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我为什么要辞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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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我为什么要辞职
我为什么要辞职？
如果命运让我逆风飞翔，我就绝不选择随风而去
——写给我和关注我的同仁们--王磊
写在前面的话
自从辞职的事情被媒体公开以后，我收到了上千条的短信、微信，电话接到耳朵发烫。
这些信息和电话主要来自公检法的同仁、体制内具有公职身份的公务员、国企干部、高管等，这些信息和电话有的是向我送来鼓励的，让我大踏步地向前走，好好干，一定能在体制外干出一番事业；有的是向我表达感谢的，比如全国各地的法官，他们说是我让社会公众对法官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让老百姓对法官的工作多了一份理解；还有的，是来征求我关于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见的。
有很多的同仁，都萌生过重新选择自己职业的想法，但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始终无法做出决定，为此反复纠结，于是就给我发短信、打电话，询问我关于辞职的各种问题。
开始的时候我尽量回复，可是电话蜂拥而至，实在难以做到一一回应。
鉴于此，我把自己关于辞职的想法、经历写成文章送给各位同仁，你们关心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都能找到答案，同时也送给我自己，作为法律职业生涯上半场的总结。
这篇文章公开以后，我的精力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律师工作中了，不再接受媒体关于辞职问题的采访，也不再回复各位同仁们关于辞职的有关问题，还请各位海涵。
其实，人生抉择的对与错，并不取决于你对未来利弊大小的精准预判，而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正视自己的心灵。
有的人生，世界呼啸而过，但却与你毫无瓜葛；有的人生，同样是世界呼啸而过，但你却能御风而行。
一、我是怎样来到高院的——有志者，事竟成。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可能没有哪个学习法律的大学生不知道德老先生的这句话，再加上拉德布鲁赫的那句“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让每一个青年法律学子对法院工作的向往、对法官职业的憧憬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作为一个学习法律的在校大学生，我也不可能例外。
法官是我大学时代最向往的职业，更别说高级法院的法官。
执此一念，奋斗四年，大学里的每个日日夜夜，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法律知识。
虽然家在西安，但为了能多点时间学习，大部分的周末都泡在图书馆看书，几周才回一次家，各种奖学金拿了一个遍，历经种种考验与竞争，就为了踏入法院的大门，执掌公正的天平。
幸福有的时候来得就是那么突然。
十几年前的时候，通过考试招录公务员的规模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招录单位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有没有可能进法院当法官，只能碰运气——看法院当年招不招人。
恰恰就是毕业那年，也就是2001年，陕西省有两家法院公开招录应届大学毕业生：
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和我后来的工作单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雁塔区法院是通过雁塔区委统一组织进行的招录，共招收30名应届大学生，然后分到雁塔区的各个机关，其中就包括法院。
参加雁塔区招考的时候，陕西高院还没有开始进行当年的大学生招录工作，因此那个时候就觉得雁塔区的招录是千载难逢的当法官的机会。
当时报名的学生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多。
但考试的过程挺顺利，初试、复试一路下来，记得自己的综合成绩是前5名。
刚接到雁塔区委的录取通知书第二天，雁塔法院就主动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来法院。
那时候我在学校，没有手机，电话是打到家里的，老爸接的电话，知道我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法院，连忙答应。
第二天雁塔检察院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检察院，老爸婉言谢绝。
回到家里，看着老爸满心欢喜，我感到无比骄傲。
但，这还不是最骄傲的。
就在被雁塔法院录取后的两个月，老爸在陕西电视台的新闻上看到高级法院招录大学生的公告，内容是陕西高院要在全国范围内招收15个应届大学毕业生！
这可是多年来都没有的事情！
