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民俗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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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民俗美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民俗美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级压迫的深重，然而这些描写与揭露又大都是熔铸在民俗描写之中的。
他的这些小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政治说教，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给我们展现了湘西人民的自然和淳朴。
而且同时他又同那深情、婉转的笔调给我们摹绘了湘西的民俗美。
美不是空灵的抽象物，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民俗当然亦如此。
而民俗往往都是凝聚在一定的物质形式上，无论是在吃、住、行的物质生活中，还是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以及人生礼仪等事象中，民俗美的本质都存在于具体感人的审美对象中，当人们把这些风俗意象作审美观照时，人们便会感到这些风俗事象的民俗美，《边城》正是对这种民俗美的完美诠释。
在《边城》这部中篇小说里，沈从文不仅由衷地缅怀了边地过去民风的淳朴，如画地描绘了川湘边境那个苍崖翠竹、白塔、碧溪和往返的渡船交相辉映的风景之美，而且如歌似泣地刻画出了生活在那小山城附近劳动人民之间的人情美、人性美。
本篇论文，意在通过探讨《边城》之艺术风貌，来展现《边城》那穿越斗转星移的时间之流，沈从文所营造的那种自然与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的意境。
一、自然景物美
以独树一帜的文艺鉴赏家出名的文学评论者刘西谓（李健吾）早在1935年就撰文赞叹《边城》是一首诗，说：
“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配置，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空气里，一件艺术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
……这不是一件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①。
《边城》中的美是一种纯美，没有任何的矫饰。
首先是自然的美——湘西自然风光的美。
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市侩、流光溢彩以及一切非自然的色彩，纯乎一色。
这里只有两岸青山，一川绿水，吊脚楼临水而筑。
边城的自然风光，与桂林漓江类似，但是在漓江上乘船游览，船已经不再是小木船或者竹排，已经是机动游船了，首尾相接，浩浩荡荡。
时时还有快艇劈波斩浪，从游船旁飞掠而过，快艇在劈开波浪的同时，也劈碎了山水的宁谧与自然的和谐，让人在流连山水风光的同时，心中怅然产生一丝憾意。
因为那存留的自然的气息正在悄然褪色。
而沈从文笔下的沅水上依然是帆船，甚或竹排。
夕阳下，一点白帆如同透明的羽翼隐没在江水的尽头，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每回看《边城》中这几句话，像是一个长镜头，慢慢移过去，在白塔上停了一停，定格在塔下的人家。
《边城》的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
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
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风光秀丽，山城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
于是我们寻着遥远的湘西的传说，在青山绿水畔，认出了翠翠，她清清的眼光飘过来，溪水轻轻地淌……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展现在读者面前。
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使《边城》犹如一幅水墨画，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又不加浓涂艳抹，表现了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
沈从文具有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如文中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中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篁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
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
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
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是作者符合人物心情的自然环境描写。
比如，“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样的月下情景在文中几番出现，同是舒缓语气，轻柔文字，同是那样的静谧，幽深，充满温情与凄美。
但也就在这样的诗意氛围中，人世间一切“真正的爱憎与哀乐”发生着，转瞬又消逝了，只留下一种莫可奈何无从说起的不安，如烟如雾，渐渐浮上你的心头。
又如，“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点儿力量。
溪边芦苇水杨柳，菜园中菜蔬，莫不繁荣滋茂，带着一分有野性的生气。
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悉悉做声。
枝头新蝉声音虽不成腔，却已渐渐洪大。
两山深翠逼人的竹篁中，有黄鸟与竹雀、杜鹃交递鸣叫”。
翠翠感觉着，望着，听着，同时也思索着：
