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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4篇感人至深

母亲系列4篇

1、我的母亲

有人说此文可上语文教科书(网文)

父亲去世10年后,在我的“软硬兼施”下,母亲终于同意来郑州跟着我——她最小的女儿一起生活。

这一年,母亲70岁,我40岁。

70岁的母亲瘦瘦的,原本只有一米五的身高,被岁月又缩减了几厘米,看起来更加瘦小,面容却仍然光洁,不见太多沧桑的痕迹,头发亦未全白,些许黑发倔强地生长着。

      我们借了一辆车回去接她,她早把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收拾妥当,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

那些行李中有两袋面,是她用家里的麦子专门为我们磨的,这种面有麦香。

但那天,那两袋面我决定不带了,因为车的后备箱太小,我们要带的东西太多。

母亲却坚持把面带着,一定要带,她说。

        

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忽然愣了一下,看着她,便想明白了什么,示意先生把面搬到里屋,我伸手在外面试探着去摸。

果然,在底部,软软的面里有一小团硬硬的东西。

如果我没猜错,里面是母亲要给我们的钱。

      把钱放在粮食里,是母亲很多年的秘密。

十几年前,我刚刚结婚,在郑州租了很小的房子住,正是生活最拮据的时候。

那时,我最想要的不是房子,不是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只是一个像样的衣柜。

就是那年冬天,母亲托人捎来半袋小米。

后来先生将小米倒入米桶时,发现里面藏着500块钱,还有一张小字条,是父亲的笔迹:

给梅买个衣柜。

出嫁时,母亲给我的嫁妆中已有买衣柜的钱。

后来她知道我将这笔钱挪做他用,便又补了过来。

那天晚上,我拿着10元一张厚厚的一沓钱,哭了。

那些年,母亲就是一次次把她节省下来的钱放在粮食里,让人带给我,带给大姐二姐,在我们都出嫁多年后,仍贴补着我们的生活。

但那些钱,她是如何从那几亩田里攒出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

这一次,即使她随我们同行,也还是将钱放到了面袋里,在她看来,那是最安全的。

面被带回来后,我把钱取出来交还母亲,母亲说,这是我给童童买车用的。

童童是她的外孙,这段时间他一直想要辆赛车,因为贵,我没有给他买,上次回老家,他许是说给母亲听了,母亲便记下这件事。

2000块,是她几亩地里一年的收成吧,我们都不舍得,但她舍得。

记忆中,母亲一直是个舍得的人,对我们,对亲戚,对左邻右舍,爱舍得付出, 东西舍得给,钱舍得借,力气也舍得花。

有时不知道她一个瘦小的农村妇人,为什么会这样舍得。

母亲住下来,每天清晨,她早早起来做饭,小米粥、小包子、鸡蛋饼……变着花样儿。

中午下班我们再也不用急赶着去买菜,所有家务母亲全部包揽。

阳台上还新添了两盆绿莹莹的蒜苗,有了母亲的家,多了种说不出的安逸。

      母亲带来的两袋面,一袋倒入桶里,另外一袋被先生放到了阳台上。

过了几天,我却发现阳台地板上的那袋面被移到了高处的平台上晾晒。

先生是个粗心的人,应该不会是他放的,我疑惑地问母亲,她说,啊,我放上去的,晒晒,别坏了。

我一听就跟她急了,那平台, 一米多高 ,那袋面,六七十斤,身高不足 一米五,体重不足90斤的母亲,竟然自己把它搬了上去。

我冲她大喊,你怎么弄上去的?

那么沉,闪着腰怎么办?

砸着你怎么办?

出点儿什么事怎么办……一连串地凶她。

她却只是笑,围着围裙站在那里,等我发完脾气,小声说,这不没事吗?

有事就晚了!

我还是后怕,但更多的是心疼。

直到母亲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干任何重活,我才慢慢消了气。

        

母亲来后不久,有天对先生说,星期天你喊你那些同学回家来吃饭吧,我都来了大半个月了,没见他们来过呢。

先生是在郑州读的大学,本市同学的确很多,关系也都不错,起初还会在各家之间串门,但现在,大家都已习惯了在饭店里聚会。

城市生活就是这样繁华而淡漠,不是非常亲近的,一般不会在家里待客了。

我便替先生解释,妈,他们经常在外面聚呢。

母亲摇头,外面哪儿有家里好,外面饭菜贵不说,也不卫生。

再说了,哪儿能不来家呢?

