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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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2

中国文学史主讲田耕宇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宋代文学史

第一讲概论

一、从世族文化向世俗地主文化转型说起

1、唐初对旧贵族的打击，《氏族志》与《姓氏录》；

2、均田制与两税法；

3、科举制与旧贵族的通婚；

二、儒学复兴与唐代古文运动及北宋诗文革新

1、儒学复兴的历史要求；

2、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

3、诗文革新的水到渠成；

三、世俗地主文化建构面临的矛盾与解决

1、世俗地主文化建构的必要条件；

2、建构面临的矛盾；

3、矛盾的解决

四、世俗文化层面中的市民文学：

1、市民文学的兴起；

2、市民文学兴起的影响；

五、元和到元祐文学的创新与建构的思想文化史价值：

1、传统文学层面：

建构起一个与盛唐文学截然不同的，可以按模式操作的文学体系（诗歌领域形成唐音与宋调两种诗美风范，及数百年的唐宋诗之争；古文写作的模式化）。

2、市民文学层面：

话本、白话小说、文言长篇小说的崛起。

3、思想文化史方面：

（1）确立了中国封建后期地主文学的文学观念及新的美学理念；

（2）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生活观念、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对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伦理观念、道德标准、社会价值观，无疑有巨大的冲击。

明代中后期李贽、袁宏道等人的“异端”思想和文学观，及明清时代辉煌的世情小说的批判现实，都与此相关。

第一章宋代文学的背景状况

第一节政治背景

一、“永贞革新”与“庆历新政”图变的启示：

永贞革新与庆历新政是分别发生在唐代中期和北宋中期的政治变革，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其中所涵养的政治图变，革故鼎新的精神却留给时人和后人积极的教益。

永贞革新虽告失败，但其对中唐世俗地主阶级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的刺激无疑是巨大的；庆历新政虽然夭折，其更张法制、变法图强、革弊求治则直接导发了王安石熙宁变法。

二、牛李党争与新旧党争性质的认识

中晚唐牛李党争的双方既是士庶之间的利益之争，又都是为了维护皇权专制。

庶族地主文人凭借着获得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一部分人很快成为“新贵”。

许多士族文人审时度势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形势，与庶族文人争夺科举的“好处”，由此，牛、李党争的性质也就显得格外复杂。

宋代的新旧党争表面类似中晚唐牛李党争，但本质上却发生了变化。

新旧党争有明显的政见之争特色，其出发点相同，即为了通变救弊，振世兴治，且同时具有儒家经世之学的影响和强烈的时责任感与使命感。

如果说“永贞革新”属于封建庶族政权尚未确立时期不成熟的改革尝试，那么“庆历新政”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已经确立且出现弊端，需要加以纠正的政治产物。

因此范仲淹主持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新政虽然失败，却激起了广大庶族文人更强烈的通变救弊，志在当时的政治激情，也才可能紧接着出现王安石推行的以理财为中心的熙宁变法，由此出现的新旧党争其程度之激烈，也正好显示出庶族地主文人“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干预意识和救弊兴治舍我其谁的主体精神。

三、藩镇割据的教训与右文抑武的政策

宋太祖鉴于唐代藩镇割据给唐王朝造成的危害，从一开国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从军人手中收回军权，并且以一系列措的推行奠定了宋代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包括：

第一，“兴文教、抑武事”；文教的内容众多，但推行文官制度，大兴科举，兴办学校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取士总数大概有61000人，平均每年取士360人。

宋代国子学和太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唐代，需三品以上、国公子孙始得入学，且名额极为有限，学生最多时也仅300人。

