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西汉南越王博物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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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南越震撼
（给中学生的解说词）
同学们：
欢迎你们来到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千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古波斯银盒、玉角杯等文物都是极富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稀世珍品。
今天，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追溯岭南久远的历史文化与广州早期的城市发展。
一、存世93年的南越国
南越是“百越”中生活在岭南的一支，公元前219年，吞并6国后的秦始皇，发兵50万大军开始了统一岭南的战争。
在这50万大军中，有一位来自河北的普通将领，在十几年征战中，一跃成为封疆大吏，一国之主，他就是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征服岭南，设置：
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赵佗被派到南海郡龙川县作县令。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争雄天下，中原烽烟四起。
赵佗利用这个最佳时机，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
南越国的建立，既开发了岭南地区，同时促进了岭南和中原的融合，也推动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南越国在历史上存在93年，共有五代王：
开国之君赵佗，自称“南越武帝”。
在统治南越国67年的时间里，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早期开发。
现在广东龙川还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越王庙，不过他的陵墓至今不知所在。
第二代王也就是墓主赵眜，是赵佗的第二个孙子，因为赵佗十分长寿，赵眜的父亲未能继位为王。
赵眜二十余岁继位，在位16年，对北方的汉朝采取“绥靖”政策。
他曾派儿子婴齐入朝当人质；当受到来自闽越国（福建地区）的侵袭时，还请汉朝出面解决。
总体说，他在位十六年南越国内政治平稳，但与日益强盛的汉朝相比，实力已在渐渐衰落。
第三代王赵婴齐，在位十多年。
他的陵墓在三国时被孙权派人盗掘。
第四代和第五代王都是婴齐的儿子，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共在位三年。
当第五代王赵建德因谋反被汉武帝所擒，斩首悬级于长安城门上时，南越国就灭亡了。
南越国存世的93年中，当时无论是汉高祖还是汉文帝对南越国的存在一直都心存芥蒂，他们表面上对南越国采取怀柔政策，实际上严加防范。
汉越双方一直都在积蓄力量窥伺对方，伺机作出最有力的反击。
在汉越相互较量中，南越国的优势逐渐丧失。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10万楼船大军消灭了南越国。
赵眜继位后不久，就将心思花在身后的阴宅上。
这座陵墓虽然只有一百平方米，却按墓主生前的宫殿，设计了7间不同功用的房间，有前厅，寝宫、库房、御膳房，还有佣人的住所、妃嫔的后宫、还专门开辟了一间房来摆放乐器。
墓里放进了上千件器物，吃穿用玩，无一遗漏。
人死了，就不再回来，可是汉代的人认为，人死以后灵魂还在，于是死完全成了一个充满浪漫奇想的逍遥之旅。
在另一个世界，人生似乎又一次重新开始。
二、冰清玉洁---南越王墓中的玉器
看到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美轮美奂的玉器，我们便想起《诗经》对玉的描诉：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玉石本是没有生命的美石，但在中国古代，由玉石制造的各种玉器被赋予了无限的灵性与人性而成为一种超自然的物品。
它不但是身份等级的标志，更是同神沟通的礼器，还是避邪驱疫的吉祥之物，更是儒家思想“德”的象征。
可以说，在古人心目中，玉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它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中充当着特殊角色，发挥着其他器物无法替代的作用。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雕琢之精美都十分罕有。
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岭南历史上这个神秘的王国打开了一扇门，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南越国玉文化的发展全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丝缕玉衣，它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所穿的玉衣,是用2291块玉片缝制而成的。
