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蛎的遗传育种研究进展.docx
《牡蛎的遗传育种研究进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牡蛎的遗传育种研究进展.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牡蛎的遗传育种研究进展
成绩
浙江大学
课程论文
（2012-2013学年春学期）
论文题目：
牡蛎的遗传育种研究进展
课程名称：
水产动物遗传育种
*******
学 号：
********
*******
完成日期：
2013年4月24日
牡蛎的遗传育种研究进展
彭超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杭州310000
摘要：
牡蛎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是世界重要海水贝类养殖对象之一。
随着各种生物技术在水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牡蛎的遗传育种工作也备受重视。
尤其自Stanley首次人工诱导美洲牡蛎（Crassostreavirginica）三倍体成功以来,大大加快了对牡蛎的遗传学背景和育种进程的研究步伐[1]。
现就牡蛎的遗传育种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关键词：
牡蛎遗传育种常规育种分子标记
牡蛎隶属软体动物门、双壳纲、珍珠贝目、牡蛎科、巨蛎属（Crassostrea），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而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养殖产量最大的一种经济贝类。
牡蛎的养殖历史已有2000多年，从远古时代就被人类所食用，因其易饲养、雌雄异体、雌性配子量大、生殖操作容易，已成为国际间贝类基础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
牡蛎为世界性分布类群，目前已发现100多种，世界各临海国家几乎都有生产，也是目前我国及世界产量最大的经济贝类。
2007年，世界牡蛎总产量为440万吨（FAO,2008），产值35亿多美元；我国的牡蛎产量为351万吨，占世界牡蛎总产量的79.8%[2]。
其中巨蛎属牡蛎（太平洋牡蛎、褶牡蛎、有明巨牡蛎和香港巨牡蛎）是目前我国牡蛎养殖的主要类群。
牡蛎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在海洋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对控制水体富营养化、改善水质均具有重要作用。
牡蛎的遗传育种是指通过应用各种遗传学方法，改造牡蛎的遗传结构，培育出适合人类养殖生产活动需要的品种或品系的过程。
牡蛎遗传育种的根本任务是在研究和掌握牡蛎性状遗传变异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育种目标和原有品种的基础，采用适当的育种途径和方法，选出符合生产发展需要的高产、优质、抗逆和适应性广的优良品种，从而推动牡蛎产业的发展。
作为世界第一大养殖贝类，牡蛎的遗传改良历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普遍重视，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
选育的种类主要包括美洲牡蛎、智利牡蛎、欧洲牡蛎、悉尼岩牡蛎、僧帽牡蛎和太平洋牡蛎；选育的性状一般包括生长速度、抗病性、抗逆性、存活率和外部形态等；选育的方法主要采用常规育种方法和分子辅助选择育种等方法。
1常规育种方法
1.1选择育种
选择育种（SelectiveBreeding）简称选育，它是根据育种目标，对原始材料或品种群体反复选择，从而分离出几个有差异的系统。
将这样的系统与原始材料或品种比较，使一些优良的经济性状表现显著而又稳定，于是形成新的品种[3]。
选择育种是牡蛎遗传育种的最基本方法，也是目前牡蛎遗传改良的主要途径。
目前。
牡蛎选择育种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个体选育和家系选育。
1.1.1个体选育
个体选育技术是根据群体内个体的表型值高低选择留种亲本，也称为群体选育。
这种方法对于遗传力较高的性状选择效果比较好，但是对于限制性性状和活体中难以度量的性状选择效果较差。
目前牡蛎养殖业最受关注的经济性状依次是生长率、抗病抗逆性、性成熟周期等[4]。
