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学》三纲昭示的儒家修学境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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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三纲昭示的儒家修学境界
法政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
浅谈《大学》三纲昭示的儒家修学境界
班级:
09级思想政治教育汉班
学号:
20091103668
姓名:
乔金金
指导老师:
张振芳
日期:
2013年05月08日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一、《大学》三纲及其三重修学境界1
二、人生修学之第一境界:
明明德2
(一)“明明德”之涵义2
(二)诚意慎独3
(三)“明明德”之修为功夫4
三、人生修学之第二境界:
亲民5
(一)“亲民”之涵义5
(二)外用之行6
(三)君子之道6
四、人生修学之最高境界:
止于至善8
(一)“止”8
(二)“至善”9
五、《大学》之德化10
致谢11
参考文献11
英文摘要12
英文关键词12
浅谈《大学》三纲昭示的儒家修学境界
法政学院2009级思想政治教育汉班乔金金
指导老师张振芳
摘 要:
《大学》一书,言简意赅,指近寓远。
其所讲为学之道,融修养的道德境界及人生境界为一体.由内而外,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重境界,层层拔高。
本文试从《大学》三纲探究儒家修养的三重人生境界,并从朱熹、王阳明等对三纲和三重境界的修为程序的不同理解中,初步探讨达到三重人生境界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致;诚意
《大学》原是西汉戴圣所整理的《礼记》之第四十二篇,约成书于秦汉之际,是秦汉儒家学说的总括性著作。
其作者,后人多以为是曾子,或以此书是曾子及其弟子讲论学习之道的记述。
后有朱熹补传,重新编序,别为章节,并将其新编之《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并集为“四书”。
从此,《大学》渐为儒家经典,且作为理学家讲政治和哲学的基本原则、对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有不同的影响,而且成为历朝科举举子必读科目。
它篇目虽短,但作为“初学入德之门”,“言简而意丰,指近而寓远,亦不失为儒籍之瑰宝,国学之鸿篇”。
而且,它不仅从理论上指明了儒家文化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将“行”纳入其中,使它成为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过程。
一、《大学》三纲及其三重修学境界
大学,大人之学,区别于学习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洒扫应对进退之礼的“小学”。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以教人之法也”。
《大学》要领,自南宋以来,习惯多持“三纲八目”之说,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
三纲以“止于至善”为核心,总揽“明明德”、“亲民”二子纲;二子纲下统八目。
八目之中,前四目以“修身”为核心,为内明之学养,即“明明德”;后四目重心则在于“亲民”。
如此,三纲八目便为士人规划了求学上进的路子,规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然而自古儒家修学亦即修身。
大学之学,即学习做人之学,人生之学。
《大学》开篇即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以上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明确提出何谓之“大学之道”;第二部分指出得到“大学之道”的八个步骤及其中关联;第三部分强调修身及知本。
然而,如上所述,大学之学,其修学与修德、修身是合一的。
《大学》之中的一个隐含前提即是,学与行是并行合一的,学与德也是并行合一的;大学之道亦是修身之道,大学修学的层次亦是修身的层次,——因此,《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谈其修学的境界层次,亦即谈历来儒家修养的人生境界层次。
大学,即有关人的修齐治平之道。
大学之为学,学的即是此道。
道,理则,意同“兵者,诡道也”,医道、天道之“道”。
《大学》教人从内做起,然后推及外,至修齐治平以至止于至善。
梁漱溟曾概括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基本精神的”,其中“自为”即指人由内至外的一个过程。
《大学》作为儒家思想之精华,充分体现了儒家对人学的深切关注。
它不仅教人学知,更是教人做人;在纲领中,便已经提出人生的修学境界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三纲,正是说明了人生由内而外涵养修学的三个层次: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而止于至善的境界,正是《大学》所规定的儒家人士的最高境界,而且只有经过明明德和亲民的层次,才可能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顶峰。