据史书记载，汉代皇帝死后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公主死后，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
南越王独树一帜，用的是丝缕玉衣，其中的缘由何在已无法考据。
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工序。
每一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琢磨，这需要有高超的冶玉水平。
整个玉衣制作相当靡费人力和物力，据估计，一件玉衣，要花费一个熟练匠师10年时间。
这件玉衣用鲜艳的红色，将一件玉敛衣装点得分外艳丽，也使人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
它传达了南越人面对死亡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浪漫情绪，这种乐观流露在对现世世界的留恋，对冥土世界的细致安排。
生的快乐和死的从容是否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
这套组玉佩（墓主人组玉佩）通过其精美的构图、华丽的装饰效果使我们一下置身于强烈的艺术氛围中。
组玉佩又称玉佩组饰，是指由玉璧、玉璜、玉环等器件，配以玛瑙、水晶等饰物组合而成的贵重装饰品。
玉佩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很早，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就开始佩戴玉佩，战国时期佩玉相沿成习。
古人佩玉是以玉比德观念的体现。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佩玉在古代社会不是随便的装饰，它所表示的含义含有身份地位、情感和社会交往的作用。
墓主人这套组玉佩，自胸至膝，长约60厘米，覆盖在玉衣上。
南越王墓中共出土组玉佩11套。
其中墓主的这一套最为华丽，共用了32个饰件，尤其是中间的小金珠、小煤珠、小舞人使整套玉佩活泼起来，有了韵律感。
这些组玉佩让我们隐隐约约感到，远离中原正统王朝控制的南越国贵族，在审美情趣上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中原汉王朝，他们所佩戴的组玉佩仍保持了战国时期组玉佩的特点，以追求繁复的设计和华丽的装饰效果为主流。
这其中既包含了南越工匠个人审美的标榜、个性的张扬，同时也反映了南越国在审美上的地域性特点。
这款环状青玉全名是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它并不大，沉默地立在展架上，安静而内敛，无声地将一种完美的意境传达给了我们。
我们看墙壁上放大的图案，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使它略感陈旧，内环中有一条游龙昂首挺立，横空出世，外环的凤鸟婀娜多姿，立于龙爪之上，凤鸟回头和龙喃喃细语，演绎着古老的龙凤传说，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和祝福。
也诉说了当时的工匠面对龙凤题材时的创作心态。
它既体现了鲜明的汉代美学风格，也反映了南越国治玉技术已达颠峰水平。
这块兽形玉佩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热烈的激情。
玉佩上半部是一个幻想的恐怖怪兽，他怒目横髭，神秘莫测，一玉璧横穿怪兽鼻孔并可自由摆动，怪兽左侧攀附着一只螭虎，右侧则空无一物。
一种不对称的美极具震撼力地体现了越人在进入文明时代所经历过的死亡和恐惧、孤独和迷茫。
从艺术风格来判断，这种布局上的不对称，应该说是越式玉器的典范之作。
展厅北部的玉容器尤为激动人心。
南越国贵族觥筹交错、对酒当歌的鼎盛场面通过这些玉质酒容器完整而富丽堂皇地展现出来。
据说在秦汉出土的玉器中，玉容器相当稀少，而在西汉南越王墓中就发现有五件，且件件风格迥异，做工精细，美伦美奂。
这只角形玉杯，用一整块青白硬玉雕琢而成，布局巧妙，雕工娴熟，凝望着它，我们不能不折服于南越国这些没有留名的伟大工匠，他们将实用器物和造型艺术的高度融合把握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极限。
流畅的浅浮雕、高浮雕，恰到好处的透雕，尤其是反折向上回转的底部，将整件玉容器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件玉容器无疑代表了当时治玉技术的最高水平，也说明南越国玉文化发展深度与中原水平相当。
据说在古代西方，这种角形杯十分流行，希腊人称之为“来通”，视之为圣物。
后在西亚、中亚一带都发现有多种形式的来通。
这使我们一次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想从2000多年前这个帝国边缘的王朝去追寻这玉角杯的故事。
工匠们治玉的传说时沉时浮，难有清晰的轮廓。
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奇妙的南越国绝不会是封闭的，必定产生过多元文化碰撞的火花、交流的盛况。
