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效率改进论纲超边际经济学之应用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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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效率改进论纲超边际经济学之应用研究

小农经济效率改进论纲：

超边际经济学之应用研究*

向国成

（湘潭，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411201）

摘要：

本文阐述“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出路在于分工发展”这一论题，以分工为核心范畴，以分工演化为主线，在城乡统筹中，在分工的专业化、多样化、迂回化和组织化的统一中求解中国小农经济的效率改进，探讨中国小农经济“小而有效”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小农经济效率改进分工超边际经济学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评价

1、对世界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研究。

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研究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到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展。

熊彼特提出了对小农经济效率改进也适用的企业家创新发展理论。

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发展论，拉尼斯和费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和城市的互动过程，认为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与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直至二元经济的最终消失。

舒尔茨则在继承熊彼特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理性小农与生产要素现代改进论，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不存在剩余劳动，仅仅局限于传统农业内部现存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对改进小农经济效率是徒劳的。

因为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潜力已发掘殆尽。

因此，他认为，改进小农经济效率需要改造传统生产要素，除需要引入化肥、机器、农药等现代生产要素外，更要重视人力资本在小农经济效率改进中的作用。

与这些研究视野不同，与战后模型倾向是把资本和技术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决定因素不同，缪尔达尔经过10年对南亚地区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制度改进论，主张进行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租佃制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平等的如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等社会改革。

速水佑茨郎和拉坦提出了具有一定综合性的技术与制度诱导发展论。

他们把各国农业生产与资源利用的变化规律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他们把与环境和经济条件相一致的技术开发能力作为说明各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唯一最重要的变量，对43个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分析，核心思想是技术和体制的变化是由反映产品需求、初始资源条件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关的资源积累等各种经济力量诱导的。

此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准则的影响，在小农经济效率改进上农户规模经济论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2、对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小农经济进行了以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为主要特征的集体经济改造。

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实行了家庭承包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向小农生产方式的复归。

这既具有积极意义，但最终又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逐步形成了“农业外”与“农业内”有机结合的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如，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用工业反哺农业等就属于农业外主张；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民权利、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调整农产品结构、增强农业科技投入、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就属于农业内主张；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内与农业外有机结合的典型组织形式。

3、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还存在三个基本问题：

（1）中央提出实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恰恰说明过去城乡发展还不协调，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三农”。

实践中缺乏统筹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理论缺乏统一性，说明理论研究还没有达到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围绕一定的核心范畴和红线就能够把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体系中的程度。

因此，理论研究应该找到既能把小农经济效率改进所涉及的主要问题逻辑地串联起来，又有利于从城乡统筹发展中寻找小农经济效率改进路径的范畴。

我认为分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范畴。

（2）受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支配，立足于农户规模经济求解小农经济效率改进是许多理论研究者所倡导的。

然而，由于人地矛盾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必然兼顾，使农户土地规模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程度在中国不具备普遍的实践可行性。

因此，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寻找新的立足点，而且它应该与第一个问题具有逻辑上的内洽性。

我认为包含规模要求的专业化与分工经济可能是一个比纯规模经济更恰当的立足点。

如果理论上只有规模经济，而现实又没有提供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时，似乎就没有其他出路了。

而分工经济是专业化经济、多样化经济、迂回化经济的统一，在理论和实践中可以为我们提供改进效率的多条路径。

（3）组织结构的变革与重新构造是促进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重要内容。

然而，组织结构本质上是分工问题，分工对于经济主体来说首先面临着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选择。

要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处理这一问题，需要求角点解，这时边际分析方法就不够用了，进而不能有效地分析与角点解有关的组织结构演化问题，这需要超边际分析来弥补。

二、论题假说与理论工具

本文提出“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出路在于分工发展”这一论题，基本依据是分工与报酬递增思想、美国及日本农业分工的发展。

