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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整理

国防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学为工具，研究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

它的研究对象，从狭义上说，是发达国家及其军事联盟防务经济的运行；从广义上说，则包含着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防务经济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国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国防部门外部性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工业、国防采购、国际军火贸易理论；裁军经济理论。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关系

一、经济对国防的决定作用和影响

（一）经济是国防需求与供给的最终决定因素

从最根本的层面上看，没有经济对国防的需求，就没有国防的产生；而没有经济对国防的供给，也没有国防的存在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归根到底源自社会经济的对抗性。

战争只是手段，而目的则是经济利益。

伴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安全日益超越了简单生存的范畴，使国家防务需求从保卫生存条件扩展为保卫发展条件；相应的防务范围，也从本土扩展的海上甚至全球。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发展，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获取海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能力。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在导致国家安全需求迅速扩展，从而成为我国提升防务能力的强劲动因。

经济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防需求，而且也决定着其国防供给。

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一切时代军事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国防建设的规模、质量水平和发展潜力。

现代化的国防，更离不开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

面对越来越高的战争消耗，没有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

经济对国防的这种决定作用，在未来的新型战争中集中体现为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二）经济是国防威慑和制衡力量的组成部分

在现代国防中，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威慑力量。

国家安全的实现，并不仅仅依赖于军事行动的胜利。

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和道义、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力，使得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也不敢轻易地尝试战争，因此，依托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先“屈人之兵而后战”，才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境界。

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引致的经济利益交融，也正在成为维系国家安全和制约战争冲突的重要因素。

生产、贸易、金融、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活动，正在把世界各国经济融合成一个越来越紧密的整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全球化进程的继续推进，我国对国际经济的参与程度还会进一步提高。

在上述背景之下，任何一个与我国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都可能有损其自身利益或全球战略。

这种战略利益的权衡，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国家安全提供了无形的屏障。

二、国防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效应

（一）国防的经济功能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经济活动及其产出，都包含着国防的特殊贡献。

现代国防建设提供的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多。

1、直接参与或承担国家经济建设。

建国后，我国先后组建了新疆建设兵团、铁道兵部队、武警水电部队和黄金部队等，作为军队的建制单位，直接承担了边疆农垦生产和川藏公路、成昆铁路、青藏铁路、葛洲坝水利枢纽等重大而艰巨的工程项目建设。

2、在抢险救灾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各种突发险灾面前，各种国防力量的参与，极大地减少了险灾损失，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财富，有利地维护了社会安定。

3、国防科技创新及其转化。

国防既是一个高投入高消耗的部门，更是一个技术高密度的部门。

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许多技术，最早都源于军事领域的技术创新。

4、国防工业的民品供给和军品出口。

虽然在一般意义上，国防部门提供国家安全产品，但在很多情况下，现代国防也不同程度地向社会提供了军民兼用产品和专用产品，以及非防务所需的军品。

这些产品既可以作为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直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参与特殊的对外贸易活动，换取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的外汇，推动经济增长。

（二）国防的经济效应

1、一般理论分析

现长期以来，主流的经济理论往往基于国防费的机会成本讨论，倾向于认为国防费无益于经济的增长。

他们认为，虽然国防费可以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但从纯粹的经济观点看，国防负担总体上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生产性开支，却会挤出私人投资和当前消费，从卫生和教育等公共产品部门转移资源，占用R&D费用。

同时，国防费通常还导致预算赤字，进而冲击长期投资。

但是，从现实的国际秩序来看，只要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还存在，和平状态就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管国防费的机会成本如何，适度的国防费投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代价，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对机会成本的权衡而放弃对国防的投入。

一个事实是：

任何资源的任何用途对于预定的一些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来说也都存在着机会成本，而且我们难以证明某一种机会成本就比另一种机会成本更为可取。

在很多情况下，武器虽然没有使用，却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即防止了战争的发生，实现了国家的整体战略收益。