郑玄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其一也。
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是其二也。
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于处于至善之行,此其三也。
大学之道,在于此三事矣。
”
二、人生修学之第一境界:
明明德
此《大学》教人修身为学之第一步也。
(一)“明明德”之涵义
《大学》开篇第一句,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意,首个“明”字是动词,光明、显明、发扬光大的意思,第二个“明”则是形容词,修饰“德”字。
明明德,即光明“明德”。
“德”,在古代最初指“得”,“德者,得也”,指达到某种目的。
《大学》一书,约成于秦汉之际,因此理解原本《大学》中“德”所表达的涵义,只能从《大学》本身,或者秦汉之前的文献中有关“德”的论述中寻求答案。
《大学》之前的文献中提到的“德”,如《易经·易传》:
“是以明于天道,而察于民之故。
是兴神物而前民用。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
《尚书·皋陶谟》“行有九德”: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
《尚书·洪范》中“九畴”,其第六:
“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
《论语》更是将诸德兼涵而提升为“仁”,并对“仁”的这个意义作了许多描述:
“刚、毅、木、讷,近仁。
”
“温、良、恭、俭、让。
”
……
这些“德”的总和与提升便可以理解为“盛德”,亦可为“明德”。
《大学》中引言:
康诰曰:
“克明德。
”
帝典曰:
“克明峻德。
”
又曰: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
由此可微觑“明德”之意即“盛德”、“峻德”。
《易经》也多次提到“盛德”,皆此义:
“日新之谓盛德。
”
“显诸人,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
对于“明明德”,郑玄云:
“明明德,谓显明至其德也。
”朱子以为明明德需要“日新”、“存心”。
王守仁则将“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谓之为“明德”。
简单说,所明之德的主要宗旨其实就是把人内在的美好人格、德性最大限度彰显出来。
此即儒家人生修学之最初层次:
内明。
(二)诚意慎独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欲达到内明,需要一系列修养工夫。
而慎独诚意,正是儒家修身养心的基础,也是儒家修养人生境界第一层次的核心。
诚,信也(《说文》),敬也(《广雅》),纯也、无伪也、真实也(《增韵》)。
儒家的一贯思想里,“诚”,实在可以作为一个人修学成人的基础要求。
诚意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德润身,即是诚中行外。
”不诚于中,枉饰于外,甚至“一言偾事”,作恶无端,此乃小人。
既然“诚”,便要不自欺,“一掩一著,不容自昧,反之心而自知,此即诚意之源头。
”人审视自己,如见肺肝,掩恶著善而何益?
君子意诚守道,故能正其心,修其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一人定国”。
人要达到诚意,必须有慎独之德。
古人以为慎独则心安,慎独则心泰。
能达到什么样的德行高度不重要,慎独之德,重要的是时时事事以求诚、时时事事严于律己的态度。
君子尤慎重对待独处时自己的思与行。
君子时时反省,遏制和摒除自己有违道德和良知的欲念以及行为,将光明充沛的道义伴随主体,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达到儒家的自由。
他不仅重视内在的心灵觉悟,更重视把它贯穿于实实在在的行动。
只有言、心、意、情、行合一,才是真的诚意自觉,才是真正具有慎独之德。
“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大学》亦引曾子之言,云: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
一个“诚”字贯穿于明明德修养工夫始终,是所有的明明德工夫必须坚守的态度。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然则“至诚无息”,作为一个人,只需要时时事事努力守住此根本态度,就像悉心涵养一粒种子,渐渐发芽成长,终于蔚然成荫。
(三)“明明德”之修为功夫
儒家“明明德”的工夫,具体说来,需要四个程序,即八目之前四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对于这四个步骤,后来人的理解和重视点也是不一样的,而尤以宋明理学和心学最为典型。
四目之中,程朱最重“格物致知”,日新存心以明德;而王阳明则将诚意当做第一要务。
朱熹要求把一切格致之功最终归结到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道德境界,这境界只有物格知至,心与理一才能达到。
阳明哲学则说明了修为步骤的格致诚正各部分间的联系,也阐明了人生修为的层次:
由己及人以至于天地之间,相应依次为明德、亲民、止至善而“备矣”。
具体说来,朱子在进行修养工夫上特别重视格致工夫。
他整理《大学》一书时,还专门补论“格物致知”一章。
格物具体方法和程序上,他承袭并强调程颐所说的“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此亦朱熹格物思想的核心。
他的“致知”,只是通过考究物理而在主观上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