老爸的电话立即打到学校寝室，接到电话的我表面平静，但内心充满了激动和紧张。
高院啊，那是我心目中遥不可及的殿堂，如今距离她这么近。
无数个寒窗下苦读的日日夜夜，只是为了今天！
能否当上高院的法官，只剩下这一次考试，胜负在此一举。
报名时间三天，地点在新城广场高院机关一楼。
那天，绵绵细雨。
透过公交车的车窗，远远地就看见高院机关一楼门外报名的学生已经排起了长龙，学生们打着雨伞排队报名。
我在车上心里开始打鼓——这么多人，能考上吗？
听说最终的录取，需要很强硬的关系，我一工人子弟，有几分胜算？
已经是雁塔法院的一员了，还要不要冒雨排这么长时间的队？
不过，这些顾虑在脑海里也就停留了半分钟。
对于高院的渴望足以让我藐视任何困难！
排吧，哪怕排到明天我也要排到底！
高院是公正的代名词，没关系的人只要有实力，一样能到高院当法官。
我就不信邪！
笔试是在西安市第三十中进行的，我所在的考场的监考老师之一是后来的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
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他让考生们慢慢答，不要慌，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下，听到这样的话，感觉很是安慰。
三天后，接到复试通知。
心情，除了激动还是激动。
复试是在五星街省高院大法庭进行的，我抽到了一号，第一个接受面试，台上一排评委，坐在中间的是当时的省高院政治部主任、后来的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其它的评委，由于我当时非常紧张，没顾得上观察，只是听说有省高院的几个副院长。
人的一生，激动得不能自已的时刻没有几次，掰着指头就能数得出来。
对于我来说，2001年的5月，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激动时刻之一。
那个月，我接到被省高院录取的通知。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就是“幸福”。
如果再多用几个字形容的话，就是“幸福的没边儿！
”
但，幸福过后还有烦恼——雁塔法院那边怎么办？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考上雁塔区的公务员后，雁塔区人事局让每个被被录取的学生交2000元钱作为押金。
我估计，原因可能就是为了防止类似我这样的人另谋高就吧。
15年前的2000元呀，是爸爸妈妈一个月的收入之和。
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
1、怎样说服雁塔区人事局放人；2、怎样要回这2000元。
只要能解决第一个问题，其实第二个问题不解决也罢。
毕竟高院是我整个学生时代的理想，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高院的法官之路。
幸运的是，最终，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的方式当然不是请客吃饭找关系，因为一没钱二没人，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终还是书生的看家本领——文字。
我写了一封言词真切的辞呈，时至今日，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这么写的：
“希望各位领导居庙堂之高，思学生之忧，理解一个法律学子的执着梦想。
”
当我把辞呈递给人事局长的时候，他感动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们理解你。
”——这是局长当初对我说的话，至今我仍没有忘记。
还没等我提押金的事情时，他主动说：
“到财务上把押金拿走吧。
”
生命中每一个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的人，你都会不自觉地记住，这位局长，就是我怎么也忘不掉的人。
尘埃落定，只等着毕业后去高院就职了。
胜利终于到来，理想即将实现，以王磊的方式。
二、我在高院的成长——苦心人，天不负。
首先是下基层。
按照当年省委组织部、省政府人事厅的文件规定，省直机关新招录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派到基层锻炼2年。
我被省高院政治部安排到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接受锻炼，工作是担任经济庭两位资深法官的助理。
作为一个刚刚踏出校门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虽然经历了4年时间的刻苦学习，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法学素养，但缺乏的是社会阅历、对审判工作的的了解以及司法实践的锻炼。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莲湖区法院锻炼的经历，成为了我人生中的重要过渡期，让我从一个学生转变成一名司法人员，学会了法官的思维模式，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为回到省高院担任法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时间，两位老师带着我办理了60多件经济案件。