相反，民品的生产过剩，才是真正的资源浪费——它不仅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也没有其他任何社会效益。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将可供选择的某些资源投入非国防的用途，也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市场失灵、政府失误、腐败或者其他体制性缺陷，都可能导致大量资源的无谓消耗。

2、相关实证分析评述

为了进一步研究国防的价值及其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发展的国防经济理论一直试图通过计量分析来确定国防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73年，美国学者贝努瓦运用计量经济学的估算方法对44个欠发达国家1950-1965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在其所著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和经济增长》中得出结论：

“例证没有表明国防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任何不利影响。

44个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至1965年的平均国防负担和它们在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而不是反比，即使这些国家在国防上花的越多，它们就发展得越快——反之亦然。

这种基本的关系非常牢固，以致偶然性不到0.1%。

”

由于贝努瓦的研究结论出乎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人的预料，所以后来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都致力于对贝努瓦理论的正确性进行评估，对他使用的模型、样本和评估方法进行修正，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研究结论的多样性，迄今为止，这些成果仍然难以让我们对于国防费的经济效应形成确定的认识。

3、实约束条件下的具体分析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的观点，投资、税收以及财政开支都是独立的支出流量，它们与其所引致的消费支出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国民产出的均衡水平。

国防费作为一个国家占首要地位的政府支出，也具有与一般投资相当的乘数效应。

但是，乘数效应并不能无条件的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存在着可用的经济资源并由于缺乏有效需求而闲置。

一旦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甚至在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关键部门已经出现了制约其他资源利用的“瓶颈”，或者经济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时，政府财政开支的过度扩张，非但不会产生乘数效应，相反，还可能拉动整体价格和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从而挤占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所谓挤出效应。

由此可见，评估国防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键在于一定时期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走向。

二、决定军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一、军费需求

军费是用来维持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开支，其产出集中表现为国家安全，即保证国家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政治秩序，不受外来侵略的威胁。

军费需求主要是由安全因素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军事战略、地缘环境、国家政治状况等。

主要因素：

（一）周边安全环境

周边安全环境是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在国家安全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国家可以维持较低的军费开支水平，反之则需要增加军费开支，发展军事力量。

1．历史上的冲突因素

历史上的冲突因素从两个方面决定国家的军费需求：

一是历史惯性。

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及其照例决策都是连续的，历史上许多国家与周边发生过种种规模不等的冲突。

存在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国家会长期维持较高的军费开支水平，由此形成了高额军费开支的惯性，这种惯性往往会维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二是战争使冲突加剧，军费竞赛升温。

当一国与周边各国存在历史恩怨，并不断发生冲突和纠纷，处于这样的战略环境，冲突随时可能引起战争，这就会使相互之间经常处于戒备状态，这将使各国的经济资源大量用于军事领域，军费开支也就由此居高不下。

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

2．殖民主义因素

历史上殖民主义所遗留的种种矛盾是引起一些国家领土纠纷的主要因素，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扩军备战。

在前殖民地国家中，很多扩军备战和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

如非洲一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

3．宗教民族的因素

信奉不同宗教的民族和国家，由于信仰上的矛盾而产生冲突，常常导致了军事结盟和对抗。

同时，民族矛盾也是引起军费增加的缘由之一。

宗教和民族矛盾是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以来为外部势力所控制，部族众多，加上外部势力的干预，导致了激烈的民族冲突，由此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军费需求的不断增加。

4．地缘因素

地缘情况决定着国家的领土大小及周边环境，从而决定着国家的生存环境；地缘环境不同，军费需求也不相同。

具体表现为：

（1）地处战略枢纽地区的国家军费开支较高。

（2）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和国家往往军费需求较高。

（3）具有天然安全地缘环境的国家和地区军费偏低。

（二）国家军事战略

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是以国家利益特别是以生存利益为基础的。

各国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判断，确定了不同的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决定了军事力量的发展目标，也决定了军费开支的规模。