不能否认,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真善一致。
在他的体系中,格物穷理既是明善的基本途径,也是求知的根本方法。
他要求把一切格致之功最终归结到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道德境界上去。
这便是朱熹哲学里欲“明明德”的修为程序。
王阳明的观点异于朱熹,他更重视诚意。
他也说要格致,但他理解的格物在于对诚意正心的重视上。
他认为“致知”即“致良知”,而“致良知”即“彻根彻底不使一善之念潜伏胸中”。
故王阳明之重视格物,莫若称为重视“格心”。
而“格心”又围绕“诚意”“正心”四字展开。
对于“诚意”王阳明有两种表述:
一种是“着实用意”,一种是“戒惧慎独”。
专一于真切为善之志,从此戒慎,从独知处下工夫,久而自见意诚的境界。
意诚了,自然心正,心正则自然认识“知行合一”的本体。
识得此体,自会悟到自己的良知。
致良知,方能明己之明德。
这是王阳明明其明德之路。
朱、王二人具体修为路径和工夫着意点不同,朱重格致,而王正抓住了《大学》思想中“诚意慎独”这个关键。
可是,无论哪一条修养路径,总是殊途同归。
如同几个登山员,出发点总是在山脚下,所期望的终点总是在山头;至于登山路径,则不尽相同。
修身的目的,也总是教人明其明德,教人求知臻善;至于修身的工夫,便仁者见仁了。
三、人生修学之第二境界:
亲民
此《大学》教人修身为学之第二步也。
(一)“亲民”之涵义
亲民之义,仍以宋明理心两派思想为代表,朱子将“亲”训之为“新”,意为使天下人革旧更新。
王守仁以为“明明德”是亲民、修己而安百姓的意思。
而无论怎么解释,其涵义都离不开一点:
“亲民”要求人的修养由内心世界和个人向外在世界和社会的延伸。
它是一种政治上的人格行为要求。
这样的学习,同时也是关于政治伦理的哲学,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是西方哲学中所没有的。
儒家着眼于现实世界,积极改造世界,希望立言立功;这也是孔孟之道推己及人的一贯要求。
“子曰:
……知斯三者(知,仁,勇),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于是,在儒家一贯的思想中,内明的人格延伸至外用便成为必然而且自然。
故君子者,于内明则“先慎乎德”,“必慎其独”、“必诚其意”;于外用,则“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二)外用之行
《大学》中,大可将“明明德”作为内明之“知”,将“亲民”作为实践其外用之“行”。
自古知行关系颇有争论,至于涉及到修为工夫路径,更是智者见智。
如宋明思想家中,推崇真善一致的程朱一派以为先明义理,然后才能使行为有准则而合于义理,否则就如盲人走路,道德实践上盲目。
反映到由内明到外用上,那就是必须先内明明德,才能外用亲民。
内明是外用之基础,亲民重于明德之知,外用的力行才是知之至,外用与内明由此互发。
故明德作为内明之知,必亦有相应觉悟之行,才算知之至;亲民作为外用之行,也必须先有明德之知,日新、存心之知,有对亲民的悟识。
否则,无“知”不成“行”,明明德之后,也无从谈及亲民。
王阳明则用“知行本体”代替真知行,提出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觉识上的知行合一,一个是行动上的知行合一。
反映到由内明到外用上便是:
内明之明德本来存于人之心中,对自己内心的“明德”有了觉识,是第一层“知行合一”;而明明德之觉识,必须合于相应的行为,这是第二层知行合一。
而后一种,是更重要的知行合一。
因此,外用之行,必须有明明德的觉识之知相应,才是真行真知。
总之,有学同时必有行,而不是先学先悟而后行,这样的修学才是真修学,这样的修身才是真修身。
于此,亲民的修为方得以真正的实现。
综观各家阐述,如同第一层明明德的修养工夫一样,在第二层外用的修学工夫里,从内明的“明明德”出发,其修养路径和着力点如何不同,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实现亲民的修为,治理天下,教化万民,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
(三)君子之道
儒家既将价值体现定位为政治作为的“亲民”,又将它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毫无疑问,“亲民”主要体现于一个人在政治领域上的作为。
中国传统以来各家思想都有其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负,道家倡“无为而治”,重视自然而然;法家尚术、尚权、尚势;墨家欲世间“兼爱”、“非攻”。
而儒家“学而优则仕”,希望积极入世而不溺于世,倡仁政以行天下,爱民而安百姓,成为有能力使国家大治的王者一样的人(强调的是一个人具有王者的能力和境界,而不是要他必须真的做王者),以此作为自己修学的更高目标。
1.君子之本
《大学》篇中,君子之知,最重要的是知本。
君子之本者,为修身,为民志,为德。
《大学》曰: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知本,才是“知之至也”。
知至,则近道而明明德,而亲民,而止于至善矣。
不知本,本乱末治,则如缘木求鱼,“否矣”。
不知修身之本,“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
不知民志为本,则或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或“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亦无如之何矣”。
不知德本财末而倒置之,则“外本内末,争民施夺,财聚则民散”。
如此,则何来至善?