1、分工与报酬递增思想的发展。

斯密说：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李嘉图提出了国家间改进效率的相对优势分工原则。

马克思强调分工组织的协作生产力。

马歇尔以代表性企业为对象，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方面，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企业经营职能三个层次的工业组织形式上分析了分工对报酬递增的积极作用。

马歇尔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占居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报酬递减”作为分析工具笼罩着经济学的天空，报酬递增思想给人以日暮穷途、黯然落幕之感。

尽管如此，“报酬递增”有如星星之火，在主流经济学的天空下仍依稀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报酬递增”概念。

这一思想早已体现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强调企业家创新对实现“历史的报酬递增”的意义。

1928年，阿林.杨格发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认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迂回生产方式是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形式。

舒尔茨（1961）发表《人力资本投资》一文，拉开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序幕；阿罗（1962）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弹奏了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序曲；到20世纪80年代，罗默（1986）发表《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卢卡斯（1988）发表《论经济发展机制》，标志着以报酬递增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再度崛起。

追溯报酬递增思想史，分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实现中国小农经济报酬递增，不妨从分工这一视角来分析。

2、美国及日本农业分工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专业化、迂回化、组织化等方面来了解美国及日本农业分工的发展状况。

美国农业分工发展表现：

在地区专业化上，1860-1897年间形成了玉米区、棉花区、乳品区、小麦区、放牧区、划木区、烟叶区、综合农业区、海湾沿岸区及其他等十大生产区。

在职能专业化上，有专门从事农田耕作的农耕公司，代为撒药防虫的服务公司，代为收获作物的收割公司，承包家畜防役治病的兽医公司等，这几乎是工业分工日趋细密历史过程在农业中的重演。

在生产迂回化上，到60年代中期，全国平均每个农场拥有1.4台拖拉机，0.9辆卡车和1辆以上的汽车，大田作物和供加工用水果蔬菜的主要农作环节都实现了机械作业。

1940年，美国商用性肥料施用量936万吨，1977年增加到5162万吨以上。

化肥和农药的质量在不断提高，1950年，美国所施化肥的氮、磷、钾含量分别为6.08%、10.37%、6.79%，1982年，分别达到23.58%、10.26%、11.95%。

计算机直接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在农业自动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农户兼业化上，1980年，年销售额低于5000美元的农场，其农场外收入占农场收入的比重为108.9%；年销售额为5000-9999美元的农场为105.4%；10000-19999美元的农场为106.1%；20000-39999美元的农场为96.7%；40000-99999美元的农场为59.4%；甚至年销售额在100000-249999美元的农场，其兼业收入也达到26.6%，年销售额在250000-499999美元的农场为13.6%，年销售额在5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为3.7%。

美国农业具有大规模生产的特点，人们会认为美国农业分工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农业应该走深化分工水平的道路。

日本与中国有相似的人地约束条件，但是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965到1995年间取得了年平均5.1%的增长速度，几乎与制造业（5.5%）相当。

日本农业分工发展表现：

在农户兼业化上，从兼业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比例来看，1965年为50%，1979年为68%，1999年为60%；从农户兼业来看，在20世纪40年代前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到80年代中期则在80%以上，其中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发展突出，从1941年的21.2%上升到1984年的71.1%。

在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上，由于农户数量减少，使户均耕地从1960的1.00公顷增加到1995年达到1.46公顷。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反映了专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生产迂回化上，农业资本集约度大大提高，每10小时装备的固定资本由1960年的825日元提高到1990年的18201日元，每10公顷装备的固定资本由1960年的33.4千日元提高到1990年的244.2千日元，农机资本与固定资本的比例由1960年的17.6%上升到1990年的33.6%。

在农业组织化上，日本农业协同组织通过合作建立起共同销售、共同采购和信贷、保险三大部门，把过去由农民分散进行的销售、采购等职能集中起来，使农民更专业于生产环节。

到1980年日本的“综合农协”有4528个，“专业农协”有5191个，参加农协的农户有466.1万户，会员788.5万人。

日本农民所用化肥的90%、农业机械的50%、农药的70%、农膜的65%、饲料的40%都由农协提供；农户大米、小麦的90%、水果蔬菜的50%由农协销售；日本农民借款中60%由农协提供。