1．扩张军事战略与军费需求

这部分国家为了争夺力量优势，军费互相攀升。

扩张性军事战略使军费开支攀升，历史经验证明，当一个国家奉行扩张性军事战略时，其军费开支必然居高不下。

如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长期对峙，双方均投入了巨额的军费。

2．依附性军事战略与军费需求

当今世界存在着因各种利益而结成的军事同盟。

在军事同盟中部分中小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国际贸易、自然资源等原因，往往把本国利益与某一大国的利益捆在一起，让出一部分主权给同盟中的大国，依靠大国来保卫本国的安全。

如北约、华约中的小国。

由于大国追求比小国更多的利益，因而更有积极性承担较大份额的军费开支；而效果由于利益目标相对较低，因此军费开支不多，军费负担水平较低。

3．中立、防御型军事战略与军费需求

奉行中立、防御型军事战略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军事力量，主要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

这些国家一般维持着能够保卫国家安全合理够用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军费开支保持适中的水平。

根据各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安全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

如瑞典和瑞士。

（2）未加入军事联盟又不具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或面临种种外来威胁的国家。

如新加坡。

（3）中间类型的国家。

通常有潜在的安全隐患，但没有现实威胁，其军费负担相对稳定，军事力量发展保持平稳势头，如欧洲、美洲的一些国家。

（三）国际战略局势

1．相对和平时期的军费需求

军费需求水平的消长往往与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有关。

一般情况下，国际战略局势平稳，世界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国家就会致力于经济建设，在保持正常的军事力量基础上，不会大幅度增加军费投入，甚至为了经济发展进一步削减军费，以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军费需求都比较低。

2．国际形势紧张时期的军费需求

国际形势紧张有两种表现形式：

（1）战争。

战争的爆发往往使一个国家把大量的财力用于军费支出。

如两次世界大战把多数国家拖入了战争，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倾其国力支援战争需要，军费开支增加。

（2）敌对国家之间的对峙。

在国际形势紧张的对峙时期，如冷战时期，虽然没有产生正面的军事对抗，但对峙却导致了军费增长。

3．国际战略格局调整时期的军费需求

国际战略格局变动常常会引发有关国家调整军费支出。

在国际战略格局大调整时期，由于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相关国家都要相应调整军事战略，而军费需求也相应变动。

例如北约东扩是冷战后战略格局调整的重大举措。

三、军人收入理论

1、军人收入的含义

广义上说，军人收入是指军人的薪饷、津贴、实物性福利等组成的总体收入。

2、军人收入的决定

军人收入水平归根到底是由市场力量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稀缺程度决定的。

同时，它也受军人职业特点的影响。

在不同的条件下，军人收入会呈现出不同的水平，成为调节军事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杠杆和参数。

决策者的任务就是根据既能实现国家军事战略目标又能使人力成本实现最小化原则，选择一种体现市场供求关系和军事人力资本补偿的收入组合。

在军人收入的决定过程中，应注意：

（1）应当把各军事专业人才区分为两大类型，即具有与民用技术大致相近的专业人才和与民用技术关联度不大的专业人才；

（2）为实现各类人员福利的最大化，应将军人各项实物性福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货币性支付；（3）应根据人们在军事工作中的贡献并参考他们对自身在民用部门的收入预期确定其收入，而不应简单地根据他们的需要。

军人收入的最大特点表现在其收入水平的职业补偿性。

3、军人收入的激励机制

军事部门是一种特殊的“命令经济”部门。

在这种部门中，单位和个人都不以追求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虽然军人收入的最初决定于市场机制，但其内部升迁评价系统以及相应的收入决定系统，从总体上又是游离于市场机制之外的。

在军事部门中，军人的官阶、军衔和资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产生了一种后果，即现行的军人收入制度在吸引非专业人员入伍方面比较有成效，在吸收专业技能人才方面成效不大。

因此，军事人力的供求之间通常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失衡：

军队往往失去了最需要保留的专业人才而保留了一部分不值得保留的非专业人员。

将市场机制引入军事部门是提高军事人力效率的根本途径。

在军人工资收入中真正引入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把军人的工作业绩与相应的收入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具有激励功能的薪金结构。

