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对古代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探析1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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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对古代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探析1论文
对古代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探析
(1)论文
论文摘要:
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举凡金银铜铁以至龟贝等等,都分别充当过货币,但是,从整个货币史发展的总趋势看,宋元以前铜是最主要的币材,而宋元以后,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铜钱与白银相辅而行。
宋元时期,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
有鉴于此,学术界对宋元时期白银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然而,在北方丝路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关系方面,至今尚未形成共识。
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论文关键词:
丝路贸易;北宋白银;白银货币化
Abstract:
InChinaancienttimesincurrencyhistory,downtoallthemoneycoppersteelturtleshellandsoon,separatelyhasactedasthecurrencies,but,lookedfromtheentirecurrencyhistorydevelopment'sgeneraltrend,SongYuanbeforethecopperisthemostmaincoinmaterial,butafterSongYuan,thesilverbecomestheprincipalcurrencygradually,thecoppercashandthesilvercoordinates.ASongYuantime,becomesintheChinesecurrencyhistorythesilvermonetizationcrucialphase.Takingthisintoconsideration,theacademiccirclehasconductedvariousresearchtotheSongYuantimesilvermonetizationquestion,hasobtainedaseriesofimportantachievements.However,inthenorthsilkroadtradeandthesilvermonetization'srelationalaspect,notyetreachestheconsensusuntilnow.Authorboldmean,planstomakeapreliminarydiscussioninlightofthis,asksrespectfullytopointoutmistakes.
keyword:
Silkroadtrade;NorthernSongDynastysilver;Silvermonetization
一北宋时期的北方丝路贸易,对宋朝来说,主要贸易对象有西夏、瓜、沙二州政权、西州回鹘、于阗、喀拉汗朝(黑汗朝)、大食、拂@①等。
贸易方式则有贡赐贸易、榷场贸易、民间贸易等。
在宋与上述各地间各种方式的贸易中,我们都发现,有白银侧身于其间。
首先,在宋朝与各政权间的贡市贸易中,白银主要被宋王朝用于回赐。
如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阗遣使罗面于多等入贡,宋朝"给还其值……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
"(注:
《宋史》,卷490,《外国》六。
)又如喀拉汗王朝在击败于阗后,继承于阗与北宋的贸易关系,在熙宁年间以后,"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
所贡珠玉……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lán@②衣、金带、器币"。
(注:
《宋史》,卷490,《外国》六。
)这里的"器币"中,当包括白银。
又如天圣年间1023-1032),甘州回鹘一年一贡,而天圣三年(1025)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马、乳香,赐银器、金带、衣著、晕锦旋lán@②衣有差"。
(注:
《宋史》,卷490,《外国》六。
)此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拂@①,元yòu@③六年(1091)"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
"(注:
《宋史》,卷490,《外国》六。
)次之,在宋政府买
马及宋夏间的贸易中,白银被用于与马匹及其他商品交换。
在买马方面,北宋"国初,……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则有党项。
"(注: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
)在神宗以前,从西北买入马匹,主要使用的是银和绢,宋初在陕西设提举买马监牧司,每年以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作为买马之用。
(注: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
)至和二年(1055),北宋政府还令"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
(注:
《宋史》,卷151,《兵》十二。
)即使是在神宗朝以后,西北买马主要用茶,但也不时参用银绢。
元丰四年(1081)北宋政府规定:
"每马一匹,支茶一砣,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以银、绸、绢及现钱贴支",(注:
《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五六。
)与买马相关联,宋夏间的贸易中,也有白银参与,范仲淹在总结宋夏贸易时曾指出,西夏"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胜其利,不可胜纪"。
(注:
范仲淹:
《范文正公全集》,卷9,《答赵元昊书》。
)除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之外,在北宋与西夏及其以西的西域诸政权、大食、拂@①等等之间,纯粹民间商人间的交换也大量存在。
如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惟齐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
直至绍圣(1094-1098)中,还出现了由于"于阗、大食、拂@①等国贡奉,般次踵至",使秦州等地官员"惮于供赉","限二岁一进"的情况,但宋王朝为了"来远人",未予限制,而喀拉汗朝及其以西的政权"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绝"。
(注:
《宋史》,卷490,《外国》六。
)这条史料说明,东来的人员中,有的是正式的贡使,他们持有官方文书,但也有大量无官方文书的民间商人同行。
他们历尽艰辛,将西方商品运送到宋境后,常常于宋境内与民间商人进行贸易,有时因为"不售",才转而卖给官方。
此外,如果宋朝官方缺乏足够的银绢,或者境内香药等充斥,价格低落,宋朝政府也将不许入贡,拒绝购买。
此时,东来的贡使和商人则又将所运来的商品卖给中国的商人。
有的也可能暂时留居中国,将香药等存放起来待价而沽。
所以出现了有的回鹘商人"间因乳香入贡散而至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的情况。
(注:
《宋史》,卷490,《外国》六。
)在民间的贸易活动中,白银是东来商人们主要的购买对象,有时还被宋朝商人携带西去。
东来的商人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主要接受白银,或将所得钱物换成白银。
他们收购宋境内的白银,甚至导致了足以震动宋朝帝王、使宋朝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的白银价格大幅度上涨。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时京城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辉和尔(即回鹘)所市入番。
乙亥,下诏约束之"。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
)不仅如此,在宋夏间的榷场贸易之外,西夏还在境内自建场屋,吸引宋民入境贸易,这时私自入西夏贸易的宋民,"多赍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
)"轻货"通常被宋人用来指称白银和绢帛。
而由于这种贸易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便于藏匿的白银应该是他们首选的轻货。
这样,不仅东来的商人大量市银西去,而且西去的商人也从宋境带去了一定量的白银。
在有关记载中,白银主要是宋朝方面付出,而西域各政权以及经由北方丝路入宋贸易的大食、拂@①,付出白银的情况不多。
东来的官员、商人向宋境支付白银有西夏一例。
天圣六年(1028)西夏"遣贺正旦人到阙,以钱、银博买物色"。
(注: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
)显然,西夏使臣在汴京购买货物是付出了白银。
可是,据此似乎尚不足否定白银西流。
一方面,这条记载未说明前来贺正旦的西夏人手中的白银,是来自于西夏还是宋朝,也就是说,他们的白银有可能是来贺正旦时,宋朝回赐的。
如果是这样,该条史料尚不足以说明有白银从西夏流向北宋。
另一方面,即使西夏人手中的白银是他们自己从西夏带来的,确有白银从西夏东流入宋,但这与宋朝方向流向西夏的白银相比,其量的差别也可想而知。
由于北宋时期北方丝路贸易保持着一定的规模,通过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以及民间贸易西流的白银当为数不少。
"熙宁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
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
从之。
"(注: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
)这次北宋政府
廉价买到了三万斤乳香,但同时也须付出三千贯的代价。
可是,由于铜钱值低量重,如果这三千贯如数用铜钱支付的话,于阗使者势必难以接受。
而如果其中百分之二十用银支付,仅仅这一次交易,宋朝就将一次性付出数百两白银。
再就北宋与西域方面贸易的总体情况来说,钱伯泉先生根据熙宁三年(1070)秦凤路经略使王韶的奏文分析,认为每年"西域各国商贾在北宋秦凤路所经营的民间贸易,总额不少于7500万贯。
"(注:
钱伯泉:
《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9卷第4期。
)如果这一估计较为接近实际的话,以白银一两值铜钱1500文计算,7500万贯相当于白银500万两。
即使在这500万两的贸易额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用白银支付,那么每年民间交易中流出宋境的白银也居然达到50万两。
这也难怪有司面对西域使者的频繁入贡竟然觉得"惮于供赉",难怪有时宋政府也感到无力如数给价,而放弃对入贡品的垄断,拒绝接受入贡。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东来商人市银导致宋朝银价上涨的现象。
二由于白银大量侧身于丝路贸易之中,我们看到,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为北宋白银的货币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宋代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首先,尽管侧身于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未履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职能,但白银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扩大,白银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