到北宋时期，国子学的入学资格降到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

国子学已由唐代高级官僚的子弟学校，变为中级官僚以上子弟的学校。

北宋立朝后在开宝年间，太平兴国年间、景德年间多次放宽国子学的听读条件，使其逐渐丧失贵族子弟学校的性质。

第二，尊重儒教，优渥儒士；

第三，大规模的求书、编书：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皆在宋太宗和真宗时代修成。

第二节思想意识背景

一、北宋诗文革新与儒学复兴之关系

宋人所言之“道”，较之唐人更多道德伦理之成分，更重人的道德品性，这中间体现出儒学在复兴中逐渐向以伦理道德，心性为主的理学发展。

今人谈宋学，较少谈及欧、苏，实际上，欧、苏在儒学复兴中的地位远超过后来的理学家。

因为理学家们只是在以欧、苏为代表的儒学复兴（其表现形式是以诗文革新进行的）基础上，建构起理学的理论体系。

由于欧阳修等人以儒学复兴为诗文革新的思想内涵，所以才有简明易行，文以致用的宋文出现，以致最终完成古文运动的任务。

二、北宋文人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集于一身的复合型特征。

1、这一特征使宋代文化具有较前人淹博、格局宏大的特点，更使宋代文人少了许多理想的、浪漫的情怀，多了不少关注社会、国家、民生的意识。

由于参政主体性的强化，宋代士大夫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意识空前强化，并使政治、哲学和文学一体化。

2、从宋代文学的主要样式诗歌和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关注与参与意识，以及对社会问题各个方面的丰富表现，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由文人、学者、名臣一体的主体强化形成的“宋型文化”的鲜明特征。

第三节时代精神与士林风气

一、白居易仕隐思想对士林的深刻影响：

白居易不仅以其诗歌表现出他的兼济与独善，而在行为上理性地处理好前人未能很好解决的这一冲突，并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

二、晚唐人生命关怀的困惑：

晚唐人的生命思考虽然显得伤感、沉重和无可奈何，但却要求已经苏醒了的个性得以张扬，尽管这种张扬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必然受挫，但无疑对宋代以后逐渐完善了的封建铁幕统治和秩序有不可小视的破坏力。

三、苏东坡的旷达与宋代文人的理性人生态度：

1、苏东坡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是旷达而超脱的，无论是新党的打击，还是旧党内部的相攻，都没有改变苏轼的人生理想和人格精神。

这与宋代决大多数士人对政治伦理和主体人格理想尊奉和追求的理性精神是完全合拍的。

2、宋代文人较之唐代文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主体人格建构过程中对生命存在意义的体认和自我心性的反省。

不管是受庄禅思想影响较深，还是受儒家和理学思想浸染较多的文人大多都能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思考。

3、在宋代文学中，很少让人感到狂狷激怒、颓唐感伤的气氛，更多的是以冷静、理智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灾难与打击,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处逆境而不惊、不乱、不绝望的哲人风度。

第二章宋代诗歌

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

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

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

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

建炎以后，东夫（萧德藻）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

乃永嘉徐（照、玑）、赵（师秀），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叶适），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

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

及宋亡，而方（凤）、谢（翔），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

——清·全祖望《宋诗纪事·序》

第一节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一、宋初“三体”及其变化：

明代人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引用了《霏雪录》的一段话比较唐宋诗风格：

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诗如三家村乍富

人，盛服揖宾客，辞容鄙俗。

————谢榛《四溟诗话》

宋代初年天下一统，虽然不及唐代国力强盛，但开国伊始，帝王总要显示文治武功和天下归心的太平气象，故常在朝政之余的庆赏、宴余之时君臣赓和，点缀升平。

唱和诗的写作元白、皮陆最为擅长，尤其是元白唱酬更是纯熟，故群臣自然而然的学起白居易的诗风。

欧阳修说当时诗人“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言多得于容易。

”

——欧阳修《六一诗话》

宋初诗坛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半个多世纪中，诗]风基本上承元和以后新变的诗风。

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把诗坛分为“白体”、“昆体”、“晚唐体”三派。

白体形成较早，而后起的西昆体与晚唐体从大的创作群体来看，是在朝与在野两大庶族文人群对白体“浅俗”不满的矫正。

白体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禹偁，但王禹偁诗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出了学白居易的藩篱，宋初白体的出现除去受元、白长庆体唱和影响外，尚有改变唐末五代颓靡诗风的愿望。

但是矫枉过正，过于追求浅俗平易以及过分单一地将诗歌用于酬唱往来，必然使经历了开国后数十载涵养而在学术文化中追求高雅精致的文人士大夫们普遍不满。

二、欧阳修以及当时人对西昆的评价：

刘克庄说：

君谟以诗寄欧公，公答云：

“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

”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其言如此，岂公特厌其碑版奏疏桀裂古文为偶俪者，而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否欤?