在这60多件案件的阅卷、送达、取证、保全、开庭、调解、宣判等无数个诉讼环节中，老师言传身教，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我从一个菜鸟走向成熟。
15年前省会城市的基层法院，案子虽然多，但还没有像现在一样到了压得法官喘不过气的地步。
在我的脑海里，下派莲湖法院锻炼的那段日子是充实而美好的。
以审判为核心，但工作和生活多姿多彩、有滋有味。
参加法院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代表法院参加莲湖区知识竞赛，获得优秀选手；代表法院参加莲湖区机关篮球比赛，进入首发阵容……
工资虽然不到1000元，但也无忧无虑。
因为刚刚毕业，还考虑不到今后的房子、车子、结婚、孩子、养老、疾病等用钱的事情，只知道好好工作，快乐生活。
就这样，一年时间很快过去。
省高院急需用人，原定的2年锻炼时间缩短为1年，我回到了省高院。
高院工作的序幕自此拉起。
在这个高端的法律平台，我开启了法律职业生涯的大门。
此时的我并没有想到，15年后，我会辞去令所有法律学子羡慕的高院法官职务，毅然而然地踏上了律师之路，成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组建法治建设促进协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法律信仰。
我并非天生就有勇气和魄力。
从大学的志向到临毕业前的法院招考，再到历经10多年的高院法官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担任死刑复核法官经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排除万难成为陕西高院第三个博士法官；在极大的工作压力下以微薄的收入支撑母亲与癌症做斗争，几近崩溃；青年丧母之后利用业余时间做项目、帮人写书还债；为了不重蹈经济崩溃的覆辙，为自己寻找出路，一边工作一边密切关注律师行业，以法官的角度总结提高律师执业技能的方式……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一切都在磨练着我。
也正是在这一天天的磨练中，我逐渐变得自信，逐渐变得强大。
强大到足以有勇气第一个吃螃蟹。
当然，当时的我，还只是一个仅有一年法律工作经验的“学生”，目前能做的就是听领导和老师的安排，一步一步学习，脚踏实地前进。
刚开始的工作是当书记员。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做事专一，凡事能够耐下性子一心一意做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有些怀揣法官梦的学生刚来法院时，发现自己从事的工作不过是记笔录、装订卷、办杂事，只是审理案件的一个配角，从属于法官，与学生时期坐在审判台上审理案件的梦想差别很大，心中畏难、抵触甚至是失落。
而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清楚，自己虽然是书记员，但几年后就会走上神圣的法官岗位，书记员工作是为以后做好审判工作提供的最佳锻炼机会。
做不好书记员，无从谈起做好法官。
在书记员的岗位上，可以学习庭审技巧、驾驭庭审的方法、法官的思维方式、疑难案件的处理思路等，只要用心学，就会有丰厚的收获。
虽然我不是法官，但我要求自己把合议庭法官的案子当作自己的案子去记录、去思考。
别小看这种观念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迫使我不断加强学习专业知识，因为专业知识越丰富，才能越好地完成书记员工作。
比如说，高院的合议庭合议案件经常出现观点交锋、激烈争论的现象，只有对业务知识非常熟悉才能理解法官的本意，才能正确做好记录。
参加庭审的很多律师都是“万金油”型，各种案件都代理，对某些法律专业并不熟悉，经常长篇大论，语意重复，这时的庭审记录就需要归纳总结，作必要的删减和增加。
如果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做基础，就不可能抓住重点，不知道律师的哪些陈述会对案件产生重要影响，导致记录不准确或者漏记的情形。
由于有了充分的锻炼和准备，当法官以后，很快适应工作，第二年就成了庭里的业务骨干，承办疑难复杂案件。
我是在高院刑三庭走上法官岗位的，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重大刑事案件的二审和死刑案件的复核。
关于这个工作，要说的实在太多，放在后面再专门谈。
先说一个在当法官期间影响我一生的事——考博。
在常人看来，作为一个省的最高审判机关——省高级法院，应该是博士成群的地方。
但，情况恰恰相反。
我刚来高院的时候，这里没有一个博士。
几年后，从外省法院调来了一位博士法官，进入民三庭工作，后来成为民一庭庭长；刑二庭的一位法官工作期间考取了刑法博士生，师从于国内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后来成为刑二庭庭长。
此后多年，高院再没有出现博士法官。
这与当时陕西省没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有很大关系。
陕西省最专业的法学院校是西北政法大学，但受制于诸多原因，一直没有法学博士点。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1、陕西省自身不出产法学博士；2、陕西省内有志于攻读法学博士的人必须长途奔袭去外省考试、去外省学习。