越人务实、兼容、创新的特殊气质，使其极富创造力的将东西南北汇集而来的文化融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
进入第四展厅，最特别的玉器就是玉剑饰了。
在剑上以玉作装饰，始于西周，到战国两汉时代臻于兴盛。
玉具剑上的玉，其主要作用是用作于装饰，根据所在部位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实用价值和名称。
从剑首至剑鞘末端的4件玉剑饰分别称：
首、格、璲、珌。
。
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58件玉剑饰，多数作高浮雕，刻出的游龙、螭虎、瑞兽，雕工精湛、形象逼真、神态生动，惹人喜爱。
有鬼斧神工之妙，令人惊叹。
在一座墓中出土款式如此众多、构图如此奇妙，工艺如此高超的玉剑饰，实为汉代玉剑饰之冠。
宝剑上装饰玉剑饰既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也成为展示越人才智与治玉工艺的不朽实物。
这件雕刻精美的圆雕玉舞人，它是西汉出土的唯一一件圆雕玉舞人。
玉舞人跳的是我国汉代著名的长袖舞，韩非子说过“长袖善舞，多财善谷”。
那个时代人们将跳长袖舞和积累财富相提并论。
女子可以通过跳长袖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赵飞燕一夜之间飞上枝头变凤凰，就是因为她擅长跳长袖舞。
汉高祖最喜爱的戚夫人，史书记载也是著名的长袖舞专家。
这件玉舞人是典型的越人跳楚舞，她头梳螺髻，轻舒广袖，臀部微翘，身似无骨；她婀娜多姿，着装时尚，边跳边唱，神情妩媚。
这件玉舞人透露出工匠们对现实社会中完美女性的喜爱和情致。
三、熠熠闪耀---南越国的金银器
黄金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十分贵重的金属，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南越王墓是迄今所发掘出土金器较多的一座西汉墓藏。
通过这些光彩夺目的金器，我们可以领略到南越国工匠智慧的光辉，西北草原文化的气息，秦楚文明的遗韵。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文帝行玺”金印，它是解开南越王墓之谜的钥匙，是南越国独特历史文化的印证，是古代南越灿烂文化的见证。
这枚金印最直接的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
他是目前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汉代最大的一枚金印。
这枚金印在文字、形制、尺寸大小、材料的运用上都打破了秦汉的礼制。
南越国只是一个诸侯国，其王应用“王印”，而赵眜却用龙钮“印玺”，且印的大小远远大于帝玺。
这反映了偏处南方一隅的南越国与中央政权保持相对对抗的独特地位。
这枚“帝印”当然不会是中央政府颁赐，因而，它又是一件难得的南越国的艺术珍品。
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台上的游龙。
龙首高昂，龙身蜿蜒起伏，游龙的龙身中间背脊显得粗壮雄健，高耸呈蓄势状。
龙首尾和双足各踞一角，使整条蟠龙象在游动疾走，又象在积蓄力量，一待风云再起便直上九重霄。
这枚“帝玺”构思奇巧，造型生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三枚金印，除“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
两印都是方形，大小约为汉尺的“方寸”。
两印上都是龟钮，但是又略有不同。
“泰子”印上的金龟稳重、严肃、温厚，而“右夫人玺”上的金龟则显得活泼秀丽。
值得一提的是“泰子”金印印面光平如镜的铸制工艺，水平相当之高，铸制工艺比“文帝行玺”还要细致。
南越王墓的金器中有许多动物造型的艺术品，构思巧妙，形态生动，充满了大自然清新、活泼的情趣。
您看这个高不到2厘米的金带钩，造型独特，和一般弯弓形的带钩风格迥异。
钩形是一个长喙的雁形。
雁的身体肥肥胖胖，双翅合敛，全无展翅高飞的意思，反而好象无所事事，又似在左顾右盼，那比身体还长的嘴显得夸张、滑稽，透出几分调皮，这完全是一个憨态可掬、与世无争、无忧无虑的小肥雁。
再看看8片杏形金箔片上的图案，纹饰主体是两个绵羊头的侧面，两只螺旋状的大弯羊角突出、醒目。
这两只绵羊此时后脑靠后脑，且表情严肃，仿佛在沉思。
瞧它俩，多像闹了矛盾的两个好朋友，想互相和好但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样子很有趣。
这些杏形金叶的图案造型粗旷大方，是草原文化特有的造型和风格。
看到金花泡，您必定会为其工艺的精巧细致，造型的奇特而赞叹。
其实它不是中国的工艺品，而是南越国的“进口洋货”。
西方的黄金加工技术出现得比中国早，也更发达，从这小小的金花泡亦可看出。
金花泡呈半球状，直径仅1.1厘米，泡壁薄如纸，由金箔片压制而成。
球面正中饰一圆圈纹，外绕心形和点珠纹各三个。
而每个点珠纹由3个小珠上再焊接一个小珠组成。
最为精彩的是，球面上的纹饰均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在20倍放大镜下可看到焊接痕，如此精细入微的工艺品是难以想象的。
从南越王墓的发掘情况看，许多精美的玉器、青铜器、漆器上都有黄金饰品。
南越王所喜爱的一件龙形玉佩折断后，工匠在折断处套入一个长5.9厘米的金钩。
金钩首尾都是虎头形，钩首虎头凶猛异常，虎眉奋扬，额顶刻一“王”字，赫然是兽中之王。
