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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想象自己是一扇窗

杨照想象自己是一扇窗

  青春期时,杨照对体制做了猛烈的叛变,从此被贴上“坏学生”的标签,他逃课、混校刊社、阅读大量党外杂志、想办法打破所有的规定,写下一页页叛逆史。

然而,杨照并未就此走入边缘。

他顺利进入台大,攻读历史,尔后更远赴美国,成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

  2010年,杨照出版《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编注:

大陆于2011年9月出版,易名为《故事照亮未来》),计上下两册,分别揭示“理解政治”和“面对未来”的五十个关键词,并以此书荣获2010年《中国时报》开卷版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

“正直当然重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当然重要,努力做一个正直的人当然重要,那是根本的社会责任,那也是根本自我保护的行为。

”杨照在该书序言中强调。

乍看下,杨照好似摆脱了叛逆的性情,成为一个规矩的人,可反过来想,在这样一个娱乐当道的世代,杨照却有勇气出版这么一套“说教”的读本,岂不也是反潮流?

岂不也是叛逆?

  杨照何其浪漫,一直孜孜以求于真理的探求。

他想象自己是一扇窗,努力充实自己,将不同的人生光景带到更多人面前,让他们看到,原来窗外有着如此丰富饱满的生命讯息,它们充满暗示,驱动着你的好奇。

  杨照时常援用“窗”的意象,他总觉得,站在窗边眺望的身影最迷人。

他那座落于山中的屋宇有一大面落地窗,屋外的群树山巅、雾霭烟岚,能够毫无阻碍地穿透玻璃,进到屋子里头来,即便人坐在屋内,也能与外头的景致紧紧联系着。

他经常说,人应当怀抱开放的态度,迎向各种可能性,充分去感受,如此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开拓出宽广的道路。

  而书对他而言,就像通往外在世界的窗口。

“书和书激起的想象力,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帮助了我,让我了解自然的奥秘,让我看到别人的生命,让我懂得统合经验的道理与逻辑。

”他在给女儿的书信中写道。

  写作数十年,现已出版有小说、散文、文学文化评论等近四十册的杨照,仍以极可观的速度源源推出新作。

回顾个人写作生涯,杨照有了益发清晰的体会。

  社会责任催生下的大量书写1987、1988年以降,杨照的写作很明确地切割成两大方向,一是攸关工作与社会责任;另一则是隶属个人化的书写。

1988年前尚无这样明确的分野,“当时主要写小说、写散文,而且也从来不觉得是为自己写的,因为那时候的文学概念基本上将小说散文视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是为社会而写,所以当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1988年后,杨照始着手撰写评论。

此前,台湾处于戒严时期,局势较为封闭,评论的机会不大,解严后,社会仿佛一下子苏醒了,各式理念、行动、刺激和想法遂有了阐述的空间与发表的平台。

彼时杨照虽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却也一脚跳进评论的领域,起初是受到社会责任的驱策,返台后,写评论便成为他工作的一大主轴。

杨照自认当时是一个愤怒青年,总有无数想法与意见在脑中喧哗着的他,选择以知识论述的方式将这些看法直接阐述出来,从而生产了大批“讲道理”的文章。

2000年,他接任《新新闻》总编辑,正式从事新闻工作与新闻评论。

“不过两年多之后,我就极度的厌烦,对于写新闻评论这件事受不了,写来写去其实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快改变,可是我们每个礼拜都要生产新闻意见,这是不对称的,导致一直在写重复的东西。

我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阵亡,会写不下去,于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尽量在这部分工作上用说故事的方法来写评论。

”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只要他有办法,都尽可能用这种方式书写,取代制式的评论。

幸好人间的故事够多,直到现在,他犹能够悠游于故事的密林,端出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为自己而写,微观隐秘情思至于个人写作的部分,也产生了关键性的转折。

“对于这些为自己而写的东西,会有愈来愈强烈的动机,脑袋里面愈来愈没有读者,也就是愈来愈不考虑我到底在为谁而写。

”杨照说,早年写《迷路的诗》,多多少少还有读者的概念,除了叙写自身成长纪事,亦试图勾勒那个年代的氛围,藉一个青年之眼管窥时代的样态。

到了前两年,他新起一个名为“记忆地志学”的写作计划,书稿迄今仍躺在他的抽屉里,犹未付梓。

这书光从命名,便叫人好奇杨照将如何整饬记忆这座庞大的仓储。

杨照透露,这回同样是写过去的事,却不若《迷路的诗》,有意识地去经营一个时代的脉络,他渐渐将时代放下,回到自己的内在,微观记忆的生成与蜕变。

同样是在2002、2003年左右,杨照展开较为庞大的小说书写计划,盘旋在他脑海上空的,始终是朱西甯曾说过的一句话:

“为上帝而写”。

原本预设的读者形象逐渐淡化。

“个人写作的部分其实是愈来愈孤僻,愈来愈孤独,我觉得那是自己选择的,孤独不等于寂寞,很孤僻地这样坚持写下去,只是为自己而写的东西。

”言谈至此,杨照甜蜜地笑了,他说,甫出版的《我想遇见你的人生:

给女儿爱的书写》是较难归类的案例,“这是我少数到了这个阶段,明明出发点是为自己而写,但好像又没有那么孤僻,还愿意跟人家沟通的一个作品。

”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从社会关怀释放出来的杨照,自由多了,同时更加清楚,什么东西会对他说话、产生感召。

“那种很吵闹的、有很多情节的、人跟人有很多互动的,对我的吸引力没那么大;相对的,反而是一种气氛、相对神秘的东西,才会对我说话,让我更有兴趣。

”回归创作,如今,他更为在意的是某一种只有在文学里头才能被保留的“特别的美”,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诗里逡巡的少年。

但,关切的对象逐渐从社会移至个人,转而追求一种跟社会无关、可能也跟时间与时代无关的,相对永恒的东西。

那曾是他年轻时候否定、甚至看不起的,隐秘的情思。

在经典面前,我们学习谦卑似乎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时候。

2002年,正值杨照被新闻工作消耗得疲惫至极时,诚品讲堂找上了他。

“我疲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动――很想读书。

”杨照说得坚定。

当时,他对于新书的兴致递减,对旧书的兴趣相对攀升,特别想读一些年轻时想读但迟迟未读,或是年轻时读过、现在想再次反刍的书。

头两年,他开设了“现代西方思想名著选读”、“诺贝尔文学奖名著选读”两门课,一年当中谈三十六本书,因授课需要,他每周至少会重读或新读一本书。

可是他慢慢发现不对劲――读者跟不上。

于是,2005年选择调整形式,改为五个礼拜谈一本书,在较为宽裕的时间里,慢慢引领读者进入其中堂奥。

迄今,他已经带领读者细读了约四十本经典名著。

此一“现代经典细读”系列课程的讲稿后来陆续整理汇编,现已出版《还原演化论:

重读达尔文物种起源》、《颓废、压抑与升华:

解析梦的解析》、《永远的少年:

村上春树与海边的卡夫卡》、《马奎斯与他的百年孤寂:

活着是为了说故事》等专书。

“这个时代读经典的意义跟任何时代读经典的意义都一样。

我们面对同样的文本、同样的书,很多时候真正重要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你用什么态度去读这本书。

经典的最大好处是,经典这头衔吓人嘛,人类多少东西都被淘汰了,它们没有被淘汰,所以面对经典的时候我们比较有机会变得稍微谦虚一点,就是回到传统的读者角色。

”态度。

杨照指出了阅读的关键。

当讯息从四面八方涌来,像城市里每日慌乱而奔忙的车流,我们堵塞于其中,胡乱打捞资讯,仓促读过,不再花费时间心力审慎专注地面对眼前的文字。

这构成了现代人阅读时的一大要害。

杨照认为,现代人依旧勤于阅读,然而热衷看影剧八卦的人们更倾向采取一种习于对所见所闻品头论足的“评论者”姿态,而非理想状态中的“读者”。

他所认知的“读者”,应是毕恭毕敬的,他认定书中有值得学习的内容,愿意谦卑以对,遇到不懂之处,亦愿意多花些心思去揣测其中的道理。

回到个人,在最疲败颓丧的时刻,重返经典的怀抱,一路下来,对自身产生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快乐啊,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这样子活得下去啊!

”杨照回答得那么简明,却已俱足,毋需再追问下去了。

“我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在这个社会上比较任性的人了,意思是说我不太勉强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可是这还是有一定的限度,我还是要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

但我的优点是,不管碰到再厌烦、再受不了的事,我都可以过得去。

我生活里面大概有三项很重要的支柱: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女儿;第二个是写小说这件事,每当我在开很无聊的会议,甚至有时是我在主持会议的时候,耳朵里面会有个声音在劝我自己说:

‘再忍耐一下吧,等一下回家就可以写小说了!

’我就开始构思昨天写到哪里,今天要怎么写;第三个就是安慰自己,反正你可以读书,可以藉由读这些书,把你带离这个现实,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底下。

”此一现代经典细读系列课程,主要锁定十九、二十世纪的作品,因为这些书曾经在当时影响了无数人,而此影响力仍不断蔓延,扩及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从建筑、服装到饮食,都有迹可循。

“所以这些作品都部分地说明这个世界是怎么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我们今天理解世界、看待世界的眼光,很大一部分是达尔文帮我们决定的、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帮我们决定的、很大一部分是佛洛依德帮我们决定的,我们当然应该重读啊!