省内不出产博士，需要博士的机关必然要到省外去吸引，数量自然不会多；在职人员去省外考试、读博，人力、财力成本骤然加大，从笔试、复试、在校读书学习、住学生宿舍、参加读书会、选题、开题、写论文、预答辩、答辩到最终的毕业，一路的艰辛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那我为什么要坚持考博、读博？
因为，法学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法官从事的工作看似偏重于对法律技术的具体应用，但其实经常需要从更高的视角进行理性地判断和总结，否则极容易陷入就案办案、机械办案。
作为一个法官，尤其是高级法院的法官，不能仅仅盯着冰冷的法条和已有的经验而对法学理论不闻不问，因为理论是理性的，而经验是感性的，理性的东西一定比经验的东西更加科学，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死刑复核法官而言，从理性的角度看待问题更为重要。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博士毕业后，我感觉最大的收获不是又多读了多少专著、多学了多少知识，而是经受了规范的学术训练和熏陶之后，对法学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了深刻体会，在审判实践中可以经常以理性的角度而不是经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攻读博士期间最让我欣慰的事情，就是感觉到刑事审判实践和刑事审判理论在自己的心中有了交集，那个交叉的点，能够经常让我在审判实践和审判理论两个角度进行转换，这种收获，让我欣喜不已。
但边工作边复习考博、边工作边读博写论文的过程是极为痛苦的，常人难以忍受，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
记得当时复习的时候，每天下班回到家累得半死，但还要背英语单词。
对于专业课，除了《外国刑法》比较生疏以外，其他的课由于平时经常学习，还比较有信心。
但对于英语，由于工作中用不到，久疏战阵，真的是没有把握。
有天晚上看新东方的一位老师编写的单词书时，他在序言中写道：
如果有个人拿着一把枪指着你的太阳穴逼着你今晚背完这100个单词，你一定能够做到。
好吧，从那以后，我背单词的时候都想象着有个人拿着把枪在逼我。
这招还真的奏效，考英语做完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发现全篇考卷只有二个单词不能确定意思，英语竟然得了82分！
这个分数可不得了。
因为就是这个分数，让我和第二名的总分拉开了距离，我的导师是国内著名刑法学者，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每年只招收一名博士生，如果考第二，就意味着失败。
上博以后，眼界一下开了。
由于已经有了多年的司法实务经验，我是带着问题读博的。
在有了更高的视角和更宽的视野后，对以前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有了顿悟的感觉。
同时，以前只善于写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读博以后，每天接受学术训练，学会了写论文、研究问题。
读博期间，除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我还密切关注司法实务，在《人民法院报》、《刑事审判参考》、《三秦审判》、《陕西法院调查研究》等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理论文章。
2009年，撰写的《陕西地区毒品犯罪调查与分析》获全省政法系统优秀调研文章二等奖。
2010年，撰写的《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调研报告》获全省法院优秀调研文章二等奖。
2011年，撰写的《关于西北地区有组织犯罪的调研》获全省法院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
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四年获得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工作先进个人。
读到这里，一定有人要问，当高院法官、读名校博士，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辞职？
是的，如果仅看这些，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不美好的、甚至是苦不堪言的事情更多，多到足以让人忽略这些美好。
三、我在高院的工作——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煎熬。
先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死刑复核，简称杀人。
这是一个需要高技术含量和高度责任心的“双高”职业。
到底需要多高？
如果用修辞来形容，不容易理解。
我用类比的方法来做个阐释。
如果我问你，这世界上什么东西的价值最高？
你可能会回答：
白金、翡翠、钻石…，你可能也会回答：