这些经济性状大都具备较高的遗传力，通过个体选育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美洲牡蛎（Crassostreaviginica）是牡蛎选择育种中研究最早的种类，选育性状主要针对抗病和生长率两方面。
在抗病方面，美国Haskin实验室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美洲牡蛎的抗尼氏单孢子虫（MSX）性状进行人工选育，经过5代后，选育群体比野生群体的抗病性提高了10倍[5]，成功培育出了几个抗MSX品系。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增强选育品系的遗传多样性，Haskin实验室对选育的抗病品系进行混合，并在混合品系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选育。
1990年，Delaware海湾区开始出现Dermo病害，并对美洲牡蛎造成严重危害，因此Haskin实验室在选育抗MSX品系的同时也进行抗Dermo选育，目前得到的选育品系已具有高抗MSX和中度抗Dermo性[6]。
欧洲牡蛎（Ostreaedulis）的选育性状主要集中在生长率方面。
1979年，欧洲牡蛎的快生长选择育种计划开始实施，选育结果显示经过1代选择后活体重的现实遗传力可达0.39-0.72[7]。
Newkirk和Haley在选育过程中还发现欧洲牡蛎的浮游幼体阶段的时间长度与稚贝或成贝的大小缺少相关性，研究表明，在育苗过程中，通过淘汰生长慢的浮游幼虫以期得到快速生长的成体牡蛎并不是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醒人们在牡蛎的快速生长选育中，性状指标的选择应该谨慎。
Newkirk等对欧洲牡蛎进行了连续多代选育，他们从470个个体中选择体重最大的10%作为亲本，在下一代中得到平均23%的现实遗传力。
另外，在抗病选育方面，Hervio等通过病原感染实验，发现选育的欧洲牡蛎抗牡蛎包米虫品系后代对该疾病的抵抗能力有明显增强[8]。
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gigas）的群体选育工作相对开展比较晚，通过群体选育进行育种实践的报道并不多。
Hershberger等对太平洋牡蛎进行了选择育种研究，选育得到的后代其夏季死亡率有明显的降低[9]。
Ward等从1993年夏季开始对太平洋牡蛎的生长性状进行选育，结果证明太平洋牡蛎的生长速度性状具备很好的遗传力，每代选育对重量和大小可提高10%，适合群体选育[10]。
悉尼岩牡蛎（Saccostreaglomerata）的群体选育工作也主要集中在生长性能和抗病的选育。
Nell等建立了四个选育品系，经过1代选择后，17月龄时活体重显著高于对照组（8.5%），第3代中，18月龄时选育品系平均体重比对照组高18%[11,12]；另外，在抗病方面，Nell和Perkins对悉尼岩牡蛎的QX（由Marteiliasydeneyi寄生虫引起）抗性进行选育，经过两代后，选育品系的死亡率比对照组低22%[13]。
其他牡蛎中，Toro等报道了对智利牡蛎（Ostrea.Chilensis）的壳长和活体重进行1代歧化选择，实验结果发现27月龄时上选组和下选组活体重的现实遗传力分别为0.43和0.29，壳长的现实遗传力分别为0.45和0.31，而且还发现体重和壳长两种性状分别作为选育指标时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为智利牡蛎的选育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14]。
Jarayabhan和Thavomyutikam对僧帽牡蛎（Saccostreacucullata）也进行了群体选育工作，混合选育结果表明，15个月时，活体重的现实遗传力为0.28，且快速生长的选育组成活率高于未选育组[15]。
群体选育对于遗传力高的性状选育效果好，且在选育过程中，亲本的数目可以比较大，平均个体对后代群体的遗传贡献相对较小，能更好的维持群体的遗传变异度，但缺点是无法准确知道亲本的有效数目，并难以估计量化每个个体的遗传贡献[16]。
另外，在群体选育中，上选效果一般低于下选效果，选择反应往往表现出不对称性[17]。
关于群体选育的有效群体数目，不同种类可能有不同要求。
Appleyard和Ward建议，选育亲本数一般不能低于24，选育亲本的性比以接近1:
1最为理想，选育世代不得少于4代[18]。
1.1.2家系选育
家系选育是以整个家系作为一个选择单位，以各家系被选择性状的平均值为标准。
常用的家系有全同胞家系和半同胞家系。
在应用家系选择时有下列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根据包含被选个体在内的家系均值选择；二是根据不包含被选个体在内的家系均值选择。