美国和日本农业分工的成功发展说明无论人地矛盾尖锐与否，都可以走深化分工的发展道路。

3、理论工具的选择。

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超边际经济学具有如下特征：

用专业化经济与分工经济概念表征生产条件，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处理报酬递增问题；假定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既研究组织结构问题，也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交易费用对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个人最优决策总是角点解，超边际分析是基本方法。

在超边际经济学中分工是个人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

概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分工为核心范畴，以分工演化为主线，以报酬递增和超边际分析为主要特征，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在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等一系列两难冲突的折衷中形成的一个经济学体系。

当我们探讨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分工出路时，超边际经济学自然成为首先的理论工具，也就是以分工为核心范畴，以分工演化为主线，在城乡统筹中，在分工的专业化、多样化、迂回化和组织化的统一中求解中国小农经济的效率改进，探讨中国小农经济“小而有效”的发展道路。

以下按照放松约束条件及效率改进的逻辑进程来阐述。

三、非农分工与放松约束

1、转移劳动力与非农分工。

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我国农业与农民分工水平提高。

人多地少一方面导致从事农业的农民达不到专业化水平所要求的土地经营规模，另一方面制约了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机械工具的使用，从而制约了生产迂回化的发展。

而专业化和生产迂回化水平低导致农民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低，限制了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制约农民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多样化的发展。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也与此密切关系。

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促进我国农业与农民分工水平提高和效率改进的重要条件。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质上是就业问题，而就业是要找到和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分工位置。

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需要依靠非农产业的分工发展。

2、分工在就业上的两难冲突。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依靠非农产业的分工发展，而分工在就业上面临着两难冲突。

从专业化来看，一方面，专业化水平提高，意味着过去一项由3人完成的工作，现在1个人也许就足够了，从而对就业产生排挤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水平提高，既产生对自己所弃专业的市场需求，又导致收入水平增加，使需求总量扩大。

市场需求扩大有利于生产规模扩大，从而扩大就业量。

从生产迂回化来看，一方面机器替代工人会产生排挤工人的效应；另一方面，机器的使用又会导致市场扩大，老部门将得到发展，新部门会应运而生，从而产生吸纳工人的效应。

马克思曾有条件的指出，随着总资本增加，资本有机构成若不变，“尽管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厂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

从专业多样化来看，如果给定某个时点的专业数，此后新专业不断增加，在就业上同样面临着两难冲突。

从新专业与旧专业的关系来看，可把新专业划分为替代性新专业、互补性新专业、延展性新专业、支持性新专业、无关性新专业。

其中互补性、延展性、支持性、无关性的新专业都有利于扩大就业容量，但替代性新专业是否能扩大就业容量取决于：

（1）新专业的技术性质，是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

（2）新专业的市场需求规模；（3）新专业所带动的新产业链个数与长度；（4）转岗成本的高低。

3、非农产业的分工发展与组织。

由于分工发展在就业上存在两难冲突，因此需要解决好产业发展、产业组织及个人产业选择问题。

在产业发展上需要处理好产业升级与产业扩容问题。

产业升级可以看作是现有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进而知识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从分工来看，这是生产迂回化和替代性新专业的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能否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相应素质结构的劳动者来支撑。

产业扩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有专业生产规模扩大，二是新专业即专业多样化发展。

就现有专业生产规模扩大而言，最终取决于市场规模扩大，而市场规模扩大最终又受制于分工水平。

提高分工水平，需要提高交易效率（包括扩大市场范围）。

所以，产业扩容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交易效率问题。

不仅如此，随着交易效率提高，市场范围扩大，地区间和国家间分工将深化，对一个地区或国家而言，现有专业规模真正能够扩大的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而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反而会萎缩。

所以，产业扩容只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规模扩大，也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纯粹有利于吸收剩余劳动力。