———《后村诗话·前集》

田况说：

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敩之，时号杨刘。

二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

其他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

——《儒林公议》

如果说田况在这里明确了西昆诗与西昆作家的赋颂章奏区别，对西昆作家扫除五代以来的“芜鄙”之气加以肯定，并对“佻薄者”混淆优劣已有批评，欧阳修则明确肯定了西昆诗人的艺术创作，将学西昆者之弊与西昆诗本身的艺术成就划清了界线，其云：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

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

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

——《六一诗话》

欧阳修《六一诗话》说钱惟演诗歌“好句尤多。

”

称其“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诗句“最为警绝”即使是被人们认为用典过多而批评的西昆诗作，欧阳修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刘筠诗虽用典故，但不害佳句，并称刘筠“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

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

——《六一诗话》

正因为有学白居易浅近而近于鄙俗的弊病，才有西昆体以典雅精切、晚唐体以清苦锤炼之诗风来改变时风，但相较之下西昆体诗歌收到的社会反响更强烈，这就是方回所云：

“组织华丽，盖一变晚唐诗体、香山诗体而效李义山，自杨文公、刘子仪始”，也正因为西昆体的兴起，使“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故就连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一代文宗欧阳修也发出“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的感叹。

第二节梅尧臣与苏舜钦

北宋诗歌革新主将和发起者是欧阳修，此外，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在开宋调方面，堪称先锋，尤其是梅尧臣，对宋诗的影响至深，得到后辈诗人一致称扬。

刘克庄称其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后村诗话》

胡应麟称其诗为“宋人之冠。

”《诗薮》

叶燮称其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

”《原诗》。

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论诗云：

圣俞常语予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

若

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

必能状难

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

矣。

”

“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这是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宋诗之所以能在唐音之后自成一体，别具一格，正在于此。

而宋初六十年无论是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写作之所以规矩于唐人不能有所建树，其弊正在尽言前人已言者。

梅尧臣之所以为宋调开山者，在于他最早在诗歌中透露出深远平淡的宋调，并与苏舜钦雄豪横绝的诗风一起，极为和谐地融为一体，构成宋诗既纵横议论，又老熟平淡，外露与内敛集于一身的特点。

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描述梅尧臣一生创作风

格的变化过程时说：

“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

”

又说：

“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

构思极艰。

”《六一诗话》

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和影响后世的“平淡”诗风的形成，是一个博采众家、艰苦磨炼，最终出于自然的漫长过程。

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正是宋诗艺术发展的开端。

他能将苦吟、怪巧、奇峭等与平淡相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而又不见其苦吟、怪巧、奇峭，实在为宋诗开出一片新天地。

试读二诗以见其中的“宋调”风格：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鲁山山行》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

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东溪》

梅尧臣虽追求平淡的心境和艺术境界，但其诗并未全然忘却天下，其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少，且都用朴实无华的古诗来表现，从中可以看出宋代诗人对现实弊端关注的普遍性，也可以看出宋诗精神的另一侧面。

如其代表作《汝坟贫女》一类作品是在北宋文人士大夫普遍具备的通变救弊思潮下的产物，也反映出宋代文人对社会现象高度关注的精神。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

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

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六一诗话》

苏舜钦诗主要的思想特点是强烈的政治意识，浓厚的忧民、悯民主题，集中体现了宋代文人普泛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品格，他们不管在朝在野、通达困蹇都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关注，而苏舜钦纯属一介诗人却依然如身在庙堂之上者，表达其忧政忧民的思想，这无疑对其后的宋诗人树立了榜样。

从艺术特点来看，苏舜钦诗歌创作明显受韩愈一派风格影响。

钱钟书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

西昆体起来了，愈加脱离现实，注重形式，讲究华丽的词藻。

梅尧臣反对这种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用的字句也颇朴素……不过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

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心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些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

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宋诗选注》

梅、苏之诗虽有失之枯淡之弊，但在牢笼于晚唐诗风且缺乏新的建树的诗坛上，梅尧臣和苏舜钦能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来摆脱晚唐以来“区区物象磨穷年”的诗风，走上追求“平淡”之路，为宋诗创立自己的风格开了先声，预示着唐音渐远渐离，宋调装点出台的新的诗坛纪元的到来，梅、苏的诗史地位大抵该作此定位。