在家系含量小时，两者有一定差距，但家系含量大时，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家系选择不仅适用于高遗传力的表型性状选择，对于较低遗传力的表型性状也十分有效。
因为，遗传力低的性状，其表型值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如果只根据个体表型值选留繁育群体，则选留准确性差；而根据家系表型值选择，则能比较正确的反应家系的基因型，选择效果较好。
家系选育在太平洋牡蛎选育中运用较早。
Lannan利用全同胞家系法在太平洋牡蛎中建立了11个全同胞家系，获得太平洋牡蛎幼虫存活率的遗传力为0.31，附着变态率遗传力为0.09,18月龄总重、壳重和软体部重的遗传力分别为0.33、0.32和0.37[19]。
Langdon等通过全同胞家系选育，经过1代后获得平均产量大于对照组9.5%，并证实了环境对产量具有一定的影响[20]。
Evans和Langdon建立了24个太平洋牡蛎全同胞家系，研究了影响生长和产量的3个重要因子：
家系、环境、家系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个体大小、成活率和产量都受到家系、环境及其交互作用的显著影响[21]。
随着太平洋牡蛎家系选育工作的进行，人们普遍认为，要选育出优良品系必须注意三点：
（1）建立合理家系；
（2）最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筛选出合适当地生长环境的品系；（3）选用科学合理的选择标准[22]。
美洲牡蛎的家系选育工作也开展的比较早。
Longwell和Stiles利用半同胞家系得到美洲牡蛎发育到14天时的生长率遗传力约为0.24[23]。
Haley等利用半同胞和全同胞家系测得美洲牡蛎幼虫生长速度的遗传率在第6天时为0.46，在第16天时为0.25[24]。
同样是美洲牡蛎的幼虫生长率，Newkirk等报道了全同胞和半同胞遗传力在第6天时为0.09-0.51，在第16天时为0.50-0.60[25]。
这两个研究结果上的差异，可能与幼虫生长受环境的影响有关。
另外，Losee也对幼体生长速度的遗传力进行了评估，以个体大小为指标的遗传力幼体阶段为0.4-0.55，稚贝阶段生长率遗传力为0.3-0.7[26]。
欧洲牡蛎由于其繁殖方式属于幼生型，给家系选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得家系选育工作发展缓慢。
目前只有Toro和Newkirk做了相关研究，通过全同胞家系内歧化选择，利用亲子回归分析法获得欧洲牡蛎活体重和壳高的遗传力6月龄时分别为0.14和0.11,18月龄时分别为0.24和0.19。
遗传力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欧洲牡蛎进行家系定向选择来提高生长速度是可行的[27]。
目前，牡蛎家系选育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家系还是限于单代选育，连续的家系少。
另外，由于家系选育中亲本数目少，容易导致遗传多样性降低。
因此，家系选育与个体选育结合将更有利于牡蛎的选择育种。
1.2杂交育种
在育种和生产实践上，杂交一般是指遗传类型不同的生物体之间相互交配或结合而产生杂种的过程。
在不同种群、不同基因型个体间进行杂交，并在其杂种后代中通过选择获得所需要的表现型的方法叫杂交育种。
杂交育种是最经典的育种方法，也是目前国内外动植物育种中应用最广泛、成效最显著的育种方法之一。
在水产养殖领域，杂交育种的应用也十分广泛，主要应用于提高生长速度、抗病力、抗逆性、出肉率、饲料转化率、成活率等优良性状、培育新品种、保护和发展有益的突变体。
相对而言，在贝类养殖方面，杂交育种研究相对滞后，直到近年来，才逐步得到重视，目前已有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做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牡蛎科是目前国内外杂交育种中研究的最多、记载最详尽的贝类之一。
牡蛎的杂交研究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早在1929年，妹尾秀实和崛重藏就对牡蛎科种间杂交进行了研究；Galtonff和Smith于1932年也对牡蛎进行了种间人工杂交，但是杂交后代培育到幼虫阶段便死亡[28]。
Menzel将美洲牡蛎和太平洋牡蛎进行杂交，得到了完成变态的杂交后代[29]。
随后，多种牡蛎组合的种间与种内杂交研究也相继展开。
Mallet和Haley在比较三个未经选择的美洲牡蛎群体及它们相互杂交的实验中，发现杂交子代的活体重及存活率的平均值与对照组相比存在杂种优势[30]。