“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
……”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翠翠的躁动不安的心理。
文中描绘出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刻画的独特而美丽的景色，给以充分的美感享受。
“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黄泥的墙，乌黑的瓦……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使读者融入湘西文化的自然和谐而又优美的环境当中而不自觉。
沈从文作品中所营造的那种自然美景，如同一颗晶莹剔透的珠玉，充满令人眩惑的诗意，带给我们恒定而久远的感动。
这正如他所说：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
《边城》的景是一种诗化的景，处处精彩，处处赏心悦目。
二、民俗风情美
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浓郁的湘西民俗。
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由于是多民族居住区，无论是交通、建筑、饮食等物质民俗，还是婚丧嫁娶、家族乡村等社会民俗，抑或是信仰禁忌等心意民俗，都带有本民族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俗牲，这奇异的风俗成为区别于汉民族民俗文化的标识，成为荆楚作家耕耘的文化土壤。
从湘西走出来并流淌着少数民族血液的沈从文，自小耳闻目睹这奇异的习俗，对此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多年以后当他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加快并表现湘西社会生活时，全身心地回溯到往昔经历过的民俗氛围中，将湘西纯朴的民俗写进小说，使民俗事象形象化、艺术化了。
其小说文本中的端午节、划龙舟、吊脚楼、唱山歌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民间意象也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作用，有了很强的艺术审美内涵。
这些民俗意象的频繁出现，使他的小说显示出奇丽的情调，因此，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是《边城》的另一个亮点。
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
（一）民俗之节令
民俗节令，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形成的在特定的时间存在的不同民俗事象和传承。
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俗活动，在这些节俗活动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风情。
沈从文《边城》中茶峒的端午节怕是最具有民俗特色了。
端午节是苗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期间举行的盛大活动，这在文中均有所体现：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
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
”“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
”老老少少或倚在吊角楼的窗旁，或站在白河边上，看着青年壮士们划龙舟，逮鸭子，看到兴起，便大声叫好。
一时间，山间热闹非凡，把平素不易进城的老船夫和翠翠也吸引了来。
作者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和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刻划得细致入微。
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桨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呐喊助威，那红火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在月光下玩到下半夜，妇女、小孩子们额角上用雄黄醮酒写的“王”字；赛龙船时敲打“用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
其中在端午节中的捉鸭子是边城中特有的民俗之一，赛龙舟比赛结束时，会从虹桥、吊脚楼、船上扔出很多鸭子，凤凰的传统是抢到的鸭子归自己。
一时人声鼎沸，参赛者从各处将船划到比赛地点，跳下水各显本领捉鸭子：
或饿虎扑食，或出其不意，一会儿，从河面上冒出一个湿淋淋的脑袋，手里拽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鸭子。
每到这时，岸上的人或狂呼乱叫，或手舞足蹈，或捶胸顿足……原来最高潮的节目现在才上演，谁捉的鸭子最多就是胜利者。
这一切痴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
边城端午节中的另一个独特习俗——超度已故亡魂，深夜中老道拿着纸幡引路,孝子第二,杨马兵殿后,绕着寂寞棺木慢慢转着圈子,旁边有的人打着锣钹,老道闭着眼且走且唱,用杂色纸花,撒向棺木,象征亡灵升上极乐世界。
通过这些特有的地方民俗，充分表现了湘西人民粗犷放达的性格，深刻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以及他们不忘祖先的淳朴心理。
（二）民俗之婚俗
沈从文对婚俗的描写，也是他的湘西小说的特色之一。
湘西婚俗习惯虽然也有滞留于原始状态的落后痕迹，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婚姻悲剧，如《萧萧》、《贵生》以及《丈夫》都是这一婚俗描写的代表，但沈从文更多的突出表现了湘西婚俗中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小说《边城》中表现了“走马路”、“走车路”的两种求婚方式,“走车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求婚方式,但又不同于汉族那种纯粹由父母包办,只顾家族利益而不顾青年男女的感受，非听从不可的封建婚姻制度。