”杨照接着阐明重读的另外一个好处。

经典名著有其可怜之处,因是经典,影响力甚巨,经由各种方式的引用、摘要、浓缩,就会不断被简化,逐渐远离其内容核心,甚至遭到曲解,而这正是杨照忧虑所在。

到底达尔文说了什么?

仅仅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吗?

杨照主张,透过扎扎实实的阅读,我们得以“还原”当时达尔文所说究竟为何、以及他为什么这样说。

杨照以《物种起源》为例,厘清当代普遍理解上的谬误。

达尔文在谈生存竞争时,指涉的并非异种之间的生存竞争,而是同种类彼此的竞争,最激烈的生存竞争是发生在同样的物种之间。

“这跟后来所谓的强者、弱者,这个物种相对于另外一个物种,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站在今天整个社会对这件事的理解上,达尔文的原意比后来被扭曲的要有价值得多。

”充满故事的社会,自由多了故事,是杨照这十年来不断宣扬并且身体力行的一个核心概念。

他特别写了一本书,就叫《故事效应:

创意与创价》,在书的序言里头,开宗明义指出,故事没落了,因为听故事的人消失了。

而在另一本书《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2:

面对未来的五十个关键词》中,他所罗列的第一个关键词汇就是“故事”。

听故事的想望,这意谓着什么?

“好奇心,愿意去相信人类经验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故事没落了,因为人们失去了听故事的态度,亦即丧失与生俱来的好奇,不再对陌生稀奇的事物抱持高度兴致。

杨照念兹在兹的“故事”,沿用的是班雅明的定义,其核心概念是,故事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遭遇的事,却愿意相信它是真切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事。

“故事讲的是经验,它是一个非常经验,但要具备真实背景。

”杨照认为这是一个对于故事非常不利的世界,因为人们倾向认定“经验”是可能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除此之外,一概被归入“奇想”的领域,一个与真实平行的世界。

偏偏“经验”与“奇想”的夹缝正是故事的温床。

“我们都是以我们的经验出发,去否定、去推翻在我们无聊的生活以外,有其它生活的可能性。

用这种态度来面对,就不会喜欢故事,或是当故事出现时,你也不能辨识它。

这个社会当然就愈来愈贫乏了。

”那么,我们该上哪儿寻求这些“非常经验”呢?

“很多时候都是在书里找。

”杨照说。

其实说穿了,他这十年来的书写,有许多时候根本就是在抄书,因为书里埋藏了许多其他人特殊的经验,他看见了,感到惊奇,不由得便涌现转述的冲动,而这种转述的冲动恰恰正是故事得以流传的原因。

聊着聊着,杨照分享了一个关于马奎斯(编注:

大陆译为“马尔克斯”)采访落难水手的精彩故事,今年6月,他才将这故事写成短文《比小说还荒谬荒唐的现实》,刊载于报上。

孰料,这篇文章引来前辈作家银正雄大加挞伐,写了一篇长文指控杨照涉嫌抄袭,剽窃台湾出版的两本马奎斯传记。

见此,杨照反而笑了,他说,有一天要是见着银正雄本人,他真想亲口对他说:

“你也太宽容我了,我不只这一篇抄的,我几年来每一篇都抄的,只是这一篇刚好你知道我从哪里抄出来而已啊!

我从来没有宣称这些事情是我发明的!

”他接着解释,“这就是故事有趣的地方,故事是没有原创性的,故事本来就是大家抄、大家转述,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了解这件事了。

”“故事没有办法单纯存在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目的,我们觉得这一定是个手段。

”对此,杨照显得忧心忡忡。

一旦人们丧失了听故事的好奇、兴奋和幽默,一旦人们停止转述,故事将不再流传。

“因为有故事,因为活在故事里面,所以那样的一个时代、那样的一个社会,他们对于人可以做什么、人不能做什么、什么叫做人,充满了好奇。

他们整体规模就比我们宽广,过的日子就比我们松一点。

所谓‘松一点’的意思是说,没有那么多事情都有必然的答案,我可以有很多的怀疑,可以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

不会每个问题都一定有答案,问题和解答不是永远都相互对照的。

至少我自己是羡慕那样的生活的,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比我们现在的生活要快乐多了、要自由多了。

”对杨照而言,一个充满故事的社会,事实上,也就是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

因为在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充分拥有不同意见,生活不再有标准答案。

其社会体制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可被变动的,正因如此,没有任何人可以主张哪一种生活比另外一种生活更富有权力,或更理所当然。

“如果真的有这种社会,人就会对故事很有兴趣,因为他不会觉得这东西跟我无关。

”我们会发现,故事的流传,将大幅丰富社会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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