当然，解决这个矛盾还可以依靠产业扩容的第二个方面，即新专业发展，通过新专业来吸收萎缩专业释放的劳动力。

而新专业发展在产权等基本制度有保障的前提下取决于人的创新能力，这又是人的素质问题。

所以，要使产业升级与产业扩容真正有利于转移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教育需先行，另一方面交易效率要提高。

非农产业发展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时又通过占用农村土地加速剩余劳动力产生，这是一个两难冲突，所以需要研究产业发展时的组织问题。

使非农产业发展时能够节约土地，在产业组织上无疑须走产业集群的道路。

问题在于产业集群既可是土地粗放式的，也可是土地集约式的。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实际走了一条土地粗放式的道路，大量科技园区的疯狂圈地是一种典型形式。

而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实际享有对土地的垄断权（无论在法律上土地国有还是土地集体所有）。

当这种权利服从官员政绩追求，甚至被用来寻租的时候，土地的市场价值就会低估，导致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土地。

改革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权，让土地市场价值得到真实反应，使产业集群走上土地集约式发展道路是最大限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

在个人产业选择上，超边际经济学利用四种产品的非线性模型，演化了从自给自足结构到有城市的完全分工结构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一些重要结论：

非土地密集型工业品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分工是城市出现的充分条件；分工演进过程中会产生城市居民的专业化与生产力水平、人均商业化收入水平及商业化程度都比农村居民高的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经济结构；只要交易效率能得到不断改进，保障人民有自由择业和自由迁移的权利，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会为完全分工所取代，城乡差别终将消失。

相反，如果存在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它首先会改变城乡劳动力的比例关系，进而影响城乡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最终导致城乡人均真实收入的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通过非农产业发展来最大限度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抓住如下关键环节：

（1）把优先发展教育摆在重要战略位置，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满足产业升级及专业多样化发展的需要；

（2）通过完善网络性基础设施和市场制度提高交易效率，深化分工水平，扩大市场范围与市场需求容量，促进产业扩容；（3）改革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权，土地市场化，使产业发展走土地集约式的产业集群道路；（4）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户籍制度，消除对农民的歧视政策，降低农民进城的交易成本，为农民进入城镇创造平等条件。

四、农业专业化与效率改进。

1、专业化经济。

当个人从事的专业种数减少时，我们说他的专业化水平在提高。

如果一个生产一种特定产品的人的边际（或平均）劳动生产率随着其生产该产品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则有专业化经济。

专业化经济来自熟能生巧和个人在特定专业中的经验积累，它不同于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可以通过将工人集中在一起而得到，即使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化的，这样就导致忽视企业内部组织的意义。

2、农业专业化发展。

改革以来农业专业化发展主要表现为促进家庭内专业化的农户兼业化、促进农户间职能专业化的农业产业化及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

农户家庭内专业化。

农户兼业化首先是家庭内专业化的发展，家庭部分成员外出兼业在家庭承包土地一定的前提下扩大了家庭成员中继续从事农业者的土地经营规模，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专业化程度。

其次，从家庭层面来看，农户从事的专业既有农业，也有非农业，专业多样化程度得到扩充。

所以，农户兼业化是家庭成员个体的专业化与家庭整体的专业多样化的统一。

我认为这是在我国人地矛盾比较尖锐、效率与公平必然兼顾的约束下形成的农户家庭内分工的均衡形态。

李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对外出劳动力户和非外出劳动力户的收入函数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同样是非外出劳动力，他们在外出劳动力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要高于他们在非外出劳动力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

这一发现说明，外出劳动力不仅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且他们的转移还会对家庭中其他继续务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率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这正是专业化与分工对效率改进的证明。

农户间职能专业化。

农业产业化对我国小农经济效率的改进作用是无用置疑的，但对它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明确。