在另外的美洲牡蛎杂交实验中，Mallet和Haley发现幼虫阶段存在杂种优势和反交效应，在稚贝阶段，不同的杂交组合及正反交间的杂种优势明显不同，平均杂种优势为4.9-11.5[31]。
Beattie等通过比较研究2龄太平洋牡蛎，发现杂交子代在壳长、总重及肉重上都明显高于全同胞交配的子代[32]。
Bayne等比较了太平洋牡蛎近交系和杂交种的摄食行为和代谢效率，结果显示杂交种的摄食效率和生长速度都要高于近交系，同时还发现正反交组合中也存在显著差异[33]。
另外，Hedgecock等利用部分雌雄同体的太平洋牡蛎自交建立近交系，通过不同近交系间的杂交，探讨了形成杂种优势的机理，并研究了杂种优势对摄食行为、代谢效率等生理活动的影响[34,35]。
Launey和Hedgecock通过太平洋牡蛎近交系的杂交，推测牡蛎的杂种优势主要是显性效应[36]。
在国内，牡蛎杂交育种工作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汪德耀和刘汉英对厦门一带的密鳞牡蛎、僧帽牡蛎和福建南部的太平洋牡蛎进行了杂交试验。
结果证明种间杂交精卵能够结合，并能够正常发育，而且还发现杂交苗具有一定的生长优势，杂交的胚体由受精卵至直线铰合幼虫期的发育速度都比自交苗发育快（可提前1-18天）[37]。
周茂德等以太平洋牡蛎、近江牡蛎和褶牡蛎为亲本进行了多个组合的杂交试验，结果表明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几种牡蛎的正反交均可受精，杂交子代D型幼虫的大小性状一般表现为母本特征，而且其大小变异范围比亲本自交组大[28]。
吕豪也开展了太平洋牡蛎和大连湾牡蛎的杂交试验，结果表明两种牡蛎种间的杂交是可行的，杂交后代具有较高的受精率和成活率，以及较快的生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杂交优势。
目前，国内有关牡蛎杂交的研究虽然已经证明了牡蛎的种间杂交精卵能够很好的结合，并且能够正常发育，但牡蛎的种间杂交选育还没有应用于生产[38]。
2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
通过与目标性状基因连锁的分子标记，辅助筛选目的性状的方法称为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Marker-assistedSelection,MAS）。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是一种新型的育种方式，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可有效的检测基因型，进行QTL定位，直接通过标记基因辅助选择含有目标基因型的个体。
利用传统的育种方法进行品种选育，通常所需时间久，周期长。
育种过程中，表型鉴定有时候也会因表型不明显而难以进行，另外大多数重要的性状都是数量性状，易受环境影响，导致选择的准确性不高。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方法具有传统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具有不受时间限制、周期短、结果可靠、可多种优良性状同时选育等优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清除同一座位上不同等位基因间或不同座位间相互作用的干扰，消除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2）可以对不易测定或活体不便测定的表型性状进行鉴定，如繁育能力、出肉率、抗逆性等；3）在幼体阶段就可以对选育结果进行鉴定，节省了选育时间；4）可以多种性状同时选育。
2.1RFLP在牡蛎育种中的应用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肽性（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RFLP）是指用限制性内切酶消化DNA后，会产生长度不一的DNA片段，电泳分离后，运用Southern印迹法将DNA片段转移到硝酸纤维膜上，然后用特异的探针杂交，放射自显影，即可显示出不同材料的多态性图谱。
目前RFLP在牡蛎中主要应用于物种的遗传变异、亲缘关系和分类等研究，主要进行物种识别、群体分析以及水质和肉质等方面的研究。
KarlSA等概述了以PCR为基础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即以Southern斑点杂交方法建立起来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肽性标记进行甲鱼和美国牡蛎群体遗传分析，结果证实该方法可以提供有用的遗传标记用于群体的研究[39]。
