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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说话
变文说话
一、变文的体制
敦煌所出的变文写本，依其形式与内容分成两大类：
一为讲唱佛经与佛经故事的；另一类为讲唱我国历史故事的史传变文。
前者又可分为三种：
一是佛经的讲经文；二是释迦牟尼成佛的故事；三是讲佛教及弟子们的故事。
后者依体裁亦可以分为：
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三种。
此种分类与次序正可反映变文由唱导、俗讲发展转化，并与转变说话合流之发展流程，兹略说明如下：
㈠佛经故事之变文
佛经故事的变文，约可分为三类，即：
（1）佛经讲经文 此类讲经文，有引述经典以叙写故事者；有仅引述经典而不叙写故事者；亦有纯以阐发经义为主，既不引述经典，也不叙写故事者。
其中引述经典，以叙写故事的讲经文为《维摩诘经讲经文》，此类讲经文很多，大抵系以一个人的故事为主，有从经文开端讲起的；有讲舍利弗的；也有讲光严、持世菩萨、文殊问疾等故事的。
讲经文引述经典，不叙写故事的则有：
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一种
②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四种六卷
③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二种
④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一种
⑤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二种
不引经文，也不叙写故事以阐述经义者，则有《无常经讲经文》一种。
讲经文乃变文中最初之形式，其产生时期在变文中为最早，然现存作品中均无早期作品，王重民于《敦煌变文研究》中认为系作于第九、第十两世纪。
（２）讲释迦成佛故事的变文 主要讲释迦牟尼出家成道，破魔降魔的故事，有下列诸篇：
①太子成道经29
②八相变
③破魔变文
④降魔变文
⑤难陀出家缘起
⑥只园因由记30
（3）讲佛教故事的变文：
①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另有目连缘起、目连变文）
②地狱变文
③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
④欢喜国王缘
⑤丑女缘起
⑥秋吟
此二类之变文，大概即是从《佛本行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百缘经》等有关佛陀及佛教故事演绎而来。
其主要以故事为主，不引经文，完全脱离讲经文之拘束，可以自由发挥，因此在文学艺术之成就上比讲经文高，自然也更受到听众的欢迎。
㈡史传故事之变文
史传变文乃是在佛教故事以外，演述我国历朝史事，或民间传闻者。
兹依其体裁之不同，分为三类叙述如下：
（1）说唱兼具之变文变文在讲院中可以脱离佛经自由讲述佛家历史故事，在民间自然也可以仿此形式来歌颂讲述中国民间的历史传闻，历史变文遂自然产生：
①伍子胥变文
②孟姜女变文
③汉将王陵变
④捉季布传文
⑤李陵变文
⑥王昭君变文
⑦董永变文
⑧张义潮变文
⑨张淮深变文
（2）有说无唱之变文
①舜子变
②韩朋赋
③秋胡变文
④前汉刘家太子传
⑤（左“山”右“卢”）山远公话
⑥韩擒虎话本
⑦唐太宗入冥记
⑧叶净能诗
以上两类，内容上都是中国历史故事，唯一的区别只在体裁上有说有唱及有说无唱的差异，后者虽无唱词，但在描写上比前者要来得细腻，且于应特重描写处，插入诗句，代替七言唱词，此种体裁上的大变革，可以看出此时的变文已逐渐有向着说话话本合流之趋势了。
（３）对话体之变文
①孔子项托相问书
②晏子赋
③燕子赋
④茶酒论
⑤下女夫词
上所举虽均为对话体，但对话有由一人讲述或两人或三人讲述者，其中《茶酒论》之嘲笑诙谐，《下女夫词》的游戏对答，似乎已转变为「合生」之类31，在敦煌写本中，这一类对话体的变文极多，且皆为五代及北宋初年之写本。
如《孔子项托相问书》有十一个写本，《下女夫词》有七个写本，《晏子赋》及《茶酒论》各有六个写本，不但证明此种合生体在北宋初年极其盛行，同时也反应了俗讲变文的日趋衰微。
由这个角度来看俗讲变文的发展兴衰，与历史的叙述是可相印证的。
㈢其它
此外还有押座文，此乃讲经文与变文所同有的。
其作用主要是开讲前对所讲经文或故事的内容先加以概括的总述，以便使听众明白，并藉以静摄座下听众，使能安静听讲，并引起下文。
《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开场之押座文有「此日既能抛火宅，暂时莫闹听经文」之语，即是明证。
其形式多为七言诗句所成十余遍梵赞而成，短小而精练。
因为是唱经题的先声，主要为提起下文，所以其末句总是例出「经题名字唱将来」，以催唱经题。
今敦煌写本尚有其本，如大英博物馆所藏之《温室经讲唱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八相押座文》等。
唯巴黎所藏之《破魔变文》，其开头的押座文则是以七言古诗混合着骈散兼行的文句所构成，与一般押座文之以七言偈颂若干叠构成者颇有不同。
又有些押座文因其本身的广泛性32，或因敷演同一佛经之变文，而可共用。
如《太子成道经》与《八相变》同为演绎《佛本行经》，其押座文之词句则大部分相同。
故而斯二四四O即汇录了一些押座文，大概就是为了要随时选择使用而分卷抄录的。
这种具有镇压作用的开场形式，在后来宋话本的入话、杂剧的艳段、诸宫调的引、元杂剧、明清传奇之定场诗词，以及小说之楔子、子弟书的篇头都是如此。
缘起，此类变文如：
