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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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

（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

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

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

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

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

这是个什么时代呢？

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

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

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

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

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

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

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

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

（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

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

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

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

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

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

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

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

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不错，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既有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改革家，也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摇唇鼓舌之士、引车贩浆者流、鸡鸣狗盗之雄，但无论高下，他们确实都少有后世知识分子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奴性。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我们必须看到，战国时代毕竟是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七雄”兼并，大打出手，天下还不是一家的天下，因此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9）的政治交易中，知识分子这根“毛”还可以飘来飘去，挑挑拣拣，没必要非附在某一张皮上不可。

犹有憾者的是好景不长，当知识分子们望眼欲穿的大一统局面实现之后，从前吃百家饭的这个集团，就只能附在一张“皮”上——威严的帝国皇帝身上——求生存了，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可悲的下场罢了。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走到后来这步，并非是偶然的失足，而是一种必然，一种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天性缺陷注定的必然。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

（10）但在我们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值得自负的优点，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因为正是这点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在“皮”上的一根“毛”，试想，一个“无恒产”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恒心”吗？

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且看一看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养士”制度，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

所谓“养士”制度，无非是战国时代各国在政治角逐中制定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致敌于死，从而夺取天下。

于是各国当权者大兴“养士”之风，曾几何时，历史上那些目空一切的君主、贵族、权臣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突然间开始变着法儿地去礼贤下士，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开康庄之衢，委上卿之位，这么以来，把个知识分子刺激得空前活跃，所谓“处士横议、百家蜂起”指的就是这种场面。

而知识分子们似乎也被捧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历史大舞台上不容小视的主角。

可惜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不管你扮演的角色多么举足轻重，既然你是为人所“养”，那就得为人所“用”，否则你这根“毛”就无所依附，而一根没有依附的“毛”，在一个强权社会中又有什么价值呢？

。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起步之初，他的弱点就已暴露无遗，难怪二千年后的毛泽东总是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来敲打今天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他承担起理性认识这个世界的任务时，竟毅然决然地宣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1），放弃了对自然界的探赜索隐呢？

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与强权联姻，为强权所“养”，那他就必须提供强权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科学，也不是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而是君王们需要的“帝王术”。

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战国时代的杨墨、孟荀、黄老、申韩等学派，尽管彼此自是相非、形同水火，但反本归宗，他们搞的无不是这套东西。

其中不能说没有例外，譬如庄子就试图超越为帝王服务的政治学，就人的自由和文明的异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批判，然而面对强权和暴力，这位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深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2），只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3），不得不仓皇地逃进自我封闭的精神牢笼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初登历史舞台的先秦知识分子们毕竟把我们这个古老农业的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在传统和功利的双重挤压下，为我们民族今后的文化走向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难以摆脱的消极影响，其中有二点是必须提到的：

一、思维模式上的一元独断论。

孔子说：

“易有太极”（14）；老子说：

“道生一”（15）。

一元独断论必然导致二元对立论，孔子说：

“是生两仪”（16）；老子说：

“一生二”（17）。

儒、道两家虽然彼此相绌，但是思维模式却是一致的，先秦诸子大都尊而行之，以此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有庄子想跳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8）的思想藩篱，却以“不谴是非”而不了了之。

正因为我们民族在思维模式上囿于一元独断论、二元对立论，于是才有历史上的“大一统”；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有“严华夷之辨”；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阶级斗争为纲”；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二、心理上的“救世主”情结。

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19）的空前大劫难，确实表现出空前的“救世”热情，问题是谁是“救世”的主体？

此时此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主——“圣人”的出世。

老子说：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20）孔子说：

“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21）孟子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22）荀子则焦急地期待着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23）的“绝对圣王”。

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则努力论证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24）的独裁君王。

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5）的呐喊。

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

这种“救世主”情结被先秦知识分子们牢固地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它使后世的独裁君主们找到了神化自身的灵光，也为苦难深重的愚民们预设了一张难以充饥的画饼，回顾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寻找“大救星”的造神运动，我们就不难想象这种“救世主”情结的消极影响是何等难以克服。

二

不管怎么说，先秦时代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因为这时的知识分子毕竟可以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时代还允许他们坚持独立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当权者还能够倾听他们的话语，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非常罕见的时刻，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

然而凌空出世的秦始皇在横扫六合，混一宇内之后，立刻将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永远地结束了。

为了建立一系万世的大帝国，对他来说，他既不需要知识分子充当什么“帝者师”，也不需要知识分子兜售自己的主张，相反，他需要的是尽快地建立起意识形态霸权，彻底禁绝过去知识界那种“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26）的“自由化”局面，他认为既然是“朕既国家”，那世界就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只能是为“绝对权力”服务。

这无疑给刚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当头一棒，使他们顿时陷入痛苦的两难选择中：

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

还没等他们对此作出回答，秦始皇就用“焚书坑儒”给予他们以最严厉的警告：

或者跪下双膝，成为帝国的顺民；或者从肉体上被消灭！

但实践证实，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足为训，他根本不懂“逆取而顺守”的政治学原理，结果把这一群体推向自己的反面，使他们在反秦风暴中成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想站到强权的反面，关键是你如何把他们纳入帝国政治的权力圈之中。

真正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是后来的汉武帝，他在认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还是应该把知识分子“养”起来，以便为己所用。

然而知识分子再搞战国时代那种“处士横议”的妄动是绝对不允许的，从今以后规定知识分子必须“贩卖”我皇帝认可的主张，搞得好的，“劝以官禄”；“攻乎异端”者不仅会丢掉饭碗，而且仍然有一个深坑在等待着你！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对知识分子来说怎么办呢？

是彻底放弃追求真理的职责，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而博得个荫妻封子、荣华富贵；还是因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而被抛进阴冷黑暗的深坑中？

两千年前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强权和利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决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真正坐实了由韩非子提出而秦始皇没能实现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禁奸之法”（27），从而为后世的专制帝王们提供了一条驾驭知识分子的思想绳索，而且也为梦想“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铺设了一条必由之路——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机器上大大小小的螺丝钉，为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鞠躬尽瘁。

正因为这一决策具有如此奇效，所以历史上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以“儒术”为唯一信仰的意识形态霸权却始终岿然未动。

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大灾变！

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历史使命的失落，意味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丧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死灭，因为，严格地说，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其正确称谓应叫做“士大夫”。

而“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品格全方位的大退化，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奴化”：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为的奴化。

思想的奴化始于思想的禁锢，而思想的禁锢则始于某种思想的“独尊”。

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一旦被供奉在金制的神龛中，也会化为腐臭，而腐臭的东西唯一的功能就是毒化人的精神世界。

它堵塞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