在丝路贸易中,宋朝通常用铜钱计算商品价格,如前引熙宁年间客省报告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的例子中,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的仍旧是铜钱,与白银无涉。
同时,对北宋方面来说,也不是出售商品换取白银之后,再用白银购买商品,白银不是实现了货币化之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流通手段。
但是,由于东来的商人、贡使需要白银,白银也源源向西流动,所以,对北宋来说,白银是一种有广阔市场的外贸物资,白银除了其他用途外,可以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其使用范围有所扩大。
不仅如此,在丝路贸易的具体交换过程中,可以用白银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取东来的商品,白银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了分离,在白银的所有权实现让渡的同时,白银的价值跳进了羊马、香药、珠玉等商品之中,白银首先成为宋朝的出口商品,实现了白银的商品化。
这对于作为宝货、作为一般产品的白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它使天然的白银成为商品,为白银从商品变成货币奠定了基础。
次之,在宋朝与东来商人、贡使的贸易中,我们看到了以下交换等式:
x马羊┐┌y宋线x珠玉││y白银x香药├=┤y丝绸x花蕊布││y茶叶…┘└…
这个交换等式,对于参与交换的各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具体就宋朝方面来说,这一交换等式意味着宋钱的货币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白银、丝绸等加入到宋钱一方参与交换,开始打破了铜钱和铁钱的独占地位,为白银货币化开辟了道路。
由于宋朝主要以铜和铁作币材,铜钱和铁钱对宋朝来说,是当然的一般等价物,在宋朝与东来商人的交换中,宋钱被大量用于购买商品。
但是,由于东来商人、贡使眼中的铜钱和铁钱,只是穿着中原汉族民族服装的铜和铁,不是一般等价物,所以,宋钱在东来商人那里受到了冷遇,出现了商人、贡使拒绝接收宋钱的情况。
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黑汗朝使臣罗撒温入贡后,宋朝"赐钱五千贯文",可是,罗撒温却婉言拒绝,"欲望以绢、绫、锦充"。
(注: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食货》三三之七至十八。
)相反,绢帛和白银由于有广阔的市场,受到东来商人、贡使的欢迎。
于是,等式的右方出现了包括白银在内的其他物资,白银与其他物资一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表现商品价值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方面开始可能发现白银的又一使用价值--用于交换,用于表现东来商品的价值。
如在x匹马=y两白银的等式中,包含着如下两种可能:
其一是把马视为白银价值的表现形式,得出用x匹马买到y两白银的结论。
其二是把白银视为马的价值的表现形式,把这一等式读为"用y两白银买到x匹马"。
显然,在这样的交换中,北宋方面更易于采用第二种读法,而一旦到了"用y两白银买到x匹马"的读法固定下来之时,到了用y两白银不仅可以买到x匹马,还可以买到其他东西之时,白银的货币化便正式展开。
这样,丝路贸易的延续,增加了对白银的需求,扩大了白银的使用范围,加速了白银的商品化进程,尤其是丝路贸易中白银的参与
,为北宋白银的货币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白银用于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的机会,出现了白银在交换中以其自身优势,排挤铜钱及其他物资成为货币的可能。
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北宋内部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动力,宋朝与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西北以及东京等地,白银广泛投入流通,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地方,白银开始履行了货币的职能。
如在宋夏间的蕃部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很高,但是,由于该地有时属夏,有时属宋,宋夏两朝的货币不能通用,而丝路经由这里通过,获得白银则可与任何一方以及过境商人交换,所以,这一带有不少白银投入流通,蕃部对白银有所需求。
正因为如此,北宋政府对蕃部大量赐予白银。
如元昊死后,宋朝为孤立西夏,曾专门下诏,规定蕃族各部若"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银万两,绢万匹,钱五万缗。
茶五千斤。
"(注:
《宋史》卷244,《外国》一。
)在北宋西北的陕西地区,除前述宋政府在秦州等地直接用银买马外,白银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
如"陕西振武兵,依河东广锐例,官给直以市战马。
广锐本州兵。
官给中金以充马价。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真宗咸平七年七月。
)这条记载说明,北宋政府军费开支中的白银,通过振武兵之手,投入了流通。
不仅如此,由于陕西广锐、劲勇等,"相以为社",所以,当他们市马时,"官给值外,社众复裒金益之,曰马社。
"(注:
《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货上,三。
)"社众"不仅手中有银可用,而且他们的银部分用于"集资"买马,投入流通。