由于分子标记技术既不受个体形态和趋同进化因素的影响，又可以揭示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因此将传统的形态学分类与以分子标记技术为基础的分子分类学相结合，能更好地解决分类学上的问题。
KlinbungaS等以PCR—RFLP、COI、16S和18SrRNA为分子标记，研究几种牡蛎的系统发生树，确定了几种牡蛎间的种属关系[40]。
2.2RAPD在牡蛎育种中的应用
随机扩增多肽DNA标记（RandomAmplifiedPolymorphismDNAs，RAPD）是利用PCR原理，在反应中只使用一种人工合成的短序列（通常为lObp）随机引物，在较低的退火温度下（一般35～37℃），启动DNA的合成，产生基因组特定产物的多态性，这种多态性具有物种和个体特异性，可作为研究生物多样性的遗传标记。
通过利用RAPD、mtDNA控制区序列分析等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DNA的相似性、遗传距离等分析，结合传统形态分类手段对养殖牡蛎种群的遗传背景及遗传多样性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对牡蛎的种质鉴定、种群划分、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全面、可靠的理论依据，为其种质资源及其系统发育研究奠定基础。
AranishiF等对日本广岛和韩国的太平洋牡蛎进行了RAPD标记分析和聚类图谱分析，结果证实RAPD标记适合太平洋牡蛎间的遗传关系的评估，并且发现49个RAPD标记；聚类分析证实来自韩国的牡蛎可能与日本广岛的牡蛎之间存在一定的遗传关系[41]。
LinM等通过RAPD—PCR证明加尔维斯敦海湾水和牡蛎之间的Vibriovulnificus的种内多样性，水和牡蛎之间的Vibriovulnificus存在遗传多样性，它的变化与环境条件有关，特别是水温[42]。
ParvathiA等利用巢式PCR和RAPD—PCR法研究了印度地区的牡蛎感染Vibriovulnificus后基因的变化，进而说明环境对牡蛎的影响，首次证明了gyrB基因序列被用于Vibriovulnificus遗传多样性的研究[43]。
2.3AFLP在牡蛎育种中的应用
扩增片段长度多肽性标记（Amplified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AFLP），是对DNA酶解后的限制性片段进行选择性PCR扩增的标记方法，它是RFLP与RAPD相结合的产物，是选择性地扩增基因组DNA的酶切片段，DNA经限制内切酶酶切后，形成分子量大小不等的随机片段，然后根据不同物种或不同品种的基因组中被酶切的两端的序列设计并合成相应的引物（人工接头），经PCR扩增，形成长度不一的扩增片段，最终通过凝胶电泳的分子筛作用，将这些特异性片段分离出来。
由于不同引物的DNA酶切片段存在差异，便产生了扩增片段的多态性。
YuZ等应用86个扩增片断长度多肽性标记和5个微卫星标记联合应用检测来自5个美东牡蛎群体的遗传多样性，通过使用和验证，AFLP被认为是一种十分理想、有效、先进的DNA分子标记方法。
AFLP在遗传多样性、遗传图谱构建、种质鉴定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4]。
LiL等利用AFLP法构建了太平洋牡蛎的遗传图谱，获得一定的结果[45]。
YuZ等利用AFLP、微卫星和表达序列标签方法联合起来研究美洲牡蛎的遗传图谱，设计17个AFLP引物用于分析2个亲本和81个后代，结果产生396个多肽标记，其中282个被分在2个亲本中；生物序列分析表明259个标记符合孟德尔遗传学规律，然而其他的23个显示重要的分类混乱，主要是由于缺乏纯合体并且可能由于接受性基因的损失；用来自雌雄个体的158和133个分开的标记构建适合的密度图谱，雄性图谱是在12个连锁群中由114个标记组成，覆盖长度为647cM。
在12个连锁群中，雌性图谱有84个标记，覆盖长度为904cM，雄性遗传长度为858cM，雌性的遗传长度为1296cM，当所有的连锁标记被考虑进去时观察的雄性和雌性的遗传覆盖率是84％。
在这项研究中，遗传图谱比细胞发生图谱长，这可能是由于低的标记密度引起的[46]。
LalliasD等首次利用AFLP和微卫星标记构建了欧洲平牡蛎的遗传图谱，该项研究结果表明QTL图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47]。
2.4SSR在牡蛎育种中的应用
微卫星标记（microsatellite）又称简单序列重复（SimpleSequenceRepeat，SSR），在生物基因组中一般以1"-'6核苷酸为其核心序列，首尾相连组成串联重复序列，重复数10～20次。