时间、健康、心情…。
不错，这些东西确实价值连城，但在一样东西面前，它们会被瞬间秒杀，这样东西就是——“生命”。
生命是一切之根本，没有了生命，再有价值的东西都会失去意义。
生命无价，没有人会否定。
如果我问你，这世界上有一样工作，在客观上无法将出错率降低为零，但在主观上的要求就是绝对不能出错，这样的工作是什么？
你可能回答不出来。
那我告诉你，就是死刑复核。
死刑复核，是决定人的生命的职业，生命的最宝贵性和不可逆转性，决定了掌管生杀大权的死刑复核法官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
有人说，厘清复杂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关系，是需要高水平的法官才能完成的工作。
但在我看来，这与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比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再难的法律关系，也有厘清的一天。
但在全球范围内，尚没有哪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能够完全避免死刑错案。
要想完全避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死刑废除，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原因。
在刑事法学界、司法实务界，至今仍没有一个人能够用精准的语言解释清楚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以供法官审判时作为依据。
死刑复核这个工作，只有靠从事这个职业的法官多年的法律知识学习、办案经验的积累去把握、去尽可能地还原客观真实…
一件决定人生死、要求绝不能出错、且无数专家学者难以解释清楚操作规范、只能靠职业群体用知识和经验去尽量公正决断的职业，需要多高的技术含量和责任心？
我只能用一句话回答：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一样工作再累、再忙，不过是身体考验罢了。
而死刑复核法官的工作，考验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
先说说工作量。
“5+2”、“白加黑”、“超负荷”，请展开你丰富的想象力，用你能想到的所有形容大工作量的词语来形容死刑复核法官的工作，都不会言过其实。
有人会问：
“凭什么相信你？
”那就让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
我所在的高院刑庭，骨干法官每年人均办案30件，按照每件案件平均10本卷、每本卷平均100页计算，每年每个法官要阅读的案卷就是30案×10本×100页=30000页。
按照一年250天工作日计算，每天每个法官的阅读量是30000页÷250天=120页/天。
有人会说，每天读120页案卷，能看出比较累，但似乎还没有达到你说的超负荷的程度。
是的，如果仅看页数，是无法真实描述死刑复核法官的辛苦的。
但是，看卷可不是看小说！
一个死刑案件的卷宗，法官阅读的不是1遍，而是N遍。
为什么要看N遍？
因为，如果你不进行反复地阅读、比对，就无法发现隐藏在卷中的那些错误和疑点，所有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将来都可能成为错案的隐患。
比如说，经过仔细阅卷，你会发现，提取物证的时间竟然在送检验鉴定的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提取笔录上记载的现场遗留的衣服是蓝色衬衫，但现场照片显示地明明是一件黑色短袖T恤；你会发现，按照卷中的笔录记载，同一名干警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对不同的当事人进行讯问的矛盾；你会发现，公安机关抓获毒贩时，用以称量现场毒品的电子秤竟然是毒贩的电子秤！
凡此种种，如果要详细总结，可以写出一本专业的死刑案件办案札记出来。
但这仅仅只是死刑复核法官工作的一小部分，除了阅卷，还有提审，开庭，合议，写阅卷笔录，补充调查，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协调，写审理报告，与被害人、被告人亲属谈话，接待律师，调解，写判决书，宣判，送达等等一系列办案的环节。
当然，法官还少不了开会、政治学习、写心得体会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
这样算下来，不加班，可以吗？
再谈谈心灵考验。
目前判处死刑的案件，除了毒品犯罪，大多都是有被害人的犯罪。
这就造成两难：
杀，你承受的是被告人亲属无尽的眼泪；不杀，你面临的是被害人亲属的歇斯底里。
试举几个我办理的案件。
结婚，对于很多山区的山民而言，是一种奢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这些山区，很多男性是终身打光棍的，原因就是，穷。
我承办的一起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就是一个穷困山区的山民。
但他幸运的是，结了婚、娶了老婆。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正是这桩婚姻，葬送了小伙子的身家性命。