4、退役后的收入补偿

军事人力资本投入通常具有双重效益：

一方面，军事训练主要提供许多非通用的军事专业技能，这些专业技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仅限于军事部门；另一方面，军事训练中又包含着对民用部门极为有用的普通性培训，比如汽车的驾驶与修理、计算机技术等。

军方为军事人力资本的形成支付的主要是训练成本。

退役后的收入补偿分析，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假设和筛选假设基础上的。

根据人力资本假设，军人一旦离开军队，其收入将取决于所经受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经验的多少，以及这些训练和经验向民用部门的可转化性。

如果全部或部分是不可转化的，退役人员的收入将少于一直在民事部门工作的人。

如果民用部门中的雇主认定雇员的服役经验是一种能力，那么服役就具有正面的利益回报。

四、我国国防工业基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军民分割的二元体系尚未解决

从整体上看，在国民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上搞两套班子，分开规划，重复建设，各自为政。

这种军民分割的二元体系很不适应新时期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后果主要是：

国家经济不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于巩固国防不利；阻碍了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相互转移，于技术进步不利；影响军工企业按商品经济规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于提高经济效益不利；造成了多级的“大而全”、“小而全”结构体系，于强化专业化协作不利；军民分割的二元体系，严重影响了军队和地方、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之间的生产合作关系。

要想构筑起我国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基础，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打破军民分割的二元体系的桎梏。

2、军品价格管理办法滞后

在现行体制下，军品价格按成本加成的办法定价，已暴露出明显的弊端。

买方已经陷入步履艰难、包袱沉重的状况。

军方为了节约有限的装备建设经费，军事代表已开始关注装备价格，这种积极性是好的，但是缺乏卖方的配合，显得十分无奈。

长此下去，军工企业缺乏内在改革的动力，武器装备建设经费一部分白白地浪费掉了，于国于军于企业都是极为不利的。

3、国防工业企业自身发展还存在很大差距

（一）体制差距

尽管许多国防军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现代企业制度，但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和长期与市场相对封闭的状态，导致很多企业实质上实行的仍是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多头、长链条体制。

这种体制面临的行政干预多、决策迟缓，同时由于各链条之间缺乏内在的连接机制，增大了信息不对称因素，致使责任主体混乱、监控不力、约束淡化。

（二）机制差距

目前，大多国防军工企业的产权结构单一，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机制仍不健全。

企业没有完全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科学决策机制、资产运营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所以国有资产运营效率无法得到迅速提高。

（三）技术差距

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国防军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仍存在很大差距：

人才短缺、开发模式陈旧、装备落后、管理体制僵化。

而且，企业还远未树立起以技术创新为先导、走内涵式发展的思想，仍然存在着重规模、抢速度、乐于铺新摊子、轻视效率的现象。

同时，国防军工企业大多还未建立将技术创新与市场运做相结合的系统管理机制，重视技术的先进性，忽视技术的市场性，导致企业虽然能够掌握先进的技术，但却无法创造有效的市场需求，导致产生大量无效的技术投资，资源浪费严重。

以上情况的存在导致了国防工业对国家安全经济启发强有力的支撑，迟滞了武器装备生产的速度和质量。

五、我国国防工业基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

第四节构筑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基础

对于军民一体化的定义，国际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把军民一体化定义为：

将国防工业基础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

在国内，我们习惯性地将实现军民一体化的过程称之为“军转民”、“军民兼容”、“寓军于民”等。

20年国防工业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深层次含义于：

通过“军民兼容、平战结合”，使国防工业在质量上得到相应发展，增强国防工业平战转换的“弹性”，使国防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相互促进，实现整个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一体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军转民”、“军民兼容”、“寓军于民”的必然结果就是军民一体化，只有实现了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才能有效地发挥国防工业的真正作用。

一、坚持国防工业改革向军民一体化方向发展

（一）军民一体化是发达国家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经验

为了赢得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的双重优势，美国首先提出要“重新设计国防”的口号和军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即将国防工业的基础与民用科技工业的基础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