《目连缘起》、《欢喜国王缘》、《丑女缘起》、《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四兽因缘》、《只园因由记》等，从频婆娑罗王后因缘「变」，与《丑女缘起》末言「上来所说丑变」、以及其体制与变文并无二致来看，此类俗讲话本系属变文，当无疑问。
其之所以名之为「缘」，盖以佛典中属「缘」类者皆在说明因果报应，故凡搬演因果或说明情事因由者，皆以「缘」名之，如《目连缘起》在说明盂兰盆会之掌故：
《只园因由记》旨在说明须达买园之因由。
唯《目连缘起》之末尾载：
上来称赞目连因，只是西方罗汉僧。
母号青提多造罪，命终之后却沈沦。
奉对闻经诸听众，大须布施莫因循；托若专心相用语，免作青提一会人。
须觉悟，用心听，闲念弥陀三五声；火宅忙忙何日了，世间财宝少经营。
无上菩提懃苦作，闻法三涂岂不惊?
今日为君宣此事，明朝早来听真经。
因其后有「明朝早来听真经」，以及「缘起」本身形式之较为短小，故学者多以为其作用有如押座文，而为开场之引子，但基于《功德意生天缘》之前另附有押座文，且故事首尾完整，其当为一形式较为短小，搬演因果或说明情事因由的变文。
又，由上引《目连缘起》末尾的这段韵文，显然是在一场俗讲结束之际，惯例借题发挥的劝世语，并提醒「明朝早来听真经」。
如果系同押座文之作用，事隔一日，其间押座与引起之作用则微乎其微，故缘起不当是俗讲之引端。
这种如《目连绿起》末尾结束一场俗讲之诗偈，也是有固定的形式，如《破魔变文》的结尾：
定拟说，且休却，看看日落向西斜；念佛座前领取偈，当来必定座莲花。
此即经讫下座之解座梵。
解座者，乃经讲功就卷文罢席之谓，梁陆云撰「御前般若经序」所谓「自开讲迄于解座，凡讲二十三日」者。
此种解座文，在敦煌所发现的卷子中也在所皆是。
变文中尚有以诗、词、赋、论、书等为标题之通俗文学作品，乃是就内容题名，亦皆属于俗讲话本。
以上略述变文之体制与内容分类。
下面则另起一端来追溯一向被公认为中国白话、章回等小说元祖的「说话」之渊源：
二、「说话」探源
唐宋时期民间艺人以口头语言敷演讲说故事的「说话」，类似现在曲艺中说书或说评书。
说话艺人讲说故事或传授弟子的底本，一般就叫做「话本」，也简称「话」。
「说话」技艺起于何时，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尚无定论。
但若追溯「说话」的起源，则可向上推及于古老时代神话的产生与流传，由于尚无文字，神话故事的传播全凭口耳相传。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民间传讲故事有了更大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着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就多是「闾里小知者」、「刍荛狂夫」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
这些「其言浅薄」「迂诞」「非古语」的小说，透过以滑稽、歌舞、竞技、音乐为职业的俳优，逐渐成为贵族阶级席前的娱乐。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记载曹植「传纷，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教千言」招待邯郸淳。
同书又引吴质别传：
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
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
但这种说故事与后代的说话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内容是复杂的，包括笑话、讽谏、插科打诨，形式上短小而情节单纯，且必须与戏剧性的表演相结合，而其演出场所只限于皇室贵族宅邸及宴会上。
「说话」脱离戏剧性的表演，并具有一定情节的说故事记载，则见于《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隋侯白的《启颜录》：
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
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
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
「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
」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
「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
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
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象斗，乃侧身语云：
『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
』」
显然，这确是一篇稍具讽刺而颇乏含蓄的故事，乃一时杜撰，道出杨素及其子玄感令人多么的厌烦，但侯白毕竟不是个职业讲故事的伎艺人。
职业说话技艺的出现，至迟迄唐代即已正式形成。
如前所引述唐人郭湜的《高力士外传》，已将说话与讲经、转变等并举，足证乃是同类性质之伎艺。
及至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眨误篇载：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
予令任道升字正之。
市人言：
「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
」