来家才显得亲。

然后,母亲态度坚决地让先生在周末把同学们带回家来聚一聚。

我们拗不过她,答应了。

先生分别给同学中几个关系最亲近的老乡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来我们家。

周末一整天,母亲都在厨房忙碌。

下午,先生的同学陆续过来了,象征性地提了些礼品。

我将母亲做好的饭菜一一端出,那几个事业有成、几乎天天在饭店应酬的男人,立刻被几盘小菜和几样面食小点吸引过去。

其中一个忍不住伸手捏起一个菜饺,喃喃说,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做的菜饺,很多年没吃过了。

母亲便把整盘菜饺端到他面前,说,喜欢就多吃,以后常来家里吃,我给你们做。

那个男人点着头,眼圈忽然就红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他也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乡了。

那天晚上,大家酒喝得少,饭却吃得足,话也说得多。

那话的内容,也不是平日在饭店里说的生意场或单位里、社会上的事。

很少提及的家事,被慢慢聊起来,说到家乡,说到父母……竟是久违的亲近。

那以后,家里空前热闹起来。

母亲说,这样才好,人活在世上,总要相互亲近的。

母亲来后的第三个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有人敲门,是住在对面的女人,端着一盆洗干净的大樱桃。

女人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送给大娘尝尝。

我诧异不已,当初搬过来时,因为装修走线的问题,我们和她家闹了点儿矛盾。

原本就不熟络,这样一来,关系更冷了下来,住了3年多,没有任何往来。

连门前的楼道,都是各扫各的那一小块儿地方。

她冷不丁送来刚刚上市的新鲜樱桃,我因摸不着头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

她的脸就那样红着,有点儿语无伦次,大娘做的点心,孩子可爱吃呢……我才恍然明白过来,是母亲。

母亲并不知道我们有点儿过节儿,其实即使知道了,她还是会那么做,在母亲看来,"远亲不如近邻"是句最有道理的话。

所以她先敲了人家的门,给人家送小点心,送自己包的粽子,还送自己种的新鲜小蒜苗……诚恳地帮我们打开了邻居家的门。

后来,我和那女人成了朋友,她的孩子也经常来我们家,奶奶长奶奶短地跟在母亲身后,亲好得犹如一家人。

邻居们,不仅仅是对门,前后左右,同一个社区住着的许多人,母亲都照应着。

她常在社区的花园和先生同事的父母聊天,帮他们照顾孙子。

不仅如此,还有物质上的往来,母亲常常会自制一些风味小点,热情地送给街坊四邻,这也是母亲在农村生活时养成的习惯。

小点心虽然并不贵重,却因有着外面买不到的醇香味道,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有一次,得知先生一个同事的孩子患了白血病,母亲要我们送些钱过去。

因为是来往并不亲密的同事,我们只想象征性地表示一下,母亲却坚决不答应,说,人这辈子,谁都可能会碰到难事,你舍得帮人家,等你有事了,人家才会舍得帮你。

孩子生病对人家是天大的难事,咱们碰上了,能帮的就得帮。

我们听了母亲的。

在母亲过来半年后,先生竟然意外升职,在单位的推荐选举上,他的票数明显占了优势。

先生回来笑着说,这次是妈的功劳呢,我这票是妈给拉来的。

我们才发现,最近我们的人际关系竟然空前好起来,那种好,明显地少了客套多了真诚。

一个字都不识的母亲,只是因为舍得,竟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赢得了那么多,是我们曾经一直想要赢来却一直得不到的。

再想她说过的话,你舍得对人家好,人家才会舍得对你好。

于她,这是一个农村妇人最朴实本真的话;于我们,无疑是一个太过深刻的道理。

温煦的日子里,我很想带母亲到处走走。

可母亲因为天生晕车,坐次车如生场大病,于是常拒绝出门。

那个周末,我决定带她去动物园。

母亲说,没有见过大象呢。

动物园离家不远,几站路的样子。

母亲说,走着去吧。

我不同意,几站路,对一个70岁的老人,还是太远了。

可她又坚决不坐车,我灵机一动,妈,我骑车带你去。

母亲笑着同意了。

我推出车子,小心地将她抱到前面的横梁上,一只胳膊刚好揽住她。

抱的时候,心里一疼,她竟然那么轻,蜷在我身前,像个孩子。

途中要经过两个路口,其中一个正好在闹市区。

小心地骑到路口,是红灯,我轻轻下车,还未站稳,却有警察从人流中穿过来,走到我面前说,不许带人你不知道吗?

