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的产业链现代化路径及政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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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的产业链现代化路径及政策研究

创新驱动的产业链现代化路径及政策研究

导读：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创新是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根本驱动力。

本文在简要澄清产业链现代化相关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及产业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以供现实工作参考。

国家竞争力取决于经济竞争力，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产业发展，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掌控产业关键技术。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需要科技创新力量驱动。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合名词，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及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或商业化。

没有科学研究，难以站到世界的前沿；没有科学支撑的技术发明，难以掌控核心技术；没有技术创新，就无法支撑产业发展实现经济价值。

产业链现代化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等多主体共同作用的一项系统工程，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攻坚战。

一、正确认识产业链现代化的深刻内涵

产业链是一个国内常用的名词，原意是产业前后向关联关系，相关的还有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产品链等概念，可以说，产业链是这些概念的总称，也可以说是这些概念另外一种说法。

供应链是站在需求角度看产业链，价值链是站在价值增值角度看产业链，创新链是站在技术创新角度看产业链，产品链是站在产品内分工角度看产业链。

产业链是从创意、研发、设计、原料、材料、零件、部件、成品、品牌、销售网络、服务等多层次、多环节、跨行业、多主体展开的链条或者链条网络。

例如一架飞机就涉及到金属、塑料、橡胶、玻璃、复合等众多材料，涉及到数百万个零部件，涉及到近百个制造领域和服务领域；一部苹果手机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华为就有3600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为其服务。

因此，产业链条极其长且复杂。

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该目录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工业门类的国家，这说明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不能够反映产业的发展水平，也不能够说明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产品都能够制造或者掌控了重要环节的关键技术，更不能够说明中国具有产品的原创性。

据报道，中国每年进口的零部件占到了全球的60%，而且，多数都是国内不能制造、或者制造成本高、或者制造质量差于国外同类生产厂家。

这既体现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也反映出中国产业链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提出产业链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产业链现代化是指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掌控在中国企业手中并能持续不断地创新演化，保持产业的持续进步并能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过程。

产业链现代化包括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基础是指各产业的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基础技术等“四基”，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经济社会智能化大发展时代，基础软件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共称“五基”。

基础材料决定了制造业的“体质”，基础零部件决定了制造业的“骨骼”，制造工艺决定了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基础技术（这种表述有些问题）决定了制造业发展水平，基础软件决定了制造业的“神经网络”。

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产业链现代化内在含义，是“五基”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高级化，包括材料技术的可控性、工艺技术的精湛性、零部件质量的可靠性、知识产权的自主性和网络软件的安全性等持续改进和技术的自主可控过程。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及产业链存在的主要问题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1]。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参与全球分工中，在组装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也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断提高，尤其是PCT专利数量逐年提高，但是，来样加工、来料加工、贴牌加工、获取专利授权制造、购买关键零部件、委托设计的领域还比较多，统计上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所有工业类别的产品我们都有分布或制造能力，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还有众多行业或产业领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制造多创造少等问题还比较明显。

究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国际分工形成的路径依赖，高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

在国际分工中，由于后发国家的成本优势，致使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做一些加工制造或者组装之类的产业链环节，如果没有自主创新，很容易出现路径依赖，形成发达国掌控核心技术和高端零部件或者设计研发等高附加价值环节，发展中国家做OEM而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使得难以摆脱既有路径实现路径创造。

从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虽然也有不少行业有路径创造，迈向了价值量高端，但是，大多数行业还是依靠进口国的的高端和关键零部件，这种路径依赖和价值链低端锁定，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其二，结构性过剩导致利润下降，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受到限制。

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GDP竞赛，各地招商引资强大利益诱惑，致使很多企业盲目投资上项目、上规模，扩大产能，造成众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

2018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大约已经占全球总额的30%，中国能生产全球90%的个人电脑，80%的空调和节能灯，70%的太阳能存储电池和手机，诸如此类，约有220多类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i]。

产量大到只要中国人参与生产的产品，全球供求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致使价格低廉，利润微薄。

在利润不高甚至微利的情况下，就必然缺乏研发资金投入，技术含量难以提升，产品质量难以超越，从而进一步出现靠规模、靠低价格竞争，形成恶性循环。

其三，缺乏品牌依靠低价格竞争，伤害了行业利益和国际形象。

品牌是质量、渠道、服务和推广的综合性体现，其中，质量是核心。

质量依靠材料技术、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作支撑，所以，“五基”上不去，质量就难以提高。

德国统一后，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德国技术远不如英国，被英国强行限制性打上“德国制造”标签，也没有品牌。

然而，后来的德国强化技术创新和质量优化并持续到今天，“德国制造”已经是全球“高质量制造”的代表。

质量需要技术创新作为支撑，需要对产品的持续改进。

中国制造业缺乏品牌，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工艺持续改进，在全面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品牌。