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亲顺顺得以表现。
天保虽然真心爱翠翠，而翠翠却并不爱他，他在老船夫不知情的撮合下一厢情愿的托媒求婚，结果失败，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把外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人”。
“走马路”则是由青年自己用对歌的方式选择对象,反映了湘西人“三从四德”观念淡薄,婚姻没有很多繁文缛节的社会习俗。
傩送以走“马路”求婚，是青年一代婚姻自由观的表现，翠翠是一个生性活泼、喜爱唱歌的姑娘，傩送也是一个任其性、酷爱自由的小伙子，他相信山歌能使翠翠心领神会，能打动翠翠的心。
于是他月夜上山唱歌，虽然翠翠睡着了，但她在梦中感到身体随着“美妙歌声”飘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取象征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甜蜜幸福的爱情，事后经过老船工转告，使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映。
在小说中，老船夫满心希望翠翠能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
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一心想促成翠翠的婚姻，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顺顺虽然倾向碾坊，但并没有成为专制式的封建家长，对儿女婚事并未强行包办；团总以一座碾坊作陪嫁，要傩送做自己的女婿，也没有依仗权势，强人所难。
由此可见，在《边城》里体现了长辈对儿女婚姻自由的尊重，并且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三）民俗之山歌
一个民族音乐风格的形成与本民族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由于湘西人大都居住在高山峻岭，深川峡谷，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山歌文化，审美心理。
湘西山歌始于少数民族的生活劳作，唱于山野田间，山间河岸，村落路边。
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地唱歌生活，歌唱爱情，其中散发出他们淳朴而真挚的人生感悟和体验。
他们的唱腔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情，从各个侧面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与西北高原山歌那样的高亢激越不同，相对比较平稳流畅，起伏不是很明显，也不像江南民歌的秀丽委婉。
湘西民歌富于幻想和热情，以比兴开头，火辣的唱出来，直抒胸臆的表达感情，词意坦率，充满激情，表现手法单纯，质朴，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
沈从文的家乡盛行唱山歌的风俗，流传着许多民歌，湘西是“歌的海洋”，湘西人几乎无事不歌，无处不歌，无人不歌，他的作品中真的表现了这一民俗现象。
《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
民歌是湘西人民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和各种节庆中，他们三五结伴，引吭高歌，采用不同的组合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表达出来。
尤其在苗族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常常是说话少而唱歌多。
唱歌成了人们日常交往的一种手段，使人们更加热爱生活和工作，沈从文说，在苗族聚居的地区，“凡是有村落获看肯过田土地方，有人居住或生产劳作的处所，不论早晚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
”只要有人在就有歌，遇到节日或大事也必然唱歌，“当地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每逢赶场，特别是歌会，喜庆等欢乐时节，四面八方的人们便不辞辛劳，不远万里，翻山越岭，赶赴歌场等目的地。
歌场便人山人海，继踵比肩，歌声如潮，此起彼伏。
《边城》中，翠翠在等爷爷时，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
……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么戴，耳朵上常年戴条豆芽菜。
”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歌唱，表达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表达出了她的忧虑和愤怒。
沈从文的《长河》、《三三》、《萧萧》、《秋》、《雨后》等作品中都较多地反映了当地唱民歌的风俗，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家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
《雨后》中，四狗唱到：
“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
”这首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是发自那个被压仰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生命力的搏动。
虽是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牧歌的彩晕。
表达男女之间真挚、炽烈爱情的情歌，在民歌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优美、动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
沈从文在《边城》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这类情歌，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共同燃烧。