此外,在陕西白银还用于交换粮食,如天圣以后,宋政府在陕西"发内库藏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
"其中,熙宁七年(1074)陕西具体的籴买方式是"或以钱、茶、银、chóu@④、绢籴于弓箭手"。
此后,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还专门下诏,称"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chóu@④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注:
《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货上,三。
)这样,政府、士卒等将白银投入流通,扩大了白银的使用范围。
因此,宋神宗时,兴元府市场繁荣,"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帛衣被它处。
"(注:
《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及添兵状》。
)对于兴元府之类具有相当规模的市场来说,白银已不再陌生。
更为突出的是,开封作为丝路贸易的终点,同时又是宋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这里,白银的货币化已经启动。
嘉yòu@③七年(1062),西夏人在北宋卖货物,得银五千两,然后用银在开封"买乐人幞头四百枚,熏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
(注:
《西夏纪》卷十三,注引孔氏《谈苑》。
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194页,注21。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2版。
)在这条记载中,西夏人出售商品获得的白银,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购买商品,白银用于体现商品价值,转移商品价值,实际上获得了新的使用价值--用于交换,履行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
经西夏人之手的那些白银,在完成交换的那一瞬间,已开始成为货币。
三然而,丝路贸易为北宋白银货币化提供的毕竟只是外部环境,它仅仅使白银货币化的发生成为可能,但如果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提出白银货币化的要求时,这种外部环境将变得毫无意义,白银货币化仍将停留在可能的阶段,白银西流不过是作为商品的白银大量出口而已。
更重要的是,由于宋辽时期正处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而在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充足的白银对其货币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白银,白银的货币化当然只能是一句空话,而白银数量的不足,则将制约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从宋辽时期的情况来看,白银西流无疑减少了宋辽的白银存量,加剧了北宋白银的缺乏程度,推动着银价的上涨,使白银难以成为小额交易中通用的货币,对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加剧了宋朝白银的供求矛盾,尤其是与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陕西等地,白银缺乏的情况更为突出。
北宋时期,陕西是宋朝辖区内为数不多的产银区之一,据《宋会要》记载,元丰元年(1078)以前,陕西白银课额曾达到123899两,占全国银课总额414152两的29.9%,至元丰元年(1078),尽管陕西银课大为减少,下降为38186两,仅为祖额的30.8%,但此时整个北宋的银课额为257607两,陕西课额仍占全国的14.8%,(注: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食货》三三之七至十八。
)陕西的白银产量和课额在北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北宋时期陕西白
银紧缺,不仅向外输出不多,而且宋廷常常被迫采取措施,从各地调银入陕。
在陕西与内地之间,白银主要是从内地流向陕西。
鉴于陕西白银缺乏,北宋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鼓励白银向陕西流动,甚至不惜将内库白银直接拨付陕西。
仁宗康定元年(1040),为鼓励将白银运入陕西、沿边州军和京师,采纳了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的建议,对"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者,"给券受盐于川陕,或以折盐酒课",并规定,对愿入钱者,"入钱二千当银一两。
"(注:
《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引导入中商人多输纳白银,少运铜钱。
在宋政府的干预下,大量白银通过商人之手运入陕西,以至"国初辇运香药、犀象、金银等物赴陕西变易粮草,岁计率不下二百四十万贯。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丰五年。
)在宋代中央拨付白银入陕西方面,仅元丰五年(1082)上半年,宋廷就向陕西都转运司支拨了内库银三百万两。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丰五年。
)相反,本地产银的陕西,却少有白银进奉中央,甚至元丰间同天节、南郊祭祀时,不产银的淮南路也进奉白银上万两,但陕西却分文未进。
(注:
《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
)至崇宁三年(1104),在宋政府的大肆搜刮下,陕西才上贡了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其中,若按铜钱、绢帛、白银各占三分之一计,上贡白银仅五万多两。
(注:
《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