中国制造业尚未形成广泛的品牌效应（虽然也有优秀企业），大多数企业还是在依靠低价格竞争，致使行业利益受损，也在国际上形成“廉价货、低质量”的不良印象，急需要补短板。

其四，经济虚拟化挫伤实体经济，要素资源流向金融与房产业。

中国金融业前些年的发展出现了扭曲现象，银行资金空转，嵌套层级较多、加杠杆较明显，特别是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流入房地产业较多，流入制造业较少，即便流向制造业也是高息，导致制造业增加值被银行业剥夺。

资金流入房地产逐渐形成对钢筋混凝土的强大需求，大量的资金变成钢筋混凝土（房产）堆在城市周围，将老百姓的过去存款和未来存款（按揭）转化为大量的空置住房，吸走了制造业的资金来源，严重影响制造业发展。

国民经济虚拟化、房产化成为严重挫伤制造业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是压制老百姓合理消费的重大难题。

“房住不炒”和金融防风险攻坚战后，情况有较大好转，但是，短期内还是很难改变前些年对制造业的巨大伤害，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全面升级的重要原因。

其五，政策多且变化快酿成浮躁，企业应付政策忽视工匠精神。

多少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大量的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企业高度重视抓住政策带来的机遇，试图享受多种政策叠加带来的“红利”，忙于申报各种政策性资金补助，拿方案、整材料、跑关系、找门道、参与答辩，等拿到项目资金后，已经精疲力竭。

由于后期缺乏监督和审核验收，各种政策性资金拿到手，企业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如新能源汽车行业。

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真正促进技术研发，反而变成了企业额外收入。

过于多的政策性资金资助，过于变化快的政策，往往很容易酿成企业浮躁心理，没有真正按照企业经营规律和政策目标去落实，疲于应付政策及其变化，反而影响了企业家扎扎实实做企业、精益求精做产品、踏踏实实做市场的工匠精神，不利于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切实扎下根来做研发、做产品，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三、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路径选择

产业链是一个极其复杂链网关系，抽象出一个基本的形象化框架（如图1），以产业链为主线，研发链为产业每一环节的侧链，各个环节技术成果产业化（或商业化）为创新链，上下游企业相互合作的链合创新和竞争之间的竞合创新[2]，围绕各个环节的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和政策链等，还有嵌入在产学研合作研发中的科技服务体系，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系统。

图1.以产业链为主线的多链融合创新示意图

（一）以产业链为主线识别受到制约的关键技术。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全面了解和掌握主要行业的缺失重要关键技术及其真实难点，而不是依靠所谓的专家来提出行业关键技术问题，科技部门（如科技部或国家科协）和工信部要设立调查基金，或者进行重要行业关键技术缺失普查，真正找到重大产业技术问题，包括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难题。

识别出各行业各领域的技术差距和关键技术所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在产业链的哪一环节出现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围绕真问题，提出相关命题。

产业链中究竟是原料问题、还是材料问题；是零部件问题、还是成品集成问题；是科学难题，还是技术难题；是市场问题，还是技术问题等，首先必须弄清楚。

另外，从“五基”来看，其中基础技术表述不明确，所有其他“四基”都需要基础技术，中国制造业存在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础设备”严重短缺，很多依赖于进口，因此，将“五基”中的“基础技术”改为“基础设备”，更加贴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二）以重大产业技术问题为重点组织集中攻关。

面向重大产业技术问题，继续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重大产业各层次人才构建研发或创新团队（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组成），集中力量进行攻关，为提升中国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做出战略性安排，重大产业技术研发要面向现实产业问题开展相应技术攻关。

中国有传统成功经验（如两弹一星、中国高铁）可以利用，也积累了不少攻关方法，可以采取本国既有的成功方法，在一些重大领域，切实解决一些重大技术难题，为从关键重大产业领域（领域不可过多，绝大多少还是依靠市场力量）有所突破，尽快克服一些“卡脑子（科学问题）”或“卡脖子（技术问题）”的科学技术难题和市场难以发挥好作用的难题。

当前形势有可能出现“科技冷战”，要做准备，未雨绸缪。

这也是为中国崛起和未来发展需要超前做出的战略性部署。

（三）中国企业要瞄准“断链”及时进行“补链”。

增强产业链韧性，就是要针对研发、设计、采购、材料、加工和组装、物流、销售、品牌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力争能够自主可控或者具有风险防范能力，面对突发事件或者有可能产生的“科技冷战”时具有可替代手段。

对于企业家来说，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供给不足的环节，也是技术薄弱环节，更是潜藏利润最好的地方，要克服依靠规模取胜、依靠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性，特别是对于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要有行业技术突破的担当精神，在融资上更具有优势，要依靠资本市场力量融资进行技术研发攻关，还可以在行业内外、国内外通过并购，导入新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尽快实现技术跨越。