微卫星标记与其他分子标记技术相比较，具有多态信息含量高、共显性遗传等优点。
在真核生物基因组中，除了基因的编码序列和调控序列外，还有许多未知功能的重复序列。
重复序列按重复单位的大小可分为卫星序列、小卫星序列和微卫星序列，其中卫星序列的重复单位很大，难以揭示其多态性，后两种由于重复单位较小，由重复单位的序列差异和重复单位的数目变化，可形成丰富的多态性。
HubertS等利用102个微卫星标记构建了太平洋牡蛎的雌性和雄性连锁图谱，结果分别鉴别出12个和11个连锁群，雌性框架图包括86个标记，覆盖770．5cM，雄性框架图包括88个遗传标记，覆盖616．1cM，雄性和雌性连锁图谱共同拥有74个标记，其中2个标记不连锁[48]。
GangLi等对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gigas）的79个微卫星标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标记的多态性变化广泛，每个标记的平均等位基因数在2～10之间；在所有标记中，有41个标记出现无效等位基因，其平均频率为0．093；在亲缘关系方面，71个标记能用于C．angulata，62个标记能用于C．sikamea，27个标记能用于C．ariakensis如，8个标记能用于C．virginica[49]。
2.5SNP在牡蛎育种中的应用
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SNP）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效便捷的分子标记，它是由单个碱基的转换、颠换、插入或缺失引起的点突变，使得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产生了差异。
单核苷酸多态性最初是被用于医学研究，随着检测技术不断提高以及多种生物SNP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单核苷酸多态性已经逐渐向其他领域渗透，成为开展生物遗传进化以及性状关联分析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工具。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SNP在遗传图谱的构建、生物性状的关联分析、群体遗传系统发育分析、生物多样性分析与个体鉴定、疾病关联性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目前研究者们将SNP与其他的分子标记联合起来研究牡蛎基因的分子机制。
QuilangJ等构建了高质量的东牡蛎的cDNA文库，产生的5542个ESTs代表了4688个独特的序列，鉴定了假定存在的SSR和SNP标记。
这些基因组资源为将来的微阵列发展、标记的确认和遗传连锁以及QTL分析提供了材料基础[50]。
SauvageC等研究了太平洋牡蛎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结果获得了290个SNPs位点，其中76个定位在内含子，214个定位在非编码区，在编码区中SNPs的平均密度为每60bp1个SNP，在非编码区每40bp1个SNP，这是目前报道的无脊椎动物中发现比较大的SNP群体；同时他们对密码子偏好及其与DNA多态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密码子偏好和非同义序列之间存在很强的并且是重要的负调节关系，暗示相关的选择性的强制同义和非同义之间进行替换。
密码子偏好检测优势密码子的表达频率可能为牡蛎基因组中蛋白水平提供一个有用的指示剂[51]。
2.6EST在牡蛎育种中的应用
表达序列标签（ExpressedSequenceTags，EST）是作为遗传标记应用与连锁分析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标记方法。
EST是从已构建好的cDNA文库中随机取出一个克隆，从5’末端或3’末端对所插入的cDNA片段进行一轮单向自动测序，所获得的约60-500bp的一段cDNA序列就称为1个EST。
由于EST是短的核苷酸序列，而且根据构建文库时所采用引物的差异，所测得的序列可以是cDNA的各个区段。
由于所测定的cDNA来源于mRNA，因此每个EST均代表了文库构建原组织的基因组DNA中一个表达基因的部分转录片段。
随着生物信息学的发展，EST已经在物理图谱的构建、新基因的发现、基因定位、基因表达和重组蛋白表达、特异组织
的表达谱构建等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