)此外,北宋时期川陕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有白银从陕西流入四川的记载,出现过四川"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注:
《嘉庆四川通志》卷68。
)的情况,但在宋代的记载中,更多的是白银由本不产银的四川流向陕西。
如天圣五年(1027),"留四川上贡银绢十万于环庆等州博籴粮草",宝元二年(1039),"留川峡等路上贡银绢于永兴军、凤翔府以备边费",熙宁三年(1070)九月令三司:
"除在京合支金帛外,应西川四路上供金帛……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封桩以备边费。
候见数,可兑折充将来起发往陕西银绢之数"。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十月:
卷123,宝元二年正月:
卷215,熙宁三年九月。
)更重要的是,整个宋朝辖区内白银普遍感到不足,而白银的西流进一步使这种情况恶化。
北宋政权的白银主要来源于其辖区范围内的生产,尽管北宋时期的白银产量不断增加,但与社会需要的增长速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就北宋政府直接从生产领域中征收的银课来说,太宗至道末为14.5万两,(注:
《文献通考》,《征榷考》五。
)仁宗皇yòu@③中为219829万两,英宗治平中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为315213两,神宗元丰间又下降为215385两。
(注:
《宋史》,卷185,《食货》下,七。
)也就是说,北宋时期政府每年一般可获得的银课仅为二三十万两左右。
但这还不足宋政府充岁币、岁赐之用。
又据李槐先生分析,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全国白银产量在108万两左右,(注:
李槐:
《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见《宋代经济史研究》31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若按前面的推论,熙宁年间仅秦凤路一路,每年西流的白银就多达50万两,这意味着整个北宋的白银产量,仅足秦凤路两年输出之用。
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对北宋白银存量的影响不为不大。
与白银存量的不足相关联,整个北宋时期的白银价格有所上涨并始终居高不下,而白银西流则在北宋银价上涨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在宋朝统一西蜀以前,西蜀"凡银一两,直(铁)钱千七百",合铜钱680文。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真宗时赐予河东路士兵白银,但由于无银可支,政府改折铜钱,折算比例为"每两给钱七百五十",但当时当地的市价已经上升到了每两千钱。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此后银价继续上涨,而宋人也意识到了白银西流与银价上涨的内在联系,如前引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京城金银价格上涨,丁谓就作出了白银为回鹘"所市入蕃"的解释。
无独有偶,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三司又上奏:
因"乏银支用",请求将诸路酒课"悉改输银"。
但是,此时北宋境内因白银缺乏,银价已比咸平年间的每两值铜钱八百文上涨了一倍,因此,宋真宗说:
"若此民间银益贵矣"。
宋真宗
又问及王旦,王旦的解释是"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然则器皿之用,蓄藏之用,何可胜算。
此外则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加之坑冶兴废有时,增价之或恐以此"。
(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王旦阐述的原因比丁谓所言更为全面,但也未忘记将"两蕃"入宋贸易视为银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这样,在白银西流与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银价一直保持在每两千文以上。
白银存量不足和银价居高不下,对白银的货币化产生了严重制约。
对于当时的日常消费来说,每两值铜钱千文的价格显得过高,白银"面额"过大,难于找补,不便使用。
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诏秦、陇等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
"(注:
《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货》下,三。
)对于这些义勇来说,将近半年的酱菜钱才相当于一两白银,他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攒出足够的白银,并在日常消费中使用白银,几乎已经没有了这种可能。
同样,北宋规定畦户"岁给户钱四万,日给夫米二升。
"(注:
《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货》下,三。
)据漆侠先生折算,封建国家每年给予畦户的生活费为每户每年45040文。
(注:
漆侠:
《宋代经济史》,下册,第8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若按银每两值钱1500文计算,全年畦户一家人的生活费仅合银30两,还不到一铤白银。
对他们来说,在市场上使用一两以上的白银,必须全家在半个月内不吃不用。
反过来,他们用一铤50两的白银,可以一次性付清全家人一年半的生活费用,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中,无须与货币和市场发生联系。
又如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尽管觉得"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之后,全家810人每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