由以上所述可知，讲故事到了唐代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百戏中俳优所演内容之一部分，而已成为百戏中一独立科目「「市人小说或说话了，开始独立化、专门化；其内容亦由笑话、即兴、插科打诨发展成以民间故事、现实故事为主要题材，形式亦由短而长，演唱场所则普及一般的斋会与市集。
这些在在说明唐代的「说话」不仅仅止于说故事而已，它已成为一专门化、职业化，为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兴伎艺。
此外，如《唐会要》卷四载：
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
民间小说，当亦「说话」之类。
又孙棨《北里志》序：
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
言话就是说话，当时妓女于歌唱之外兼及说话，反映唐代民间说话的普遍流行。
但唐代民间说话的记载并不多，可能和当时俗讲的特别兴盛有关。
宋太祖得了天不，力行中央集权制度，后经太宗、真宗、仁宗等亦给民休息，减轻苛捐杂税，积极鼓励农业生产以充实国库，长时期的安定，促成工商业的繁荣，大都市亦应运而生。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记载当时的情景：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垂髫之童，但习鼓舞；颁白之老，不识干戈。
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
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花光满路，河限春游。
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由此可观见当时升平气象，在此情况下，民间娱乐，歌舞杂伎皆如雨后春笋般地繁茂起来。
而于唐末五代流入市井的俗讲变文，配合环境的需要，加强那属于现实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性，而逐渐与说话相汇流融合，更加丰富说话的内容，使得说话一枝独秀，成为宋代朝野上下最受欢迎的娱乐。
当时说话的家数，据《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篇谓：
说话者，谓之舌辨。
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迹参之事（按文有误当云：
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
）有谭淡子、翁二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徐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问，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篇亦谓：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点一事。
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有道谜……
说话四家中，包含了演说佛书的「说经」、宾主参禅悟道的「说参请」，其为受佛教俗讲影响之遗绪，当无疑问。
讲史者虽不能肯定其与俗讲的源流渊源关系，但在长期发展相互观摩汲取所长的过程中，所受的影响必然也是相当的。
当时说话之盛况，周密《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云：
演史乔万卷……等二十三人；说经诨经长啸和尚……等十七人……；小说蔡和……等五十二人……；弹唱因缘童道……等十一人……；说诨话蛮张四郎一人……；商谜胡六郎……合笙只秀才一人……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亦谓：
…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
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
……毛详，霍伯丑商谜。
吴八儿合生。
张山人说诨话。
……霍四究说三分。
尹常卖五代史。
……其余不可胜数。
汴梁、临安著名的说话人如此之多，当时说话之兴盛状况亦可想而知。
有名者往往召入宫中作为御用艺人供奉内廷。
宋高宗做了太上皇，常在德寿宫以话本消遣，并召说话人说唱。
《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载：
小说说话人姓名下注德寿宫者二人，注御前者五人。
《梦粱录》卷二十载王六大夫系御前供话，并还有下面这些记载:
淳熙八年正月元日……上侍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
明郎瑛《七修类稿》中说：
小说起于宋仁宗，盖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
宋代崇政殿并设有说书之官，专司其事，袁枚《随园随笔》即明载：
「今之演义小说者，称说书贱人所为，如左宁南门下柳敬亭是也。
不知宋金元皆有崇政殿说书之官，其职有类经筵讲宫，而秩稍卑，程伊川、杨龟山、游酢皆为此官。
」宋室南渡后，「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33、「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故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
