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超然物外的人，而是距离我们心房很近的长者。
我们喜欢坐在他的身旁，在暖暖的阳光下，荫柳旁，去倾听一种思想的声音。
三
一种生活的完成呈然需要一个稳定的基础，但这在陶渊明那里却是不可能的，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曾说：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结发念善事，应湎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
始室丧其偏。
炎火屡焚如，螟蜮总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在己何怨天，
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通过这首诗我们不难想象，陶渊明的生活是何其的悲苦，即使有颜延之，王弘等人的接济，他还是在躬耕之际，不免于行乞.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期里，叩门拙言辞，陶渊明以到了食不裹腹的地步，但在檀道济这种志趣不相同的人面前，他仍然对其馈赠挥而去之。
袁行霈说，陶渊明对颜延之，王弘以及檀道济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是表现了他对刘宋新王朝的立场，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并不是最主要的。
据《宋书·文帝纪》元嘉三年五月檀道济担任江州刺史，按照袁行霈的说法，陶渊明是在第二年病卒的，也就说，檀氏在造仿陶渊明时，诗人已快不久于人世了。
陶渊明在这个时候已经预感到了，在卒世前两个月即写下了《自祭文》，檀道济的到来，让这个一生离不开朋友的诗人似乎感到很不愉快，可见檀道济这个人并不怎么厚道，陶渊明对檀道济的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对人的态度，对自己精神生活的最后努力,而非别的。
在生命的尾声，陶渊明对于由独立精神世界引发的生活更加看重.他迫切的希望自己的生活在最后的岁月里更加自由，高尚、自然。
归根结底，陶渊明是想尽可能的摆脱不纯洁的动机，达到自己希冀生活的境界.因此，对檀道济的拒绝也就理所当然，不可避免了。
陶渊明在选择生活的同时，也即选择了痛苦，虽然在精神意义上陶渊明是幸福的，甚至是愉快的。
对于陶渊明来说,痛苦既有压服作用，又有导致清心寡欲的促进作用，从可能性上说还有着一种圣化的力量.④陶渊明的伟大意义就是把哲学的概念带到具体的生活中去，使生活哲理化，诗意化的同时又不失其本色，即是不以生命意志本身为转移。
客体在玄学家的手中却相反，它只是种谈玄论道的工具，只是精神上的载体罢了，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探寻最终只能语枯辞穷，流于教条，他们所探寻的生活仅是自己狭隘的精神空间的一己私欲，这对生活的不同塑造，使陶渊明从魏晋人物中脱颖而出，在他的眼中精神生活的自然化与独立性，已成为一切生命调解痛苦的必然。
李泽厚说：
“陶渊明所追求的解脱，不是别的就是在日常的，看来是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
”
这话很有见地，陶渊明的生活可以说是叔本华哲学的翻版。
既然痛苦源于生活本身，那么解决痛苦的办法也就只能向生活中去寻。
周续之、祖企、谢景夷、刘柴桑相邀陶渊明讲学论道，入山理佛，都被他所婉拒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陶渊明是一个杂家，对儒释道都有研究，但这杂却一致统一在玄的基础上，呈如陈寅恪所说，这不仅与当时的思潮有关，与陶渊明家族的宗教信仰也极为关切，但仅就这还不能说明陶渊明的伟大，最主要的陶渊明有着自己的生活体验，他把它附诸于实行行动中，于是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同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陶渊明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缺乏逻辑性、严密性，系统性，他对人生的思考更多的是在悟，是在生活中体验。
陶渊明是在行动中得到结果的。
这种对生活的追求，与其说是受诸多思潮的影响，毋宁说是受情感的驱使.陶渊明不想当哲学家，但历史即把他推到这个地位，他所求之生活正是当时乃至日后人为解决人生所希冀的生活.因而此种生活也就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也是他的自然之道为何总被后人所称道的原因。
如《饮酒》其十一中说：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因为好。
这委穷达，这称心，正是陶渊明解决痛苦的办法.既然人生之有涯，那就让生活过得有质量，有意义，这才不虚此生。
陶渊明由于不愿意为外物所累，所以只得在内心探求.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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