第三节苏轼诗歌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学杜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强烈的政治倾向、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在艺术上将诗的精严深刻和悲壮一寓于闲淡之中，进一步发展了欧、梅、苏的平淡，为此后苏轼、黄庭坚最后奠定宋诗学和宋诗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美学特征是外枯而中膏似癯而实腴，是由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成熟美。

苏轼曾对后辈谈到自己的创作说：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

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

——《与二郎侄书》

黄庭坚亦对后辈创作发表见解说：

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

——《与王观复书》

学功夫已多，读书贯穿，自当造平淡。

——《与洪驹父书》

应该注意的是宋诗的平淡是“造”出来的，其代表人物苏、黄，以两种不同的“方式”，造就了宋诗的平

淡。

苏轼诗歌的“造平淡”，可以理解为饱经人生忧患而悟出来的平淡心境和审美人生的自然流露。

苏轼创作的平淡进程，是由对人生的多情和忧患，向超脱与旷达的境界发展完成的。

苏轼的平淡是外枯中膏，似癯实腴的宋调最高境界，其中包容着丰富的内蕴。

具体讲，有清旷、脱俗、尚理趣、自然天成等内容。

清旷是一种文学风格，但更是心胸襟怀、人品个性的外现，只有超越了人生宠辱、生死、穷达，进入对人生哲理思辨层次和审美境界的人，才能达到清旷。

脱俗，是苏轼平淡文风的又一重要内涵。

此处脱俗并非指不同于寻常的外在生活环境，隐居山林薮泽，也不是有意识地采取不同于众的处世行为，如故意的狂狷颓唐，而是指异于常人的对生活的领悟与感觉，指内心修养的培养和对高尚人格、精神境界的追求，是一种内在而非外在形式的超越世俗。

苏轼诗文渐老渐熟的陶冶熔铸过程中，理趣成份的融入，并成为其平淡的内在支撑，是其对“宋调”创造的重要贡献。

自然天成是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唐代李白即是达此境界的大作家，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美学范式的创造者之一。

苏轼的自然天成有与李白相似之处，但决非李白的翻版。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迁居临皋亭》诗：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知葬浙江西。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

剑末有危炊，针毡无稳坐。

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

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

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

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

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

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

天地与我生、社会与个人，如大磨左转，个人右行是断断不可以的。

这是苏轼遭乌台诗案后因仕途受挫、世态炎凉而引起的深刻反思。

自然规律的不可逆转和社形势的不可抗拒是反思的结论。

由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对平淡美的倡导，尤其是他们在经历了人间忧患，并将自己思想中庄老、佛禅和儒家思想中顺应自然、安贫乐道和惮悦境界圆融一体的老年的“造平淡”，使数百年的唐音从宋代文坛中逐渐隐去，确立起绚烂归于平淡的宋调风格。

第四节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南宋诗人杨万里《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诗云：

要知诗客参江西，正似禅客参曹溪。

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比喻，其中涉及江西诗派与南禅宗的关系，借此材料可以看出在“宋调”的另一范式创造，黄庭坚开创之功与其在南宋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黄庭坚不是一个主体性特强的主情诗人，他写诗往往经过其濡然极深的禅宗思想淡化感情，并在理性的节制下流露出来，以淡泊冷静近于游戏的写法来表现真相，因此，人们常批评黄庭坚诗寡情，但他所开创的江西诗派却在宋代风行二百余年，直到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作总结。

郭绍虞先生在《江西诗派小序》中说：

克庄《后村诗话》中云：

“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但才情出于天赋，非可强致；功夫出于学力，易见功效，故学苏者少而宗黄者多，此江西诗派之所以形成也。

——《宋诗话考》

黄庭坚所开创的“宋调”是由有法可循到不为法拘的创作过程的升华，是由中规中矩到从心所欲不逾举的超越。

达到第一步，即使不能再发展，其诗亦“不失其工”。

如能通过第一步的学习和融汇贯通前人的艺术技巧，则能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一种艺术佳境。

黄庭坚在诗学见解上与苏轼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惧勿袭其轨也。

”但是，苏轼之为“宋调”之平淡天成，却是令宋人钦佩的，黄庭坚虽说不赞成苏轼的“好骂”，但也不否认其文章“妙天下”。

需要说明一点，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与黄庭坚“不烦绳削而自合”貌似相同，而实有不同。