钩尾的虎头下铸一方孔，玉龙的尾部就套入孔中。
整件玉佩顿时现出一种龙虎相争，金虎噬玉龙的争斗气势。
一个只有手掌大的铜虎节上镶了60多片金闪闪的柳叶形纹饰，使一只铜猛虎更具王者至尊的威严。
四、银器
中国银器的出现始见于春秋，但用量很少，多作为错金银工艺中的银辅料。
到西汉时，除少量青铜器上的错银饰物外已出现较多的银容器，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银盒，卮、匜、洗等器皿。
观赏南越国的银器，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造型独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银盒。
银盒呈扁球形，全盒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盒身上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
盖与盒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般凸起。
银盒的造型、装饰和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金属器皿风格迥异，却与伊朗和爱琴海地区出土的银盒相同。
原来，银盒的娘家在遥远的西方。
如果再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银盒还是一件中西合璧的精品呢。
因为盖顶上的凸榫，底部的圈足，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是中国的传统风格。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中，最能反映古南越国工艺水准、审美情趣以及当时人们生活时尚的便是银带钩。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7件银带钩，工艺精致，装饰华丽，构思复杂奇巧，是极富艺术情趣的工艺品。
如一件出自主棺室的带钩，呈弯弓形，表面饰以高浮雕纹饰，镶嵌宝石，十分华丽。
纹饰又分为三段，第一段为龙头钩首，下连卷云纹；第二段钩体主体纹饰是一龙首，浓眉圆目，双角直竖，两侧是高浮雕向前腾越的飞虎；第三段由钩体正中到末段，其间分嵌三组宝石，以卷云纹作隔界。
带钩背面饰以针刺的卷云纹，这件银带钩通体鎏金，镶嵌宝石，纹饰复杂生动，显得华丽无比，是带钩中的精品。
东耳室出土的一件银带钩，钩身是变形龙体，双龙交缠相连嬉戏，尾部作卷云纹，造型精致、优美。
东侧室出土的一件银带钩，钩上半部是龙尾，下半尾龙爪，是变体图案化的龙身，上面饰以七星勾连纹，造型别致奇巧。
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银洗、银匜等容器，是实用性生活用具，虽无华丽精巧的纹饰，但其朴实凝重，亦别具一格。
五、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
中国古代青铜制造始于上古时代的晚期，经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足足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中国青铜器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内涵丰富，制作精良，早已被公认为中华艺术宝库的瑰宝，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化艺术遗产。
西汉南越王墓共出土了500多件青铜器，包括烧煮、饮食、服饰、车马、礼乐与兵器等多种器物。
倘徉于其中，您能感受到鎏金错银、镶宝嵌玉的装饰之美，呼吸到反传统风格的轻巧生动、多变写实的清新气息，感受到夹含着中原秦汉、南方楚国、南越本土以及西北匈奴文化的八面来风。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逐一领略南越王博物馆博大精深的青铜世界。
主体陈列楼第三展室，有三枚虽也闪着金光，但光泽暗淡的金印。
它们是三枚鎏金铜印。
从印刻的篆文，可知它们的主人是墓主的三位殉葬夫人：
左夫人、泰夫人与[]夫人。
铜印与“右夫人玺”金印同出于（东侧室），但三位夫人所受宠幸显然不及右夫人，其印为铜质而非纯金，尊卑由此可见一斑。
南越王墓的青铜器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普遍接近现实生活，但也有些例外，这6个原钉在墓主外椁壁上的鎏金铜铺首就散发着一种商周青铜饕餮的狰狞神秘之美。
六个铜铺首一样的面容：
粗卷的眉毛、圆瞪的双目、眦牙咧嘴，宽大的鼻子里衔着一个大圆环，环上又铸出三组卷云纹带饰，面目十分夸张狰狞。
看到这种现实不存在的怪兽，常常会令人感到沉重、神秘又恐怖。
南越王墓曾有一件大型漆木屏风陪葬，但出土时屏风已朽，仅存若干件铜质构件，构件虽少，但件件造型生动，极富南越文化特色。
首先是人操蛇托座。
它是屏风下面的托座，托座分上下两部，上部转页能旋转90°,下部跪着一个操蛇的力士.这力士显然是位越人，你看他双眼瞪圆，眼珠外突，鼻短而高，身材矮小，肩腰粗壮，穿着短衣、短裤，打着赤脚，这些都符合古代越人的身体特征与岭南气候。
这位大力士口衔一条两头蛇，四枚獠牙卡紧蛇身，两手各操一蛇，两腿各夹一蛇，几条蛇相互纠缠在一起，构成一幅生动、形象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图像。