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基础不仅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军品成本，缩短军品研制周期，而且可以在和平时期保持国防工业能力，保证国家经济的竞争能力和平战转换能力。

目前国外推动军民一体化国防工业基础建设的做法有：

（1）推动国防工业专业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

（2）重视发展军民两用产品，特别是军工主导民用产品，许多军品或民品的设计阶段就考虑到产品未来发展的军民两用性；（3）制定相互协调的国防关键技术计划和国家关键技术计划，并在国防关键技术计划中将军民两用性作为一条重要的评估标准；（4）军事工业的封闭状况在改变，向民用部门扩散，非核心军工生产活动增加；（5）鼓励在军品中采用非军标准零部件；（6）逐步修改或取消一批军用技术标准，最终实现在军民共用性强的技术、设备和器材领域军民两用技术标准的统一。

（二）军民一体化是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

“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保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由提出：

“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新机制，实现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这些科学论述明确地指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为此，在国防建设领域我们要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有机结合的发展之路。

当前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积极制定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加大对传统国防工业结构调整力度，逐步加快军民一体化的改革步伐。

当前，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两大时代主题。

要维护和平，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国防力量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前提。

同样，如果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国防力量的发展，经济发展也不可能长久。

所以，只有军民一体化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可有效地提升国防实力以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从而走出一条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和投入少、效率高的路子。

二、新时期构筑我国军民一体化国防工业基础的战略措施

（一）加快我国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体制创新

1、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为了适应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方针，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的转变。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政策上就必须要求国家制定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政策。

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还应进一步加快对军工企业的改革步伐，加大对军民两用项目的投资力度。

同时，还应大力培养军民两用人才，加快我国国防动员体制的建设，以适应我国国防工业军转民一体化的改革步伐。

2、改革国防采办制度

我国传统的国防采办制度采取的是指令性计划供应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过度的分散和封闭，同时带有某种随意性，国防采办自成体系，缺乏与民用市场的沟通。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信息交流的不断加快，我国民品生产在诸多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军用环境的要求，许多民用产品完全可以替代军品。

而且随着世界各主要国家军民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军品与民品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军事产品的保密性在整个军事技术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下降，因此，将军事采办对象的范围扩大到民品市场领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我国在国防采办制度上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要从单纯依赖封闭的国防工业系统转向更多地依托市场来实施商业采购，从而引起更为广泛的军事生产工业基础的形成，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的胜利开展。

3、调整和优化国防工业结构

我国传统的国防工业结构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不仅使得军用工业系统与民用工业系统严重分离，而且在军事工业内部同一行业都自成体系、自我配套，以造成“大而全”、“小而全”现象的普遍存在，造成资源浪费。

为此，新时期我国逐渐开展了对国防工业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国防工业由传统的军民分离型向军民一体化方向的转变。

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对我国国防工业结构进行大力调整和优化组合，这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1）在国防工业所有制结构调整方面，要求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并且针对军事工业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不同企业模式的改革。

（2）在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要将国防工业结构的调整同国家对整个经济结构的大力调整紧密结合，尽量消除军民之间的一切重复，冲破军工行业的自我封闭，实现军民之间的高度融合，从而建立开放式的新军工体系。

（二）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军民一体化改革的各项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始终都是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在我国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改革的过程当中，同样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1、宏观领域的法律法规

必须在宏观领域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要求的各项法律法规，为我国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的顺利实现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2、微观领域法律法规

在微观领域要逐步建立适应军民兼容性产品的生产开发以及市场流通的法律法规，同时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和监督产品市场的运营状况。

3、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制度

在制定促进军民一体化改革的各项法律法规过程中，要广泛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制度，例如，美国的《国防生产法》、《联邦采办改革法》、《国防工业筹备法》等。

4、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和监察力度，大力打击在军民一体化哥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为我国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战略的顺利实现创造安全稳定的内部环境。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