还在前面带。

说完,低头便开罚单。

母亲愣了一下,攥着我的胳膊要下来,我赶忙扶稳她,跟那个年轻的警察说了声对不起,解释说,我母亲晕车,年纪大了,不能坐车,我想带她去动物园看看……

警察也愣了一下,这才看清我带的是一位老人,还不等他说什么,母亲责备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城里骑车不让带人呢?

然后坚持要下来。

我正不知所措,那个警察伸手一把搀住了母亲,大娘,对不起,是我没有看清楚,城里只是不让骑车带孩子,您坐好。

然后他忽然抬起手,向我认认真真地敬了个礼。

接着,他转身让前面的人给我腾出一个空间,打着手势,阻止了四面车辆的前行,招手示意我通过。

我带着母亲,缓缓地穿过那个宽阔的路口,四面的车辆静止行人停步,只有我带着母亲在众人的目光里骄傲前行。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

因为母亲,因为舍得给予她一次小小的爱,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警察,便舍得为我破例,舍得给我这样高的尊敬。

这礼遇,是母亲送给我的。

母亲是在跟着我第三年时查出肺癌的。

结果出来以后,有个做医生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为老太太好,不要做手术了,听天命尽人事吧。

这是一个医生不该对患者家属说的话,却是真心话。

和先生商议过后,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把母亲带回了家。

又决定不向母亲隐瞒,于是对她讲了实情。

母亲很平静地听我们说完,点头,说,这就对了。

然后,母亲提出要回老家。

母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我陪在她身边。

药物只是用来止疼,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

她的身体飞快地憔悴下去,已经不能站立,天好的时候,我会抱她出来,小心地放在躺椅上,陪着她晒晒太阳。

她渐渐吃不下饭去,喝口水都会吐出来,却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痛苦的神情,那些许黑发依旧倔强地蓬勃着,面容消瘦却光洁,只要醒着,脸上便漾着微微的笑容。

那天,母亲对我说,你爸他想我了。

妈,可是我舍不得。

我握着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想握牢,又不敢用力,只能轻轻地。

梅,这次,你得舍得。

她笑起来,轻轻将手抽回,拍着我的手。

但是这一次,母亲,我舍不得。

我说不出来,心就那么疼啊疼得碎掉了。

母亲走的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头排到村尾,除了亲戚,还有我和先生的同学、朋友、同事,我们社区前后左右的邻居们……很多很多人,里面不仅有大人,还有孩子,是农村罕见的大场面。

队伍缓缓穿行,出了村,依稀听见围观的路人中有人议论,是个当官的吧?

或者是孩子在外面当大官的……母亲这一生,育有一子三女,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不官不商。

母亲本人,更是平凡如草芥,未见过大的世面,亦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她只是有一颗舍得爱人的心。

而她人生最后的盛大场面,便是用她一生的舍得之心,无意间为自己赢得的。

读完此文,被深深的感动,希望也能感动到你。

目前中国太稀缺这样的文章了,建设新时代社会,这篇文章功莫大焉……

 

2、我的母亲

胡适

[导读]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原名胡洪骍、嗣穈,字希强,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学名洪骍,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今安徽绩溪上庄村)人。

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

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

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

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

后去台湾。

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他的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我的母亲-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

“穈先生也掷铜钱吗?

”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

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

她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

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

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

“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

“娘(凉)什么!

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

她说:

“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

好用来说嘴!

”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睛,不知道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眼病。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

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旁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二、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闯荡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3、母 亲莫言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

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

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

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

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

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

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

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

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

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

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

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

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

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

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

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

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

她追问我为什么哭。

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

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

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

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

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

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

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

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

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

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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