朱雀是古代传说的四种神灵之一，鎏金朱雀铜顶饰放在屏风顶部，象征吉祥如意。
它造型优美，富于动感。
虽被铸在一个方块底座上，但昂首振翅、傲然睨视，仿佛随时准备展翅高飞，飞向更高、更远、更加光明的九重天外。
朱雀头顶上的插筒与尾部的裂口，是用于插雉鸡尾，根据出土现场测量，每条雉鸡尾长达一米。
至于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它面部造型与前面介绍的铺首相似，同样面目狰狞，表情夸张，极富装饰效果。
南方青铜器多见龙、蛇、青蛙造型，但一般都是单独成型，而这件屏风底部的龙型托座却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组合而成，构思十分巧妙。
其中螭龙占主体地位，它扬脖昂首屈肢盘尾，作起步状，四足睬在一个支座上，支座由两条蛇卷缠两只青蛙构成。
青蛙张目瞪口，表情恐怖紧张，双肢用力作欲挣脱逃跑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蹲卧在龙口里的一只青蛙表情安详，似乎刚逃脱了毒蛇的纠缠，得到了龙的保护。
三个不同的动物就这样巧妙地组合成一个精美、奇特、富有神话色彩的造型艺术品。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
信陵君窃得魏王的右半虎符，与领兵将领的左半符验合后夺取了兵权，解救了赵国。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虎节，与“虎符”一字之差，使用方法及用途与虎符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
它是单独使用，不需要验合两个半符，同样可以用来征调战车和士兵，虎节正面的“王命=车徒”错金铭文中的“车徒”两字，就表明了虎节的军事性质。
这件虎节不仅用途广泛，在造型工艺上更是罕见的精品。
整个老虎的造型威猛生动，昂首挺胸，虎视眈眈，身呈满弓状，尾上卷成“8”字形，蓄势待发，好一只准备扑食的出山猛虎！
虎两面的毛斑铸出弯叶形凹槽，贴以60余片金箔，整个虎节金光闪闪，斑斓有序，让人叹为观止。
这枚虎节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件错金铜虎节，弥足珍贵。
汉代虽不是“兵戈乱浮云”的年代，但必要的军事装备仍是不可少的。
南越王墓出土了戈、矛、戟等兵器。
戈最常见，古称“勾兵”用以钩杀，它是中国青铜时代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特殊兵器，除了东方一些受中国古文化影响的民族外，在西方古代文化中是寻不到它的踪迹的。
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戈绝大部分只剩青铜铸的戈头，南越王墓出土了一把比较完整的铜戈：
“张仪”铜戈。
通过戈内所刻的铭文我们可知戈为秦戈，到赵眜下葬时已历110年左右，至于如何流落至此，已不可详考，据推测可能是秦国军队南下征服岭南时带来的。
透过斑斑绿锈，我们似乎还能看到工匠在忙碌铸造、士兵们浴血沙场、南越王把剑赏玩等一个个画面。
逝者如斯夫！
阅尽了2300多年的大浪淘沙，这件古器似乎在无言地诉说一段沧桑的历史、一个烽烟四起的年代，同时，也在期盼着永世的和平。
汉代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漆器取代，但铜镜却一支独秀且有新的发展。
南越王墓共出土39件铜镜，不少是铸制精良的珍品，其中有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铜镜，直径41厘米，分为两区，内区绘卷云纹，外区绘人物，呈纯白、青绿两色。
镜锈蚀严重，但所绘人物尚有一组依稀可辨。
稍仔细一点便可看出，中央有2人在跨步弓腰作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笼袖旁观。
由此可知，这是表现一场众人围观斗剑表演的图案，并可推断斗剑在当时是一项很流行的体育竞技活动。
铜镜实用而美观，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文献和诗词中，多有记载。
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经历了十年征战生活回归故里后，又恢复了“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性生活；南朝陈国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因亡国而劳燕分飞，但最后凭着当年的信物——一面破成两半的铜镜重圆而得以团圆。
铜镜的作用已不在局限于照容，还成为男女爱情的信物与象征。
另一面带托铜镜的特点在于镜面和镜背托分别铸出。
经测定，镜面含铜锡较多，光洁度高但质坚易脆；镜托则较柔软不易断裂，两者用胶漆粘合，以刚柔相合的办法组成一个器物，在当时来讲是十分先进的，在考古发掘中也尚属首次。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十六对鎏金铜牌饰，其中蓝色平板玻璃牌饰就有十一对。
这种镶嵌蓝色平板玻璃的牌饰，除广州外，别地未见。
这种牌饰可能是仿匈奴牌饰而作，是南越国最高层贵族所持有的佩饰物。
这块蓝色平板玻璃很值得一提，它含有铅贝两种成分，不同于钙、钠的西方玻璃，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平板玻璃。