苏轼所强调的是形在法度之中，而“意”（即“神”）在法度之外，黄庭坚则是形神皆合于法度而不逾矩。

这正是苏、黄二人看似皆推崇陶渊明，而黄庭坚实际倾心杜甫的不同。

因此，在“平淡”美学的旗帜下，苏、黄二人走着不同的路：

苏轼出自天然，黄庭坚巧夺天工。

苏轼的文学理论大多属于美学的、鉴赏性的，成熟的作家经其点拨，可以悟入，但对初学者而言，却有雾中观花终隔一层之感。

。

黄庭坚的文学理论集中在诗歌创作方法论上，有着明显的可操作性，对于成熟的诗人，黄庭坚与他们探讨的是艺术境界、作家的人品胸怀等深层次的内容。

对于初学者，黄庭坚则为他们提供入门的途径与方法：

一，“有法可循”：

即广泛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和熟练掌握各种艺术技巧，这就是后来形成江西诗派的主要原因。

许多初学者在谋篇布局、句法、句眼、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方法中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故造成一个队伍庞大的作家群。

二，“不烦绳削而自合”：

即自合法度，自成一家。

黄庭坚的这一套创作方法对陈师道、吕本中、曾几、陈与义以及南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早期的创作都有过较深刻的影响。

不过，这些诗人大多都能在学习黄庭坚的同时，又能“自成一家”，这就不是那些学黄庭坚而仅得其方法的小作家们所能相比的了。

黄庭坚诗歌的创作经历与诗学理论的提倡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自合法度”。

这种自合法度而卓然成家是典型的“宋调”。

黄庭坚论创作过程的理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学问、提倡多读书；二是要求功力，即体现在对诗歌创作中的谋篇布局、句法安排、字面锤炼等方面；三是反对人为刻饰，提倡“文章惟不构空强作，诗遇境而生须自工耳。

”《论作诗文》，这一过程就是“有法可循”的过程。

三、在《论作诗文》中，黄庭坚提倡“文章惟不构空强作，诗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即反对人为刻饰，是宋诗追求法度而欲求达到自合法度的最高境界，也是黄庭坚所云：

“入则重规叠矩，出则奔轶绝尘。

”《跋唐道人编余草稿》

江西诗派：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25人，这些诗人虽不都是江西人，但他们都推崇黄庭坚，故后人把这派诗人称为江西诗派。

后来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明确提出：

“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

”“老杜为唐诗之冠，黄、陈为宋诗之冠。

”（注：

简斋是陈与义）

江西诗派诗歌理论：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有一段话被人视为后来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故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讲谋篇布局、句法、句眼、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冷僻的典故，稀有的字面。

他们学杜甫得其皮毛，失其精神，其负面的影响一直到晚清的宋诗派还存在。

从宋初“三体”到“江西诗派”，这是宋调形成的一个时期，历时近一个半世纪，诗人从摹仿唐人追求法度，到自合法度、自创新词，显示出诗歌史上继承与创新的艺术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不少诗人的努力，但若论宋诗，其功之著，莫过苏、黄。

第五节南宋诗歌

一、南宋诗歌的三个阶段：

1、南宋初期：

1127年女真族的金国占领汴京，徽、钦二宗被俘到北方，北宋灭亡。

5月赵构在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之后南迁到临安。

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造成的家国、民族的耻辱与悲愤形成了本期文学的主旋，诗歌呈现出激愤与悲怆的情调。

本期的代表诗人是受江西诗派影响的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但他们的诗歌，尤其是陈与义已经不再完全牢笼在江西诗派的影响下，更多接近杜甫。

2、南宋中期的诗歌：

由于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本期的文学表现出恢复无望的悲愤与期望收复失土的慷慨激情的英雄主义理想，这两个方面形成文学的主题。

南宋中期诗歌的代表人物是“中兴四大诗人”。

A杨万里：

杨万里是初学江西诗派而又学王安石和晚唐诗，形成构思新巧，语言晓畅，自成一家的诗人。

他的诗善于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捕捉新颖生动的素材，并能在将感情与之交融的同时，又能理智到观照与领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