企业的投资行为不能够继续徘徊在规模扩张上，而要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以“补链”和技术创新为突破点，以增强中国产业链的韧性。

（四）人才衡量要看解决问题能力而不是发文章。

当今中国人才评价基本上被纳入到一条路径，即已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为指标。

虽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文件，提出“四不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但是，至今为止，尚没有拿出相应的具体评审标准，仍然在各类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机构评价中仍然是延续老的办法。

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以学术论文为评价标准无可厚非，但是工科、医科、农科等应用性学科还是尽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为基准。

各种评价中如何做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依据，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评价问题，亟待进行深入研究，并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

自然基金重点还是以“自由探索”为主，除少数学科以重大、重点或学科群为主，大多数还是要遵循科学研究的特点进行自由探索。

自然科学成果不能够指望短期内就有成效，这是一个科学认知逐渐积累的过程，自由探索会为未来奠定扎实的基础和拓宽认知的领域。

（五）政策要聚焦在关键技术环节真正解决问题。

在找准了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关键技术或产业链关键环节后，要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甚至是匹配性的制定政策给予引导和支持，而不是泛泛地拿出一套放到各行各业皆可行的政策。

政策不可多变、不可重复，地方政府无需在中央政府政策上叠加，可结合本地产业链环节的特殊性寻找新的突破口，加以政策引导，从而保证广泛性推进产业链水平提升，而不是政策重复造成企业想方设法拿到政策叠加所带来的“红利”。

中央政府政策也不可政出多门，尽可能分工协作，在政策上各有侧重，确保以产业链为主线，围绕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产学研结合，从科学、技术、产业化创新的“研发链”上去攻克产业链薄弱环节技术问题。

四、创新驱动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建议

产业技术政策包括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政策，前者主要是从对技术需求而构建的政策，后者是针对技术供给而构建的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

”[3]针对中国特殊国情，政策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政策仍然要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要做好产业技术规划引导。

科学研究难以政府引导，但是技术研发创新进行必要的引导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面向中美贸易摩擦和可能出现的“科技冷战”背景，特别是中国发展驱动要素转变，利用规划和基金的形式做出规划引导还是有必要的，现实中也是可行的，特别是要面向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迫切需要进行规划引导，使得技术研发指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指向产业以现需要。

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对于产业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和促进意义。

其二，要做好产业技术组织政策。

产业技术创新治理（InnovationGovernance）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组织产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有规律可行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产业化是一个连续的链，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决定了技术创新是否能够真正能够得到实现。

科学研究的规律发现、技术研发的新技术发明，如何作用于产业或实现产业化，需要有组织保障或机制安排。

如科学院、工程院、基础研究院、应用基础研究院、应用技术研究院、检验检测研究所、中试基地、孵化器、加速器和企业研发机构等属于技术组织形式，加速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各种组织制度与组织形式的安排，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

其三，要做好产业技术布局政策。

产业技术布局是多层面的含义，不单纯是区域的布局，还包括在产业领域的布局。

实践中，区域布局做得比较多，如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自主创新实验区或示范区等等；而产业领域布局做得比较少，除了在军事工业中有较为明确的布局以外，其他领域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是否需要考虑在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全或者国家产业安全领域做一些布局，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根据本人多年的研究，建议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要有总体布局意识，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关“命门”性的产业技术做必要的布局安排，以期解决国家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等重大技术问题。

其四，要做好产业技术激励政策。

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企业的创新动力两大主要来源，其一是企业家精神，其二是对利润的追求。

政府可以制定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刺激和相关规制，以激励技术创新，或者约束企业依靠非技术进步的竞争行为，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技术进步激励机制，激发出微观主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如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技术引进与扩散、民间科研机构等进行补贴、劝诱和鼓励，对公共研发成果商业化应用的产权确认与分配，对技术进步迟缓者或缺乏技术进步的企业实施强行淘汰或者经济惩罚。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刺激创新，让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受到严格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利益，是全球通行的激励措施。

企业家精神需要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激励作用。

其五，要做好产业技术贸易政策。

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实质上是技术竞争，国际间的技术进出口、技术合作、联合研究开发等等涉及到技术产品贸易和技术服务贸易。

现实中存在大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和以技术为名的贸易壁垒），通过技术法规、协议、标准和认证体系（合格评定程序）等形式阻碍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要素流动，涉及科学技术、卫生、检疫、安全、环保、产品质量和认证等众多技术性指标。

随着我国技术进步加快，在对产业技术贸易方面要形成一整套的政策法规，既要保障国际间贸易发展，也要防范在贸易商受到发达国的牵制和打压，因此，制定好产业技术贸易政策对于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