而通俗演义乃始盛行。
」34由此可见，两宋的繁荣，工商业的兴盛，为说话等艺术提供了发展基础，而君王贵族的喜爱与提倡，也大有推波助澜之功。
于是说话之风盛于民间，说话之人遂为民间及一般文人所重，如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云：
宋王防御，号委顺子。
万万里挽之曰：
「温饱逍遥八十余，稗官原是汉虞初，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哀江南赋笺成传，从此韦编锁蠹鱼。
」盖防御以说书供奉得官，既老，筑委顺堂以居，士大夫乐与往还。
三、「说话」话本的产生
宋代说话人不但善于讲说，有时临场讲说还必须随机应变，口头创出动人的故事。
《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云，说书者「靠敷演令看官清耳」，他们「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故而「只凭三寸舌」，「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虽嫌夸大，但从《醉翁谈录》开头录小说引子下注「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引子文后注道：
「如有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引子可以「随意据事演说」，故事本身也是「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敷演所成，或为说话人简录摘要，作为自己揣摩复习备忘之用，或做为师徒传习，子孙世代相守说话一行者。
宋代说话盛行，因而也产生相当多的话本。
考诸宋代说话人与话本作者，有的是卖艺人，有的则是不第的举子，南宋临安的说话人如许贡士、张解元、刘进士、戴书生等，或许他们都是读书人，因科场失利或对此伎艺有爱好而加入，也或许因其伎艺精熟，能编撰话本，而获此称号。
宋范公称《过庭录》载北宋时有士子丁石加入教坊的故事，可见文人加入当时「书会」，替说话人编撰剧本或话本，甚至亲身演唱，也是无足为奇的。
话本的产生大致有二种情况：
㈡说书人说话所面对的乃是活生生的群众，所得到的反应也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因此为了要迎合听众的爱憎情绪，则必须在原本单纯、朴素的故事上予以加工35；再加上职业本身的竞争，说话人凭着自己的阅历才智，揣摩听众心理，各运匠心，随时生发，将故事重新组织，穿插些动听之情节，对人物性格予以更细腻的描绘刻画。
同一个故事在口口相传时，各逞其才，历时既久，流传日广，相互截长补短，润色增补，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结构也愈来愈完善，其间或说书人自己笔录，或有文人予以加工描绘写成书面文字以供说话人流通，初步的话本于是生焉!
㈡说话之繁盛，使说话人原来口头娴习的老故事不敷市民要求，部分文人于是组织了「书会」，专替说话人编撰话本，他们多方搜罗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与当世新闻，自出机杼地编造故事，仿照说话的口吻、方法，写成概略，提供给说书人，说话人凭着自己的生花妙舌，添枝加叶再行增补。
如此，不断地有新鲜故事可听，也不断地刺激书场的繁荣。
由此可见，话本本身原是按照说话的艺术形式记录下来的。
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职业上实际的需要，之所以发展繁衍蔚为胜况，最主要的还是靠着说话人在讲话过程中所进行的口头创作，这种纯口语的文学，直接影响了后来元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的创作，但这部分已经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俗讲变文和话本的渊源及影响：
四、变文标题与话本
唐代说话与盛极一时的俗讲并行于世，然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并不多，这可能因为在当时其本身的不够壮实，又系新发韧的口头创作，迭经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而一般士大夫亦贱视通俗文学，少有收集保存或记录。
敦煌文献的出世，为研究唐代民间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就现存敦煌文学底本看，在形式体裁与说唱方式上对话本影响较大。
变文的韵散合组、有讲有唱，讲经文的有押座文、解座文，都与话本很相似，可见其承袭的关联；且语言通俗、解释周详，话本也都继承发展了。
至于内容题材上，对话本有较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变文中非宗教性的部分。
但是，在谈到变文对宋话本的影响前，必须先厘定变文的范畴，由于敦煌文献初问世时，资料的不足而异名纷然，经过相当的时期与不少曲折，学者专家们从敦煌写本的本身获得较多的题记，又从唐宋人记载里得知在变文全盛时期，概以变文概括这类文学作品，变文一词遂得到大家的承认和广泛的使用36。
而实际上它所包括的有经、讲经文、变、变文、缘、缘起、因缘、因由记、押座文、传、传文、词、词文、记、话、书、赋、论等名称。
兹择就其中各类标题与话本有关连的略述如下：
㈠话本
敦煌遗书中《（左“山”右“卢”）山远公话》，使我们首次看到明确标明为「话」的唐代话本面目。
这篇话本叙述东晋名僧慧远的神异事迹，全篇除不多之偈赞外，全为口语散说；以第三人称交待背景，发展情节，刻画人物；用语口吻如「说这……」、「是时也……」、「是何人也?