故君子必知本。
君子知本,故君子必“大畏民志”;必具五德:
仁、敬、孝、慈、信。
君子之五德者,“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子者,止于孝;为父者,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小人往往言悖出而悖入,货悖入而悖出,不保子孙黎民,长国家而务财用,最终招致灾害。
君子则“能爱人,能恶人”,见贤则举,举而使先;见恶而退,退而能远。
君子不拂民之性,不会“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
他总以义为利,以国为家,其举动皆称贤,亲民安人,万民感戴,带来世风和平。
2.平天下
凡平天下者必重教化,而教化首重德化。
《大学》之第二修学层次——亲民,其最高点便是平天下,其次治国,其次齐家,最低要求则是修身;而修身,则须明明德。
大人之学的大学,其对象首先是每一个个人,最终却惠及天下人,达到天下大治。
即使将明德光明于天下的理想君子也不例外,也是从普通人修学修身,由己及人渐进而至。
因此,大学之道既是为政者平天下的个人修学修身路径,也是德化万民的一条路径。
由一己的明明德之内明,渐次向外,由一人而至一家,一国,乃至平天下,这条实现亲民的基本路线,正好成为一个由一己之德化而德化人民,以至于天下大治的教化范本。
既然“美教化,移风俗”,天下大同,是儒家学士的共同政治理想,《大学》又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宏博广大而又细致入微的理想范本;那么自然而必然地,《大学》成了天下万民的必读之书,修学之纲。
3.絜矩之道
君子所行,合乎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忠恕之心,湛湛可知。
“
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诸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德如“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的君子,行如此宏博广大光明之道,必谨慎忠信以保之。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得、保君子之道,亦得、保求大学之道,亦是得、保修身为人平治天下之道,此三者皆相通。
四、人生修学之最高境界:
止于至善
王守仁曰:
“修身,着其用也。
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盖“止于至善”,即“以言乎天地之间”之“备矣”者也。
因此,“止于至善”用今天的话讲,大概可称为人生修为的最高境界。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此吧。
它要求“于其所成就的人不仅仅在于一般的‘善’,而是在于要最终达到‘最高的善’——将人性本有的‘明德’展示出来而使人心远离私欲污染,对事物体察入微并葆有心灵‘知止’之定,这标示着作为大学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要求人超越一般的自我之善,而成为至善之人。
”
这种至善境界之人,其作为必然达到亲民最高层次的“平天下”,其内心之明德也必然光明充沛于天下。
如果一个人达到了这个层次,他便进入了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在冯友兰那里,成为“道德境界”。
这个境界里的人,不仅意识到自己的作为,而且知道自己作为的道德意义。
他时刻以道德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分量。
《大学》里提到的儒家奉为最高修为层次的“至善”,大概也是指这种境界里的最高层次。
(一)“止”
“止于至善”者,关键在于“止”。
知“止”,则“知之至也”。
止,即达到。
它首先是一种定位,定位于人们达到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这种境界的状态。
“止于至善”的“止”的状态,内表现为彻悟之后的心平而安,外则表现为在社会中有一个准确的自我定位,并在社会对这个定位的规范期望以及自我对这个角色规范的自我觉悟下,做好这个定位上的事,这便是达到了“至善”、“盛德”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个境界层次的“亲民”的要求,便可以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同时承担不同的角色。
而每个人扮演的不同角色,都有一个道德上的“止”的要求,《大学》曰: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子者,止于孝;为父者,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
故无论一个人什么职务和地位,只要他觉识和行为两方面都符合这种“止”的状态,他就是达到至善境界的人。
达到这个境界,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二)“至善”
《大学》曰:
“道盛德至善。
”
对“至善”的论述,《大学》主要着眼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现今学科分类角度说,即落脚在伦理学和社会学的领域。
其实,“至善”和“盛德”是涵义相通的两个词语。
对至善,王守仁还这样描述: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
至善之发现,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
”朱熹在补格致传中说,“……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似乎“至乎其极”是最高要求,较之于王所述,过于抽象。
在这个意思上,中西思想界有惊人的相似。