说明早在西汉时代，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生产的平板玻璃。
熏炉是燃焚香料的工具，在岭南汉墓中普遍发现。
熏炉与乐器、酒器同出，表明是宴乐时焚香的用具。
连体炉由4个小方炉合铸，平面呈田字形，方形座足，盖、身有菱形镂孔，座足镂孔呈条纹和三角形纹，别具一格。
这种王室专用的熏香炉可同时焚烧四种不同质地的香料，目前仅发现于南越王墓中，反映了南越国先进的铸造技术水平。
也给我们呈现了一幅香气缭绕、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王室奢华的生活画面。
这套一大一小两面青铜印花板其貌不扬，却是印染工具的祖师爷。
小的一件用以固定图案花纹的分布位置，称“定位纹版”；大的用来印染主要图案，叫“主面纹版”。
它们对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纺织技术的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文王赵眜的墓室窄小，放不下完整马车，但他仍想在阴间以车代步，退而求之，他只能用车马构件代替马车，继续前呼后拥的排场气势，表现其神圣的地位。
这些构件品种齐全、制作考究、装饰华丽，大家可以想象用这些鎏金错银、光彩照人的器具装饰南越王乘坐的马车是何等的富丽堂皇。
鼎本是作食器用的，后发展为礼器。
在古代社会，它是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权利的标志。
在史书中，记有“定鼎”、“迁鼎”、“问鼎”等史实，其中“问鼎”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陈兵洛阳，向周示威，周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庄王，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在追溯了九鼎的历史后，说：
“周虽然衰落，当仍是上天授命的国家，鼎是国家的重器，怎可问其轻重？
”原来周的九鼎，是国家社稷、统治权利的象征。
周室已衰，庄王想取而代之。
问鼎就是对周的轻蔑、图谋叛逆的反映，王孙满为维护早已风雨飘摇的周王朝，自然不允许问鼎之轻重。
鼎的地位如此重要，陪葬必不可少。
南越王墓共出土鼎36件，分为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
汉式鼎与越式鼎的区别在于足部是兽足的形状。
在汉鼎的盖部、腹部近口沿处都可看到“番禺、少内……”的铭文，“少内”说明是官职名，秦时设置，掌管财货，汉朝沿用。
可见这件汉式鼎是在番禺专门为主管库藏的少内官署制作的，它也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物证。
炊具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具，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炊烤器。
其中有两件器物几乎可以与今天烧烤设备相媲美。
一座煎炉下层燃炭火，上层煎炒食物，类似现在的“铁板烧”。
另外一座烤炉用以串肉烧烤，现代烤炉设备也不过如此。
炉侧壁铸有4只小猪，可推测此炉曾用来烤乳猪，现今广东有一名菜：
烤乳猪，看来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的。
传说在夏禹时，帝女令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远了仪狄，并禁绝作酒，还预言：
“后世必有以酒忘其国者。
”可惜夏禹的警告并没有被重视，后世饮酒之风越演越烈，伴随而来的青铜酒器的铸造也日益发展。
南越王墓陪葬的大量酒器，有造型光圆、端庄大方的壶，有古朴厚重、纹样复杂的钫，但最具南越特色的，当数提筒。
现在展出的提筒是一字排开的，但出土时，大小相套在一起，以这件铸制最精（手指船纹提筒）。
这件提筒腹部微鼓，船身有4组纹饰，画面上有羽人船4只，船与船之间用水鸟、海龟、海鱼作装饰，船身修长，两端高跷，船首底部倒挂着一具人头，船首站立一水鸟，首尾各竖两根羽毛。
每船有羽人五名，戴羽冠穿羽裙，他们形态各异，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手持兵器，有的专心击鼓，有的正在砍杀俘虏。
岭南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该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
也有专家认为是海战凯旋归来的场景。
南越王墓出土的日用铜器中，除了镜、熏炉、印章等，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器物。
有个长方圆角平底的器物叫匜，它是洗手的用具，匜内盛水，水由匜口流出，再用叫“洗”的器物在下接水洗手。
在铜镜出现以前，人们用来照脸的工具是鉴。
有了镜子后，鉴就主要用来盛放食物，南越王墓中的鉴出土时里面盛有鸡、猪、牛、羊骨和鱼、龟等，另有“泰官”封泥两枚，说明随葬前经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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