……」、「争得知……」等，在在明显的表现出说话艺人特有的表述语气。
《韩擒虎话本》首段即云：
「说其中有一僧名号法华和尚」，结尾云：
「画本已终，并无抄略。
」据王庆菽考证谓：
画本可能是说话时挂起图来说话……故当时说「话本」为「画本」，或者是「画」与「话」同音借用。
37无论其究竟如何，既说「并无抄略」当然是文字的「话本」了。
此外，已然残缺不全的「不知名变文」，目前虽对其内容不知究竟，但可以就仅余者看出其包含三内容：
1师师谩语话，2师婆慢语话，3阴阳人□语话，由此可以肯定它亦为一篇「话本」。
其它如《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等，虽带有宗教性质，但皆采取民间短篇小说形式，且其在体例的通俗性以及具有「说话」特色的讲述体，对宋话本当有直接的影响。
㈡词文
词文，亦简称「词」，如《下女夫词》、《苏武李陵执别词》、《季布骂阵词文》等。
从整个通俗文学的发展上来看，词文与后来的词话实为一致。
在《季布骂阵词文》中末句有「莫道词人唱不真」语，其题为「诃文」，说咏者则为「词人」；而明代《大唐秦王词话》第三十六回，则有「诗句歌来前辈事，词文谈出古人情」，其标名「词话」，而自称「词文」，第三十三回亦提及说书人为「词人」。
由此可见词文与词话二者间的关系。
（三）变文
在敦煌发现的众多作品中，以标明「变文」或者「变」的占了大部分。
这些「变文」一般咸公认为俗讲之底本。
而其体制或为一段散文、一段韵文相间而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或全文只唱或说，结尾兼附诗赞或歌曲，如《舜子至孝变文》：
或全部以散文叙述，如《刘家太子变》。
此种体制或散韵相间，或诗文结合，逐段铺叙，说说唱唱，乃是变文最基本之特点。
叙述的散文或白话，或骈俪；白话生硬而骈体圆熟，如《维摩诘经变文》及《降魔变文》中，骈文描绘的热闹华丽，这种形式大大影响后世长篇小说，《水浒》、《金瓶》、《西游》诸书，往往在描述战争风景、宫殿美女之际，总是突如其来的加入一段争奇斗艳的骈文，盖即取法于此。
韵文部分，往往一韵到底，且其中覆述或概括前面散文语意，而非促进故事发展的部分，不但为后来话本（如《钱塘梦》、《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等）所吸收，且发展成为话本中专门做描状用的插词。
变文中也有以故事中人物的对话代替唱词的，如《破魔变》中魔王与其三女的对话38，《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快嘴李翠莲」可能即受其影响。
变文另一特点，就是与图相配合。
在《汉将王陵爱》中有「从此一铺，便是变初，而王昭君故事卷子（伯二五五三）也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中，也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见是有图相配的。
又有《降魔变图》一卷（伯四五二四），全卷皆为图，卷背写着与图相应的变文唱词；又《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斯二六一四）其原标题是《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惜文存而图亡，皆是附图之明证。
这种附图的变文当时有称做画本的，如韩擒虎故事卷末写着「画本既终，并无抄略」；《汉将王陵变》卷末却题「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
这种变图与说白相互为用，指示着变图讲说白39，使得听众更容易领会，并可加深印象，整个情绪投入其中。
这对后来话本中于散文叙述后，插入一些骈语或诗词来描绘景物，是有直接影响的。
而后世小说插图之来源与意义40，当亦可由此得到些许的启示。
其它在题材、内容方面，如张义潮、张淮深变文，在性质上与南宋说话的《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颇为一致；而王陵、伍子胥、王昭君等故事，与宋说话家数的铁骑儿、讲史也似有继承的关系。
㈣讲经文
宋代说话内容丰富，因而分门别类，中有「说经」一门，谓演说佛书，当即为唐代讲经文之苗裔。
「小说」一家也汲取了讲经文中押座文之体例，于正文前先吟诵几首诗词加以解释，或讲段相关的小故事，叫做「入话」或「头回」。
同时也引用解座文之形式，于正文之后，吟诵一首诗，此即「散场诗」。
至于在题材、故事、人物方面，大概只有对说经话本较有关联，其余方面目前尚无可凭资料证明有关者。
五、变文形制对后世小说之影响
俗讲变文经过汉魏六朝以迄隋唐长时期的演变发展，其演唱技巧、形式体制上已臻成熟圆满，一般民众也多习惯这种形式，故而其为说话人所吸收沿用，乃极其自然之事，沿袭既久，遂成定制，塑造了后世通俗、平话、章回小说独有特殊的风格。
兹就变文在形式体制上对后世小说有所影响者分述如下：
（一）押座文与入话
「说话」既是市井职业，说话人在听众尚未到齐之前，常加一段开场白以等待他们，这开场白就是引子，亦即所谓的「入话」，又称「得胜头回」。
大部分的入话是用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或与正文相同，或与正文相反，但皆为主要故事之衬托。
以《错斩崔宁》为例，开篇即说：
「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
且先引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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