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中认为,人的最高德即至善,是人人追求的美德;最高德是行为达到中道,做到中道的至善,人们将获得幸福;而幸福,则是一种持久快乐、完满而不匮乏的人生状态。
他说的“中道”,大致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庸”,他所说的“幸福”,也大致相当于“止于至善”的“止”的状态。
实际上,“止于至善”宜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内心的觉悟,一是行为的效果。
这两方面的涵义又同时体现在每个修养层次上:
一层次的内明之“明明德”以及二层次的外用之“亲民”。
即每一个层次都要达到觉识和行动合一的要求。
在实现止于至善的具体程序上,朱、王分别在修为“明明德”和“亲民”时已采取不同的道路,见前述。
朱、王之异外,今有学者如南怀瑾等于八目外亦强调“七证”,即《大学》开篇提出的“知”“止”“定”“静”“安”“虑”“得”七字。
无论如何理解和阐释,总是殊途同归。
无论采取那一条修为路径,只要工夫到了最高境界,达到“止”的状态,便都近乎至善了。
五、《大学》之德化
综观《大学》全文,尤其它通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的论述,对人生之路加以引导;以及通过对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等的论述,从而对社会规范进行界定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大学》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代表,走了一条和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道路。
特别是在古代作这样的“至善”人生最高修为层次,提出觉识和行为上的要求,就给每一个人以及他所承担的每一个角色,作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相对恰当的定位,就给每个人提供了比较符合当时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行为规范,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一个社会中,不论采取怎样的治理方式,统治者都要为人们提供比较合乎社会发展的行为规范,都要人们在这个规范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才能秩序井然。
《大学》正是给人们界定了明确的社会规范,为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从这一点说,它对今人仍有启发。
社会主义条件下,新人不必以儒家三纲五常以新社会的规范标准,然亦应有比较明确和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和行为准则,这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以《大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教化以德化为基础,德化又以教育为平台,教育则分为“小学”和“大学”。
大学之道中,修学为人——亦即德化——的最高境界便是“止于至善”。
传统的这种教育思路,无疑有其绵长延续的道理;这种教育体系,对当今教育无疑有很大启发。
《大学》三纲所透露的三重精神境界,对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都给了很好的启迪。
读好《大学》,无疑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致谢
三年来,本论文是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张振芳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张振芳老师作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具有丰富的中国哲学专业知识和授课经验,在整个论文实验和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和帮助,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严格要求,认真修改,引导我不断开阔思路,为我答疑解惑,鼓励我大胆创新,使我在这一段宝贵的时光中,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锻炼了心态,又培养了良好的学术习惯和钻研精神。
在此,我向我的指导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另外还有张金兰老师,在写作过程中也给予无私指导和帮助。
还有法政学院的各位领导,是他们为学生请了这么好的导师,三年来也不断督促学生进步,营造了良好氛围。
盛乐校区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感谢内蒙古师范大学为我创造诸多良好的人文和环境因素,使我这篇论文得以顺利成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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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礼记正义》.珍倣宋版印.中华书局聚.郑氏注,孔颖达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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