湘西男女对歌相关着智慧，人格的两相较量，只要姑娘的百般刁难难不倒后生，那么就赢得了姑娘的赞赏，那么二人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如仅仅因为在对歌中败下阵来，哪怕为他而死也无怨无悔。
翠翠的妈妈和军人是以歌为媒确定终身的，翠翠也是被老二飞扬的歌声所打动，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年轻的心被老二所俘虏。
在湘西男女的爱都是通过歌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这些热情的湘西人唱起歌来不分时间、场合，事件甚至以歌代言，沈从文说他们“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歌唱使得劳动更加有滋有味，沈从文说湘西的好歌手，“通常必然还是各在本村本乡出力得用的人”，“手艺也必然十分出色”，他们的歌唱天才“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使得彼此情感流注，生命丰富润泽，更加鼓舞人热爱生活和工作”。
湘西地方的少数民族在恋爱婚姻方面没有汉族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规陋习，青年男女通常是以歌为媒自由恋爱，这些善于唱歌的湘西人，常常通过歌声传达出自己的热情，因此，美好的爱情也往往由美好的歌声发出来。
在唱歌中，沈从文发现了湘西人热烈的生命，“热情多表现在歌中”唱歌风俗体现乡下人生命所独有的热情和智慧。
《边城》溶入民歌成分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
（四）民俗之吊脚楼
建筑是一种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的具体写实，而看苗家吊脚楼群便可解读到这个苗族地域深厚的文化底蕴。
它是苗族祖先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验积累和智慧升华的结果。
也许在人们看来，那一座座远离尘世喧嚣、拒绝现代——苗家吊脚楼，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了，但它“土”出了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土”出了浓浓的民族生活气息，也“土”出了苗族人民淳朴豪爽的性格。
它是一部底蕴深厚的乡土住宅建筑和少数民族民俗的文化史书。
《边城》中有这样一段话：
“坐着一叶扁舟，悠闲地行驶在小河上，遥远地就可以看到河岸上临河而建的空中楼阁，楼边飘着几缕山岚，一些苗族女子，三五一群，在吊脚楼的耍楼上精心细致地瞄龙画凤，飞针走线……”。
据有关史籍载述：
“苗族初迁湘西，多居山洞，结草为庐，以蔽风雨。
事起即建造岩墙木屋，耸以吊楼……，”可见苗族吊脚楼由来甚久。
这些吊脚楼不仅是苗族人的住宅，也是情人进行沟通，抒发感情，以歌传情的重要场所。
苗族自古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苗家与歌会分不开，一年一度赶歌会，蜜蜂采花路路来”的形象说法。
由于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从而口耳相传的民间歌谣十分繁荣，其灿烂的民族文化主要是依靠口头流传，而唱歌是表达情感的最主要的方式。
当你对苗家吊脚楼这些景物惊诧时，回头一看，这正是苗家人刚毅执著，勤劳朴实精神的最好写照。
三、人物性情美
《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作品”③，也正是沈从文作品中带有湘西民风纯朴的性情的典范。
（一）宽厚善良的性情
在“边城”社会中,人性的美，健康，自然，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老船夫是管理渡船的公仆,他爱这里的青山翠竹、清溪渡船,更爱来往过渡的人。
他摆渡撑船50年,忠于职守,风雨无误。
他把固守渡船为过客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只要活着就不离开岗位。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
”他忠厚朴实,只靠公家发给的三斗米、七百钱过着简陋的生活,从不收取过往客人的额外的渡钱。
有时感情难却,只好将收入的钱买草烟奉赠过渡客人,买茶叶泡水给过路人随意解渴。
他宽厚热情,重义轻利,慷慨大度,偶尔进城买酒,每遇熟人他必邀请到他家喝酒。
若有人想马上尝尝他的酒,他立即把葫芦推给别人喝光为止。
他为翠翠的婚事多次向傩送及其父亲探听消息,遭到淡漠的回答,使他伤心烦闷,但他并不因此对船总父子怀恨,他相信他们是好的,并企图继续寻找机会撮合外孙女与傩送的婚姻,这种努力直至他病逝。
在作品中,宽厚善良的老船夫是“人性善”的化身,也是“边城”人真、善、美的化身。
“边城”社会有贫有富,却不因贫富分等级。
掌水码头船总顺顺虽然武家出身,家有巨富,但绝不以财富自居,盛气凌人,相反为人侠骨柔肠,慷慨大度,广交朋友,济世救人。
他为人处世,公正无私,正直和平,明事识理,豪放豁达,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
在处理与老船夫一家的关系上他做得特别感人：
体恤老人生活穷困,送给白鸭、粽子；不嫌翠翠家贫,打发媒人前去提亲；天保情场失意,驾船外出溺死于茨滩,他虽知与老船夫迟迟不答应有关,但并不责备、怨恨；因失儿伤心曾一度反对傩送与翠翠的婚姻,但一旦他知道孩子们是真心恋爱之后也就不再阻挠；老船夫病逝,他前来帮忙料理后事,并屡次提出接孤女翠翠到他家住着,等待傩送回来再解决婚姻大事。
由此可见顺顺也是个善良厚道的人。
（二）血浓于水的亲情
“边城”社会,人人靠自身的劳动生活,与人为善,待人以诚。
夕阳西下，艾蒿的烟雾缭绕，屋前的场地上，有一张旧的小木桌，两只小方凳，桌上虽然只有粗茶淡饭，但是祖孙的快乐笑声，却在夜晚的天空萦绕。
这里虽非桃源，却是人间天堂。
这里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开放的（但决不是放肆的），没有围墙，甚至连篱笆都没有，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
没有现代人的隔膜、私利，没有现代人的自我封闭，没有现代人的互相设防。
翠翠可以隔着河向对岸的爷爷喊“爷爷，我要你”，翠翠可以独自一人放声痛哭而没有任何矫情，而得到的就是爷爷的呵护与关爱。
祖父对孙女的关爱，孙女对祖父的依恋，都是那样率真，没有一点点的拐弯抹角。