婚后，妻子外出打工，染了些不良风气，逐渐看不上自己生活的山区和在山区务农的老公。
小伙子百般劝说，妻子却渐行渐远。
终于有一天，妻子提出离婚。
这对小伙子来讲相当于天塌了！
多少山民没有媳妇，自己父母用尽一生积蓄娶进门的妻子竟然要离开这个家，这是怎样也无法忍受的。
在苦苦求情却仍然无果的一天早晨，小伙子万念俱灰，随手拿起床边的剪刀刺进妻子的喉咙致妻子当场死亡。
之后仍不解恨，又持榔头砸死了岳母。
如果仅从杀人手段和造成的后果来看，这件案件是残忍、严重的。
但在调查走访中，几乎全村的村民都说小伙子从小就是个憨厚的好孩子，没有任何劣迹，还很乐于助人。
如果仅仅是此，还不足以让人产生怜悯。
但在案件审理期间，一些村民的举动就不得不让人引起深思了。
一些村民、村干部竟然给小伙子做假证，证明其有自首情节。
能够冒着坐牢的危险做假证以求保住别人的生命，对此，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如果撇开案件本身，小伙子平日应该是个好小伙、憨小伙。
但，依据死刑政策，杀死两人，实难保命。
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时，小伙子的家人哭成一片，法警将小伙带上囚车时，他的妹妹一边哭一边追着囚车奔跑，直到摔倒在地…
这些场景，至今都难以从脑海中删除。
那么，不判死刑呢？
记得我刚当法官的时候，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起杀人案。
一个学生沉迷于赌博游戏机，打游戏欠下许多债务。
学生一气之下，将开游戏厅的60多岁的老板打死。
合议庭宣布休庭还没离开法台时，被害老头的儿子突然从旁听席上站起身，带领着一帮青年在法台前扑通跪倒说：
“审判长，我给您磕三个响头，希望您主持公正，判处被告人死刑。
”
如果话仅至此，到没有让人觉得心有余悸。
但接下来的话就厉害了：
“如果你不判处被告人死刑，我就杀了你！
”
如果换做是你听了这话，心情如何？
有起杀人焚尸案件，凶手将被害人的尸体和随身物品烧地只剩下几块骨头，能够证明被告作案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远远达不到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案件审理期间的一天，被害人家属带领亲戚邻里几十人在法院门外示威，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最后竟然不顾法警阻拦，冲击法院大门打伤法警，以示拿不到死刑判决绝不罢休的决心！
当我接到法警电话下楼来到立案大厅接待这些家属的时候，哭声、闹声、喊声，整耳欲聋；在地上打滚的、对我手舞足蹈的，同时上阵。
从感情上，我深深理解失去亲人后的痛苦和愤怒，但从法律上，被告人就是不能被判处死刑。
说起来是手握生杀大权，实际上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煎熬。
四、我在高院的困境——仓禀与礼节、衣食与荣辱的矛盾。
所谓公平，就是公正、对等的意思。
按照公平原则，一个人的职业收入应当与他从事的职业所包含的价值相等、相近。
如果一个职业的收入远低于这个职业所包含的价值，其后果有二：
一是这个职业群体会感到没有被尊重；二是这个职业群体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失去尊重。
死刑复核法官，每天的工作是决定人的生命是否终结，理应匹配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甚至是体面的收入。
否则，凭什么说我们对生命做到了应有的尊重？
2015年5月，工资1529元，津贴2880元，共计4409元。
这是我辞职前在高院工作的月收入。
关于是否应该给公务员涨工资的问题，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争辩。
但我认为，公务员的工资到底够不够花，其实不是一个理论思辨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
我大学毕业刚进法院工作的时候，月收入900多元，15年后涨到现在的4000多元。
刚工作那会，上下班骑自行车，早晚两餐在家吃，平时在家住，衣食住行方面没有太多要用钱的地方。
需要用钱的就是每天的午餐（当时省高院还没有食堂）、电话费等等。
因此，感觉不到经济压力。
那时候的工作热情高涨，干起活来特别起劲。
忘我工作，快乐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是最美好的。
第一次感觉到经济压力是买房子，首付要交20万，然后按月还款。
在我们的国情中，买房子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
在相亲说媒中，好像没有人不提有没有房子的事。
房子，是老百姓的必须。
但是依我当时的收入，从工作开始不吃不喝不消费也攒不了20万。
办法只有一个，继续靠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二老把毕生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了我15万，姐姐资助了5万，就这样，支付了房子首付。
但，很快，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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