农户经济活动分可为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两大类。

农业生产仅指动植物种养业的日常生产与管理；把决定种养什么以及农产品销售、加工、服务等产前、产后活动都视为农业经营。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甚至在今天许多落后、偏僻的乡村，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都由单个农户自己来承担，这是历史的起点。

1978年施行家庭承包制可近视为向这一历史起点的回归。

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发展，农户生产职能与经营职能开始分化，出现了职能的专业化与分工，这正是农业产业化的起点。

职能专业化所产生的分工经济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济动力。

而农户职能之所以能够分工，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交易效率的提高。

农业区域专业化。

改革以来我国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林牧渔区域专业化发展趋势增强。

安晓宁和姜洁利用产量比较优势指数和区域专业化程度指数分别对小麦、玉米和水稻在1979-1995年16年间的区域比较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

小麦产量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晋陕区、西北区和华北区，玉米产量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西北区、晋陕区、东北区和华北区，水稻产量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西北区、晋陕区、西南区、华北区和东北区。

棉花、花生、油菜、甘蔗、甜菜和烟叶等主要经济作物也依据各地区比较优势逐步形成了区域专业化布局。

陈宗胜利用1982-1992的数据依据专门化率和集中系数研究了12省林牧渔区域专业化的发展，从1982年到1992年，林牧渔三大农业部门，除牧业部门的专门化率为0.99，其他部门的专门化率都大于1，12省区区际贸易的输入和输出依存度平均接近或超过40%。

3、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今天，历经了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比较优势转变、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超边际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杨小凯等认为“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

这就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可能定理。

“不可能定理”的实践意义在于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

如果说外生比较优势是要求我们如何适应环境的话，那么，内生比较优势则是强调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说外生比较优势是静态的，那么，内生比较优势则是动态的，能够起到转化比较优势的作用。

“不可能定理”意味着：

（1）一个经济主体可能在某产品上的外生比较优势处于不利地位，但只要内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足够高，它仍然可以选择生产该产品。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以色列的农业。

（2）在多个国家或地区（两个以上）的竞争中，即使一国或地区具有某种禀赋优势，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能形成内生比较优势，交易效率也很低，它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

（3）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综合比较优势程度。

一些中部省份说自己是农业大省，而不是农业强省，那是因为具有比较好的气候、水资源、土壤等自然条件，依靠外生比较优势形成了大省，但又因为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加工能力较弱，交易效率较低，没有因培育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而变成强省。

以江西为例，规模以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产值之比1998、1999、2000年分别是0.30、0.31、0.32，而同期同口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0.75、0.77、0.85。

江西规模以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加工能力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0%。

所以，江西农业上的外生比较优势由于缺乏内生比较优势支撑而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因此，在经济发展上，不仅要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产品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农产品竞争必然更加激烈，今后在外生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内生比较优势将日益发挥主导作用。

为了发挥综合比较优势的调节作用，促进专业化水平提高，从生产来看，在土地制度上需要继续保持家庭承包制的稳定性，并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从需求来看，要消除农产品的地区与国际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五、农业多样化与效率改进。

1、多样化经济。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消费多样化经济，由于消费品种类的增加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二是从企业范围来看由于多产品生产带来的总成本节约，即所谓范围经济；三是从宏观来看，由于产品种类增加，使更多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而获得的效率改进。

杨小凯和史鹤凌在CES函数中同时引入专业化经济、交易费用、消费多样化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管理费用，通过这些因素之间的两难冲突内生产品种类数，认为随着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人们将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专业化水平和不同专业产品种类数会同时改善。

利用他们的模型，可以直接分析相对农民人数而增加的农业专业多样化在提高农民分工及真实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一般意义。

通过对3个人生产2种产品（3×2）和3个人生产3种产品（3×3）的分工结构进行超边际比较分析，得到两个结论：

（1）给定农民人数，且交易效率足够高，增加农产品种类有利于提高参与分工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

（2）给定农产品种类数，且交易效率足够高，通过非农专业的发展减少农民人数有利于把未参与分工的农民纳入分工体系，提高他们的真实收入水平