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天保和傩送两兄弟同时爱上一个姑娘，眼看兄弟俩要变成情敌，但他们并没有反目成仇，也没有像流行小说写的那样，其中一个慷慨“出让”，他们懂得，翠翠并不是财产，感情也没有价格，而是必须尊重翠翠的选择。
于是他们公平地、正大光明地做了竞争，哥哥走了车路，弟弟走了马路，结果一唱定乾坤，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评委，没有公证人，只有良知和道德，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
充分表现兄弟俩公平竞争，从而看出诚挚的仁爱之心和善良的美德，这是一曲善与美的赞歌。
（三）纯洁真挚的爱情
翠翠对傩送的爱,虽有一个由下意识的朦胧感受到明确的体验的发展过程,但在事件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她始终信守着自己魂牵梦绕的最初选择,没有因为人事出现的周折而改变初衷。
她对傩送的爱是忠诚的,坚贞的。
由于性格的内向、少年的羞涩,在爷爷面前她不敢明言,相反时而掩饰,致使爷爷没有摸准她的心,错点鸳鸯谱,无意中促成了二老傩送的哥哥天保派媒人前来求婚,而对傩送亲自前来表态却支吾其词答非所问,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波折迭起。
翠翠拒绝了天保的托媒提亲,感情始终倾注在傩送身上,即使在天保因情场失意驾船外出溺死于茨滩,爷爷掉头来为翠翠与傩送的婚姻撮合,因眼看事情无法成功而死于暴风雨之夜,爱人傩送也因误会一气之下驾船外出,但翠翠仍然不改初衷。
她从杨马兵口中明白这一切误会的经过和前因后果之后“哭了一个晚上”,最后独守渡船等待着未有归期的爱人傩送的归来。
由此可见,翠翠对傩送的爱情是完全自主自为的,经得起考验的,纯洁坚贞的。
傩送对翠翠的爱也是纯真的。
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追求翠翠,但摆在傩送面前的婚姻有两条路:
一条是娶翠翠,从老船夫手中接过那条渡船，过一辈子撑渡船的日子；另一条是娶团总的女儿,从陪嫁中可以得到一座碾坊。
是选择渡船,还是选择碾坊？
实质上是要爱情还是要金钱的问题。
傩送舍弃了碾坊,甘愿为真心的爱情守一辈子渡船。
当父亲顺顺要他在团总女儿的婚事上最后表态时,他说:
“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里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
如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
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
”傩送这一番话是委婉的,但选择却是明确的,态度也是坚决的。
作者专注于在自然纯朴的翠翠与傩送的身上,去揭示一种新的、健全的、理想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存在形态。
这种生命存在形态的内涵是纯洁、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信守自己的爱情初衷,保持乡民的淳朴本色。
在爱情、婚姻关系上,它表现为自然、纯真、健康的。
（四）互助互爱的邻里之情
《边城》里一切,都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图景,体现着浓浓的人情美。
“边城”社会,具有各式人等,老船夫、顺顺、杨马兵、翠翠和天保,还有屠户、商客、船工、妓女——即使一笔带过的人物也表示了一种“社会因子的存在”,构成了一个近似完整的理想社会。
“边城”乡民过着自在状态的生活,具有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际关系,在这个社会没有阶级等级,人人平等,掌水码头的与撑渡船的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享受一定的人格平等。
这个社会未经城市文化（主要是商业文化）的污染,商业往来充满着一种朴厚的人情。
人们的经济交易是在一份人情的信托中进行的,买卖双方都不存心机。
比如,老船夫进城买节日货物,卖猪肉的老板决意要优惠他,切好肉,不收钱；作为顾客的船夫却要买次肉,在推让中千方百计交了钱；茶峒小饭店门前男顾客和女掌柜公平买卖时,还表现出无伤风雅的男女调侃,这给主人顾客的商业往来中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和浓厚的乡土味；杨马兵虽然在年轻时追求翠翠的母亲而遭拒绝,但并不怨恨。
当老船夫去世,翠翠成为孤女,他就主动前来关怀翠翠,成为她的保护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边城”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融洽的关系。
沈从文的作品为我们构建出如此淳厚、优美、健康的人情,让我们感受到健康，自然，没有勾心斗角的人情美，人性美。
《边城》正是表现理想人性的经典之作。
其中的人性美体现在：
人的生命的自然健康；人的品格的纯美高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融洽。
作品中的人性美具有传统文化（儒道）的内涵，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今天依然更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它所提供的理想人性范式是我们对人类未来永恒的憧憬。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从沈从文《边城》感受到他小说的自然美，民俗美，人情美。
沈从文的小说中有着大量的民俗构成,他的湘西小说对湘西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进行了多样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湘西民俗世界。
他将湘西边城加以美化,着力表现那种明清秀美的风光,古朴淳厚的习俗,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真诚、善良、温厚的人情,使边城成为一幅只有美善,没有丑恶,没有任何阶级纷争和伦理约束的静穆和谐的人生图画,以待引起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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